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柳条边的名称和形状
柳条边又名条子边[2]，又名边栅[3]，又名盛京边墙[4]，简称边[5]，或柳边，满语称为毕埒根[6]（biregen）。
柳条边是清代划定的，在今天辽宁、吉林两省境内。柳条边，从山海关长城起，东北行到今天辽宁省威远堡，又从威远堡东行转南到辽宁省凤城县，共长一千九百五十余清里。因修建在前，称为老边[7]；复从威远堡北行转东到吉林省舒兰县西的法特，长六百九十余清里，修建在后，称为新边[8]；统称盛京边墙。[9]为了下文叙述方便，我们把山海关到威远堡一段称为西线，把威远堡到凤城县一段称为东线，把威远堡到法特一段称为北线。这只是为了方便而不是历史上有此名称。明代以来原称长城为边墙[10]，自柳条边称为边墙后，改称长城为边城。[11]《清一统志》卷三十九说“盛京边墙西至山海关接边城”是其明证。
柳条边沿线设方土堆，高、宽各约三尺，上面插柳，因此称“柳条边”。在指定的地方作为人马往来的道口，因此称“边门”。土堆上的柳树称为“边柳”。土堆以外挖壕沟一道，宽、深各约八尺，称为“边壕”。今天柳条边已经没有完整的遗迹了。日本为了侵略中国，对柳条边进行了调查。1907年，发现了清代修理彰武台边门时，写给奉天将军的《西三台边栅例式程途甲数清单》。有如下的记载：“边壕：深八尺，底宽五尺，口宽八尺。边柳：一步三棵，粗应四寸，高应六尺，塗（除）土埋二尺，降（余）剩四尺。边外大路：二丈六尺宽。区内马道：一丈一尺宽。”[12]至于威远堡到法特一段的情况，“边栅，高四尺五寸。边壕，宽、深各一丈”[13]。可以说，新边的情况与老边的大体一致。
关于柳条边的柳，是成活的柳树，还是砍伐下来的柳木，过去的记载颇有出入。
（一）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八月，吴兆骞、吴振臣父子入关通过威远堡时的记载说：“四十里至乌远堡（威远堡），即柳条边。柳条边垂柳数百里，系前朝所种，以隔中外。”[14]清楚指出是生长着的柳树林。
（二）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三月初四日，高士奇随康熙帝两次通过柳条边，一次在咸厂[15]，一次也是威远堡，他记载说：“道经柳条边。插柳结绳，以界蒙古。南至朝鲜，西至山海关，故曰柳条边……出此为宁古塔将军所辖。”“驻跸威远堡，即柳条边汛守之地，奉天将军所辖也。疆分内外，地势渐高。”[16]这里的插柳可以理解为是活着的柳树，也可以理解为柳木樁，但同“结绳”联在一起，就不可能是柳树了。
（三）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十月和康熙二十九年（1690）二月，杨宾两次通过柳条边，他记载说：“今辽东皆插柳条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而掘壕于其外，人呼为柳条边。”[17]这样“插柳条”显然不是生长中的柳树，也不是柳木樁，而是柳条。康熙十七年（1678）修的《开原县志》说“今（黄龙）冈上插篱为边，以限内外，为新边。”[18]这里不说插柳而说插篱，显然不是柳树。
他们三人是相识的。高士奇和杨宾都在书中记载了与吴兆骞的谈话和著作，并引用其书。杨宾还引用了高士奇的《扈从东巡日录》，但是何以他们自己作书时全无辩释，这应该是他们的所见不同。
到了乾隆初年，一般把柳条边解释为木栅，所谓“向来各边，俱编木为栅，以限内外，栅外浚壕，以禁越渡”[19]，既不是柳树，也不是柳条。“木栅”之称正与《例式》中的“边栅”相合。《例式》中的边柳“粗应四寸”，可以解释为柳树，但是四寸粗的柳树，至少已成活三年，加上柳叶枝条，树冠会更大。它们的间距“一步三棵”是不可能的。清制一步等于五尺，五尺之间植柳三棵，间距不过二尺五寸[20]，再包括树冠，这一间距是容纳不下的。而且这样宽阔的间隔，也无法“以隔中外”，防止“私越”。如果理解为柳木樁，间隔太大，更与事理不合。
柳条边是客观实物，诸家的分析解释如此迥然不同，显然不关实物本身，而是观察者的观察角度不同，他们只看到某一方面。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柳条边有时是插种柳树建成的；有时利用原有的柳林，如《宁古塔纪略》所说；有时则是插种柳杆，为《例式》所载，由于两树间距太大，用绳系柳木条为栅，所以称为“插柳结绳”[21]。柳条有高有低，可以三四尺，可以一二尺。[22]工程不是很大，因此便于扩展移徙。
从其他文献上，我们还可以得到某些旁证。由于柳条边是种柳树而形成的，所以金德瑛《和乾隆柳条边无韵诗》“古来辛苦筑长城，何如植此柔柳条”[23]。由于柳条边有时利用原有的柳树，所以康熙帝《柳条边望月》诗“春风寂寂吹杨柳，摇曳寒光度远空”[24]，这里显然是种柳树了。杨宾《出威远堡边门》“柳条三尺认边门”[25]，由于在两树之间捆系木条编列成栅，所以刘纶《柳条边》诗“径为设桓围设蕞”[26]，乾隆帝《入伊屯边门》诗“边墙尽柳条”。[27]由于柳条边不高而且间距空隙较大，所以乾隆帝《柳条边》诗“我来策马循边东，高高逾越疏可通”[28]，汪由敦和诗“边门萦绕柳条多，疏为列栅眉才过”[29]，金德瑛和诗“行依柳色束复束，麂眼疏篱面面通。外边策逐里边见，欢笑和答将毋同？”[30]柳条边的修造是简易的，所以刘纶诗说“一线缘边析柳条，版锸不烦人力惫”[31]。
1977年2月，在抚顺讨论清代柳条边的小组会上，知道柳条边的柳条不是杨柳条的枝条，而是另一种叫做柳条的植物。汉语又叫条子。这种柳条是长条，丛生，长不很高，现在东北仍把它作为房地界址，以防止牲畜的闯入。满语叫做“卜儿干”，又叫“毕勒特”，同柳树的“佛多火”（佛多和）分别得很严格。[32]这一说法，从前没有接触过，我想是正确的。至少柳条边有一部分是这种柳条建成的。汉语柳条边又叫条子边，大约都由于此。所谓“插柳结绳”（《扈从东巡日录》），所谓“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而掘壕于其外”（《柳边纪略》卷一），所谓“柳条三尺认边门”（杨宾《出威远堡边门》诗，见《柳边纪略》卷五），等等记载，也是符合的。
为什么叫柳条边呢？
边在清初的概念是指边疆边境的广大土地，而不是国家的疆界线，更不是指自然的疆界。康熙帝在1682年视察，到了今天辽宁省的沈阳、新宾和吉林省的吉林市，距离国家的疆界还很远，但是康熙帝回京后的诏书却说“朕巡行沿边地方”，已称沿边地方。[33]1661年奉天府尹张尚贤汇报奉天形势时，把“边” 与“海”相对，他说“自山海关以东，至中前所”，“北面皆边，南面皆海，所谓一条边耳”。[34]这所谓北方的边竟在清代旧都沈阳之南。1690年编写的《柳边纪略》，不只一次地说“边外”“边内外”，明白指出“东北柳条边内外设将军三：曰盛京将军，曰宁古塔将军，曰爱珲将军，即黑龙江将军”[35]。显然清政府不可能把行政机构设在疆界以外，所以柳条边是在国境以内用柳树作标识设立的界限，是国内的限制线，不是疆界线。
