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古代奉行循环往复的时空观，明末清初西洋机械钟表的传入，虽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观念，但已孕育了时空观新变的因素。随着观念的演进，清代诗文对钟表的铺陈和描绘慢慢超越器物层面，转向现代科学层面，体现出“天下”观向“世界”观的时空位移、“循环”时间观向“线性”时间观的嬗变。而时空观的转变预示着国人现代意识的萌生，也是国人意识被动进入世界时空之维的重要标识。若要考察明清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新变和转型，清代自鸣钟相关诗文不失为一个独特的审视角度。

[关键词]  清代 自鸣钟诗文 时空观 演进

记录时间的流逝，是人类社会最为根本的活动之一。中国古代常用的计时装置主要包括以日晷为代表的太阳钟、以漏刻为代表的水钟和以香炷为代表的火钟。而有自动计时功能的机械钟表则是西洋之物，最初由传教士带入中国。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人，为传教之便，都曾利用钟表这一西洋奇巧物件结交学者名士、官宦上层，乃至直接向皇帝进贡，借机靠拢。1601年利玛窦即凭两座自鸣钟敲开了明朝皇宫的大门。往后二三百年里，“钟表和有发条装置的玩具成为欧洲人与中国朝廷打交道时最宝贵的通用物品”，^[１]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启以机械钟表作计时器的时代。学界对此问题也给予关注，在社会历史领域，主要聚焦明清之际西洋钟表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康乾朝宫中钟表的制作情况、“自鸣钟”对中国社会变迁产生的影响等；在文学研究方面，学者则探究自鸣钟题旨的价值及意义，例如考证明清笔记中的西洋钟表书写、分析张燮《自鸣钟铭》的历史意义，以及阐释纳兰性德《自鸣钟赋》的文学价值等。然而，目前较少有研究深入讨论自鸣钟进入中国后诱发时间观的改变及现代转型这一论域。时空观的转变，不仅代表国人现代意识的萌生，也是中国近代被动进入世界时空秩序的重要表征。若欲考察明清以来中国社会观念的新变和转型，自鸣钟相关诗文作品不失为一个独特的审视角度。

一、“天下”观向“世界”观的时空位移

中国人对“钟”并不陌生，历代史书大都辟有天文志记之，代表如《新唐书·天文志》：“铸浑天铜仪……立木人二于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则自击之；其一前置钟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于柜中各施轮轴，钩键关锁，交错相持。”^[２]而一般大型寺庙皆铸置铜钟，委派专人按时敲击，谓之晨钟暮鼓；明清时帝都北京建有钟鼓楼以沟通朝野。但中西之“钟”实有不同，中国之“钟”最初为祭祀器物，是一种金属制成、靠人工敲击发声的中空物件，或成乐音，或资报时，儒家礼教意味浓重，具有古代礼乐之治的政治属性。许慎《说文解字》释云：“钟，乐钟也。秋分之音，万物种成，从金童声。”《诗经·关雎》“钟鼓乐之”句即为本意。此后衍出十余种涵义，并不断受文人的铺衍。如张衡《西京赋》“击钟鼎食，连骑而过”、王勃《滕王阁序》“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等；王维《归辋川作》“谷口疏钟动，渔樵稍欲稀”、韦应物《秋景诣琅琊精舍》“苍茫寒色起，迢递晚钟鸣”、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宋白《宫词》“天上鸡人唱晓筹，严妆钟动景阳楼”等都是描写“钟”意象的名句。其中尤以寺院之钟的诗句最具恒久的艺术魅力。如张继《枫桥夜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李含章《相国寺晚钟》“高韵出重城，林梢鹤梦清”、韦应物《答东林道士》“遥看黛色知何处，欲出山门寻暮钟”、王维《过香积寺》“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等，可以说，若无钟这一物件升华的诗学意象，则描写寺庙的诗歌难达空灵之境。

