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发展中大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如何在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同时，有效破解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针对这一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区域经济演变规律，科学回答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创新提出了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等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并推动实施了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区域经济理论，为全方位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文在阐述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科学内涵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道路的理论意涵，并从完善战略体系、机制体系和政策体系三维视角提出了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道路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政策
一、引言
发展不平衡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现象，如何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从国际层面看，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严重的发展不平衡，而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在出现分化。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2022年83个高收入经济体以占全球15.7%的人口，占有了全球60.8%的GDP；而80个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人口占全球的49.2%,GDP仅占全球的8.9%。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的91.9%集中在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World Bank,2024）。从国家层面看，各国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群体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阶段，国内发展不平衡问题尤为突出。在三大差距中，区域差距问题更为复杂和棘手，因为群体差距和城乡差距也通常交织并部分体现在区域差距之中。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更为严重，而且越是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发展不平衡一般就更为突出。因此，如何有效破解发展中大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即使是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意大利等一些发达经济体，目前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区域发展不平衡或者不协调是发展中大国普遍面临的共性问题。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大国，由于各地区自然条件、地理区位、社会经济情况不同以及长期历史积淀的影响，中国同样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集中体现在区域经济增长分化、区域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和区域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等方面。这种区域发展不协调是长期发展过程中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需要在国家整体发展过程中用发展的办法加以解决。下好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不协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在这些发展不协调问题中，区域发展不协调被放在首要位置。这种考虑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中大国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
区域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尽管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从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再到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但追求均衡或协调发展的思想一直体现在区域发展建设实践中。例如，在“一五”时期，国家确立了有计划地、均衡地在全国布置工业的指导方针，要求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生产力，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产区和消费地区；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战备需要出发，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提出组织内地省（直辖市）对口支援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随后拓展到东西部协作、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和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以及革命老区等对口合作，逐步演变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对口帮扶制度；自1984年以来，中国聚焦连片贫困地区和贫困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正式把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提到了重要的战略高度，并确立了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将之并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七大战略之一；等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国家区域政策。在国家战略和政策的支持下，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各地区发展活力持续增强，区域经济增长趋于收敛，区域发展差距尤其是东西部发展差距呈现不断缩小的态势（樊杰，2025），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明显提升。特别是，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经济获得了更快增长，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明显提升。2012—2024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由19.8%提高到21.4%，增加了1.6个百分点。这期间民族八省区所占比重由10.1%提高到10.6%，增加了0.5个百分点。在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之后，脱贫攻坚成果在更高水平上得到了持续巩固拓展，“十四五”期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5%，比全国农村居民平均增速高0.8个百分点，脱贫县农村居民收入相对水平由2021年的74.2%提高到2025年的76.2%，增加了2.0个百分点。研究表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实施不仅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而且起到了缩小区域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等作用（徐舒等，2020；张可云等，2023；年猛等，2024）。当然，也应该看到，目前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例如，区域发展差距尤其是农村地区差距仍然较大，南北差距开始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分化明显，部分区域发展面临较大困难，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能力不足等（盛来运等，2018；安树伟和李瑞鹏，2023）。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条件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席卷全球，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面对这种竞争态势，亟须加快培育形成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全面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进一步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而缩小这种国际差距，需要依靠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的先行引领和示范带动，充分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从国内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发生转变，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在更高水平上高质量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更加艰巨。在新形势下，中国仍将继续面临同时缩小两大差距的难题，既要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更要充分挖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增长潜力，加快老少边和欠发达地区发展，推动国内区域发展差距持续缩小。因此，如何在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同时，有效破解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
针对这一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心怀全局、高瞻远瞩，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借鉴吸收世界各国区域发展经验，在《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以及其他重要讲话、批示指示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区域经济演变规律，科学回答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创新提出了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等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并推动实施了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区域经济理论，为全方位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是一个内容丰富、科学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目前已有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探讨（董雪兵等，2019；杨继瑞和杨蓉，2021；王丰和杜思杰，2023；郭叶波，2023）。本文将结合对《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以及其他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的学习，在阐述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的基础上，着重就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道路的理论意涵与实践路径谈谈自己的体会。
