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先生在“清史资料”的条目中指出：“研究明清史有一个优越条件，就是资料多。两朝实录基本完整，文集多，方志多，笔记多，官修书籍多。但问题亦在此。如何甄用?”对于繁多的清史资料，郑先生列出《清史稿》、实录、《东华录》、《满洲实录》、政书、清代史籍、近人著作、传记，对清代编年史、清代传记、清代则例、清人笔记等有系统考察，反映出广博的资料收集视野，“清史资料”收有66个条目，多是较长篇幅者。

从对“清史资料”的研究来看，郑先生对于《清史稿》用力最勤。有关《清史稿》的条目有“《清史稿》”、“《清史稿》之修成”、“《清史稿》取材”、"《清史稿》纂修时初拟从删篇目”、“《清史稿》纂修姓氏”、“《清史稿》纂修人手”、“《清史稿》之批评”、“《清史稿》的私改”、“《清史稿》印行先后”、"《清史稿》的关内与关外本”、“《清史稿》关内关外本异同”、“禁《清史稿》”、“对《史稿》关内关外本意见”、“《清史稿》人名的错误”等14条，这些条目较多作于1939年、1955年、1963年诸年份。

郑先生阅读《清史稿》,收集史料的过程中，通过内证发现诸多问题，从《清史稿》标点本的更正印证郑先生的先见之明。如《耿仲明传》有句“天聪七年五月从仲明”,郑先生指出“应作有德”;《尚可喜传》有句“九年可喜与继茂”,郑先生谓“耿仲明子，传中前未见继茂名，不应不叙其姓，此纂修失察处”;读《吴三桂传》,注意到“吴三桂死后清军之进剿”,数称彰寿之名，比较列传四《阿巴泰传》附《彰泰传》,可知“是彰寿乃彰泰之误”。

上述说明郑先生对于传记文写作的研究深入。如1949年5月21日所作“清代重臣统兵”摘录的随文札记，看出了问题所在：

《清史稿》列传一百七十九，赛尚阿、讷尔经额传《论》:“清沿故事，有大军事辄以满洲重臣督师。乾嘉时，如阿桂、福康安、勒保、额勒登保等，皆胸有韬略，功在旗常。道光以来，惟长龄平定回疆，差堪继武。其后禧恩之征徭，奕山、奕经之防海，或以骄侈召谤，或以轻率愤事。至粤匪初起，李星沅不胜任易以赛尚阿，驭将无方，遂致寇不可制。讷尔经额庸懦同之，畿甸震惊。自是朝廷始知其弊，惟僧格林沁犹以勋望膺其任(天案，此十二字似与下文不相属，疑后来改稿者之所加),不复轻以中枢阁部出任师干，即有时亲藩遥领，亦居其名不行其实(前十二字或应缀于此)。盖人材时会使然，固不可与国初入关时并论也。”

玩味原文，郑先生的看法言之成理。

郑先生强调读正史先读志，重视志所记载典章制度的重要性，对志的写作要求甚高。如《清史稿·食货志一·田制》记载：“明之设卫也，以屯养军，以军隶卫。洎军政废而募民兵，屯军始专职漕运，无漕者受役不息，屯户大困。清因明之旧，卫屯给军分佃，罢其杂徭。……百余年来，屯田利病与漕运终始，及南漕改海运，屯卫隐蔽难稽，至是而一大变。”郑先生指出：“此用《清通考·田赋考》,而概括未尽。”认为《清史稿》的概括不够完善。

再如“咸丰时督抚权势渐高”摘录《清史稿》一一六《职官志三》:“文宗莅政，命浙江、安徽、江西、陕西、湖南、广西、贵州各巡抚(均总督兼辖省分)节制镇、协武职；总督兼辖省分，由巡抚署考会题，校阅防剿，定为专责，职权渐崇(此谓巡抚职权)。光绪季年，裁同城巡抚，其分省者，权几与总督埒，所谓兼辖，奉行文书已耳。宣统间，军政、盐政，厚集中央，督抚权削矣。”郑先生作案语：