今天，清代柳条边已无完整的遗迹可寻，只有部分地方尚能看到。据调查，尚能大体看到当年概况的，只有威远堡公社东南八里地的毛家屯一带，还保存约三百多米长的一段遗迹，顺山脚南北走向，边壕最深处约有一米半，壕的上口宽约一米，壕楞上面还长着几个直径约二尺粗的柳树墩子和几株碗口粗的柳树。[36]苏联文人妄说“高柳桩”，既与文献记载不符，又与实存遗迹不合，显然是荒谬的捏造，有意的歪曲。
二、柳条边建立的年代
柳条边从康熙时期的《盛京通志》[37]和其他公私著作到清末宣统年间的杨守敬《历代地志图》底本都有记录，但都没有提到它的建立年代。
1681年，吴振臣经过开原威远堡柳条边，在他的《宁古塔纪略》中说：“柳条边垂杨数百里，系前朝所种”[38]。所谓前朝，当时的习惯指明朝。[39]开原在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清天命四年）归属努尔哈赤，在那以前二百多年都属明朝辖土。吴振臣所说的“前朝所种”，不过因为作者看柳条边枝干高大推想而言，不是真的有明朝种的确据，自然不能因此认为柳条边是明朝设立的。
自凤凰城到威远堡，再由威远堡到山海关的柳条边，俗称老边[40]，有人以为既称老边应该就是明代辽东镇边墙。这是没有根据的。1583年，努尔哈赤追击尼堪外兰，尼堪外兰逃向抚顺，欲进边，明军出边把他赶走。[41]说明明代沈阳附近的边墙是以抚顺所（今辽宁抚顺市北抚顺城）为界。努尔哈赤祖居的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明清大战的萨尔浒，都在明边墙之外，但是到清代却在柳条边之内。可知柳条边与明边墙并不一致。
清代沈阳西六十里（华里，下同）有土墙基，号称老边，是由沈阳到北京驿道的第一站，清初就有人认为是明代辽东镇边墙。辽东镇边墙既在沈阳以东八十里的抚顺，就不可能在沈阳以西六十里有墙基，两处不是一条线。有人解释说是“即明朝失辽阳后边墙”[42]。我们知道努尔哈赤在1621年3月攻下沈阳，之后才进攻辽阳，辽沈失后，明起用熊廷弼固寺广宁，没有时间在沈阳以西重建边墙。
辽东镇边墙，不是明代边疆的国防线，只是境内区域性的警备线。因为明代的东北边疆在黑龙江和外兴安岭，已有奴尔干都司的设置。而且辽东地区地旷人稀，少数民族聚居，不相统属，时常发生攘夺，于是在必要时于适当的地方设立边墙。因为它是辽东都司所辖，所以名为辽东边墙，或辽镇边墙。辽东镇边墙在宣德年间（1426—1435）还未建立[43]，其后王翱、毕恭建辽河边墙于正统末，是为了防止朵颜三卫[44]，李秉建抚顺边墙于成化初，是为了防制建州女真。[45]边墙路线也有伸改，万历元年（1573）东线伸展到宽甸等六堡，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又复退回来。辽东镇边墙的建立已在明代全盛以后，工程质量很差，许多地方不久便已残破，而且建造方式不同，所以清代柳条边尽管有在明边墙上重建的地方，也不是原来的旧墙了。因此，认为老边就是明边的意见是不能成立的。
明代著作《寰宇通志》《明一统志》《辽东志》《全辽志》都无柳条边的记载，《满文老档》《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也未见，可知柳条边的出现一定在清入关之后。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1659年到宁古塔的方拱乾[46]写的《绝域纪略》也未提到柳条边。
1661年5月（顺治十八年，时康熙已即位，由四辅臣执政），奉天府尹张尚贤论奉天形势说“广宁城南至闾阳驿、拾山站、右屯卫海口，相去百余里；北至我朝新插之边，相去数十里”[47]。这里所说“我朝新插之边”就是柳条边，不说柳条边而称新插之边，可知柳条边必建立于顺治时，但当时尚无“柳条边” 之名。惜史籍未载确实年月。
据康熙《盛京通志》，顺治十一年（1654）在柳条边西段各边门设置笔帖式各一人[48]，可知这时西段已全部完成，至于开始修治时间则不详。[49]东段完成时间，史无明文。凤凰城（今辽宁凤城）是明代以来的重镇，是通朝鲜的孔道。1621年（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3月，清攻下沈阳、辽阳后，凤凰城一带地方才为清所得，但是明军毛文龙屯住鸭绿江边，是一个威胁。所以1634年（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清只在通远堡设官驻兵，到1638年（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才向南在凤凰城建立行政机构，设官。[50]柳条边东线以凤凰城为起点（或终点），必定要在行政体制完成后才能修建，所以在1638年以前是不会有柳条边东线的。是不是东线就在本年开始？也不然。
1636年（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2月，清军南侵朝鲜，从盛京（今辽宁沈阳）出发，到沙河堡（沈阳南）分两路进军，中路向南从镇江（今辽宁丹东）渡江攻朝鲜义州，进军郭山、定州。[51]左翼向东南从宽甸入长山口，攻朝鲜。次年（1637年）二月，仍由义州渡江旋师。从后来的地图看，中路除镇江部分外都在柳条边内，左翼一路在柳条边外。《实录》记载并无通过柳条边明文，可知当时还未修建。[52]
当时从朝鲜到辽东，由义州渡鸭绿江到凤凰城是往来大道，从昌城渡江到宽甸一带是荒僻小道，除了走私的以外很少有人走。[53]皇太极第二次侵朝后，强迫朝鲜王储昭显世子作人质，从1637年起留沈阳前后八年。他的随从人员记载了八年的情况，存留下《沈馆录》一书。八年中从朝鲜义州到沈阳往来人多，过鸭绿江后，第一个集中地点，有不同的记载。在1637年是通远堡[54]；在1638年8月以后是凤凰城[55]，偶尔也在通远堡[56]，在1642年10月以后，出现“栅门” 的名称，是前所未见的。凡到凤凰城城内的，先在栅门等待，离去也在栅门休止。[57]据记载“栅门”在汤站（今辽宁汤山城）以北，并不是凤凰城的栅门，曾经有人旁晚来到栅门，次日才被送进城[58]，说明栅门距凤凰城还有一段路。在这本书里，别处提到栅门，指的是明代边墙门[59]，或是庄屯堡寨的门。[60]凤凰城外的这里，不是庄堡，也不是明边，而且是新有的，很可能就是柳条边的边门。在昭显世子留沈阳后，往来朝鲜的人加多，最初以通远堡为集合点，通远堡不方便，又迁到凤凰城，凤凰城不方便，又设立栅门，就是后来的边门，凤凰城边门在城东南三十里，方位也正相当。[61]圈立边栅，后来称为柳条边，这是合乎规律的。所以柳条边东段的修建年代不会早于1642年，由于边门是往来孔道形成的，修治边栅必预留边门，不可能先修边墙后定边门。