明清以前中国诗文里的“钟”，与西洋机械钟不可等视。机械钟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代表科技发展的新向度，也暗含人类诸多意识的转变。西洋机械钟表传入中国后，文学的钟表书写开始和传统的“晨钟暮鼓”“钟鸣鼎食”等大异其趣，由抽象转向具象。如赵翼称钟表为绝技：“自鸣钟、时辰表，皆来自西洋。钟能按时自鸣，表则有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绝技也。”^[３]机械钟的传入带来观念震动和视觉冲击，上至高层，下迄百姓，莫不兴叹。它首先在明清宫廷获得青睐，其中又以清代康、雍、乾三朝为最，如康熙帝视野开阔，对代表欧洲现代科技的钟表兴味盎然，并带头写诗咏叹道：“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遥来二百年。”^[４]“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轮行随刻转，表指按分移。绦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５]诗中“万里遥来”“西洋”等已体现出帝王眼界的拓展。受其影响，后继帝王也有自鸣钟诗传世。雍正帝有“八万里殊域，恩威悉感通。珍奇争贡献，钟表极精工。应律符天健，闻声得日中。莲花空制漏，奚必老僧功”^[６]之咏；而乾隆帝留下的钟表诗描写更为细致：“扶桑日出海门红，大秦西洋飏景风。悬撞度索底贡同，于皇声教敷天通。梯航山海来朝宗，厥献奇物自鸣钟。铜轮铁弦凡几重，机轴循环运其中。应时滴响声舂容，挈壶无所施其功。精巧绝伦疑鬼工，倕班流汗难追踪。异哉兹物无始终，周历昼夜春与冬。悬置几上胜金镛，晚报日昳晓嵎东。我闻宝贤宝物虽不同，咸宾亦足效球共。考时定律佐三农，此钟之利贻无穷。”^[７]

康乾之后，嘉庆、咸丰等帝也有咏钟诗。如嘉庆帝《咏时辰表》云：“昼夜功无间，循环二六时。枢机迭轮转，分刻细迁移。弦轴回旋妙，针锋迟速宜。惜阴堪警惰，精进不知疲。”^[８]谓时钟可警惕时间之流逝；咸丰帝《咏自鸣钟》强调其计时之精准与对时间的珍惜，如：“测量依时超玉露，丁东报晓迈鸡晨。”“披衣虞晏勤民政，那计看针丑与寅。”^[９]总之，清帝王的自鸣钟书写描画细腻，一则惊叹制器的精巧，另则表达珍惜时间的重要。由此观之，明清之际西洋钟表进入中国后，皇帝等上层社会均视其为奇珍异宝，不断搜罗典藏，且奉为日时标竿，并认同钟表有益于作息与治国，不惟掌间玩物。上行下效，带动文人书写风行，诗、赋、小说、笔记等俱见赞颂、铺衍之作。

虽然明清时西洋钟表成为文人书写的常见题旨，但当时有机缘接触精妙计时器者多为达官贵人，底层百姓难有眼缘，因此并未从本质上改变国人的传统时空观。经上层的把玩和熟悉，已慢慢孕育时空观新变的可能。时空是一种客观向量，不同文化对其理解不同。在我国，“时”本意指四季更替或太阳在黄道上的周年轮回，故《说文解字》云“时，四时也”；《管子·山权数》说：“时者，所以记岁也。”^[１０]随着知识的累积与更新，“时”开始包蕴万物的持续性运动；后因探究具象的、体积性的向量，加入了“间”的概念，这样，时间就有包罗万物运动的持续性和瞬时性的特点，内涵得到丰富和完善。西方采用钟表等精密的计时器来度量时间，强化了时间的科学性，时间成为可量化的元素。西方现代钟表做工精巧，构件复杂，传入中国后令人叹为观止，国人开始意识到时间的现代性。机械钟表既有计时功能，又能做装饰摆设炫耀，甚至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一开始，钟表的装饰性超过计时的功能性，人们并未意识到钟表对时间观念转变的影响。随着社会的演进，人们重审西洋钟表，计时功能开始引起文人的好奇和书写。这一方面表现了传统文人“域外”知识的进步，引发自我与他者的全新辩证；另一方面也使文人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语境中表达新的世界想象。如蒋仁《自鸣钟》“西域之人擅布算，其法尤密概见此。无烦铜仪与土圭，足证勾股兼弧矢”^[１１]等句，强调洋人钟表制造技术的精密，外部世界也有稀奇技术，已表现出时空意识的拓展。随着上层对钟表的熟悉，计时功能开始凸显，如纳兰揆叙《咏自鸣钟》的“司晨候节例应齐，机转轮行按不迷。万里乍回云帐蝶，六时宁误雪窗鸡。蒲牢韵每烦撞击，莲漏形还费考稽。何似经营超意匠，巧呈新制海洋西”，^[１２]俞樾《醉花阴·咏自鸣钟》的“轧轧声中昏又晓，暗运机关巧。帘幕寂无人，忽听丁冬，幽梦惊回悄。金针镇日冰轮绕，旋转何时了。莫道不消魂。听取声声，只是催人老”^[１３]等诗句，渲染自鸣钟计时功能，某种程度上昭示着文人时空意识的新变。而这些新观念的萌生，既与中国人对世界变化的思考有关，也与计时器和西方时空观念的传入有关，即是说，国人对西方时空观的接受就是从对钟表的观摩开始的。

