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编纂乡土志是清末新疆落实“新政”的重要举措，当时文教相对不发达的新疆地区编纂出版了42种乡土志，其总数居全国第三。清末，新疆乡土志的编纂机构经历了从新疆商务总局转移到新设置的提学使司及新疆高等学堂的变化。从现存乡土志内容结构来看，新疆乡土志并不是单纯依照学部要求编制的乡土教材，而是根据不同需要收集的多种地情信息的集合体。因不同政务需要，多次增删，形成了多种版本。作为乡土志一部分的新疆乡土志舆图，其来源亦是多元的，既有对旧舆图的沿用，也有为服务清末“新政”需要而绘制的新图。这一现象加剧了清末新疆乡土志文献的复杂性。
关键词：新疆；乡土志；舆图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6年第2辑，第98-109页，注释从略。
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编纂地理志书、绘制疆域舆图是王朝实施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始终被置于突出的位置。《西域图志》《新疆识略》和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舆图》《乾隆十三排舆图》的编纂，基本满足了清代前中期新疆治理的需要。随着时代变迁，在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清廷更加重视以府厅州县为单位的精细化管理。前述《西域图志》《皇舆全览图》等地理志书和舆图的地理信息的精度和详细程度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光绪前中期，在刘锦棠的授意下，张起宇测绘的新疆地图、图说和后续《大清会典图》舆图是两次大型测绘编纂活动的成果。随后，受清末“新政”的影响，新疆开始了府厅州县的乡土志纂修工作。
清末乡土志文献，是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重要史料和研究对象。目前国内关于清末全国及新疆乡土志纂修的研究成果丰富，对乡土志的研究除探讨其史学价值外，还涉及文化意义。片冈一忠、胡正华、马大正、戴良佐、朱玉麒等人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分析了清末新疆乡土志的整体特征。郭卫、刘超建等人分析了新疆乡土志的史料来源与文献价值，王启明以鄯善县乡土志的编纂过程为例对新疆乡土志纂修过程进行了初步梳理。高健等人对清末新疆乡土志进行了系统研究，涉及新疆乡土志不同版本所收录的各乡土志种类、类目结构等，并且与目前最常用的马大正等整理的《新疆乡土志稿》（即学界通称的“标点本”）所用底本的关系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为我们全面认识新疆乡土志以及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然而，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一个特别的“反常”现象引起关注。在对全国清末乡土志的整体分析中，学者们注意到，当时文化相对不发达的新疆地区竟然编纂出版了42种乡土志，总数仅次于山东、四川（含今重庆直辖市），并且覆盖了新疆93％的政区，其覆盖程度远高于内地省份。巴兆祥、高健等人的相关研究并未对这一“反常”现象的成因进行深入分析。但是，这一“反常”现象可能反映出清末新疆治理与区域整合历史中重要的层面。为此，笔者在搜集到若干新版本乡土志的基础上，系统查阅原始档案和相关历史文献，并就搜集到的各个版本进行比勘，在此基础上从清末新疆乡土志编纂组织机构的变迁、新疆乡土志的内容结构、新疆乡土志舆图信息来源等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对新疆乡土志特点及其独特历史价值的认识。
一 新疆乡土志编纂组织机构的变迁