《志》文叙述未详。咸丰后由统兵将帅任督抚(握军权),又创厘金(握财权),又兼盐政(财权，道咸加)、外交(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联系，道咸以后),而地方督抚职权渐重，演成曾、胡、左、李、张、刘、袁、岑的局面，宣统初感到督抚权重，始收回军、盐诸政以削其势。

补充了《志》文的不足之处。

利用《清史稿》纪表志传互证发现问题，也是常采取的考察该书的方法。如1947年所作“军机大臣”条：

天挺案，军机房之设，《年表》谓始于雍正七年，《张廷玉传》谓始于八年，《职官志》谓始于十年。考怡亲王逝世在雍正八年五月，又《本纪》八年十月甲寅有“以马尔赛、张廷玉、蒋廷锡久参机务，各予伯爵世袭”之语，则军机房之设不应在八年以后。又命将讨准噶尔噶尔丹策零在雍正七年三月。

发现《清史稿》《年表》、《张廷玉传》、《职官志》记载军机处出现的三个不同年份：雍正七年、八年、十年。又结合《本纪》,排除了十年说。从提示“命将讨准噶尔噶尔丹策零在雍正七年三月”来看，似倾向于七年说。

对于《清史稿》本纪也有研究。如“西洋入贡”条，列出本纪所载顺治、康熙、雍正朝外国朝贡的年份出处，接着指出“《高宗本纪》以后散入各月”,发现了记载的方式不同。

“咸同间团练之抗粮”条辑录《清文宗实录》卷一六七咸丰五年五月十一日所载：“谕军机大臣等：王履谦奏，稽查上游河口并地方情形一折。……至近来地方团练原以保卫乡闾，乃河南彰、卫、怀及开封等属，抗粮滋事之案层见叠出，皆因联庄会借团练为名，纠众抗官，该府县平日既办理不善，临时又补救无方，以致相率效尤，后患何堪涉想?着英桂督饬该地方官凯切晓谕，不遵者严行惩办，庶几地方日就安静，而征收钱漕亦渐有起色。现在北路军务已平，所办联庄是否可以裁撤?并着该抚酌量办理。”郑先生加有案语：

王履谦时以副都御史稽查黄河上游河口，英桂为河南巡抚。此诏亦见《清史稿·文宗本纪》,惟有“各督抚其尚加意整顿，勿令日久酿患”之语，与此专饬英桂者不合。又其后有“是时山东已有黑团之害，尚未上闻，其后卒以兵力平之”一段，盖纂史者所加。《文宗本纪》原稿出吴廷燮手，奭良复辑，或即二人所加。

郑先生将《清史稿·文宗本纪》与《清文宗实录》相关记载比勘，指出了《清史稿·文宗本纪》的修纂问题。

郑先生开设“史料学”的课程，主要内容讲授明清史料，其中探讨《清史稿》的纂修问题，还论述了清史史料错误、史料补充、史料批判问题。

重视《清史稿》反映了郑先生治史重视正史的观点。《清史稿》不是定本，问题大，需要谨慎使用，故多加考证。认真考察《清史稿》也为了修订或新修，1963年吴晗发表《论修清史》一文，与郑先生议论编写清史之事，郑先生写了《关于编写清史、民国史之设想》,可见郑先生对于《清史稿》的认识以及新修清史的主张。