中国古代文学的时空书写将时间分为两个维度：一是指向稍纵即逝的当下，二是通向绵延不绝的过去和未来。在天人合一观念框架下，文人们展开了关于当下与历史、个人与万物的时空思辨。对于现实中的个体来说，生老病死是时间的自然推演；而在哲学层面，客观存在的世界又是永恒不变的，使人超越时间的短暂，在伤春悲秋、感叹时间的流逝之余仍能寄托肉身，追求永恒。西洋钟表传入后，分秒的流逝变得直接可感、精确可辨，这一具象化的时间体验更容易使人思考现实、立足当下，这对国人传统时空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敬梓《自鸣钟歌次家蒲江韵》^[１４]便充分展现了时空观念层面的触动。诗中“欧罗巴人泰西至，七帆远跨沧溟鲸”之句，表明欧洲不再仅是传说中的远方，而是可以经由航海抵达的真实所在；“晨昏宿次凭钟声”一句，表明钟表的计时功能已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依据，时间不再是模糊的节候感知，而是可以精确把握。诗人还细致描绘了自鸣钟的精巧构造，如“叠轮辗转能自鸣”“轴心动轮轮齿圆，三环四游象周天”等，显示出对这一西洋器物的惊叹与接纳。循此，中国文人开始在“万国观”的框架下，脱离“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维，注入“日新月异，万象更新”的现代意识。这种观念的转向影响到文学对时间观念的重构，也使文人对“异域”的书写转向新的维度。异域不再是“四夷”的化外之天，而是被置入大洲、万国、世界、泰西、瀛寰等新的世界框架中进行呈现。这一嬗变不容小觑，它消解了传统中国“华夏—异域”“中心—边缘”的圈层结构，“天朝上国”的空间思维受到冲击，中国的“天下”观逐渐向“万国”“世界”观转型；循环、神秘、往复的时间观被科学、线性、可精确测量的新时间观念所取代。在对“异域”空间建构和时间推演中实现了对近代世界的科学诠释。

当然，这一过程是缓慢而渐进的，是综合了多方力量的推进，既有来华洋人的推动，也有外出士人见识的确证，更有知识媒介的广泛参与。如申报馆1875年2月创办的文艺刊物《瀛寰琐纪》《寰宇琐纪》等已经使用如“瀛寰”“寰宇”等新词描述世界时空，与传统“中心四夷”的“天下”观迥然有别。晚清文艺精英们也参与现代时空观念的植入和启蒙，借助文艺刊物传播新“世界”思潮。如时萌评价《月月小说》时说：“极重视介绍异域科学文化，每期皆有摄影插页，介绍世界各国的科学、文化、人物……述说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人口、地理、交通、医药、科学、文艺、宗教、风俗、人情各个方面，从打开窗户看世界的角度而言，开智启慧之功伟焉。”^[１５]其书写“异域”的重心发生了明显转变：从以往将域外世界视为神秘、鬼魅、凶煞、迷信的空间，逐渐演进为由历史地理学、科学测量仪器或计算单位绘制的现代空间。虽然这种转型和新变因传统思维的抵制和牵扯并不那么一帆风顺，但它确实发生着，并深刻改变了中国人对时间与空间的感知方式。

梁启超指出：“天下万事万物，皆在空间，又在时间。”^[１６]阐明时空维度对理解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国人“天下”观向“世界”观的时空位移，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必经程序。这一转型的发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推演？又可通过哪些载体加以考察？梳理中国人传统时空观的演进过程，可以发现，西方世界计时器的输入和在中国的接受不失为一个较好的角度，亦属一重要转折点。文人在书写中如何接受量化的时空观、在和传统比对中发生何种知识史和文化心态的变化，均可被视为时代和观念变迁的有效例证。正是在审视西方时间观念的过程中，士人阶层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比较思维和建构意识，也由此促成了自我时间观念的转型与新变。