关于新疆乡土志的编纂缘起，学界公认是源于清末“新政”期间相继于1902年、1903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受西方、日本在小学阶段开展乡土教育的影响，京师大学堂第三任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的“壬寅学制”中的《寻常小学堂课程门目表》规定，初等小学第二学年的“舆地”课程讲授“本乡各境、本县各境”，且每周4课时。“壬寅学制”虽然未及实施即被废止，但其乡土教育的思想被张之洞主持制定的“癸卯学制”沿袭，规定初级小学堂在一至三学年进行乡土教育，分别在历史、地理、格致三科内开展教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二十七日，上谕改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参考日本文部省，设立总理学务处，这成为后来学部的雏形。这一变动“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教育与教育行政机关合为一体的模式，学务大臣与学务处作为专门统管全国学务的特设职官和机构，毕竟迈出了教育行政体制变革的关键一步”。“学堂又以编辑课本为第一要事。”新式学堂兴起，要求快速编纂新式教科书。负责教科书编纂工作的编书处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编订出《乡土志例目》，作为全国编纂乡土志教材的指导准则。至迟于该年六月，新疆已经收到《乡土志例目》，并经政务系统逐级通知各府厅州县：
为札饬事。案准新疆全省商务总局移开，案准布政司吴咨开，案奉抚宪札饬：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准总理学务处咨开，准编书局监督咨开，查初等小学堂案称历史、舆地、格致三科均就乡土编课讲授，用意至为精善。……谨遵照定案编成例目，拟恳贵大臣具奏请旨饬下各省督抚发交各府州县，采择士绅中博学能文者按目考查，依例采录。地近则易详，事分则易举。自接文日始，限一年成书。由地方官迳将清本邮寄京师编书局，一面录副详报本省督抚，以免转折迟延。并令各地方官于接文之日先将本省通志及府厅州县志邮寄编书局以备查考。……又各省前次绘送会典馆地图并需各备一分邮寄编书局，以备编撰之用。如无印本可照底稿摹绘寄京。等因当于四月初六日具奏。本日奉旨知道了，钦此。
通过此档案，我们可以得知清末乡土志的基本编纂流程，即编书局编订乡土志例目呈请总理学务处请旨后，发交各省，由各府厅州县承办。在造送咨文的同时，需要提交光绪十五年至光绪二十五年间为纂修《大清会典》而绘制的会典馆舆图一份。值得注意的是，从上引咨文的档案流转行文中可以看出，新疆省将此乡土志编纂事务交由新疆商务总局来具体承办和协调。究其原因，当时的新疆省主政官员应该是认为商务总局能够掌握乡土志编纂条目所要求收集的内容信息，更重要的是，此时中央的总理学务处尚未形成地方层面的职官体系，没有地方学务的执行机构。
新疆商务总局于当年九月行文各道，限定半年时间完成乡土志的编纂：
……各府厅州县辖境匪遥。凡地舆、建置、名宦、乡贤、人类、物产，事实尚可查考，条分缕析，较易为功。务饬该各员遴派文人编辑成帙，限半年取齐送局以为汇辑张本。届时由本总局详请抚部院会商布政司，敦聘博雅鸿儒审定删润汇订善本，咨部详覆，以资授课，而裨学科。……为此札。仰该厅即便递照来文内查取地图，迳赍商务总局查核，并赍本道查考……
根据此份及前述共计两份残缺档案，大致可以明晰其编纂流程，即镇迪道在收到商务总局咨文后，随即札饬其所属各府厅州县造送乡土志；各府厅州县编纂完成上交后，由新疆商务总局报巡抚、布政使等，再请鸿儒删定后提交京师；此外，同时要求各属先行按照京师编书局要求，赍送舆图到新疆商务总局。
但是乡土志编纂及所需舆图编绘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原定六个月时限到期后，新疆商务总局随即以“查乡土志目卷尾虽载商务一条，而全卷所编辑者均关学务切要之政。本总司碍难承办”为由，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获准将本项工作推卸，交给应用乡土志的机构，即“细阅乡土志目，即系堂授课要件”的新疆高等学堂经手办理。之所以能够在此时顺利交接，关键应该在于总理学务处已经于上年12月6日改置为学部。各省新设置直属学部的提学使，负责全省教育。提学使位列“布政使之次，按察使之前”，人选归学部任命，在保障专业性的同时，对地方官具有考察之权。新疆高等学堂即由巡抚吴引孙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博大书院而成。但随即因“人之年岁、程度、规律参差不齐，定积分，不谙平均。岁终考试，算题无一能答者，乃改高等曰中学”，由巡抚联魁奏改为省立中学堂，归属于提学使。光绪三十二年首任新疆提学使杜彤到任。杜彤原为翰林院编修，曾“赴日本，见通国小学校之盛。尝谓国之精神命脉，在多数之小学堂”。杜彤到任后，对教育事业极其重视，并以对地方教育事业不重视为由，处分多名地方官。在他到任后，作为新式学堂教科书性质的新疆乡土志编纂工作陡然加速。
