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符先生对《道藏》与道教全方位的深入研究，早已饮誉海内外。他是我国第一个阅读全部道臧的学者。1949年他出版的《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被认为是通向道臧王国的必读之书，经典性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清晰地理清了《道藏》的编篡、写作、刊布以及道教师徒的承传关系，所以凡是要研究道教的人，必须先读他的这部著作，才能步入道教研究的各个领域。1963年他又出版了增订版，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屡次被海外翻印，因而陈先生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上研究道教的大师。享有至高的学术声望。
所谓《道藏》，就是道教经典的总集，卷帙浩繁（《正统道藏》与《万历续道藏》共5486卷），内容庞杂，除包括宗教文献外，还有化学、医学、音乐、采矿、生物等内容，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儒、道、佛三家典籍鼎立中而三居其一。《道藏》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炼丹术，所谓炼丹术就是古代的原始化学。陈国符先生对《道藏》研究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对炼丹术的研究。炼丹术在道教中也称黄白术，黄指黄金，白指白银，古代道士认为用一些贱金属和盐类可以炼成一种药用金银，服用后可以长生不老，成为神仙。因为是服食之物，故称之为外丹（相对内丹行气导引之术而言）。中国的炼丹术大约在唐代以后传至域外，在西方转化为炼金术，即用贱金属来制造黄金货币，企图发财致富。炼丹术无论是用做药物想长生不老，或者是制造假金银，都被实践证明是难以成功的，但它却积累了很多有益的化学反应。根据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Heedham）的见解，整个化学的根源之一——炼丹术，是从中国传至西方的。所以炼丹术不仅与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对世界科学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外丹黄白法考》一书就是陈国符先生近些年来对道教炼丹术研究的结集。在这方面，他被国际同行公认居于领先地位。
陈国符，江西常熟人，1914年生。193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旋即留学德国，专攻纤维化学。1942年获德国达姆施塔特工科大学(TechnischenHochschuleDarmstadt)博士学位。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政府准备与汪伪政府建交，陈国符非常怀念祖国，便提前办理了回国手续，博士论文答辩一结束，他便毅然踏上回国的旅程。由于经济拮据，他把大部分书籍和物品留给房东，只带了一只装着随身衣服的小皮箱离开德国。途径土耳其的安卡拉时，身边已无分文，安卡拉的中国使馆给了他二百美圆，才回到了当时的中国大后方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化工系任副教授，转年即任教授，年仅二十八岁，是当时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他便开始系统的研读《道藏》。因为1937年他在浙江大学学习时，曾经翻译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达维(TenneyL.Davis)教授的一篇《中国炼丹术》(刊于《化学杂志》1937年)的文章，他到德国以后，达维教授便主动与他联系，要求他将《道藏》中的《丹经要诀》翻译成了英文。所以他到西南联大任教后，即利用课余时间，在龙泉镇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悉心翻阅《道藏》，半周在昆明市内教学，半周住在龙泉镇。大约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将《道藏》通读了一遍。《道藏源流考》的主要部分手稿就是在这时完成的。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联大解散。他到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简任技正），工作清闲，他便到金陵大学图书馆、国学图书馆、泽存书库翻阅宋、金、元、明、清文集和道教名山志、宫观志。并且亲自赴龙虎山、茅山、当涂、武进、常熟、上海、北京等地实地考察，寻访道士，收集了大量有关《道藏》的历史资料。1949年他便出版了这部研究道教文献的开山之作《道藏源流考》，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亲为作序。