二、“循环”时间观向“线性”时间观的嬗变

在中国人传统的时间感知中，时间的划分是模糊而圆融的。古人以太阳运行来确定一年的季节及时令，将每年等分为二十四节气，每日划分为十二时辰，并与十二生肖对应，形成闭环，周而复始，以指导农耕时代的生产生活。这样，中国传统时间观即为循环轮回论。《吕氏春秋·圜道》的阐述最为全面：“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１７]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空间与时间同为整体，不可分割，时间在空间运动中推移，万物随时间演进变化，无始无终，循环往复，强调的是时间的周期性回归。这种时间观足以支撑古代社会的日常运转，却难以催生细致的分析思维和精确的科学意识。中国古代计时器如日晷、刻漏、香炷等，均无法与西方精确到秒的机械钟表相比。故中国古代对时间流逝的书写，模糊又有诗意，文学的时空叙事总与个体的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等联结在一起，不关注时间分秒的精准走位，而重在思考时间整体的流逝和空间的轮转。虽有“一日难再晨”的流逝焦虑，但在文学的想象世界中，诗人思考的是人与时间的辩证关系，并建构起一套古往今来、现世今生的混合时空观。“中国人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他的意趣不是一往不返，而是回旋往复的。”^[１８]因此，文人对时间的表述在于日月星辰、四季万物的复苏回转，阴阳循环的勃勃生机，普遍书写“四时”“五行”，很少将时间作为纯粹的向量加以讨论。近代西方机械钟表传入，以分秒为计量单位，时间切分更精细，人们对时间流逝的感受更加具体，开始接受时间是一种单向度的、不可逆的运动，国人的时空观慢慢发生变化。时间流逝对应空间的位移，个体对时间的体悟和感受更为具体，逐渐从循环时间观向线性时间观转型，这是国人现代意识萌生的标志之一。“晚清时间观的裂变和线性时间观的深入人心，正缘起于晚清空间危机的发生。”^[１９]这一观念的演进，首先在官员和上层知识分子之间发生，而后慢慢传导到底层，即中国人时间观念的演进经历了自上而下的历史过程。

清代文人的自鸣钟诗文，正是这一观念转型的生动注脚。传统文人将时间与生命、天道相联系，导向抽象与综合的书写方式。文人笔下建构的宇宙时空，时间是循序渐进的。四时循环的自然变迁，春播夏种、秋收冬藏的农耕生活，构成文人时空书写的绵延题旨。正是西洋钟表的传入使这种书写出现了转向。如黄模《题自鸣钟》的“铜轮中转外抱郭，十二辰周双络索。出机入机或击之，窈窕春容金奏作。我疑二十八宿罗心胸，报尽昏中还旦中。数杵霜华丁夜白，一圭日影午时红。洋人制器中华采，大叩小鸣真善待”，^[２０]吴梅村的“西洋馆宇逼城阴，巧历通玄妙匠心。异物每邀天一笑，自鸣钟应自鸣琴”^[２１]等，即有这样的转型特点。清代自鸣钟诗文最具代表性的是纳兰性德的《自鸣钟赋》，全文共 723 字，不仅有“历授西洋，法依古里。厥初爰有自鸣之钟，创于利马豆氏。虽形体之大小多所殊，而循环于亥子初无异”的追溯，亦有“于以范围岁月，统章而无乖；消息寒暑，晦朔而勿爽”的铺陈，^[２２]赞叹计时之精准，已有时间观的线性意识。而约与纳兰性德同时的陆燕喆有《念奴娇·自鸣钟》词一阕，以警醒世人不要光阴虚掷：“小钟三寸，运五轮、巧凑辘轳铜箭。长绠穿心磨捺处、轮似蚁行徐转。动机关，激开飞矢，琤若投金炼。刻期传响，分明来自邻院。风雨晨昏迷眩。蓦地惊魂，虚度光阴远。”^[２３]程庭《玉漏迟·自鸣钟》词借自鸣钟书写时光飞逝：“仅有银箭金壶，便滴尽深宵，希闻昼报。圭测竿量，更怕阳乌渴倒。偏是泰西一器，总无间、阴晴昏晓。须知道。好共及时行乐。”^[２４]姚之骃也作有一组特别的咏物词《南乡子·咏西洋四器》，分别描写了自鸣钟、千里镜、百步灯、顺风耳，新奇有趣。^[２５]徐葆光奉旨琉球时作《玉漏迟·自鸣钟》，慨叹自鸣钟对于航海计时的效用：“坐看孤舶东西，磨盘转双丸，应时昏晓。九道谁分？斡动悬空机巧。四望无边海屋，是何处，添筹声杳。愁不了，茫茫个中人老。”^[２６]李调元《时辰表》“无针安解运，有钥必须匙。不出三分地，能占十二时。过迟蚊睫认，太速马邮嗤。底事中人产，徒供贵者嬉”等句，^[２７]对西洋自鸣钟的构造、提醒时间流逝给予细致描摹。除诗词歌赋外，清代小说对自鸣钟也有涉及，如《红楼梦》就有十余处与钟表有关的内容，其中代表为刘姥姥首进荣国府的描述：“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２８]曹雪芹的这段书写，既暗示了乾隆朝时西洋钟表在上层社会的普及，也反映出普通百姓对这一新奇器物的耳闻目见。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卢文弨的《自鸣钟歌》。与前述诗文相比，卢文弨《自鸣钟歌》记录详实，融合传统和现代，包含对时间变化的思考，节录部分如下：“玉衡铜壶古有作，后来张马亦擅名。地动仪与记里鼓，匠巧出意由天生。中原遗式落海外，古里一技能穷精。其它奇器不足述，有钟铿尔随时鸣。……约略其长尺有咫，波黎镜面寒波清。照见其中有文字，纪辰十二殊形声。大针指时小指刻，侧耳细响常嘤嘤。直孔内缀小珠子，摇荡不定如风旌。每历半辰告不爽，鸿音忽作宣华鲸。数少而多多复少，一日再转无亏赢。辰移宫换雅乐奏，不窕不摦谐韶英。相如思迟方朔窘，听之不觉中怦怦。铜籤锵地无此警，惜分惜寸真同情。……此物谓可代击钵，谈虎我触前时惊。人生岁月苦空掷，东乌才上还西倾。日复一日不自觉，局步岂复贪前程。我欲取之置学舍，胜似千杵纷砰訇。朝益暮习夜无憾，猛志欲与羲车争。赋惭体物聊正论，一息不懈期斯征。但恨少壮不努力，兹言只恐遗讥评。”^[２９]诗中“大针指时小指刻”“但恨少壮不努力”等句，表达了时不我待的线性时间流逝意识，已初具新的时间观念。在这一观念的激发下，方有《瀛寰琐纪》“慨然有远志焉思穷薄海内外、寰宇上下、惊奇骇怪之谈，沉博绝丽之作，或可以助测星度地之方，或可以参济世安民之务，或可以益致知格物之神，或可以开弄月风吟之趣。博搜广采，冀成巨观”^[３０]之主张，于是清代文人不再隔绝于“世界”思潮，积极参与推动，将“世界”史地、政治、文化等融入文艺脉络，展现了一套新世界观的叙述。