郑先生重视向满族皇室后裔了解清朝掌故证史。读史遇到满语词汇需要证实。如“和硕与多罗”条的札记：“天挺闻之溥雪斋，和硕满语为‘方面’,多罗为‘隅’为‘角’。”再如“领催”条目摘录《清史稿·兵志一》:“曰领催：供会计书写，马甲之长也。”下面说：“领催，据溥雪斋云满文曰拨什库。拜唐阿，汉语执事人也。‘拜唐’,事也。‘阿’,人也。亦溥雪斋云。”溥雪斋(1893—1966),道光皇帝的曾孙，祖父为皇五子惇亲王奕誴,父为贝勒载瀛。幼年袭封为“贝子”,著名书画家，辅仁大学教授，本名溥所，以字行。郑先生与溥雪斋有着多年的交往。应当说，以溥雪斋的身份与学养揭示满语问题，具有很大的可靠性。

郑先生还从溥雪斋处得到其他清史问题的看法。1949年8月5日的“清文宗之死”条记载：

溥雪斋所今日语余，清文宗之死盖出于自裁，文宗在热河尝召五爷、六爷，顾穆宗而言曰“我无面目回京师，尔等其挈吾子还”。六爷者，恭王奕訢，五爷者，惇王奕誴即雪斋之祖也。文宗之走热河，惇王力谏，文宗谓之曰吾非畏死，恐受辱耳。惇王言去易而还难，异日将何以为辞?故文宗终不还。孝钦以此深恨奕踪，每称文宗之死由于五爷所逼，其后奕踪之不得意亦由于此。雪斋言及此事不只一次，今日复谓其祖在日屡告之，必不误。余检《史稿·文宗纪》,文宗走热河，恭王实未从，所谓召五爷、六爷者，或仅五爷耳。雪斋又言其祖不主太后临朝，盖与端华、肃顺意最投，苟非文宗亲弟必无幸。郑先生还加了旁注：“文宗患吐血亦见《本纪》。”

1950年6月12日所作“清代诸陵”条，在询问溥雪斋清帝陵墓位置后，作了案语：

溥雪斋(所)云：东陵原为马兰镇，西陵原为泰宁镇。东陵凡九陵，以圣祖景陵为最富丽，陵前碑亭外尚有圣德神功碑及蒙古王公所立之四种文字碑，俗称对儿碑，他陵所无也。孝陵、景陵、裕陵前均有石人牲，定陵以后无之，以国家穷也。东陵树木最盛，曹锟为总统时斩伐已尽。西陵凡六陵，规模气势远不及东陵。又云：有《万年统志》一书，记东陵甚详，无刊本。

据此补充了相关知识。

1962年9月24日所作“皇子抚养于官员家”条，辑录王先谦《东华录》九十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丁酉史料，所作案语谈到：“皇子及王公子抚养于属下官员之家，余曾以询溥雪斋，雪斋言不知其事，或道咸以后所无也。”可知就此事征询过溥雪斋。

郑先生针对清史资料繁多的情形，采取大量笔录卡片予以收集，用力之勤，罕有其匹，因此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卡片资料。郑先生读书、摘录以及做札记，不仅长年累月进行，即使出门、酷暑、年节也往往坚持不辍。“清初禁同族嫁娶”条卡片记载，1943年2月4日壬午除夕还在阅读《清史稿·太宗本纪》,注意到：天聪五年七月甲戌“并禁官民同族嫁娶，犯者男妇以奸论”。发现“此事《东华录》失载”。

读书有所收获，兴奋之情跃然纸上。1943年郑先生正在研究清初礼俗。7月7日晚上所作“清代殉葬之禁”条卡片，是阅读《清史稿》列传五十一《刘楗传》附《朱裴传》札记，卡片记载：“前于书肆见《松下杂钞》有朱裴禁殉葬一条，其后欲求其书不得，时耿于怀，今日检《史稿》得其传不禁狂喜。”得到想要的资料，喜形于色，使用了“不禁狂喜”的字眼，这种直抒胸臆的记载不多见于郑先生的读书札记，可见其高兴的程度。请注意，当天是七七事变正式抗战纪念日，学者勤奋治学别具意义。《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记载了这一学术发现，并有具体考证，详细程度超过了卡片上的札记。

