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籍之藏，代有其盛，而以皇家内府之储为最。汉有天禄、石渠，唐有弘文、集贤，宋有崇文、秘阁，至清乾嘉之际，内府藏书之富、校勘之精、装潢之美，臻于极境。有清一代，清高宗（乾隆）命儒臣甄择宫中宋、元、明三代精善之本，专贮昭仁殿，御题匾额曰“天禄琳琅”，琅函缥缃，珠玉毕集，堪称宫廷藏书的巅峰之作。然百余年间，这批珍籍历经火劫、盗散、兵燹，聚散浮沉，命途多舛，其兴衰流变，既是一部典籍传承的沧桑史，亦是近代中国荣辱兴衰的缩影。
皇家善本特藏的设立与编目
清朝入主中原后，接收明朝皇宫中遗存的图书旧籍，康熙、乾隆二帝又多次下诏广征天下遗书，使得海内藏书，咸集秘府，其收藏之富，超越以前各朝，是中国封建时代宫廷藏书的高峰时期。乾隆九年（1744年），皇家藏书愈发丰富，规模可观，清高宗谕令内廷翰林检阅内府善本，采择其中的宋、元、明之精善者，单独在昭仁殿设架庋藏，并御笔亲题匾额，命名为“天禄琳琅”。“天禄”取汉代宫中藏书天禄阁之故事，“琳琅”寓意内府藏书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昭仁殿位于紫禁城乾清宫东侧，是一座面阔三间、有独立院落的“工”字形殿宇。这里曾是康熙皇帝的寝宫，乾隆帝称“皇祖在御时，常寝兴于此，予不敢居，因以贮天禄琳琅诸善本”，以此怀念先祖，继承遗志。不仅如此，昭仁殿南向正对着皇子皇孙读书之所——上书房，皇子们的诵读声每达于此，乾隆帝在此御览图籍，也体现出效仿汉代天禄阁藏书稽古、研览典籍的用意。自此直到清末，昭仁殿便成为清宫的善本专藏书库。
乾隆四十年（1775年），昭仁殿珍籍益富，于敏中、彭元瑞、王杰等10位大臣奉敕为昭仁殿藏书编纂书目，编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十卷，共收书429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著录于史部目录类。嘉庆二年（1797年）十月二十一日黄昏，乾清宫失火，殃及昭仁、弘德两座配殿，前编书尽被焚毁。此时已是太上皇的乾隆帝谕旨重建宫殿，再辑宫中珍藏，恢复天禄琳琅旧观，并敕令参加过前编书目编纂的大学士彭元瑞领衔，编纂《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选书、编目仅用7个月时间完成，编成20卷书目，著录图书664部。
书上钤印及装帧风格
清朝御府典藏既丰，在将宫廷典藏汇编成目的同时，加钤宫中鉴赏宝玺，施以清宫特制装帧，亦成定式。天禄琳琅书有两个明显的外部特征，以区别于其他内府藏书。一是玺印钤盖划一。前编书虽已不存，但据考证可知，是每册书首末页都钤盖“乾隆御览之宝”和“天禄琳琅”二方宝玺。后编书形成固定钤印规制，每册首尾共钤六方宝玺，含“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亦作“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亦作“八征耄念”）、“太上皇帝之宝”（亦作“太上皇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天禄琳琅”，世称“天禄六玺”。天禄后编著录书因此又被称作“天禄继鉴书”。两编书共计1000余种，所钤都是乾隆皇帝的宝玺，说明天禄琳琅书始终被视作乾隆皇帝的藏书。二是装帧、书签题写划一。前编书“宋金版及影宋抄皆函以锦，元版以蓝色绨，明版以褐色绨，用示差等”，存世的后编书或经同治、光绪间送出宫外改装，或经后来藏家重装，外观上大多已看不出原有雍容华贵的宫廷风格。因此，那些钤盖划一的皇宫印记表明了天禄琳琅书作为乾嘉时期宫廷善本特藏的特殊身份，也是后世鉴别其真伪的首要依据。
藏书价值及特色
乾隆时期内府藏书既富且美，“掇其菁华，重加整比”而成的天禄琳琅，所收皆一流善本，琅嬛秘籍，缥缃精品，素有“内府所贮图书，具于天禄琳琅”之誉。不但各书刻印精良、书品上佳，足以代表中国历代版刻印刷的高超技巧，更可体现宋、元、明各代以及各地区刻书事业嬗递变化的情形；而且流传有序、装帧考究，显示出历代公私藏家的无比珍护。