清代这些以西方自鸣钟为书写题旨的诗文，具有明显的中西结合倾向，这种结合诱使中国传统时间观溢出自身的阐释框架，“循环”时间观开始向“线性”时间观转型，中国人也缓慢进入现代世界的时间维度。这一嬗变虽非一蹴而就，却标志着国人时空感知的根本性重塑，成为中国步入现代社会的重要精神标识。

三、时空观转变与国人现代意识的萌生

现代意识，是指技术和社会步入现代以后，人们所形成的一种时代意识，它体现了人与时代的思想共振。国人现代意识的萌生，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也有身体感知和生活形式上的。其中，对时间和空间的科学理解，是现代意识形成的表征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明末清初宫廷中虽已使用西方计时器，但并不代表国人时间观念已进入现代模式。我国时间观念的现代转变，直至晚清才真正发生，而西方生产生活方式和时间观念的植入，则是关键的导火索。“泰西各国国家政务并商贾会晤，谈论生意，约以时候而同取信也，皆于通区要道，或教堂或公所，楼头屋顶安设大钟以便路人观望，但此钟时刻必准，声音宏通使相近二三方里之地皆可听闻。”^[３１]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西之间不仅是地理上的空间阻隔，更存在着时间概念理解上的文化差异。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比较注重发展实学和科技，推动先进器物的发明，这些发明反过来又促进西方世界现代观念和现代意识的产生。与计时器同时进入中国的还有“西历”纪年，它在调整时间坐标的同时，也带动了空间坐标系统的转换。清代自鸣钟诗文所传达的时间知识，虽然立足传统，却开启了中国人时空转换的可能。尤其近代沿海城市自鸣钟的安置，使中国长久以来的时间观念与计时模式受到挑战，西洋以时、分、秒为单位的计时模式逐渐取代国人的计时系统。“西洋自鸣钟可为巧矣。贮之于书室中，及其时也，不扣自鸣，可以解宿酲而醒瞌睡，不亦妙乎？”^[３２]其“解宿酲”“醒瞌睡”的功能，其实已经暗含时间等分量化的现代意识了。