截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初三日，新疆乡土志编纂已经取得一定成绩：
查乡土志与舆图并赍者，镇迪道属之阜康县、昌吉县、库尔喀喇乌苏同知、呼图壁县丞；阿克苏道属之焉耆府、新平县、婼羌县；喀什噶尔道属之和阗直隶州、巴楚州、伽师县。仅赍舆图者，镇迪道属之孚远县、哈密直隶通判、精河直隶同知；伊塔道属之塔城直隶同知、绥定县、宁远县；阿克苏道属之温宿县、直隶乌什同知、轮台县。其余均未申赍。
由此可知，截至光绪三十三年三月，新疆共编成10种乡土志，而非今人论述的光绪三十三年编纂完成《迪化县乡土志》等9种。
二 新疆乡土志的版本体系与内容结构特点
关于清末新疆乡土志的数量，马大正通过对湖北省图书馆1955年印行的《新疆乡土志二十九种》、吴丰培所藏四种乡土志稿、首都图书馆藏本及日本片冈一忠所编《新疆省乡土志三十种》列表分析后认为，“除去重复者，实际有44种，其中哈密、昌吉、婼羌、沙雅、和阗均有两种稿本，故实为39种……当时新疆省建置有六府、八直隶厅、二直隶州、二分防厅、一州、二十一县、二分县，合计42个地方行政机构，除迪化府、疏附县、霍尔果斯分防厅三地乡土志尚付阙如，其余均已找到”。高健通过实地调查，确定首都图书馆实际藏有13种乡土志，而非马大正认为的2种，同时他还综合台湾成文出版社3种影印抄本、野村荣三郎抄本目录进行分析，得出了“实际存39地共44种乡土志”的结论。
关于目前新疆乡土志稿的版本系统，王安芝在综合各家的基础上，梳理得最为齐全、清晰。遗憾的是，王安芝在整理中未能厘清片冈一忠、巴兆祥记载的野村荣三郎所节录的乡土志书目问题。片冈一忠、巴兆祥认为，野村荣三郎抄写了八种乡土志带回日本，即《孚远县乡土志》《孚远县乡土志记》《奇台县乡土志》《轮台县乡土志》《温宿府乡土志》《拜城县乡土志》《巴楚州乡土志》（均修于光绪末年）。但王安芝认为，“经核实日文《新西域记》原文不确，实际应该为《焉耆府乡土志》《吐鲁番厅乡土志》《温宿府乡土志》《拜城县乡土志》《轮台县乡土志》《伽师县乡土志》《孚远县乡土志》七种乡土志”。不过笔者再次核实原文，认为应该遵从片冈一忠和巴兆祥的判断，《伽师县乡土志》一种并不存在。因为野村荣三郎在1909年6月5日的日记中明确记载：“伽师县设县不久，所以没有乡土志，知县叫高生岳”。
笔者在王安芝工作的基础上，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一套新的版本。这一套版本包括《孚远县乡土志》《库车州乡土志》《温宿府乡土志》《新疆伊犁府绥定县乡土志》《新平县乡土志》五种。前四种为一组，后一种为另一组。前一组均为楷体抄写，九行二十四字（部分不一致），抄本末尾均书“录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旧抄本”字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为晚清民国时期上海的著名藏书楼。1956年11月，该藏书楼被上海市文化局接管，交于上海图书馆管理。1957年1月定名为“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但1979年《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却没有记录这些乡土志。不过1943年《中文新疆书目》明确记载有“《绥定县乡土志》（本志不著卷数、编纂人员及编纂时期），上海徐家汇图书馆有藏本”，笔者据此认为其可能在民国时期前后已经遗失。后一组只有《新平县乡土志》一种，为民国抄本。经核对，吴丰培整理的《新平县乡土志》与之有同源性，因为两书在“户口五百一十有七户”处，均有小字注释“现增至一千有零”。此外，两书在“历史”前也均有前言。需要注意的是，此国图抄本也需谨慎对待。因为吴丰培本、林出贤次郎“29种本”和马大正“标点本”均记载“今千总裁，游击移驻此”，而国图本缺少关键性的“裁”字。
