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1899-1981），字毅生，祖籍福建长乐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抗战时期曾任西南联大总务长、文科研究所副所长。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明清史专家、原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组组长、南开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副校长。郑天挺先生是我国五四时期造就的老一代史学家代表之一，他继承了清代朴学严谨治学的朴素作风，深厚的古文献基础和五四以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研究精神，所以他的史学成就具有五四以来中国学术史的时代特色。现仅就个人学习先生遗著的体会，略述一二。
一、研究历史在于求真务实
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们研究它，首先就是求得它的真实。只有真实对我们现在才有用。他曾经多次讲“研究历史要求真、求用，首先是求真，然后才能求用，要求真是相当不容易的。”这就涉及到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实际问题，怎样才能求真，这一点我国清代的乾嘉学派对我国的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清王朝实行了残酷的文字狱，一些学者避开现实，对中国古代典籍中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考证和清理。一方面解决了古代一些学术疑难问题，一方面创造了一些解决这些疑难问题的考证方法，这些考证方法是强调要认真读懂古书。要读懂古书，必须懂得古音。清代的考据学大家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莫不皆然。”（顾炎武《答李之德书》）因为古代的文字与现代不同，要认识古字的本意，必须知道它的读音，因为同一字，读音不同，其意不同，所谓“识字审音，乃知其意”（惠栋《九经古义序》）。这就是说，要读懂古书，必须懂得文字学和音韵学。其次还要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与地理沿革等事，进行相互证明，证明至少要有本证和旁证两条，本证就是自身证明，旁证必须采自他书，才能成立。孤证必须存疑。郑天挺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受业于声韵训诂学大家钱玄同。他说他们当时读书，一本《尔雅》、一本《广韵》、一本《说文》，经常翻阅，读古文则是《文选》。所以他在古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有深厚的基础，对一些历史疑难问题，大多是用这种考证方法而研究成的。例如他关于西藏的著名论文《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就是用古文字学、音韵学、地理沿革相互对证，证明了《新唐书》上的发羌即吐蕃的先世，远在隋唐以前东汉时就与中原有了交往。由此可见历史求真之难。所以研究历史，尤其是古史离不开考证，只有经过考证，才能求得历史的真实，只有真实的东西，对人们的认识才有用，所以有用是以真实为前提的。不真实的东西，不但没有用，还会起相反的识用。例如引用《庄子·盗跖》篇说盗跖痛批孔子是“巧伪人”。乃是借预设的寓言故事来阐发自己的政治观点，根本不是历史事实。该书说盗跖为柳下惠之弟，据《左传》柳下惠是鲁禧公（前659-627）时人，与孔子相去百余年，怎能与孔子互相辩说呢。又如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据《汉书·武帝纪》载，当时汉武帝诏贤良方正进谏时，“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罢黜的是战国以来以诈术乱政的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流的学说，“独尊儒术”根据董仲舒的对策建议“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是提倡以孔子所推崇六艺：《诗经》、《书经》、《易经》、《礼记》、《乐经》、《春秋》的古代典籍。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这个建议，于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诗》、《书》、《易》、《礼》、《春秋》各置博士官，教授子弟。其他道家、阴阳家等并未禁止。
关于求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理解。历代有些统治者也强调用，他们的用就是要为他的统治所用，以巩固他的统治地位。顾炎武提出“经世致用，“则是于国计民生有用，治世安民有用。郑天挺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所撰写的《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清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一系列重要论文，都是为了考察历史的真实，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满洲国的阴谋。所以他的考证不是鑽故纸堆，脱离现实的为学术而学术。所以对于用，不能用实用主义的态度，要符合科学客观规律。今天我们应该继承他这一优良学风和学术遗产，加强对古文献方面的学习，以便做出新的成绩。这就是说我们做事，除了有良好的愿望而外，也要有很好的技能。
二、重视史科
解放前，郑天挺先生被称为“史料派”，这当然是片面不正确的，但他重视史科却是事实。史料就是研究历史的原料，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们要了解过去的历史，只能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材料，有文字的，有实物的。他曾说：“我们研究历史，是根据事实，事实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依据史料而知道事实。”因为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客观存在是不能任意制造的，所以要知道事实，必须依据史料，不能凭主观想象。对于史料，他强调要详细地占有史科，每一条史料只是一个事件的片段，要研究一个历史事件，了解它的历史全貌，必须详细地占有资料，包括正面的、反面的，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占有更多的资料，尤其要重视新发现的资料，然后才能从这些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他曾经多次讲，我们对某一历史事件下判断时要“字字有根据，处处有来历。”材料少了，“孤证”只能存疑。决不能只找合乎自己愿望得到的材料。其次，他说史料并不等于历史，史料只是某一历史时代，某一历史事件分散的、片断的、甚至是重复的资料，只有对资料进行科学的提炼、分析、组织，才能成为历史。所以他特别强调对资料要广泛联系和深入分析，广泛联系就是对史料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如时代背景典章制度，上下左右都要说得通，没有矛盾，因为历史事件是彼此有内在联系的，不能这一方面说得通，那一方面却说不通，说不通硬要说通，就容易穿凿附会。这是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常见的一种现象，为了坚持已见，对于不合自己观点的史料就任意解释，只选取符合自己观点的材料，对相反的材料不用或者视而不见。由此可见，在历史研究中收集材料分析材料上，也要下大功夫。
占有史料问题，他曾说历史上有些死结问题。由于史料不足无法解决。例如关于赵匡胤的死“烛影斧声，千古之谜”。还有建文帝的下落，这些问题，前人已经纠缠了几十年或几百年，都无法解决，没有新的材料，不要去搞，以免浪费精力而无所得。这一点很有现实意义，有些初学的历史的人，不了解这种情况，总想通过搞这些问题一鸣惊人，提出某些主观设想去找史料 ，实际这是不可能的。
三、因果关系不能颠倒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客观过程，原因在前，结果在后，我们研究某一历史事件时，也要先从起因入手，一步一步往下深究，最后达到结果，绝不能颠倒因果关系，对于这个问题他曾说：历史研究和自然、技术科学研究一样，也有一个科学的方法，爱因斯坦曾告诉他的学生三句话，一、因果律不能颠倒，二、时间不能倒过去，三、将来不能影响到现在。我想学历史也是这样：
（一）因果关系不能颠倒；
（二）时间先后不能错乱；
（三）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用后来的发展附会当时。
这三条对我们研究历史极为重要，在自然科学方面，凡是规律、一有普遍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二有重复性，可以重复。但在历史科学方面则有差别，历史是不可重复的，又因不可重复，给人们的主观推断留下很大的空间，往往有人会用结果来说明原因，或者以结果为前提来找寻适合于结果的原因，叙述历史，好像历史的发展一开始就直奔主题。这种观点就是以今律古，用结果来附会原因，颠倒了因果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宿命论，割裂了历史的全貌。这种现象是我们当前历史研究中必须警惕的。
本文为2021年08月0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