人类时间观念是文化的产物，中国人在接受西方的时间观念后，也在有意无意地接触西方文化。而源自西方的自鸣钟，使国人在感官体验上从古代时间进入现代时间，提供了重新认知自身与发展的可能性。在自鸣钟诗文中，以精确性见长的钟点时间成为最重要的计量单位，深刻影响了国人的内心世界和外在环境，体现了技术理性主导下的现代性特征。人们具体感受到时间变成了一种共时性的、线性流逝的客观存在，尤其是钟表的刻度和体积成为时间的具体物化形式，由此构筑起一整套标准的时间制度，从而影响了现代人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在此基础上，清代自鸣钟诗文虽然有文学形式上的审美夸饰，但其重点已转向对自鸣钟的形构、功能等进行具象的铺陈和描绘，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自鸣钟的普及，加速了国人现代意识的觉醒。

需要强调的是，清代自鸣钟诗文的涌现，主要源于本土钟表制造业的兴起，以及钟表进入社会公共空间。本土钟表制造业勃兴后，自鸣钟无需进口，价格降低，利于普及和流通。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学习、复制和创新，清代中后期制造的自鸣钟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西洋的进口货，从而加速钟表的市场化进程。各类文献对自鸣钟制造方法记载颇为详细，国人并不陌生。《清稗类钞》中《物品类·自鸣钟》记云：“国初，福建漳州有孙细娘者，造小自鸣钟，高仅一寸，而报时不差分毫。”^[３３]《啸亭杂录·续录》中记载：“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鸣钟表，制造奇邪，来自粤东，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以为玩具。纯皇帝恶其淫巧，尝禁其入贡，然至今未能尽绝也。……然其制作，亦有所仿矣。”^[３４]王士祯《池北偶谈》、^[３５]赵慎畛《榆巢杂识》^[３６]等皆有说明；印光任、张汝霖合撰的《澳门记略》对西洋钟分类较详：“自鸣钟有数种：曰‘桌钟’，曰‘挂钟’，小者圆如银铤。皆按时发响，起子末一声，至午初十二声，复起午末一声，至子初十二声。鸣时八音并奏者谓之‘乐钟’。欲知其辰而非其应鸣之时，则掣绳转机而报响，谓之‘问钟’。小者亦可问。自行表、大小铜日规、月影，以及璇玑诸器。”^[３７]而毛祥麟、阮葵生等人对自鸣钟的构造机理说明最详，毛祥麟阐释了自鸣钟的运行机制：“泰西之自鸣钟，昉于四百年前，由来最久，盖凡机器所发端也。初，有意大利人嘎里娄，偶见悬灯于室，摆摇不定，因悟以摆为钟，可定时刻。遂制轮轴，设机关，以钢条屈盘，使开张之力引动其摆。计轴转轮移，往返一次，则阅一秒；轮共六十齿，每次放轮一齿；外露小针，针转一周为一分。如以数轮相联，各运一针，或计时刻，或计年月，俱由此类推也。”^[３８]阮葵生则细微说明自鸣钟的制作原理：“自鸣钟，铸金为之，中承以柱，下为方匮，面设表盘，十二分，上起子午正，右旋，一日再周。以短针指时，长针指刻，起丑未初，钟一鸣，尽子午正，十二鸣。其初正自一鸣至四鸣，各四刻。椟内藏钢轮三重，中为大轮四，轴上间小轮三，联之以旋时刻。针左为大轮三，轴上间小轮二联之，旁大轮一，绾击具，以击钟知时。右亦如之，以击钟知刻。三重皆施坠线，击具皆有铜片，为作止之限。表盘径二尺一寸五分，幂以玻璃，椟木质，髹漆，绘金花文，四隅皆有柱，中为周阑，髹以金。”^[３９]这些记述既有具体功能构造的铺叙，又有文学语词的渲染，对于在国人中普及自鸣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清一代，除宫廷造办处制造钟表外，东南沿海城市大量建起了机械钟表制作坊，尤以广州和苏州两城为代表。广式钟表造型大多为亭台楼榭等传统建筑物，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钟表装饰材料有的是镀金的铜、有的则是珐琅铜彩，镂空雕刻手法也被大量采用，并融以“盛世”“吉祥”“福禄寿”等主题，虽然艺术性、观赏性超越实用性，但钟表刻度的精准走位和整点自鸣，无形中使人透过光彩夺目的外形感受到时间在点滴前行。各处放置的自鸣钟，不单单是一种装饰性的摆件，它逐渐使人们从日晷或滴漏的时间抽象刻计中感受到具象的时间流逝，从而依凭自鸣钟精确的报时来安排各种活动。中国观念的传统变革一贯是自上而下的，自鸣钟导致社会上层时间观念的改变也逐渐传导到底层，这样也就会使全社会发生应有的改变。如颜嗣徽《自鸣钟十二韵》的书写：“图书彝鼎满斋清，一架金钟座右铿。妙有枢机占刻验，不须戛击应时鸣。圆灵四表如仪器，主宰中央似玉衡。现大法轮从掌运，得真天籁总神行。盈虚荚任祥蓂换，铢两根由累黍生。滴水铜壶听点点，投签石砌响铮铮。榻间蝶梦敲频醒，窗外鹦哥打欲惊。拱北星躔周六次，指南针正恰三更。旋同蚁磨奇何创，报比鸡筹制更精。学士花砖休视影，高僧莲漏漫争名。陆倕奉诏铭推美，孙绰操觚赋定成。吾亦以诗鸣自乐，风雷虫鸟尽关情。”^[４０]诗中所述“旋同蚁磨奇何创，报比鸡筹制更精”等计时的精准度，远非中国传统的计时器可比。