日本稻叶岩吉认为，1638年清太宗皇太极经过凤凰城和咸厂边门，将旧界展出五十里[62]，可惜没有指出资料的来源，我们不能进一步加以分析论证。但从当时形势看，这时清军除了进攻明朝以外，还在进一步进行内部统一，1638年对虎尔哈[63]、库尔喀[64]正在用兵，它是否有把自己东面地区加以封锁的必要，是值得怀疑的。
1681年（康熙二十年）在柳条边北线四边门添设防御和笔帖式等官员，见《会典事例》。[65]所以一些书籍都同意柳条边北线是1681年完成的。苏联齐赫文斯基说是1676年（康熙十五年）盛京将军安珠瑚奉命修建的。[66]安珠瑚于1678年（康熙十七年）任奉天将军[67]，当时柳条边北线四边门统属于宁古塔将军[68]，与奉天将军无隶属关系；1676年安珠瑚任吉林乌喇副都统[69]，也与奉天将军无关。他的错误是从另一苏联人麦利霍夫来的。[70]
柳条边设立的年代反映了当时形势和设立的原因。
三、柳条边建立的原因
1.柳条边不是中国的疆界线
认为柳条边是清代疆界线的，前有日本矢野仁一，后有苏联的齐赫文斯基、麦利霍夫，现在不作繁琐考证去辩驳，只举几件简单事实。
1630年（天聪四年，明崇祯三年）朝鲜使臣到沈阳，从昌城渡江，因为他们不从义州过江，受到农民盘诘，被怀疑是来窥探。[71]说明过鸭绿江就是清朝（当时称金）的疆域；1631年（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有朝鲜人到卜儿哈兔（东间岛）地方狩猎，又到灰扒（辉发）和宽典（宽甸）地方挖参，清人均提出抗议[72]，说明这些地方都属清朝所有；1642年英俄尔岱（朝鲜称“龙将”，又称“英将”）驻凤凰城，不时到九连城、中江城狩猎[73]，说明这些地方都属清朝所有。1642年皇太极在叶赫狩猎十几天后在开原城南门止宿。[74]以上记载都不是清朝自己的，而是外国的，关于领土问题应该比较客观。它们都承认记载的地方是清朝领土，而在后来地图上却都在柳条边之外，明确地指出柳条边不是清朝的疆界线。特别还应指出的：这些记载的时间都在帝俄人到达黑龙江（1643年）之前，有的还在帝俄人听说黑龙江（1636年）之前。[75]其中没有一个资料记载到这时帝俄人到过黑龙江，更不用说为它所有了。
2.柳条边不是清代的边防设置
柳条边既然不是我国边界，不是疆界线，当然不是边防防御工事，上面关于柳条边的建造形式已经充分说明。但是苏联的某些文人却有意颠倒黑白地说什么“决不是什么象征性的，而是在当时来说非常牢固的防御线”[76]；“一条无法穿越的林带”。[77]妄图伪造柳条边是防御工事的形象，以达到使人产生是中国疆界线的错觉。柳条边的形式前面已加说明，现在再举两件柳条边绝对不是防御工事的证明以作比较。
清初的广宁县城是明代修建的卫城，砖墙高三丈五尺，厚一丈五尺，濠宽二丈，深一丈五尺。1666年（康熙五年）修造的宁古塔城（今黑龙江宁安），在牡丹江边，竖立松木作墙，中实以土，墙高二丈余。1686年修造的墨尔根城（今黑龙江嫩江县），墙用松木夹栅，中间筑土，高一丈八尺。[78]这些城并不是边防重镇，但是它们修建的规格，无论高度、深度以及土木工事，较之柳条边都要超出一倍。
柳条边的边门，是往来孔道，但它不像近代国家的要塞，没有作为阵地核心的多面堡，没有任何相应的人工防御手段的筑城工事，也不像中国古代的一大五小前后分列的墩台。[79]它只是平房三间而已[80]，中间一间通车马、行人，稽查人员就在其旁两间屋里。
从柳条边边门的武装看，更显然不是边防设置。清代柳条边边门各设兵十人或二十人。[81]北线全长六百二十二清里，凡四个边门共八十人，平均八清里一个兵；东线和西线全长一千九百五十清里，凡十六个门，共一百六十人，平均约十二清里一个兵。从古到今哪有这样的边防！清初在东北并不是没有驻防部队，但不在边门。有的在柳条边内，如熊岳城（辽宁盖平县南）、岫岩；有的在柳条边外，如宁古塔（1653年），三姓（黑龙江依兰）；有的虽在柳条边沿线镇，却不是在边门，如兴京（辽宁新宾），距汪清边门三十里，如开原，距威远堡边门三里都是。[82]至于随时调遣的部队还不在驻防部队之内。显然柳条边边门的满洲兵和汉军兵只是守门的稽查而已。清代边境上的巡逻站是喀路或译卡伦，与柳条边无关。
3.柳条边不是关内汉族的限制线
日本稻叶岩吉认为柳条边是清代封禁政策的产物，它的建立原因有三：一是禁止汉人进入东北；二是防止满族汉化；三是防护围场。[83]都说的是柳条边建立后的情况，不能说明所以要建立的原因。
辽河迤东，从来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住居地区，《汉书·地理志》有明确记载。1618年努尔哈赤的军队进入明边，满族随之移入，当时对汉族没有排斥[84]，然而汉族上层逃入关内的很多。[85]1644年清军入关，满族和汉军随同入关，“挈家驻防”的汉人多至几万家[86]，因之关外人口稀少。1649年（顺治六年）正月劝谕各省居住的关外辽人还乡，愿入满洲旗内即入旗内，愿还乡的可以还乡，愿入行伍的满洲一例给予粮饷，这是专为辽东汉人而发的。通晓文理的送礼部考选，亲善骑射的由兵部试用。[87]1649年4月又下令招民，认为“自兵兴以来，地多荒芜，民多逃亡”，令各省府厅州县“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察本地方无主荒田，给以开垦耕种，永准为业，六年后再议征收。[88]并制定了招民劝耕官吏的奖励。这是对全国而言的。
1653年（顺治十年）辽东定了招民受官例[89]：招民开垦到一百人的，文官任用为知县（县长），武官任用为守备（相当于营长），不是一百人按人数递减。奖励是高的。这种办法实行了有十五年，到1668年才停止。招民授官停止了，但移民并未停止。这种招徕的农户，法令上称为“招民”，招民令停止后迁来的农户称为“徙民”。在1661年奉天府尹张尚贤奏报盛京形势，还说辽河东西“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此内忧之甚者。”[90]可知招民、徙民的结果，还远不能满足当时的政治需要。
清代制度，旗籍户口由八旗都统所属佐领管理，在辽东则由盛京将军所属佐领或各城城守管辖，汉族户口才归地方州县上报各省布政使。[91]清初辽东户口，有的入旗，有的随清军入关，或驻防两广，更多的则是逃亡。所以《盛京通志》说，康熙初年（1662—1666）“于时州县新设，户无旧籍，丁鲜原额，俱系拓民，三年起科”[92]。在这种情况下，招民还感不足，那能禁止汉人进入辽东？
据当时的人口记录，也是逐年增加的。略举几年，以资证明。
以上资料摘自《盛京通志·田赋志》卷二十四。
从上面记录看出，在柳条边修建前后年代里，东北三省的人口和农田都有显著的增加，增加的户口是招民、徙民，都是汉人，开垦的田亩不是官庄，不是旗地，而是新起科的民田，也是汉人耕种的。这充分说明：认为柳条边是为了禁止汉人进入东北而修建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尤其难于解释的是，柳条边从山海关向东修造的部分，隔断了南北，当时汉人都住在山海关内，那么北面的柳条边也是为了隔断汉人进来的吗？美国人费正清看出这个漏洞，于是解释说这是为了阻止汉人从南满向北移殖，并且保留北满为狩猎区。[93]这一解释，就承认了东北原有汉人，只是为了阻止汉人从南满向北移殖，而不是限制关内汉人向东北移殖。这样，也就否定了他自己根据稻叶意见所说“满洲人想保持他们种族社会的本来面目，封闭了自己家乡本土，禁止汉人移殖”的主张。努尔哈赤自己的“家乡本土”是兴京（辽宁新宾）周围，与汉人同样圈在柳条边之内，又怎样“保持他们种族社会本来面目”呢。