二、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
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随着发展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动态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政府能力以及主观认识的不同，人们对区域协调发展内涵的理解以及预期目标与要求也有较大差异。根据协调发展水平的不同，可以将区域协调发展分为低水平、中等水平和高水平三种类型。实现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赋予各级政府的重要责任。这种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是一种高质量、全面、可持续的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注重区域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而且强调区域发展的韧性和可持续性。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所追求的区域协调发展将是符合新发展理念、有利于形成新发展格局、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区域协调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学术专著，发表的学术论文更是不计其数，其内容涉及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特征、标准、机制、战略和政策以及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具体体现、形成机理和破解路径等。然而，由于区域协调发展内涵丰富，涉及领域宽广，且受到研究者价值判断的影响，至今学术界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界定并没有形成一致看法。总体上看，对于区域协调发展内涵的理解，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进行透析。从领域维度看，区域协调发展不单纯是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追求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而是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区域发展中的全面体现。从空间维度看，区域既是一个泛指特定地区的实体概念，又是一个抽象的空间概念，具有典型的二重性以及不同的层级和类型。区域协调发展不仅包括不同层级和类型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而且包括区域内部次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和资源空间配置适度均衡。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内中心城区与县域间协调发展、农村区域协调发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等都属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从时间维度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水平也将持续提升，逐步由中低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向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转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也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正因如此，在特定时期政府制定的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应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与国家或区域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不能超越发展阶段搞冒进。
判断区域发展是否协调的标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早期，人们衡量区域协调发展更多是从生产角度，采用经济增长或者人均GDP指标。这种方法难以体现区域发展的丰富内涵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符合“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很明显，判断区域发展是否协调不能只看经济增长或者人均GDP等单一指标，而应从区域发展的丰富内涵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构建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指标的多元化标准体系。各地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区域间发展机会均等、区域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并控制在合理区间内、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活质量等值化以及区域间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等，均是重要的判别标准（魏后凯和高春亮，2011；范恒山，2011；孙久文，2018）。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两个阶段目标，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作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新的历史使命和更加丰富的内涵，规定了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向。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各地区的普遍繁荣和共同富裕，使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地区城乡居民，从区域视角充分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因此，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立足中国国情和各地区实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全域理念，注重空间均衡，推动全域共富，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深刻把握和全面理解区域协调发展的丰富内涵。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品质。从这一点出发，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贯穿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着力提高各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和品质，并在发展中逐步缩小这种区域差距。然而，由于发展阶段的局限、客观条件的限制和认识上的偏差，过去在区域发展中出现了“重物轻人”的倾向，突出表现为重经济轻民生，“见物不见人”，以GDP论英雄。针对这种倾向，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说的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不能仅仅看作是缩小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差距，而应该是缩小居民收入水平、基础设施通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这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目标，在共同富裕视域下，需要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导向，更加注重增进民生福祉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把缩小地区间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等差距放在突出位置。为此，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三大具体目标，即“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由此纠正了以往对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认识偏差，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区域协调发展目标体系。
（二）树立全域理念
除了“重物轻人”，过去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还存在明显的“重城轻乡”“重陆轻海”倾向。“重城轻乡”就是重城市经济，轻乡村发展；“重陆轻海”就是重陆域经济，轻海域经济。这种倾向无疑不利于科学理解和全面把握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会迷失区域协调发展的正确方向。针对“重城轻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乡村发展，把城市和乡村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城乡融合发展和一体化，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和乡村是互促互进、共生共存的”，“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事实上，城市与乡村功能互补，是一个互促互进、共生共存的发展共同体。针对“重陆轻海”，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海洋经济和向海经济，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他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中国的国土空间既包括陆域空间，也包括海域空间。陆域空间，既包括城市空间，也包括乡村空间。2021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仅占全部陆域空间的1.3%左右（魏后凯，2023），这表明中国陆域空间的绝大部分都是乡村。广义上讲，城市与乡村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地域综合体，二者均可看成不同类型的区域。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能仅局限于陆域各个区域整体之间的协调发展，还应包括城市和农村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区域内部城乡协调发展和陆海统筹。可以认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是涵盖全部国土空间的全域协调发展。