清代诗文的自鸣钟书写，使作为私人摆设的自鸣钟进入公共空间，为大众普及了现代时间观念。到晚清时，很多工作领域已经开始按照时间排班，火车站根据时刻发车、工厂利用时间计算工人薪金等，均已说明，在钟表时间的精确刻度下，中国开始进入现代时间模式。“人们开始确立科学的时间观念，开始从看天空转变为看钟表来确定时间，标准时间开始出现并逐步取代地方性时间。”^[４１]东南沿海，尤其是上海等地，洋场和租界建有大量钟楼和钟塔，既有美化和装饰之用，又能警醒人们注意时间的急速流逝。上海的近代报刊也刊载了很多诗词歌赋，描写西洋钟表制造的精巧、整点自鸣的钟声，在展示新奇精巧制艺的同时，也体现出国人时间观念的转变，如以下这些诗歌：“荡荡平平一道齐，驱车历遍路东西。自鸣晷刻将亭午，何以晨钟喜惊迷。（松隐山人《申江纪游》）大自鸣钟莫与京，半空晷刻示分明。到来争对腰间表，不觉人歌缓缓行。（六旬山房主人《申江百咏》）大自鸣钟矗碧霄，报时报刻自朝朝。行人要对襟头表，驻足墙阴仔细哨。（海上逐臭夫《沪北竹枝词》）造成高大自鸣钟，回首分明字刻浓。往来行人都对表，深夜卧听响琤踪。（颐安主人《上海市景词》）”^[４２]这些诗句具体展示了自鸣钟十二时辰等分报时的精准性，当一到十二点整点的钟声响彻街巷，人们感受到了时间真真切切在流逝。西方计时器被广泛使用，“自鸣钟”置诸高楼，固定时辰自鸣，动摇了国人现实经验的表层结构，也使数千年来的儒道传统有所松动，国人的主体精神某种程度上被激活，知识结构、文化意识以及世界观等层面开始发生现代嬗变。1874年《申报》刊载的《大自鸣钟》写道“十二时辰远近听，钟藏一座似楼亭”，^[４３]将一天进行切割量化，这一过程不容小觑，人们习惯于听闻钟声报时，以设计规范自己的作息乃至工作事宜，说明西洋分秒计时法被广泛接受，通过钟表指针的应时声响来安排日常，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正是这种常态诱发国人现代意识的觉醒，钟声敲响成为一种警示，提醒人们要珍惜时间，积极进取，切不可有丝毫怠惰。

当然，晚清时期还有不少人使用传统的计时方式，但随着西方大量现代器物进入中国，西洋钟表的计时模式逐渐取代传统计时模式，也使中国人现代意识开始产生。19世纪70年代后，传统的时辰制开始在知识阶层的生活中逐渐被钟点时间取代。晚清都市生活中，钟点时间已被新式学堂、新式交通、工业生产、市政管理及新闻娱乐领域广泛采用。1896年《申报》的一篇社论强调“钟表等物在三十年前尚为贵重，今则几于户有钟而人带表”。^[４４]尤其是在现代建筑上装置自鸣钟，成为中国拥抱现代世界的显著标志；新式交通、蒸汽船等按照时间点定时出发，则是对钟点时间利用得最为精确的典型，它们最能诱发人们的现代意识，也标志着现代人危机意识与惜时如金时间观念的产生。