天禄琳琅书珠玉毕集，许多在当时已被诧为人间珍秘，其中明人王世贞以一田庄换一书的宋版《汉书》、乾隆两次御题的宋广东漕司本《九家集注杜诗》，更是书林佳话。宋版书自来最为人珍视者有三，一《两汉书》，一《文选》，一《杜诗》，被明人董其昌称为“鼎足海内者也”，其中《两汉书》与《六臣注文选》皆在天禄琳琅前编书中。在2008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就有51部宋、元、明版书曾经清宫天禄琳琅旧藏。此外，这批书中宋、元版比例高，并多有世间孤本，许多书是现存各版本的初刻祖本，文献价值极高，为国之重宝。
近代以来的流散与存藏分布
天禄琳琅书贵为清代内府善本专储，自建立到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多年的坎坷磨难，历尽炙、盗、兵、蠹诸劫，佚损泰半，所存者绝大多数再入公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传承流播的艰难历程。《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前编）著录书尽毁于嘉庆二年宫火，《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书一直安然无恙地保存至清末。
同治年间，清廷将宫中修缮不及的藏书送到宫外书肆装潢修补，或经办事人之手，或被宫人监守自盗，内府藏书开始散失出宫。民国时，末代皇帝溥仪虽然逊位，仍留住紫禁城达13年之久。这期间他采用赏赐、偷携的方式，将宫中收藏字画和天禄琳琅善本中最珍贵的部分运出宫外。1925年2月，被逐出紫禁城的溥仪暂居天津，这批宝物秘密运到逊帝所在的静园，其中盛装200余部宋、元版书的箱子便有31个。1932年3月，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于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寄存在天津的善本书与其他珍玩、字画又随之运往长春，储于伪皇宫同德殿后的“小白楼”中。日本投降前夕，溥仪等人匆忙逃离长春，伪皇宫藏书未及带走。此后4个月长春处于无政府状态，楼中的书画、善本先是被偷拿，后来转为明抢，遭受很大破坏，流散四方。而留在故宫中的天禄琳琅书随文物南迁辗转上海、南京、贵州、四川等地，最终运往台湾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抗战胜利后，北京故宫博物院不惜重金，先后收购了不少流失国宝和宫廷秘籍，其中天禄琳琅善本205部于1959年春拨交北京图书馆（即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天禄琳琅书流出皇宫、流入民间，几经聚散，664部书中已有30余部不知所终。据调查，收藏天禄琳琅书最多者依次为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和辽宁省图书馆，其他零星散藏于海内外数十个公私藏家。天禄琳琅书作为清朝皇家的善本专藏，曾创造了中国藏书史上的一代辉煌。同时，其起伏跌宕的命运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近代社会荣辱兴衰的缩影。分散在五湖四海的天禄琳琅书，每一部、每一册都有自己的传奇故事。如今，分藏海内外的天禄琳琅书，均为各公藏机构的镇馆之宝，备受学界珍视。
天禄琳琅是清代乾嘉时期皇家善本特藏，为其编纂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系中国古代规范的官修善本目录。它沿袭汉代以来书目解题传统，在编纂体例方面多有创见，于清代藏书家讲究版本鉴定、注重善本著录之风气影响深远，深刻推动了清代版本鉴定与善本著录风气的形成，对近代版本目录学的兴起影响深远，引领了此后善本解题书志的编纂潮流。至今海内外中文善本古籍目录、书志的编纂仍深受其影响。所幸者，后编书十存其九，这一组藏书与目录，可互为对应，是研究清代乾嘉时期版本学、目录学成就的重要材料。作为清代首个皇室内廷善本专藏和配套修成的解题书目，天禄琳琅书及其《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对于中国古典目录学、古籍版本学、古代藏书学等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对当今和未来的古籍整理和保护工作也有着切实的学术价值。
（作者系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