（三）注重空间均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力平衡布局的思想，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原则。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提出了“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的思想，强调“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这里所讲的平衡布局并非指绝对的均衡布局或平均分布生产力，而是充分利用各地区资源，在总体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基础上的相对均衡布局。对此，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解释了商品生产者尽可能接近原料产地或市场的原因。列宁则把发挥区域比较优势视为生产力布局的主要原则，强调“使俄国工业布局合理，着眼点是接近原料产地，尽量减少从原料加工转到半成品加工一直到制出成品等阶段时的劳动消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产力平衡布局思想，对新时代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揭示发展平衡和不平衡关系的基础上，还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他指出：“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既要促进地区间经济和人口均衡，缩小地区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也要促进地区间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缩小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间的差距。”这里所讲的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实际上既是资源空间配置适度均衡问题，也是生产力布局优化问题。促进地区间经济和人口均衡，就是要促进地区经济布局与人口分布相协调，实现人口与产业协同集聚；促进地区间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就是要根据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优化其人口经济布局，实现地区间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四）推动全域共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有别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模式和路径的高度概括，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深远的世界意义。实现现代化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新时代对所有地区的普遍要求。从空间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是既包括城市和乡村，又包括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内的全域现代化。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要考虑各地区发展阶段和条件的差异，因地制宜分梯次有序推进，既要鼓励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有条件的都市圈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又要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确保老少边和欠发达地区到2035年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使这些地区在新征程中不至于“掉队”和“边缘化”。统筹和协同推进各地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我们所追求的共同富裕，并非少部分地区和城市的富裕，而是各地区和城乡都要富裕，也即全域共富。这种全域共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空间体现，也是在更高层次实现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的终极目标。然而，也应该看到，全域共富是各地区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既不是少部分地区的富裕，也不是要求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平，搞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各地区因发展阶段和条件不同，在任何时期，其富裕程度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关键是要把这种地区间富裕程度差距缩小到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合理区间之内。实现全域共富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需要分阶段、分层次有序推进。在国家层面，要统筹推进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的现代化进程，并把老少边和欠发达地区同步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省域和市县域层面，各地区也应作出相应的统筹安排。
三、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道路的理论意涵
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追求。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阐述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强调既要充分利用沿海的工业基地，又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末他又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是对“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魏后凯，2019）。无论在地方还是中央工作，习近平同志都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到中央工作后，推动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坚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并就区域协调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在第十九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了当前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全面系统阐述了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和主要举措。他指出：“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总体上讲，习近平总书记的区域协调发展思想与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中国共产党区域协调发展思想的继承、创新、拓展和深化，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是传统和创新的有机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过70多年的不断探索，中国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在沿着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稳步前行。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陆地国土面积几乎与欧洲相当，要解决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目前世界上并没有成功的先例可以借鉴，也不可能照搬制度背景和国情特征迥然不同的其他国家模式，而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区域协调发展新路。这条新路就是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它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一面，是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这里共性就是遵循发展规律和一般趋势，个性就是中国特色，它是由中国的发展阶段、制度背景和国情特征等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区域协调发展时，既强调借鉴国际经验，尊重客观规律，把握一般发展趋势，又高度重视从中国实际出发，突出中国特色，走符合自身实际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他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等新思想，强调各地区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走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绿色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长江经济带应该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沿黄河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总之，尊重客观规律，坚持一盘棋思想，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是新形势下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道路的核心内容。这三个方面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道路的共性和个性，既把握了区域发展规律和趋势，又符合中国实际。
（一）尊重客观规律
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多维度的全面协调发展过程，其形成机理和演变过程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受到自然条件、地理区位、社会经济特征、文化背景、制度安排、政府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从演变趋势看，区域协调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协调到不协调再到更高水平协调的长期渐进过程，期间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期波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首先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包括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等，承认区域发展差异，辩证地看待和全面理解区域协调发展。可以认为，尊重客观规律是各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共性特征，也是其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政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在论述区域协调发展时，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要尊重客观规律，他指出：“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要符合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承认客观差异，不能搞一刀切。”他还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对发展平衡和不平衡关系规律以及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规律进行了系统归纳。
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关系的规律。在区域发展战略选择上，国内学术界经历了平衡发展论和不平衡发展论的长期争论。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法来正确看待发展平衡和不平衡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的科学论断。他指出：“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强调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在第十九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发展平衡和不平衡关系规律，体现了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区域协调发展辩证法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关系规律在区域发展领域的具体呈现，其本质就是要把握好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关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注重发展机会公平和资源均衡配置，增强区域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使各地区在发展中逐步实现相对平衡。