清代帝室的陵墓、围场等都是所谓封禁区域，不让往来、樵采、狩猎，它们有自己的围墙，规格上和柳条边不一样。《嘉庆一统志》英峨边门条说：“边外为围场”[94]，这是说英峨边门外并无居民，只是围猎地区，也未举明某一围场，更没有说柳条边就是保护围场的围墙，我们在盛京边墙条下清楚看到“兴京、凤凰城边外为围场”，而在凤凰城边墙条下并无记载，可以知道这只是泛泛说明而不是指实。同样，盛京边墙条说，“吉林开原以西的边外为蒙古科尔沁等诸部驻牧地”，发库边门条说“边外为科尔沁界”，这些记载，也是一般地指出由此属于驻牧民族，而不是标明某一民族的确实驻地，因为科尔沁还分为六旗，接连边墙的只是左翼旗、左翼前旗和左翼后旗[95]，郭尔罗斯分二旗，而前旗近边，就是《嘉庆一统志》所谓的“等诸部”。
还应该指出，柳条边也不是行政区划的分界线。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在记耿家庄柳条边时说，“出此（耿家庄口）为宁古塔将军所辖”[96]，在记威远堡时说，“即柳条边汛守之地，奉天将军所辖”[97]。据康熙《开原县志》，耿家庄在开原县东七十里，威远堡门在开原县东北三十里，自耿家庄绕北到西一带都是柳条边。[98]这里说的是：这段柳条边的边内、边外分属两个镇守将军辖区管辖，而不是说在行政区划分属两个区域。直到1727年（雍正五年）在宁古塔境内设置永吉州（今吉林省吉林市）泰宁县（已废），还是隶属于奉天府[99]，这是清代制度。后来将军辖区发展到行省，今辽宁省开原县和西丰县清初隶属奉天府，后隶奉天省，但西丰县在柳条边外，开原县在柳条边内；今吉林省长春市和吉林市清初隶属吉林将军，后隶属吉林省，但长春市在柳条边外，吉林市在柳条边内。显著地证明柳条边不是行政区划分界线。
附带说一下清初东北领域里的边。1608年（明万历三十六年），努尔哈赤势力强大之后与明朝官吏宣誓立碑，约定“两国各守边境”，凡看到对方有越边的都杀掉。[100]这里所说各守边境，实际以明朝的边墙为线，满洲并没有自己的边墙，所以其后1627年（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皇太极给袁崇焕的信里，责备明朝“移置界石于沿边三十里外”[101]，就是证明。
1626年（明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皇太极即位第七天下令说，“工筑之兴，有妨农务。前因城郭边墙事关守御，有劳民力，良非得已”，“今修葺已竣”，后“不复兴筑”。[102]这里边墙指的是什么？当时柳条边尚未修建，明代边墙东线抚顺一带已成清朝疆域中心，西线义州一带还在明朝管辖之下。此外别无所谓边墙。但是我们知道，在文献中城圈也叫边墙，在《盛京通志·城池志》有明白记载。[103]这里城郭边墙是指城郭周围的城圈。在此次下令的前一年，1625年（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8月努尔哈赤命兵士屯驻耀州（今辽宁海城县西南），修葺其城尚未完工时，发生明军来袭。[104]皇太极所说“今修葺已竣”就指这类工程。如果认为1626年停止修葺的城郭边墙就是柳条边，从而认为柳条边为努尔哈赤修建，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1628年（天聪二年，明崇祯元年）满洲将领刘兴祚伪装自杀逃往明地，留遗书给库尔缠说，把他的尸体埋葬于边外扎木谷中。[105]这里说的边外是指刘兴祚居住沈阳城外的边远地方，而不是国境以外。1626年皇太极初即位时对旗民禁令说“田猎、采捕须先告知本旗贝勒，凡边内狼、狐、貉、獾、雉、鱼等物，各听其采捕”，“并禁止边外行猎”。[106]这里的边内、边外是指八旗贝勒的屯庄份地的境内、境外而言，不是在国境内任何地方都可以任意采捕。所以下文还有“若往外国亦当告知诸贝勒，私往者罪之”一句。
满洲自1621年（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夺取明朝辽沈之后，隔辽河与明对峙，当时明清边界在辽河，但满洲对辽河边界为何设、有无边墙之类，没有记载。从当时明代防守沈阳的设备来看，大约也是几道深濠、木栅，并加筑拦马土墙。[107]
从上面可以看出：柳条边不是清代的国境线，不是国防线，不是要塞线，也不是行政区划分界线。那么它是什么？
首先从原始资料看。关于柳条边的记载以1682年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1684年《开原县志》[108]，1693年杨宾《柳边纪略》[109]和吴振臣《宁古塔纪略》较早。《宁古塔纪略》写于1721年，但经过柳条边的时间为1681年，比较在前；高士奇是康熙帝的随从人员，记载是半官方的，比较有根据。[110]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说，“道经柳条边，插柳结绳以界蒙古”，“有私越者必置重典”。[111]《宁古塔纪略》说，“以隔中外，今仍有章京守此，盘诘往来”[112]。《开原县志》说，“以限内外”[113]。都明确指出：柳条边是禁止自由通过的封锁线，是盘诘往来的稽查线。这些记载和当时情况是一致的，说明它的确实。1681年（康熙二十年）吴兆骞从宁古塔进关，他是特赦的人，将军派人护送，“两次换发勘合”。“更换勘合”[114]，说明限制稽查的严格。
朝鲜记载，1638年自朝鲜义州过江到清国的人，在凤凰城要被进行“搜检”，“为守堡将所侵，不胜其苦”[115]，可知清人关堡搜查之严由来已久。那时明尚未亡，朝鲜和它友好已久，所以清人惟恐他们联合起来对清不利。
其次，探究清政权为什么在东北设置国内稽查线，要从当时形势看。柳条边老边东西线修建于1654年，是顺治帝亲政的第四年。这时满洲贵族统兵入关已经十年，关内的广大区域已经统一，反清势力局促于湖广、两广、云贵和福建、台湾等边远省份，都离东北很远，威胁不到东北。可以构成威胁的只有郑成功和张煌言的海军从海上进扰，但辽东湾和辽东半岛各海口都在柳条边的边内，显然反清势力不是柳条边的稽查对象。
1654年正值清王朝申严隐匿逃人禁令的时候[116]，柳条边是否同逮捕逃人有关？逃人都是汉人受不了满族奴隶主的压迫而逃亡的，逃匿处所大都在黄河流域，和东北地区不相干，柳条边决不是为了防逃人而建的。
就在1654年12月，清廷命明安达理统兵征罗刹（即俄罗斯）于黑龙江，这正是沙俄军队侵入我国尼布楚的同一年。[117]是沙俄无理侵略引起的。无论苏联某些文人怎样抵赖，也掩盖不住。