总之，时间作为人类带有不可逆方向的重要参量，用作世间万物运行和社会交替的计量单位，最能衡量生命流逝的速度。而机械钟表的发明，使整体、模糊的时间变为可感、可测，人们更容易感受到岁月的飞驰，触摸到光阴的流逝，从而引发珍惜时间、合理用时的可贵意识。在清代之前的文学中，钟声常与古寺、夕阳、冷月等意象连用，后来植入佛教“空”的观念，构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时空伦理。钟声和寺院形成书写联动，变成人们思考个人与世界的文学意象。钟声作为一种信号，体现了时光在人类世界的穿梭，以及人类生命的消耗、磨损。而明清时西洋机械钟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时间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可感的东西，中国传统的抽象时间变成了具象时间，于是激发了文人的书写兴趣，有清一代涌现出的众多钟表诗文，展现了中国人时间观的变化：由“循环”时间观转向“线性”时间观，而时间观念的转变也带动国人空间意识的拓展，由“天下”观向“世界”观转变，这种转变某种程度上标志中国开始和现代世界接轨、国人现代意识的产生。

注释

^[１] [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吕佩英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72页。

^[２]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07页。

^[３] [清]赵翼：《簷曝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6页。

^[４]《戏题自鸣钟》，《清圣祖御制文四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清光绪五年印本，第741页。

^[５]《咏自鸣钟》，《清圣祖御制文四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9册，第606页。

^[６]《自鸣钟》，《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21，清乾隆三年内府刻本，第14页。

^[７]《自鸣钟》，《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第1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6页。

^[８]《咏时辰表》，转引自郭福祥编：《时间的历史映像：中国钟表史论集》，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63页。

^[９]《咏自鸣钟》，转引自郭福祥编：《时间的历史映像：中国钟表史论集》，第63页。

^[１０] [战国]管仲撰，梁运华校点：《管子》卷22《山权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04页。

^[１１]朱琪：《西泠八家专题研究系列之二：蒋仁年表》，https://www.doc88.com/p-3485911054987.html。

^[１２]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650页。

^[１３]吕慧鹃等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9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16页。

^[１４] [清]吴敬梓、吴烺撰，李汉秋点校：《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288页。

^[１５]时萌：《晚清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页。

^[１６]梁启超：《新史学》，《新民丛报》1902年3月10日。

^[１７]郭超主编：《四库全书精华·子部》第1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670页。

^[１８]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

^[１９]耿传明、汪贻菡：《空间意识变迁与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２０]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6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40页。

^[２１] [清]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01页。

^[２２] [清]纳兰性德：《自鸣钟赋》，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第10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9520页。

^[２３]张宏生主编：《全清词·顺康卷补编》第1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２４]南京大学中文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第19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120页。

^[２５]张宏生主编：《全清词·顺康卷补编》第3册，第1762页。

^[２６] [清]徐葆光：《奉使琉球诗》，王菡选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三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年，第305页。

^[２７] [清]李调元：《童山诗集》卷32，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38页。

^[２８] [清]曹雪芹：《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0页。

^[２９] 张波、赵玉敏编著：《清卢文弨〈抱经堂诗钞〉系年考释》，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9年，第65-66页。

^[３０]蠡勺居士：《瀛寰琐纪·叙》，《瀛寰琐纪》1872年第1期。

^[３１]《大英国事：大自鸣钟》，《万国公报》1877年第461期。

^[３２] [清]黄图珌著，袁啸波校注：《看山阁闲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78页。

^[３３]徐珂编纂：《清稗类钞》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992页。

^[３４] [清]昭梿撰，冬青校点：《啸亭杂录·续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32页。

^[３５] [清]王士祯撰，勒斯仁点校：《池北偶谈》，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17页。

^[３６] [清]赵慎畛撰，徐怀宝点校：《榆巢杂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29-230页。

^[３７] [清]印光任、张汝霖著，赵春晨点校：《澳门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75页。

^[３８] [清]毛祥麟撰，毕万忱点校：《墨余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50页。

^[３９] [清]阮葵生撰，李保民校点：《茶余客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98页。

^[４０] [清]颜嗣徽著，谭佛佑点校：《望眉草堂全集》第1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61页。

^[４１]丁贤勇：《新式交通与生活中的时间：以近代江南为例》，《史林》2005年第4期。

^[４２]顾炳权：《上海风俗古迹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第296-297页。

^[４３]云间逸士：《大自鸣钟》，《申报》1874年4月27日。

^[４４]《沪上宜禁奢崇俭说》，《申报》1896年1月11日。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