图1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孚远县乡土志》末页
资料来源：引自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403&bid=80483.0）。
比对清末新疆42个府厅州县，现今未见迪化府、疏附县、霍尔果斯厅乡土志。高健通过《新疆图志》对《疏附县乡土志》的引用，认为其确实亡佚了。他又根据“迪化府和霍尔果斯分防厅这两地乡土志在《新疆图志》中没有引用一条”，判断“这两地根本就没有纂修过乡土志”。其后，他又增加了两条证据佐证霍尔果斯厅没有修乡土志：一是霍尔果斯厅只办理中俄交涉，不辖土地、人口，所以不可能有乡土志；二是宣统《新疆全省舆地图》无霍尔果斯厅图。遗憾的是，他并未解释为何没有《迪化府乡土志》。笔者在翻阅原始史料和细致分析乡土志内容的过程中发现，从新疆乡土志的内容结构可以解释为何没有《迪化府乡土志》，并由此牵涉出更深层的认识。
（一）乡土志体例规定与新疆乡土志的编纂
按照此前学界公认的观点，这批乡土志是遵照统一的例目编纂而成。京师编书局《乡土志例目》所定义的“乡土”是“乡土凡分为四：曰府自治之地（所辖之州县不与焉）；曰直隶州自治之地（所辖之州县不与焉）；曰州；曰县。今于四者均名曰本境。”乡土志具体各条目皆是依据“本境”来具体纂写。因此，只有无附郭县的府、直隶厅、直隶州才因为有亲辖地而撰写乡土志。清末新疆省共有迪化、伊犁、温宿、焉耆、疏勒、莎车六府，吐鲁番、镇西、哈密、库尔喀喇乌苏、精河、塔尔巴哈台、乌什、英吉沙尔八直隶厅，及库车、和阗二直隶州。在以上府级政区中，除迪化府、伊犁府外，其他14个府级政区都有亲辖地（即没有附郭县），因而必须纂修乡土志。而且根据笔者翻阅的结果，在无附郭县的温宿府、焉耆府、疏勒府、莎车府、吐鲁番直隶厅、库车直隶州、和阗直隶州7个府级政区的乡土志中，确实只记载本府级政区亲辖地的内容。由此可见，迪化府没有乡土志似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反而更能说明《乡土志例目》的规定是有效的。
需要注意的是，伊犁府也没有亲辖地，依规定不能有乡土志，但为何会有《伊犁府乡土志》？笔者认为关键线索在此乡土志的篇目结构中。与《乡土志例目》规定及其他乡土志所呈现的“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结构不同，光绪三十四年《伊犁府乡土志》共分五大类，即历史沿革、天文类、地理类、人事类、物产类，各大类下又有数目不等的小类（见表1）。
表1 《伊犁府乡土志》篇目结构
与此结构相似的，还有宣统元年（1909）易荣鼎编修的《和阗直隶州乡土志》，以及首都图书馆藏抄本宣统元年《莎车府志》。从目前笔者所搜集到的材料看，此3种文献已经脱离了狭义上的清末以编撰教科书为目的的乡土志的范畴，其实是新疆编纂《新疆图志》的产物。
清末预备立宪后，官制更改。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巡警部改为民政部，部下设“疆理司”。为了更好管理全国疆理之事，该年十二月，民政部要求“查疆理司之职掌，以图、志两项为最要。惟各直省地、势或有变迁，区域不□分令。必须有新绘之图、新修之志，不足以资参考。应请将最新出版之省府厅州县图志赍送本部。嗣后如有增析裁并之处，并希随时咨报，以便查核”。不过由于新疆建省后并未新修通志，受此事影响，便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开始通志纂修：
为札饬采访事。……现奉抚宪札饬，修通省志。……为纂修自应派员采访，以备临修采用。兹拟分天、地、人、物四大类。天文中，分经纬度数、寒暑、雨量、物候；地理为本境山脉、川流、国界、沙壤、水泉、牧界；人事为文艺、武功、种族、沿革、学校、设官、兵制、邻交、商业、工艺、田粮、祀典、钱币、名宦、乡贤、节孝、忠烈、各种人生业、礼俗；物产为动物、种植、树艺、矿产等类。由各地方官详细采访绘图列表，陆续造具清册赍司考证。各该员如有藏收书籍能以援古证今详考赍置，最为合宜。否则据实直记，不求文笔之工，只生访记之细。切勿敷衍了事，竟以从未□边，藉词托诿。是属至要。