二是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的规律。资源禀赋差异、集聚经济和转移成本是区域经济赖以存在的重要客观基础。由于资源禀赋差异和集聚经济的存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和产业活动出现了向优势区域集中的趋势。在集聚经济的作用下，这种人口和产业集中将有利于劳动力、基础设施和中间投入品等资源共享以及知识溢出和市场规模扩大，从而促进成本节约和效率提升，刺激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从空间集聚的角度，习近平总书记将这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中的趋势看成一种经济规律。他指出：“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这是经济规律。”城市群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城市群将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源。城市群在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产业升级、协同创新、治污减排和空间优化等方面形成的综合效应，将有利于增强其综合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带动国家和区域经济总体效率的提升。作为一种常见的优势区域，沿海地区通常地理位置优越、生态环境优良、对外联系便利、适宜人类居住，是世界人口、城镇和产业分布的主要集中区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还把城市和人口集中在沿海地区看成是一种规律。他指出：“从世界城市发展和布局看，一般来说，城市和人口集中在沿海地区是规律。”这是对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规律的进一步细化。科学认识这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的规律，对于优化生产力布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二）坚持一盘棋思想
系统思维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论之一。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树立系统思维，坚持一盘棋思想，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所谓“一盘棋”，简单地说，就是要强调全局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关系，增强一盘棋意识，在重大问题上以全局利益为重”。坚持一盘棋思想，做好统筹兼顾，是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则，也是系统思维方法的具体体现。各级政府作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主体，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省域、市域等区域层面，都需要从一盘棋的全局角度来统筹区域发展，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兼顾各方面利益。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区域协调发展思想的重要内容。
第一，坚持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是习近平同志在长期的思考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萌生了这种一盘棋思想，提出发展山区经济“要把新老库区的工作装到一个盘子里考虑”，作出“山区沿海一盘棋”等战略决策（郭叶波，2023）。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又从一盘棋角度提出并实施了“山海协作工程”。到中央工作后，他再三强调要坚持和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做好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这篇大文章。例如，针对长江经济带无序低效竞争、产业同构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好一个庞大集合体的发展，一定要处理好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然后再从体制机制和政策举措方面下功夫，做好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这篇大文章。”
第二，近年来不断完善的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也充分体现了这种一盘棋思想。坚持全国一盘棋，必须从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进一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明确各个战略的功能定位、目标任务和发展导向，同时加强各重大区域战略之间的统筹衔接，增强战略的协同性、耦合性和一致性，充分发挥其叠加效应、协同效应和融合效应。这种战略统筹重在建立制度化、长效化的战略统筹机制，推动实现各重大区域战略联动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战略统筹，强调要推动各重大区域战略之间的深度融合和有效衔接。他指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长沙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中部地区崛起与其他重大区域战略的对接融合，重点是“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对接，加强与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融合联动”。
第三，在一盘棋思想下，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战略全局高度对各地区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各地因地制宜、发挥优势、走差异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例如，针对新时代东北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要求；针对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他提出要“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他要求“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针对长江经济带发展，他再三强调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针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他又提出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在深入开展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还从国家战略全局高度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
（三）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加快构建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势在必行。早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谈及新常态怎么干时就提出了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思想。他指出：“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这里所讲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主要是从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角度提出的总体格局，其四个基本特征也更多从这一角度来进行归纳概括。在第十九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深入系统阐述了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强调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这种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核心内容。一方面，要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要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体系，培育一批能够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源和支撑点。
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是一个多层次、多领域、多维度的完整体系，体现了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基本方向。在国家层面，除了总体格局外，习近平总书记还从不同领域和视角对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进行了系统阐述。从国土空间看，就是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这种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既充分体现了主体功能区战略思想，又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二者有效衔接融合的结果。从区域开发看，就是要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化生产力布局，“构建连接东中西、贯通南北方的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的区域开发格局”。这种区域开发格局充分体现了开放条件下的多中心网络开发思想，符合区域开发由极点开发转向点轴开发再转向网络开发的一般趋势。从城镇化布局看，就是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这种城镇格局本质上是一种共富型城镇化规模格局，其核心是以城市群、都市圈引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实现不同规模城镇的普遍繁荣和共同富裕。从总体格局到各领域格局，这些重要论述科学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何需要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以及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各部门、各地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是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基本方向，既是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也是适应新常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区域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而区域经济循环既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经济循环的重要支撑。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不仅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也有利于畅通和做强国内大循环，拓展国内大循环的发展空间和覆盖面。新时代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必须把握好以下六个关键点：一是打破地方保护，消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各种障碍，实现区域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二是充分发挥地区优势，促进地区间开放合作、优势互补、合理分工；三是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增强规划的约束性，实现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四是以特殊困难群体、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为重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均衡优质共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五是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实现各地区发展的资源环境可承载；六是以现代化中心城市、高品质都市圈和城市群为依托，加快构建多层次、多类型的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体系，为全国和各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持久、均衡的动力支撑。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和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但其发展在空间上往往呈现严重的不平衡性。研究表明，相较于区域发展不平衡，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不平衡更为严重（张可云等，2025）。为避免这种不平衡诱致区域发展不协调，需要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合力作用，引导和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以此促进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