方拱乾在1666年写的《绝域纪略》中说“（宁古塔）本朝控制诸夷，受人参貂狐皮贡，爰留卒以戍之。有逻车国者嬲诸夷使不得贡，敌之不胜，又动大众勒舟师，遂择八旗八十人长戍焉。复立牛鹿章京、梅勒昂邦以重其任。逻车亦不知其国在于何所。云舟行万二千里，不知其疆所遇。皆擅鸟枪，又讹鸟为老，讹枪为羌云”[118]。这是我国与沙俄关系的较早记载。宁古塔设昂邦章京、梅勒昂邦（副都统）始于1653年。这里至少有三点可以驳斥苏联某些文人的谰言。（1）黑龙江各少数民族在沙俄东来以前归附中国。（2）沙俄挑拨中国少数民族不向中国入贡，并用武力干扰使不得入贡，说明当时是沙俄侵略中国。（3）在1660年宁古塔对于沙俄还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善于打枪，是一批掠夺者，那么苏联某些文人所谓早已统治了黑龙江流域是不足信的。
从“嬲（音鸟，侵夺，干扰）诸夷使不得贡”的记载，可知当时为什么会同沙俄发生战争，也可以知道为什么建立柳条边了。
1681年清朝在吉林境内又修了一道柳条边，成了东西复线，目的也在于限制沙俄蛊惑蒙古族进行分裂活动。
沙俄进犯我国东北少数民族地区，大约始于1647年。康熙帝在1687年对鄂尔图等人说，“俄罗斯渐次入犯，占据我达呼里（达斡尔）、索伦等处，扰害边疆四十一年”[119]，说得非常具体，从1687年上溯四十一年，正好是1647年。我们注意到1647年正是沙俄进入奥廖克马河（olekma），南下靠近中国边境的时候。[120]清代学者何秋涛认为沙俄吞并尼布楚当在崇德年间（1636—1643），因为康熙帝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说俄罗斯并吞尼布楚已五六十年，而崇德六年（1641）距康熙三十九年恰六十年。[121]这个推算机械而不精确。康熙帝说的是“五六十年”[122]，是约计的，不是具体的数字，更不是明确的六十年。
帝俄东进，由于哥萨克军士少，他们是点、线前进的，没有顾面。1604年占托木斯克（Tomsk），1619年占叶尼塞斯克（Yeniseisk），1632年占雅库次克（Yakntsk），然后沿勒拿河西行，1635年占奥廖克敏斯克（Olekminsk），1638年占鄂塞次克（Okhotsk），1636年从托木斯克（Tomsk）到阿尔丹河（Aldan River）的航行中才第一次听到黑龙江的名称，1639年从叶尼塞斯克到维梯姆河（Vitim River）途中才知道了石勒喀河（Shilka River）[123]，也就是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的支流，但是都没有去访查。直到1643年7月沙俄才从雅库次克出发，沿阿尔丹河南进，经乌楚尔河（Uchur River）越斯塔诺夫山脉（即外兴安岭），到达结雅，结雅河就是《盛京通志》的精奇里江，等到他们逐步回雅库次克已经是1646年了。1647年又从奥廖克马河南下，占据石勒喀河流域。所以何秋涛认为沙俄在1641年占据尼布楚时间太早了，是推断不精确的。沙俄占尼布楚在1657年（顺治十四年）。[124]
1654年到1681年只二十七年，为什么又建立第六道限制线。这是因为沙俄的侵略加重。1658年沙俄寇边，沙尔虎达击走之[125]；1660年复寇边，巴海击走之[126]；1665年入索伦部抢貂皮[127]；1668年沙俄到黑龙江各处抢貂皮[128]，诸如此类的军事扰乱侵略一直未停过。特别是沙俄不择手段地挑拨我国少数民族与清朝统治者的关系。除了上面说的《绝域纪略》以外，厄鲁特罗卜藏与喀尔喀扎萨克图汗的斗争，是与沙俄合谋的，这在当时已经被彻底揭穿。[129]
1681年，时叛变八年、盘踞十省的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才告平定，生产还未恢复，福建沿海的反清势力依然存在，但已衰落；蒙古族内部还未统一，又没有完全归附清朝统治者，而沙俄“虎视眈眈，其欲逐逐”，不断地挑拨离间少数民族和全国统一政权的关系。就全国而言，由满族领导的多民族中央封建政权为了巩固国家统一，必须严加防止。就东北而言，除了维护统一之外，就地方民族主义利益来说，也要严格防止这种挑拨离间、恶毒谗言的传播，以免影响到满洲对全国的领导。因此，从全国利益来说，进行战争或是构筑“为军队服务”的以人工防御手段的要塞，弥补自然防御手段的不足的实体屏障[130]，时机还不到，国力还不足，所以先做一道简易的柳条篱笆，以限制各族人民任意往来，只准在专设的边门通过，以便稽查。它不像历史上的万里长城，也不像明代东北的边墙，也不像近代史上的法国马奇诺防线，更不像现代的柏林墙。
就在1654年7月，我们知道清朝在河北密云县东北的墙子岭“复设了关口”，派了章京、笔帖式各二员稽查[131]，这是与柳条边相合的。
高士奇说柳条边“以界蒙古”，一定有法律依据。事实上北线、西线边外都属蒙古族的活动区域，但东线边外全属围场，与蒙古无关。所以稻叶岩吉为了保护围场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1）围场在边外，怎样保护。（2）热河也有围场，但没有柳条边的设置。（3）在文献上没有记载。
续记
稻叶岩吉《满洲发达史》认为柳条边是清代封禁政策的产物，余向不同意。稻叶谓柳条边之设，是不许汉人进入，防止汉化。从历史的角度看，其说大误：（1）东三省原有汉人。（2）雍正以前，东三省的田地、人口年年增加，必无禁止汉人进入之事。（3）顺、康时，尚有招民之令。（4）柳条边尚有北线一段，防止为谁？
美人费正清《美国与中国》沿用了稻叶之说，加了防止汉人从南满向北移殖一条，还是不好解释北线。
我认为柳条边是为了防止沙俄进扰和煽动蒙古私入骚扰而设的：（1）顺治、康熙初，蒙古未统一。（2）“有逻车国者嬲诸夷使不得贡”[132]。（3）沙俄煽动根帖木尔叛国。（4）沙俄与罗卜藏合谋攻扎萨克图汗。[133]
1976年10月22日
1976年11月3日续作
【注释】
[1]此文属稿于1976年8月至11月，次年春天略作增饰。
[2]杨宾：《柳边纪略》卷1，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3]《吉林通志（上）》卷15《地理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75页。
[4]《嘉庆重修一统志》卷60《奉天府二·关隘》，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52页。盛京这一概念，在清初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5]《盛京通志》第1册，卷12《疆域志》所记各城四至的“边”都是柳条边，第407页。《盛京通志》初修于康熙二十三年，续修于雍正十二年，成书于乾隆元年，重修于乾隆四十三年，这里指续修本。下文不注明版本的都是续修本。