此件档案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到达吐鲁番厅。从此札文内所开列采访结构可以看出，前述之《伊犁府乡土志》《和阗直隶州乡土志》《莎车府志》当即为准备纂修新疆通志而提前所编辑的采访稿。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新疆乡土志的“序言”也明确提及此乡土志是为《新疆图志》提供材料。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仲夏杨方炽所编《奇台县乡土志》“自序”明确说明：“聊以存档备案，为创修省志之基础。”
因此，通过对现存乡土志中缺少《迪化府乡土志》原因的探讨，笔者发现现存的新疆乡土志稿其实至少存在为编写学堂教材而产生的乡土志，以及为编纂《新疆图志》而成的采访稿两种性质的地情材料。而之所以仍旧命名为“乡土志”，可能因为此时正值新疆乡土志的编纂工作由新疆商务总局移交给新疆高等学堂之时，新任提学使杜彤严厉推进作为教材的乡土志编纂工作。对于负责具体编纂的府厅州县官而言，二者同属地情材料，于是也就混用了名称。这一认识，除前述《伊犁府乡土志》《和阗直隶州乡土志》篇目结构不依照《乡土志例目》规定却以“乡土志”命名可以佐证外，1947年《镇西县乡土志》的封面题为“新疆镇西县志”、内部有“新疆镇西县志序”“镇西县志目录”，却又被学界长期冠以“乡土志”之名，也是一条关键性的证据。
此外，还有两种体例不同于上述情况的“乡土志”。一种是光绪三十四年成书之《镇西厅乡土志》。该书各卷标目依次为：卷1：疆宇、山川、户口、田赋、学校、城池。卷2：官制、营制、古迹、仕宦、人物、庙宇。卷3：农、工、商、矿、驿站、土产。署镇西厅儒学训导高耀南所作“创修镇西乡土志序”明言：“此志告成，谨呈列宪严加考覆，汇集全省图志，以课生徒”，从“以课生徒”四字，大致可以判断其撰修初衷以“教育”为目的，后由署镇西同知阎绪昌将之完善为一部地方志。另外一种是光绪三十四年《哈密直隶厅乡土志》，其体例结构是：历史、兵事、天时、舆地、道里、山脉、水利、驿递、城池、公署、人户、赋税、学校、商务、祠庙古迹、兵防、风俗、动物、植物、树艺、矿产、祥异。通过比较可知，此种体例是融合了“乡土志例目”与为《新疆图志》提供资料所设的结构，从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编纂体例。这可能是由于乡土志修撰时间与《伊犁府乡土志》等重合，因此哈密厅将两者结构融为一体，统一进行纂修的缘故。
（二）同一府厅州县乡土志不同版本的内容信息差异
新疆乡土志是以各府厅州县为单位编纂，而并非类似《西域图志》《新疆识略》《新疆图志》以整个西域、新疆为单位编纂和颁布，因此现存各府厅州县乡土志是由不同单位和个人汇总的，存在多种版本。应该认识到，同一政区的乡土志，存在内容大体一致，但确属不同版本的情况，不能简单归为传抄过程中的讹误。综合目前学界整理的首都图书馆藏本，湖北省图书馆“29种本”，林出贤次郎“30种本”，吴丰培整理本，和马大正“标点本”，可以发现同一府厅州县乡土志不同版本之间内容的差异在两个方面：一是同一政区乡土志的不同版本所署日期不同；二是同一政区乡土志不同版本间，记载的户口等数字存在出入。
目前所见新疆乡土志稿抄本中，并非都标注了明确时间。而在已注明日期的部分，也存在内容相同而日期不同的现象。这可能是由于所见版本仅为抄本，抄写者记录的是抄录时间的缘故。
然而，更需要注意的是因不同目的或需求而多次上呈所导致的乡土志版本的差异。以编纂过程最清晰的鄯善县为例，首都图书馆藏盖有“鄯善县官印”的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抄本，署鄯善县知县陈光炜“遵即查照原发乡土志例目逐一研究，稽诸古史，博采舆论。其于县境山川、道路、户口、风俗均经确切查明，编辑成帙，并绘图贴说”，并“申赍抚宪暨高等学堂总办”。但不知何故，新疆布政使依旧“电催速办”，所以该县在四个多月后的十一月九日再次向吐鲁番直隶厅呈送“乡土志一本，图说一张”。但十一月廿八日，新疆布政使王树枏又发电报催鄯善县呈交乡土志和相应舆图。此外，马大正等整理的《新疆乡土志稿》所收《鄯善县乡土志》则署成书时间为光绪三十四年。这些都说明，晚清新疆乡土志的版本情况极为复杂，并非一次集中编纂的产物，而是为因应不同需求、在不同场景下多次编纂和使用的结果。
