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符先生生前拟出一本论集，将他历年发表于各种刊物上有关道藏研究的论文汇集成册，后来因病中辍.先生不幸于2000年8月邃归道山。为了完成先生的遗愿，我将先生生前拟选定的论文，以及未曾发表的一些札记、手稿、信函、自传进行整理，成此一册《陈国符道藏研究论文集》。

陈国符先生不仅是一位卓越的自然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道藏研究的权威専家。他早年留学德国，专攻纤维化学，回国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长期从事化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道藏研究只是他的副业。从上一世纪四十年代起，他在本职工作之余，即关注道藏，1949年初版、1963年修订再版的《道藏源流考》，被学界公认为道藏研究的开山之作，饮誉海内外，凡研究道藏者，必先读读此书，方能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正如有些外国学者所说：“有此书，才能阅《道藏》。”对于国内学者来说，凡是研究《道藏》者，无人不读此书，无人不知先生在道藏研究方面的领先地位。由于他是自然科学家，他能够用严格的自然科学思维方法审视《道藏》，排除那些浓厚的宗教蒙昧成分。且其家学渊源，有深厚的中国文史知识功底，能够了解道教这一中国土生土长宗教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特点，读懂它那神秘经文的内涵，这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兼通是相当困难的，陈国符先生得天独厚，具备这一特殊的条件，而且善于思考，所以尽管道藏研究是他在本职工作之余抽出些零星时间进行的，有时还要受到各种外来因素的干扰，但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仍然是许多专业学者所不及。例如他在1970年代对《道藏》外丹黄白术的研究，被公认为是道教研究方面取得一大突破性的成就，这些成就集中在1983年台湾文明书局出版的《道藏源流续考》一书之中。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在其序言中称：“言化学史者，必资之以为津梁，考炼金术者，舍此又安窥潭奥？得非博关群言，沈研钻极者乎？”此后，他对这些论著进行反复修改增订，其中《中国外丹黄白法词谊考录》一文，增订为《中国外丹黄白法考》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陈国符先生做学问极其认真，可以说是精益求精，他对自己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总是反复修改，这本论文集中的文章，也都是他对所发表文章进行反复修改后的增订本，我的整理是仔细核对修改的文字，对照前后文意，以最后一次修订为准，一本先生的原意，不敢增一字，不敢减一字。在整理先生遗稿的过程中，发现先生对某些问题已拟设了研究计划，有些已经进行了部分工作， 有些写了简要的提纲，还有些讨论问题的信函，这些都是他积几十年研究的经验和结论的要点，对推进道教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所以作为附录一并收入。

对先生的学术成就，学界已有公论，无容赘述。在整理先生遗稿的过程中，我体会到先生治学的特点，他能根据据自己研究对象的特点创造自己的研究法，这种研究法是继承了中国清代的考据学，并有新的发展，这是他对某些研究难题能很快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

清代的考据学家顾炎武针对如何读懂古代儒家的经典时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顾亭林文集》卷4，《答李子德书》）就是说要读懂古书，必须从懂得古音开始。他举读《诗经》为例，“晚年独居海上，唯取三百篇，日夕读之，惧子侄之学诗不知古音也，于是稍为考据，列本証旁証二条，本証者，诗自相証也，旁証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无非欲便于歌咏,可长言嗟叹而已矣。”(《音学五书·音论》)是说考证古音的方法必须列本证和旁证两条，本证就是《诗经》本文的证明，旁证就是其他书籍的证明。若两者都无，就要多方进行比较，使之合辙押韵，能够吟咏。另一位经学家惠栋则说：“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意。是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九经古义序》）也是说，古代经书的文字与现在不同，要认识古字，必须先审视它的读音，知道它的读音，才能知道它的本意。所以古代遗典是不能改的。另一考据大家戴震更明确地说：“治经先考字意，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有一字非其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矣。”（《戴震集·与某书》）“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戴震集·与是仲明论学书》）是说要明了经书中的道理，必须通过词，构成词的是字，明了字义，也就知道了道的本意。所以研究经典必须先考字义，若一个字义不了解，对于此字所言之文意必然发生差错，那么书中的道理也就无从得知了。他还说要读懂古代的经典，还必须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如读《礼经》，不知古代的宫室衣服制度，就不知道他的用途，不知道古今地名的沿革，你就不知道《禹贡》所述区域的所在，不知道鸟、兽、虫、鱼、草木的形状名称，就会错误理解《诗经》比、兴的本意。“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纵宜辨。（同上）文字、声音、意义是互相相关联的。

