赵充国是西汉中期著名军事统帅与杰出战略家，生于公元前137年，卒于公元前52年，字翁孙，上邽(今甘肃天水)人，他自幼生长于边郡，身上洋溢着尚武精神并嗜读兵书战策，早年曾为普通的骑士，后因“善骑射”而被入选为羽林军。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他以假司马之职跟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兵出酒泉进击匈奴右贤王，因军功晋升车骑将军长史并拜为中郎，在军事上开始崭露头角。

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以大将军护军都尉的身份随军出征，平定武都地区的氐人反叛，晋升为中郎将。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上谷郡边防屯戍后，他奉调回长安，担任水衡都尉一职，负责管理皇家池苑、税收与铸钱事务，开始进入朝廷权力中枢。不久，他又领兵征伐匈奴，擒获匈奴西祁王，凯旋班师，得以升任负责西北边防的后将军，同时继续兼任水衡都尉，本始元年(前73年)正月，因拥立汉宣帝有功而被赐封为营平侯。

神爵元年(前61年)，西羌起兵反汉，年已76岁的赵充国自告奋勇，担任汉军统帅，领兵出征。在平叛过程中，赵充国采取安抚为主、征剿为辅的战略方针，文武并用，恩威兼施，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即平定羌变。次年，赵充国在后将军兼卫尉的岗位上退休致仕，告老还乡。致仕后，赵充国依然关心军国大事，“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甘露二年(前52年)，赵充国以86岁的高龄辞世，被谥为“壮侯”。

赵充国不仅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名将，更是一名深富韬略，睿智杰出的兵学理论家。史载他“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同上)，主持西北边务之后，更能注意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总结作战的经验教训，从而做到了“通知四夷事”，在边防建设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的独到见解。这些见解集中体现在他有关制止羌患，安边抚民、实施屯田的三个奏疏，这三个奏疏，被概括称为《屯田制羌疏》。

《屯田制羌疏》产生的背景，是汉宣帝神爵元年平定羌变之后的战略决策选择的分歧所致。在赵充国正确的政治优抚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指导下，汉军的平乱之举进展十分顺利，很快达成了预期的战略目标，接下来，该怎么办？朝廷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许多大臣主张继续用兵，除恶务尽，对羌人实施犁庭扫穴，大创聚歼，赵充国力排众议，提倡“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同上)，为此，他反复上书皇帝，力陈自己的立场与观点，于是遂有这份《屯田制羌疏》的面世。

通观赵充国的《屯田制羌疏》，其要点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慎战”是从事战争的出发点，上兵伐谋为最佳的战略手段。赵充国的兵学造诣源自于《孙子兵法》，孙子的“慎战”观念与“全胜”战略原则对他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为此，他一再强调“慎战”与“贵谋而贱战”的基本理念，认为“兵者，国之大事”，“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不可不慎”(同上)，既然战争关系到国之安危，军之死生，民之祸福，那么必须高度重视，谨慎对待，切忌好大喜功，穷兵黩武，重蹈当年汉武帝晚年对匈奴战争的覆辙，“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卷六，《昭帝纪》)。为此，他主张战争以计为本，“全胜”至上，“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指出用兵的最高境界是“用谋”，上兵伐谋乃是最佳的战略手段，因为这代价最小，效益最大，后患最少，只有“多算”，算无遗策，才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最终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全胜”战略目标。显而易见，“贵谋”致“全胜”，乃是赵充国提倡“屯田制羌”之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第二，充分阐释“先为不可胜”的立场与军事屯田的意义。从“全胜”战略的层面考虑，赵充国认为这正是“先胜”原则的必有之义。在赵充国看来，《孙子兵法》的相关军事哲理是历久弥新，超越时空的，所谓“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战略上的成功，战争中的取胜，关键在于能够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具体落实到平羌问题上，这原则依然是屡试不爽，即为当时叛羌的情况和边防的全局计，“先胜”的唯一选择，便是适时调整战略方针，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变出兵讨伐为屯田守备，以静制动。其原因，既有战争成本过于沉重巨大的问题，出兵讨伐，其人力物力的耗费至为巨大，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旷日持久，朝廷与广大民众实在承负不起，“难久不解，徭役不息”。同时也有一个战略上陷于二线作战的严重后果，朝廷不免左支右绌，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疲于奔命，具体地说，就是削弱对匈奴、乌桓等族的防御能力：“恐他夷卒有不虞之变”。反之，如果能实行战略中心的转变，改出兵征讨为屯田守卫，则举重若轻，从容主动：“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赵充国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对羌人的“不战而自破之册也”。这样，赵充国就从战略的高度，论证了“屯田”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第三，系统阐述“屯田得十二便”的优点，将“屯田”的战略意义加以理论上的全面论证。其中心观点就是强调，边境屯田，不仅可以节省军费，减少徭役，而且有利于保护当地居民开展正常的经济活动，强化边防的建设，迫使敌人不战而自溃，其价值是全方位的。具体地说，其利益有十二个方面：

1，此举既可“以为武备”，又能“因田致谷”，所谓“威德并行”，一石二鸟。2，能将羌人挤迫到贫瘠荒凉之地，使之因贫困而发生内乱，“以成羌虏相畔之渐”。3，帮助边地民众安心生产，“不失农业”。4，战马一月之食相当于屯田兵士一年之口粮，罢骑兵可节省数额可观的军费开销。5，有利于腾出兵员到前线对敌进行战略威慑，“视羌虏，示威武”，即孙子所谓的“伐交”屈敌。6，屯卒可以利用农闲隙间修缮邮亭，充实金城，完善边防设施。7，可以迫使羌人逃“窜于风寒之地”，而罹“霜露疾疫”之患，减弱战斗力，确保汉军“坐得必胜之道”。8，汉军可得以免受征战死伤之害。9，屯田既不失军威，又不给对手以任何可乘之机。10，屯田手段温和，不会惊动河西之南的大开部、小开部羌人，激起他们的反抗。11，屯田有助于汉室拓展势力，可以利用屯田兵卒修治湟陿中道桥梁，通至鲜水，便于汉军的行动，以控制西域。12，有利于防止不测事件的发生，保持战略上的主动权。总之，赵充国的最终结论十分明确，“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

在中国历史上，赵充国是第一位从战略的高度，系统论述在边地实施军事屯田的战略家，其有关军事屯田的观点，高屋建瓴，切中肯綮，提纲挈领，要言不烦，具有重大的兵学理论价值，在中国兵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其战略思路与策略举措，为后世的政治家、军事家所高度重视，充分借鉴，引以为守边固防之良策。唐代陆贽有言：“《军志》曰：虽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无粟不能守者。故晁错论安边之策，要在积谷；充国破羌之议，先务屯田。”(《陆宣公奏议》卷八)明代的商辂也指出：“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汉赵充国、诸葛亮，晋羊祜，皆已行之，明效大验，著在史册。今日守边之要，莫善于此。”(《边务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十八)这些评述，实可谓是赵充国的异代知音！

——刊发于《北京日报》2026年7月27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