他在资源委员会任职期间，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与无能，1948年应北京大学工学院马大猷院长的邀请北上，任北京大学化工系教授和系主任，兼任理学院化学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他被调往新成立的天津大学化工系任教授，创办造纸专业，第一次在中国开设了纤维化学课，是1956年天津大学第一批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之一。在这期间，陈国符先生的主要工作是从事纤维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并出版了《植物纤维化学》（1961年轻工业出版社）高校教材等书，完成了多项研究课题。但他仍然抽出一些空余时间研读《道藏》，先后写成了《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说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外丹》、《道乐考略稿》、《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等文，1958年应中华书局之请，刊入《道教源流考》增订版内(1963年出版)，从而开拓了道教研究的新领域----黄白术和道教音乐。
文革期间，陈国符先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他多年研究《道藏》一些未发表的手稿和资料，被认为是“四旧”、“糟粕”而付诸劫火，他本人也多次遭受批判。但他在被解除“审查”之后，又继续研究道教外丹黄白术。这是《道藏》中极为神秘的一部分，道士炼丹怕被外人知晓，炼丹的术语、方法、所用金石草木药的名称都极其秘密隐讳，故意将其真名隐去而托以假名，局外人根本无法读懂。要想弄清外丹黄白术所用药物及其化学反应，必须先考明这些术语、药物隐名的真实含义。其次炼丹术的丹经丹诀，本来为道士根据自己的炼丹经验所撰，但他们却诡称为从天而降的神仙所授，所以还必须弄清楚这些丹经丹诀出现的朝代及其所用名称的演变。这是两个极端困难的问题，既无前人研究成果，又无研究先例可循。陈国符先生利用自己广博的知识和文史与理工兼通的特点，以清初以来的考证大师为典范，刻苦钻研，开创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在考明词义方面：“用综合、综合中有分析，分析中有综合，先考明六、七个常用词谊”，然后深入进去，触类旁通，一个一个地解决。他共考明炼丹术语，词谊323项，其中包括炼丹仪器的使用和准确的化学反应。关于丹经丹诀的出世朝代前人多是用推测和估计的方法，陈国符先生除使用道书目、道书引用书目、历代艺文志、宋代书目外，又用历代地理志、历代韵谱，根据地理区划的沿革和历代用韵的不同，考明了四十余种丹经丹诀的出世朝代。一扫炼丹术中研究的迷雾和障碍，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依次撰成《中国外丹黄白法词谊考录》、《中国外丹黄白经诀出世朝代考》、《石药尔雅补与注》、《草木药隐名录》四篇论文，共十六万字。1979年9月（3-9日）应邀参加了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世界第三次道教国际学术会议，以《道教与中国自然科学之相互关系》为总题目，发表四篇论文，并且宣读了四篇论文的英文提要，在会议上引起了很大震动。
在此之前，世界各国研究道教与中国化学史的学者，都非常关注陈国符的研究。在文革期间，国内宗教研究是个禁区，国外对道教和炼丹术的研究却方兴未艾。1973年在日本长崎举行了第二届世界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曾经邀请陈国符先生参加。美国学术团体会议主席伯克哈代(F.Burkhardt)两次（1971年9月3日和1972年3月2日）致函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要求陈国符参加会议而未获结果。事后，该会的组织者不无遗憾地说：“对于一个空位必须说一句话，道教是中国的，但是到会的并没有高资历的中国学者，用时两年以邀请陈国符，此努力证明是不成功的。这对于赞助者与到会者是多么的惋惜啊！”（《中国宗教论文集》导言。索安（AnnaSeidel）编，1979年耶鲁大学出版）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1979年9月他才能够参加第三届世界道教会议。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欧洲科学基金道教研究计划的领导者巴黎大学高等研究院施博尔（K.M.Schipper）教授曾致函说：“我确信你的存在，对于这次会议的成功是很重要的，并确信这将改进科学史园地内诸位学者的相互了解。”（1979年8月2日致陈国符的信）美国宾州大学中国文化与中国科技史的教授席文（Sivin）说：“在此世界中任何外丹黄白术的学者都认为你以往的著作是经典的，我们等待你新著的出现。”（1978年2月6日来信）“我愉快地听到您将出席在这年9月在瑞士的道教研究国际会议，我们将最后可以会见，在那里您将是年长的高权威的学者。”（1979年6月9日来信）瑞士苏黎克（Zurich）大学东亚研究室何曼（R.Homonn）博士也以该委员会的名义致函说：“您作为道教领域的最著名的研究者之一，假使您能够参加这次会议，这将是我们最大的荣誉。”（1978年10月来信）