总之，要读懂古代的经典，必须先明了经典中字、词的含义，由于古今语音的变化，要了解字词的含义，又必须先考明它原来的读音，同一字不同的读音，其义不同。了解了字词的含义之后，还要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并相互证明，至少要有本证、旁证两条，才可成立。这就是清代考据学的特点。陈国符先生自幼喜爱文史、音乐、戏曲、营造学，熟读梁启超、王国维诸国学大师的著作，所以吸收了清代考据学的方法，加之他在德国留学受到严格科学训练和创造性的思考，三者相结合，解决了道藏研究中有关黄白术方面的难题。

道教主张长生不老，所以道教中有关外丹黄白术方面的记载极其隐秘，他们故意将其真实名称隐去，托以假名，外人极难读懂，更难窥探他们的炼丹方法。为了夸大这方面的神秘性，这些炼丹的经诀，本来是道士根据自己的经验所述，但有的说是从古代某仙人那里私相传授的，有的径直说是上天所降，要揭开这些神秘的面纱，必须先弄清这些丹经丹诀的真实内容，以及和它所产生的朝代，这是道藏研究中极难解决的问题。在此以前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有些相关的论述，也大多是猜测之作，陈国符先生利用了考据学中音韵学、地理沿革、历代史书中的《艺文志》等材料，首先考明了丹经丹诀中有关炼丹方面的词义。他将丹经丹诀中某些常用词，某一词汇、一句或者全段抄录起来，多者多达百余条，少者仅一二条，进行比较，找出它的相同意义，若大部分相通，这叫做综合，但有少部分仍不能相通，则寻求与之相关之词，这叫综合中有分析，分析之后若此字有另一义，则所有句子或者段落都能相通，这叫做分析中有综合。他用这种综合、综合中有分析、分析中有综合的方法，先考明六七个常用词义，依次再考明少见之词义，有一词一义者、有一词两义、三义者，触类旁通，先后共考明炼丹术语、词义319项，内容包括炼丹术使用的仪器、方法、药物以及各种化学反应，这样有关黄白术的一切隐秘都被揭开了，并可以根据这种方法进行模仿实验，以检验古代黄白术的实际状况。

其次是黄白法经诀的出世朝代，这些经诀有文诀有口诀，口诀是道士内部口口相传，文诀只述其大概，多用韵文书写，以便于记忆。由于历代用韵的不同，他将每一部丹诀的韵文逐句进行排列，找出它的用韵共同规律，然后根据韵书确定其所属年代，从而确定这一经诀的出世朝代。例如《黄帝九鼎神丹经》原经所述是古代黄帝所传，他根据丹经中的九首《真人歌》韵文考订，实际乃是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出世。有的经诀除了根据音韵而外，还要根据所述药物产地的地名，用历代史书中地理志记载的地理沿革考订它的所属朝代，例如《蓬莱山西竈灶还丹歌》，书前有西汉武帝时黄玄钟进书表，但根据书中所用草药产地地名考証，实乃唐人所撰，言西汉乃是假的。他用这种方法考订出了道藏中外丹黄白术经诀二十余册、五十余种书的出世朝代，这样就确定了这些材料的实际价值，从而了解炼丹术在各个朝代的不同发展。

他还运用这种方法解决了道教音乐中的有关问题。

陈国符先生这种考订方法，实际是对清代考据学的一大发展，正由于他运用了这种创造性的方法，才解决了别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对于道藏研究而言，关于外丹黄白术，不仅是中国的学术问题，也是世界性的学术问题，因为中国道教的炼丹术和西方的炼金术具有不同的学术渊源与特点，是各自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另外，陈国符先生还根据自己长期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独特的看法，也很值得我们注意：

他认为中国黄白法没有元素观念，没有化合物的观念，所以中国古代没有化学。

唐代中国外丹黄白师所炼之成弼药金和王四郎药金（即假金假银）曾售往西域和其他国家，但中国的黄白法并未传往外国。

说火药由中国传往外国也缺乏证据，等等。

陈国符先生和我是忘年交，我对先生的学术可以说是高山仰之，不敢妄加评论，今仅将自己在整理先生遗稿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写下来，以资纪念，若有不妥之处，请时贤见谅。

 陈生玺

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