郑先生在西南联大期间，作息时间比较规律。一般是晚上十二点就寝，次日早上六点起床，八点到校办公。每天晚上休息六小时，时间不算多，有时因读书睡觉还要少。“松山战后明清和议日表”条卡片所作时间为“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夜一时，实二十一日晨矣”。郑先生读书不辍，甚至节假日也是如此。“清初禁同族嫁娶”条是阅读《清史稿》二《太宗本纪》的卡片，作于1943年2月4日壬午除夕。“内务府”、“内务府与税差织造”条考察内务府机构，作于1962年9月13日的中秋节之夜。“清代丝织业机匠前后之不同”的卡片，所署时间为1963年1月24日壬寅除夕，“清代江苏踹匠工资”条篇幅较长，作于1963年1月25日的癸卯元旦以及此后三日。

旅途中也读书不辍。“郑成功收复台湾”条所署为“1962.2.22厦门旅途”。盛夏酷暑，仍在读书。“1953.7.18天津挥汗”署于“鸦片烟在内地种植”条末尾，“1953.7.20挥汗”署于“番薯明万历时入福建”卡片摘录之后，看来该年夏季天津够热的。身体不适，坚持读书。“乡兵”条，系读《清史稿·兵志四》所作，卡片所署时间为“1955.5.23—24大流鼻血后”。

郑先生对于史料的深入研究，表现在探微精细的考证上。或与学界商榷，如“满洲初期的汉人”条为摘录李朝《宣祖实录》卡片，该书卷七一，二十九年(万历二十四年，1596)正月丁酉记载：“南部主簿申忠一书启：……歪乃本上国人，来于奴酋处掌文书云，而文理不通，此外之人更无解文者，且无学习者。”郑先生做札记：

此申忠一(朝鲜官吏)所见。时奴儿哈赤三十八岁。

日本人以歪乃即外郎之异译，龚正六也。但以外郎为官名，又以正六为正陆皆未安。《李录》有二处作正陆，余均作正六。

日本人又谓教其子乃教其弟之误，亦非。

郑先生不同意日本学者将“歪乃”作为“外郎”的异译并专指“龚正六”(龚正陆)的看法，事实上关于“歪乃”一词的理解已成为满学界的争议问题，或理解为职称名，以“外郎”解，著名满学、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著有《歪乃小考》一文，实际写作可能是在1990年代，认为“歪乃之为人名而非职称名”,郑老的上述札记推测作于1950年代，否定外郎为官名，得到了王钟翰先生的进一步证明。

“冬养正与冬养真非一人”亦为读李朝《宣祖实录》札记：指出：冬养正“1592年已为参将，时在1618年满洲入占抚顺前二十七年，如果属一人，则降清时已在五十岁以上。日本人及孟心史先生均以为冬养正即冬养真，且言真改正为避世宗讳。此必不然，《宣祖实录》早成，不能避后来清人讳也。”这也是利用年代学、避讳学考证的事例。

读书之细，善于排比归纳，会有各种发现。卡片“吴三桂失败之原因”认为：“吴三桂失败以军略失着为最大原因，而诸将年龄太高实为造成此原因之故。”列出吴三桂起兵时年六十二，主要战将已经四五十岁。

1942年9月21日所作“圣祖幼育宫外”条，也是探微的发现之一。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九“查痘章京”依据《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恩福堂笔记》、《钦定日下旧闻考》,指出康熙帝幼年未出痘由保母护视于紫禁城外西华门北街东福佑寺，郑先生发现王氏《东华录》康熙三十八年闰七月壬子记载，谕令礼部恩封去世的乳母瓜尔佳氏，于是寻礼部议封为保圣夫人。郑先生判断：“此当即护视于宫外之人。”后又作“康熙的幼年”条，补充说：“世传曹妻，李煦之姊，为康熙乳母，盖非正式乳母，乃帮贴乳母，当时乳母不止一人，而一人为正。曹氏、李氏子弟即哈哈珠子(使唤小子)之流，故甚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