此类情况的另一种例证是，目前学界已经发现多个不同版本的乡土志，其文字内容大部分相同，但所记户口等数字却存在差异的情况。如马大正等指出，《呼图壁乡土志》的户口记载与湖北省图书馆“29种本”不一致；《巴楚州乡土志》的户口记载亦与林出贤次郎“30种本”相异。但是，应该重视不同乡土志中对其数据来源时间点的说明，如《轮台县乡土志》称“按光绪三十四年正月查报户口数目”，《疏勒府乡土志》《于阗县乡土志》则记为“按光绪三十二年查报户口数目”。因此，不能仅因乡土志中的数字不同就断定某一版本有误。更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目前所见的数量众多的乡土志，本就是应不同的需要在不同时间上呈的不同版本，因此在历史、地理、山川、驿站等要素短时间内不易变动的情况下，唯一可能变动较大的就只有户口数字了。
《焉耆府乡土志》则提供了另一类典型案例。该书目前所见版本（首都图书馆本、湖北省图书馆“29种本”、林出贤次郎“30种本”以及马大正“标点本”）均记载为光绪三十四年知府张铣所纂。但笔者在《新西域记》中发现另一版本，推测是吉川小一郎参加大谷光瑞考察团在新疆旅行期间，于1913年2月底在焉耆抄录的。
此版本内容较其他版本简略，高健认为其“删改之处较多，并非原文抄录，且断句、抄写有讹误现象”。但该版本末尾却明确记载有“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八日，焉耆府知县闻端兰”字样（此处“知县”当为“知府”之误）。闻端兰为此时的焉耆府知府，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因“浮收弊窦”在焉耆府知府任上被免职。
由于此版本较学界公认的版本尚早一年，且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三日的新疆档案有焉耆府“乡土志与舆图并赍”的记载，足证在张铣本之前确已存在更早的版本。因此，吉川小一郎抄录的应是一个尚未被深入关注的新版本。王安芝、高健所着重指出的“缺漏”字样为：“本年春间，谷乔松送充高等学堂师范生。现库尔勒义塾改设第二初等小学堂，以廪生王永祥暂行教习。府城向无学堂，卑府抵任后，本年二月间开设第一初等小学堂。”而据《新疆图志》记载：“一官立两等小学堂。在府城东街。光绪三十四年，知府张铣就民立学堂改设。一官立初等小学堂。在南乡库尔勒回城东街。光绪三十四年，知府张铣就义塾改设。”可见这些“遗漏”恰好发生于光绪三十三年闻端兰编纂《焉耆府乡土志》之后。因此这一“抄录缺漏”反而成为有力证据，证实吉川小一郎抄录本实为未曾被学界认识的新版本。鉴于张铣本《焉耆府乡土志》绝大部分内容直接沿用闻端兰本，仅增补了其任职数月以来的事项，目前学界对于张铣在清末新疆乡土志编纂方面的贡献，有必要重新予以评价。
综上所述，新疆乡土志本质上是清末新疆多种地情资料的集合体。即便是作为新式学堂“教科书”，也并非一次编纂即告结束，而是因多次编纂上呈形成了众多版本。后人因条件所限，未加区分地将这些性质各异的地情资料统一收藏、刊布与命名。正因其是后人汇集多种清末新疆地情材料重新组合的结果，就出现了晚清新疆乡土志数量众多的现象。
三 新疆乡土志舆图的多元来源及其价值
如前引光绪三十一年六月“镇迪道就转饬个（各）厅州县编撰乡土志寄往编书局参考并交当地学堂学习事札吐鲁番厅文”可知，各府厅州县在呈赍乡土志时，只要提供原先赍送会典馆的舆图即可：“又各省前次绘送会典馆地图并需各备一分邮寄编书局，以备编撰之用。如无印本可照底稿摹绘寄京。”揆之文意，乡土志只需要编纂文字即可，不需要重新编纂舆图。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这部分舆图也需要各府厅州县提供，于是在客观上，乡土志的结构中也包括了舆图部分。分析这些乡土志舆图，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为何现存新疆乡土志数量多的现象，同时更进一步证明了上一节所论“新疆乡土志本质是清末新疆多种地情资料的集合体”的认识。
高健综合所见版本，根据首都图书馆藏本和马大正标点本统计到9个政区的乡土志舆图：吐鲁番直隶厅、昌吉县、鄯善县、焉耆府、婼羌县（两种）、孚远县、新平县、洛浦县、柯坪分县。笔者又根据前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抄本，新发现一种《孚远县乡土志》舆图。由此，目前新疆乡土志舆图的版本分布见表2。
表2 新疆乡土志舆图分布