[6]《清文鉴》卷19，第33页上；《嘉庆重修一统志》卷67《附翻译语解》，第2751页；《柳边纪略》卷2，亦作毕勒亨，第29页。
[7]《嘉庆重修一统志》卷60《奉天府二·关隘》，盛京边墙条，第2352页。
[8]《清一统志》（乾隆本）卷46《吉林·关隘》，布尔德库苏巴尔罕边门条，《嘉庆重修一统志》卷68同，第2807页。《吉林通志》卷15说“长六百二十二里”，第275页。
[9]《清一统志》（乾隆本）卷39《奉天府·关隘》，盛京边墙条；《嘉庆重修一统志》卷60亦同，第2352页。
[1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7，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597页。广宁前屯卫北至边墙二十五里，边墙指长城。
[11]《清一统志》卷44，明水堂边门西至山海关边城界四十里，边城都指长城。
[12]稻叶岩吉：《增订满洲发达史》，第323-324页引。可惜它未举年代。
[13]《吉林通志》卷十五《舆地志三·疆域上·边隘》，第275页。
[14]吴振臣：《宁古塔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帙，第349页。
[15]据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下，三月十二日庚申，康熙帝自兴京（新宾）东行入山，驻跸嘉祜禅，嘉祜禅就是加木禅，也就是咸厂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稻叶岩吉：《增订满洲发达史》说康熙经过英额门，第339页。英额门在兴京北，成厂门在南。
[16]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下，第107、119页。
[17]杨宾：《柳边纪略》，金毓黼主编：《辽海丛书》第1集，第6页。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一帙，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版，第351页，作“插柳为边”，无“条”字。也缺“若中土之竹篱”六字。案康熙时，林结校订的《柳边纪略》改名《金辽备考》，所载与辽海从书本同，知杨氏原本为此。
[18]《开原县志》卷上，金毓黼主编：《辽海丛书》第7集，第5页下。此书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开始纂修，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成书。
[19]《和其衷上根本四计疏》，见《清名臣奏议》，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卷35，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61-862页。
[20]有人解释为间距一尺七寸，与习惯不合。那是一步四棵的间距。
[21]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下，第107页。
[22]杨宾：《柳边纪略》卷1，第1页。
[23]《吉林通志》卷15《舆地志三·疆域上·边隘》，第276页。
[24]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4，第278页。
[25]杨宾：《柳边纪略》卷5《出威远堡边门》，第130页。
[26]《吉林通志》卷15，枑是梐桓，就是用木条交叉而做成的障碍物，蕞是草制的小围屏，第275页。
[27]萨英额撰，史吉祥、张羽点校：《吉林外记》卷1《入伊屯边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28]《盛京通志》卷13。
[29]《吉林通志》卷15。
[30]《吉林通志》卷15。意思是说像篱笆一样，空隙太大，在外面的行动里面都看得见，里外可以对话。
[31]《吉林通志》卷15。
[32]吉林师范大学夏景才同志谈。
[33]《王氏康熙东华录》三十，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乙酉条。
[34]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康熙一，顺治十八年五月丁巳条，第489页。
[35]杨宾：《柳边纪略》卷1，第8页。
[36]抚顺钢厂、吉林师范大学《清代柳条边》讨论稿，第120页。
[37]《盛京通志》初印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凡三十二卷，重印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艺文部分加了一些康熙帝的诗文，通称康熙本；续修于雍正，凡四十八卷，书成于乾隆元年（1736年），通称乾隆元年本，或称王河本，因为王河是总裁；重修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通称乾隆本。
[38]吴振臣：《宁古塔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第1帙。第349页。
[39]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说：“前代自万历以来”，又说：“宁远寺庙多是前朝镇帅所建”，毕奥南整理：《清代蒙古游记选辑三十四种（上）》，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224页；又高士奇：《松亭纪略》说：三河县马房“乃前朝豢牧之所”，毕奥南整理：《清代蒙古游记选辑三十四种（上）》，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182页。所谓前朝、前代都指明朝。这是当时惯称。
[40]《嘉庆一统志》卷60《奉天府·关隘》，第2352页。
[41]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命一，万历十一年八月，第8页。
[42]杨宾：《柳边纪略》卷1，第8页。
[43]《明孝宗实录》卷72，弘治六年二月条，第1351页。
[44]杨宾：《柳边纪略》卷1，第23页。
[45]《明宪宗实录》，成化三年十二月李秉奏疏，第993页。
[46]方拱乾的儿子方章铖同吴兆骞都是丁酉江南科场案中人。