在会议期间陈国符受到了极大的尊敬，施博尔称他为老师，会后并被邀请到巴黎做三周的指导研究。随后又致函说：“你的学术参与与重大的贡献使这次会议成功，我以第三届国际道教研究会的名义表示非常感谢。”（1979年10月5日来信）回国之后他对这四篇文章进行了多次修改与补充，并撰写了《词谊考释例》和《黄白术经诀研究法》、《词谊待考篇》等，构成了《中国外丹黄白法考》这部巨著。对此他自己曾说：“自中国古代原始自然科学而论，外丹黄白法为大事，但自道藏研究而论，此非要事。余最初不预备为此花如此多之时间。而现在花时多年，非始料所及。”我们相信这部著作的出版将大大推动国内外道教和黄白术方面的研究，无疑是这一领域内的一块丰碑。
我和陈国符先生相识始于六十年代，当时我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他经常来查阅《道藏》和有关资料，他是天津大学教授，借阅南开大学的图书资料要有一定的手续，我作为一个图书管理人员和晚辈后学，尽量给予方便。不久我就从一本介绍资料中得知，他就是被称为我国三大宗教研究家之一（佛教研究家汤用彤，回教研究家马坚，道教研究家陈国符），对他非常崇敬。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准备应邀参加学术会议，急于查找一些资料，当时正正值地震之后，图书馆无法正常开门，又兼“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干扰，许多古籍线装书被视为封建糟粕和毒草而不许借阅。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帮助他解决。1978年底我离开图书馆回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工作，1980年先师郑天挺先生主持召开了第一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他应邀向会议提交了《明代道教音乐考稿》的论文，我在会务组管理有关论文事宜，从此我和他进一步熟悉了。后来过从日密，我经常往谒先生，他有时也不惜以七十多岁高龄甘爬三层乃至五层楼梯到我家里来。他多次向我谈到他研究道藏的缘由和情况：他说他的父亲极端开明，是北京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理科一班出身，数学很好，母亲是个治家能手，家道比较富裕，藏书很多，年轻时经常翻阅父亲的藏书，有时一看一整天，父亲也不干预。由此他对文史极为喜好，在中学时期曾经读过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著作，对他产生很大影响。他少年时经常去看道士做法事，道教音乐非常好听，江南道教音乐并不比巴赫·亨德尔等欧洲巴罗克时期的宗教教音乐逊色，甚至更好。大学毕业后他留学德国，德国的学风很严，导师对学生的要求特别严格，造就了他严格的科学治学方法。他多次讲，研究《道藏》，必须对《道藏》有全面的了解，有一个总概念，才不至于犯大错误。说他1942年在西南联大研究《道藏》时，对五千多卷《道藏》集中精力，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很快就理出了两条线：一条横线是道藏内容的分类三洞四辅及其传授；一条纵线是历代道书的修篡和成书的过程。这两条线就构成他《道藏源流考》一书的主要框架。他还说科学研究主要在于创造，还要善于思考。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能力，主要看他是否有创造力。要攻克一个科学堡垒，首先要创造自己的研究法。他研究道教外丹黄白术时，就是先创造了研究法，他说把这个研究法公之于众后，谁都可以根据这个研究法进行研究。邃学名流的这些宝贵经验，定会对研究道藏者大有裨益。我是研究明清史的，得与先生交往，亲承謦咳，春风煦物，受益良多。1988年他将《中国外丹黄白法考》的书稿寄往某出版社，迟迟未获结果，中间辗转多次，最后由我经手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列入中国传统文化丛书出版。他说自己年纪大了，剩下的时间不多，要赶快做完一些必要的研究工作，例如道教音乐、道教建筑、丘处机与全真派道教等。为此他经常夜以继日，由于劳累过度，于1990年10月生病住院，1991年6月出院后在家疗养。鉴于年事已高，记忆力衰退，无法自己撰写一篇详尽完整的序言，便嘱托我酌情代为撰序，挚情雅意难却，不揣工拙，仅就自己所知写下这段文字，深知不免挂一漏万，未能准确地表达陈先生的学术和思想，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我坚信，这部巨著的出版是我国学术史上的重大实绩。我们为能有这样一位被世界同行公认居于领先地位的学者而自豪。祝愿他早日康复，颐养硕老耆英之身，继续指导道藏领域的研究。
1996年12月20日写于南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