说明：“首图本”指首都图书馆藏进呈本及抄本。“29种本”指湖北图书馆将自身所藏29种新疆乡土志于1955年打印成册之《新疆乡土志稿二十九种》本，《中国西北文献丛刊》第61册全文影印。“30种本”指日本中国文献研究会1986年出版之《林出贤次郎将来新疆省乡土志三十种》本。“台湾本”指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中国方志丛书》本。“马大正本”指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之马大正、黄国政、苏凤兰整理《新疆乡土志稿》本。“国图本”指笔者发现的前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抄本。
关于这些舆图的存在形态、绘图技法和图例等，高健已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笔者仅就这些舆图的来源以及与宣统《新疆全省舆地图》的关系作一探讨。
（一）乡土志所附舆图来源多元
如前述，各府厅州县在呈赍乡土志时，只要提供原先赍送会典馆的舆图即可。根据学界以往的研究，光绪三十二年刊本《旧刊新疆舆图》即“会典馆所藏会典舆图新疆部分经修改后的坊间刊本。……所反映的时间段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之间。”不过有意思的是，目前发现有乡土志舆图的9个政区，均在光绪二十八年的新疆政区大规模调整中受到了影响。其中：鄯善县、婼羌县、孚远县、洛浦县、柯坪分县为新设的政区。吐鲁番直隶厅、昌吉县、焉耆府、新平县，因析置政区而受到影响：吐鲁番直隶厅属辟展巡检所辖地域，升为鄯善县；昌吉县属呼图壁巡检所辖地域，升为呼图壁分县；焉耆府属布古尔巡检所辖地域，升为轮台县；新平县卡克里克县丞所辖地域，升为婼羌县。所以目前现存的乡土志所附舆图均为重新绘制。
笔者就目前所遗留的蛛丝马迹进行仔细辨别，发现随同乡土志所赍送的这些舆图，如同时期乡土志一样，也是应多种需要而绘制的各种舆图的集合体。这些舆图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直接在会典馆新疆舆图的基础上进行修改的产物。其中，《昌吉县图》具有典型性。《旧刊新疆舆图》“昌吉县图”除呼图壁的其余部分，在舆图框架、边界、村庄等方面都与首都图书馆藏《昌吉县乡土志》所附舆图高度相似。且该图的东南部分与《新疆全省舆地图》亦高度相似。
另一种是进行新的调查绘制的结果。在1905年《乡土志例目》颁布后，正值清末“新政”的“预备立宪”开展，集中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设置学部、陆军部、海军部、度支部、法部、农工商部、民政部等。这些新设置的中央部门，为推行“新政”，积极开展资料的搜集与调查。就目前发现的9个政区乡土志舆图而言，《孚远县乡土志》所附舆图资料最全，便于分析。其“图说”云：
右图横开八格，直开十格，每格作二十里。路以红点缀之，官路以黄线双钩别之，水以蓝线双钩引之，余均注载名目。……以全境论，形方而长，罗列二十五渠水源，由南而北，距省三百七十里，东西广延一百六十里，中有驿路，为东西两路往来所必由，均系坦途，并无崎险。东界奇台，西界阜康，南北袤延二百里，南至冰山麓，道路崎岖，与吐鲁番属地交界。北至北沙窝，地段辽阔，与科布多属地交界。东南行九十里，至泉子街而车道止。又南行二十里至头桥，其路一面依山，一面滨水，每至路穷之处，过一卧桥，如是者五，迂回险隘，人马难行，迳达冰山，系通吐鲁番山路。东北绕至断河，与奇台县交界，道路盘旋，夷险不一。西南至矿山，西北至沙山尾，均与阜康接壤。此孚属全境疆域险要四至八道之大略也。是为说。
结合舆图与图说所标示的上图要素，此图应来源于光绪三十二年练兵处、陆军部要求地方进行的“疆域险要及交通道路图”，依据有三。其一，此图图说在末尾明确说明“此孚属全境疆域险要四至八道之大略也”，与练兵处要求的“所属疆域险要及交通道路图”语义相同，文字也基本不差。其二，此图图说首写道路情况，“路以红点缀之，官路以黄线双钩别之”，与以往舆图首重县城，次级山川的描绘截然不同。其三，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七日一份档案也能大致旁证：“为札饬事。案准布政使司和移开……详赍孚远县奉饬查照该属险要道路，绘具略图。详请转咨一案。奉抚宪批开详赍舆图阅悉。仰即速催各属照式赶造赍辕，以凭汇咨。……为此札。仰该厅即便逐照迅速照式，造具略图赍司。以凭咨转。”此点也能说明孚远县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之前就已经按照练兵处要求完成绘图，并应用在光绪三十三年的乡土志中。