[47]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一帙，第339页；又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康熙一，第489页。这里的“相去数十里”，王氏《东华录》作“相去数千里”，“十”误为“千”。
[48]康熙二十三年《盛京通志》卷14。
[49]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16关隘，白石嘴条有“顺治八年初此口”一句，但下文又有十四年、二十五年展边的话，显的错简，不取，第656页。
[50]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10建置沿革，凤凰城条，第357页。
[51]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一，崇德元年十二月，第137页。
[52]有一说1638年（崇德三年）起，皇太极利用自凤凰城成厂边门一段明边加以修缮，并向东北扩展。案本年五月修治沈阳到辽河大道，高三尺，广三丈，路旁浚濠；八月分二路伐明，深入河北、山东，至次年（1639）三月回师，均见实录，何时修治柳条边，待考。此说来自稻叶岩吉，不采。
[53]1630年朝鲜宣若海使金，从昌城渡江，“第五日始见人迹”，见宣若海：《沈阳日记》，辽海丛书本，第2846页。
[54]《沈馆录》卷1，金毓黼主编：《辽海丛书》第1集，第2页上、第5页上。
[55]《沈馆录》卷1，第13页下、第14页上、第17页下。
[56]《沈馆录》卷4，第12页下。
[57]《沈馆录》录4，第7页下、第10页下、第11页下、第12页下。
[58]《沈馆录》卷5，第5页上。
[59]《沈馆录》卷3，第24页下；卷七，第10页下。
[60]《沈馆录》卷7，第18页下。
[61]博明：《凤城琐录》，金毓黼主编：《辽海丛书》第1集，第1页。
[62]稻叶岩吉：《增订满洲发达史》，东京1939年版，第319页。
[63]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三，第149页。虎尔哈在黑龙江、松花江都有，见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八，第188页。
[64]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崇德四，第163页。
[65]《清会典事例》卷429，第842页；《吉林外记》卷3，《吉林通志》卷60同。
[66]齐赫文斯基：《中国历史学中的大汉族主义》，苏联《历史问题》1975年第2期。
[67]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20《职官志》，奉天将军条，第797页。
[68]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19《职官志》，边门条，第787页。
[69]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20《职官志》，吉林乌喇副都统条，第798页。
[70]麦利霍夫：《满洲人在东北》，莫斯科1974年版，第107页。
[71]宣若海：《沈阳日记》，第2页。
[72]稻叶岩吉：《增订满洲发达史》，第320页，引文书。
[73]《沈馆录》卷4，第14页上。
[74]《沈馆录》卷3，第24页下。
[75]拉文斯坦：《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英文1861年版，第9页。
[76]麦利霍夫：《满洲人在东北》，第106页。
[77]别斯克·罗夫内、齐赫文斯基、赫沃斯托夫等三人《论俄中边界形成史》，见苏联《国际生活杂志》1972年第6期。
[78]均见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15《城池志》，第635页。
[79]古代墩台有大墩一，前列小墩五，甘肃酒泉至嘉峪关路上还有遗迹，见邵元冲主编：《西北揽胜》，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84页。
[80]博明：《凤城琐录》：“边门……植木栅为缭垣（就是柳条边），屋三椽（间），中为门，施管钥焉（加锁），边门章京司之”，辽海丛书本，第1页。书作于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
[81]杨宾：《柳边纪略》卷2“山海关至威远堡等八门，每门设兵十人；北线兵八十人”，第29页；康熙《广宁县志》卷5《武备志》清河门披甲兵丁十名；康熙《锦县志》卷5《武备志》，松岭门、九官台门披甲兵十名。康熙《宁远州志》卷5，新台门、黑山口门、高台堡门同。
[82]均见于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19《职官志》，第754页。
[83]稻叶岩吉：《增订满洲发达史》，第326-334页。
[84]1625年努尔哈赤杀了些明朝的官僚地主，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见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三年九月壬午，与一般汉人无关，第68页。《实录》卷9说，1640年广宁之役辽民逃入关内的有二百八十万。案1578年调查户口，全国人口共有六千零六十多万，《明史》卷77“食货一”，第1880页；山东布政司凡五百六十六万人，《明史》卷41“地理二”，第937页，广宁只十个卫，人口不会有这样多人口，显系臆测。
[85]“辽东汉人时时逃走”，见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九年正月戊寅，第117页。
[86]1649年随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部挈家驻防的凡四万人，见《清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六年五月丁丑，第351页。
[87]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十二，第287页。
[88]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十二，四月壬子条，第291页。
[89]王河：《盛京通志》第2册卷23《户口志》，第1160页。
[90]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康熙一，五月丁巳条，第489页。
[91]《钦定大清会典》卷九，户部户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9册，第113页。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12《疆域志》奉天府所辖疆域条，第452页。
[92]王河：《盛京通志》第2册卷23《户口志》，第1161页。
[93]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哈佛出版社1958年版，第8页。费正清采用柳条边是为了禁止汉人移殖说法，但未提稻叶的姓名。
[94]《嘉庆重修一统志》卷60《奉天府·关隘》，第2352页。
[95]《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37，第26585-26588页；卷538，第266623页。
[96]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下，三月癸亥（十五日）条，第107页。
[97]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下，四月辛卯（十四日）条，第119页。
[98]康熙十七年（1678年）修《开原县志》卷上，辽海丛书本，第5页、第9页、第12页。
[99]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10《建制沿革志》，第348页。
[100]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命一，戊申年正月条，第18页；同书天命二，天命元年六月条，第26页。
[101]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二，天聪元年正月丙子条，第53页。
[102]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一，天命十一年九月丙子条，第51页。
[103]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15《城池志》，宁古塔城池条，永吉州城池条，第601.629页。
[104]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命四，天命十年八月条，第45页。
[105]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三，天聪二年九月庚申条，第64页。
[106]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聪一，天命十一年九月丙子条，第51页。
[107]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天命三，第39页。
[108]《开原县志》由刘起凡考订，周志焕校辑，前有刘起凡1678年序，称“今天初冬告成”，但志内记载有1684年事，当是周志焕所补。刘起凡1678年任开原知县，周志焕1681年任知县。
[109]杨宾之父杨越以沟通张煌言嫌疑，1662年被清廷遣戍。杨宾1689年到宁古塔省父，1690年回，1691年杨越死，又二年归葬浙东。杨宾：《柳边纪略·自序》说“先子即世，归葬中原，回念耳目所闻见有宜书者”，又说“先子至其地在三十年前”，书中称杨越为“余父”，自序称“先子”，所以这本书应该写在1691年—1693年之间。
[110]吴兆骞《天东小记》未见。
[111]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下，三月癸亥条，第107页。
[112]吴振臣：《宁古塔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第1帙。第349页。
[113]《开原县志》卷上《疆域志附景物》龙北枕条，第5页下。
[114]《宁古塔纪略》勘合当时称“官票”，见《柳边纪略》卷4，就是路条，第75页。
[115]《沈馆录》卷1，第17页。
[116]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二三，顺治十一年八、九月，第383-385页。
[117]拉文斯坦：《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1861年英文版，第35页。
[118]方拱乾：《绝域纪略》，王锡祺辑：《小方壶斋奥地丛钞》第1帙，第342页。
[119]王河：《盛京通志》第1册卷2《典谟志》，康熙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谕，第128页。
[120]拉文斯坦：《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第14页。
[121]何秋涛：《朔方备乘》第1册，卷15“尼布楚考”，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324页。
[122]王先谦：《东华录》第2册，康熙六十六，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乙卯条，第395页。
[123]以上均见拉文斯坦：《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第9页。
[124]拉文斯坦：《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第36页。
[125]《清史稿》卷243《沙尔虎达传》，第9583页。
[126]《清史稿》卷243《沙尔虎达传附巴海传》，第9585页。
[127]杨宾：《柳边纪略》卷1，第17页。
[128]吴振臣：《宁古塔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帙，第344页。
[129]王先谦：《东华录》第2册，康熙三十，康熙二十一年八月，第106-107页。
[1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3，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77页。
[131]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顺治二三，顺治十一年七月甲午条，第382页。
[132]方拱乾：《绝域纪略》，《长白山丛书》第5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
[133]王先谦：《东华录》第1册，康熙三十，第1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