（二）现存乡土志舆图与《新疆全省舆地图》的关系
《新疆全省舆地图》是清末新疆最具代表性的舆图集，是清代新疆舆图绘制的绝唱。魏长洪最早提出，《新疆全省舆地图》是《新疆图志》的舆图部分，因新疆印刷条件有限，故而在汉口印刷。此说已被学界所公认。魏长洪之所以能够得出这个论断，是因“这些参与编纂《新疆图志》的遗老们的口述材料现存已故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魏长洪家中”。
现存乡土志舆图与《新疆全省舆地图》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乡土志舆图被《新疆全省舆地图》全部使用或大部使用。这与《新疆图志》舆图部分的成图方式有关。光绪三十三年新疆开始纂修通志：“惟有志乘阙如。现奉抚宪札饬，修通省志。本司等选派精于测绘之员赴南疆一带测量，并在省先绘总、分舆图，以为修志基础。俟明年正月设局纂修，自应派员采访，以备临修采用。”由此可见，《新疆图志》舆图部分是先于志文，在省城首先编绘而出。由于没有进行全疆舆图测绘，因此最佳方式是直接使用已有的舆图。最典型的是《柯坪县图》。比较《柯坪县乡土志》所附舆图与《新疆全省舆地图》“柯坪分县”图可见，除了后者添加经纬网，而前者为方格绘制外，其余内容几乎完全一致。《洛浦县乡土志》所附舆图则在以河道构成的舆图框架上与《新疆全省舆地图》高度一致，只是在村落名称上略有差异。
第二类是乡土志所附舆图过于简略与不精确，《新疆全省舆地图》相应图幅并未采用。典型代表为《婼羌县乡土志》所附舆图，其所绘婼羌县境地名很少，塔里木河水系为写意绘图技法，与《新疆全省舆地图》完全无法匹配，自然未被采用。
第三类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舆图。典型代表为《新疆吐鲁番厅乡土志》《鄯善县乡土志》。二者的绿洲地区内容被《新疆全省舆地图》“吐鲁番厅”“鄯善县”图采用，特别是关于山麓地带泉水为河流源头的形象性绘图技法，几乎全部为《新疆全省舆地图》使用。但是乡土志舆图所绘政区边界与《新疆全省舆地图》相应图幅差异巨大，导致二者呈现出既统一又分异的状态。
由此可见，新疆乡土志舆图与同时期的《旧刊新疆舆图》《新疆全省舆地图》相应政区图幅之间的关系因图而异，需要在使用时进行仔细甄别、相互比较。
四 结语
乡土志是一种特殊的方志。在文献相对匮乏的新疆，乡土志不仅为编纂《新疆图志》提供了丰富资料，也可视为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由各府厅州县自行撰写的首批县级政区方志。乡土志在编纂完成后，并未发现其被小学堂实际使用的记载，且已经发现的新疆小学堂教材名录中亦未列有乡土志名目。有理由相信“这一批乡土志的教材作用并未得到发挥”。由此，作为记录清末新疆各县人口数字、交通路线、族群宗教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新疆乡土志与内地各省乡土志相比，其意义更主要地体现在其方志属性上。
清末新疆正处于从传统到近代，从藩部到行省的关键时期，乡土志编纂是清末新疆落实“新政”的重要举措。在新疆乡土志的编纂过程中，其组织机构经历了由新疆商务总局向新疆高等学堂的转变，时任新疆提学使司的杜彤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使编纂进程加快，成效显著。从现存新疆乡土志的内容结构来看，数量众多的新疆乡土志是清末“新政”期间多次受命编纂和不同使用目的的地情信息集合体。其中所附舆图多为根据不同的需要重新绘制的，与现存《新疆全省舆地图》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使用时需仔细甄别。
本文通过对编纂机构演变、乡土志内容结构及其舆图来源的考察发现，新疆乡土志的复杂性与其功能的多元性有关：它既是学部要求编纂的教材，又是边疆“新政”中收集地情信息的政务载体。这种“一志多能”的特性导致了新疆乡土志版本频繁增删与舆图信息来源多样的现象。从根本上来说，这是清末边疆危机下国家力量对区域空间整合的努力过程，因此抵消了文教基础薄弱的阻碍，呈现了中国近代边疆治理与实践独特历史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