四、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道路的实践路径
为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近年来中国在建设实践中已经逐步形成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机制体系和政策体系。这三大体系紧密联系、相互支撑，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既是全方位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探索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道路的实践路径。在新形势下，应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一步丰富完善这三大体系。
（一）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高度重视区域发展战略和规划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在国家整体快速发展过程中不断缩小区域差距，持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国逐步建立了一个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为主体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中，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承担区域协调发展功能的所有国家战略的统称，包括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陆海统筹等。从狭义来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仅仅是指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这里，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是指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全覆盖、各有侧重的“四大板块”战略，即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以及国家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战略安排。最初，有关政府文献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多作广义理解，但近年来已经出现采用狭义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取代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趋势，因而常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并列。这三大战略均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体战略，具有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功能，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三大主体战略中，区域重大战略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以城市群为主体的战略，如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另一类是以流域为主体的战略，如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些战略以关系现代化全局的重要城市群和流域为地域单元，以推进高质量发展、区域合作与一体化为核心，其目的是形成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促进区域内协调发展。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上，之所以还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体系，培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目前，城市群已经成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引领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主要是通过高质量和一体化协同发展，培育形成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使这些地区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现代化建设、改革创新等方面走在前列，发挥示范、引领和标杆作用，以此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发展。其次，区域重大战略以推进一体化、构建共同体、促进协调发展为重点，承担了其内部协调的功能，肩负着促进区域内协调发展的重任。其中，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都以一体化、协同发展为主题，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仅强调流域内各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还强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最后，五个区域重大战略都是针对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区域制定的国家战略，其在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着统领衔接作用。其中，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是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源，而长江、黄河流域横跨东西，是中国东西差距的缩影，也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重要主轴线，其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起着主骨架作用。
在新时代，面向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需要从三个层面深入展开：从国际层面看，需要推动重大区域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深度融合发展。中国各地区发展条件差异较大，其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所具有的优势、承担的功能和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无论是“四大板块”战略，还是五个区域重大战略，都需要实现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有效衔接和深度融合，从而畅通国际经济循环和国内区域经济循环。这种深度融合将为新发展阶段在更高水平上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创造有利条件。在国家层面，需要加强战略衔接和统筹，推动各个重大区域战略联动融合发展。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中，无论是三大主体战略还是其中的“四大板块”战略和五个区域重大战略，其承担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任务都不尽相同，为减少战略实施中的冲突和不协调，充分发挥战略叠加效应、协同效应和融合效应，必须加强各重大区域战略之间的衔接和统筹，尤其是“四大板块”战略与五个区域重大战略之间的衔接，并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思想融入其中，使之能够拧成一股合力。鉴于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中西部地区也需要培育国家级的重要动力源，可以考虑将具备条件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纳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使之成为引领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源和培育国家战略腹地体系的重要支撑。在区域层面，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进一步完善各个重大区域战略，明确其发展战略定位、目标、任务和方向，并将高质量发展要求全面融入各项战略实施之中，走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之路。对于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还需要在一体化和协同发展的基础上，着力打造区域发展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召开的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所指出的，“要推进跨区域共建共享，有序推动产业跨区域转移和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使长三角真正成为区域发展共同体”。很明显，这里所讲的“区域发展共同体”对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是同样适用的。可以认为，区域发展共同体是城市群高级阶段发展的基本方向。
（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有相应的机制作为保障。近年来，学术界对区域协调发展机制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由于研究视角和侧重点的不同，不同学者对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内涵的理解也有差异，但大多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是由多个机制有机耦合而成的机制体系。例如，覃成林（2011）将这一机制体系归纳为市场机制、空间组织机制、合作机制、援助机制和治理机制；魏后凯和高春亮（2011）将它归纳为市场机制、补偿机制、扶持机制、合作机制、参与机制、共享机制六大机制；黄征学和张晋晋（2025）则概括为战略融合机制、区域合作和互助机制、资源开发利益补偿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机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七大机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2018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把这种新机制的特征概括为“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并从区域战略统筹机制、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区域合作机制、区域互助机制、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区域政策调控机制、区域发展保障机制八个方面做出系统安排，提出了一系列制度机制措施。显然，这里的机制是一种广义理解，包含了一些战略和政策方面的内容。鉴于现有文献已有较多研究，下面着重从政府与市场关系、区域开放与一体化、区域援助、区域补偿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这种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一般地说，效率原则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则，要通过完善市场制度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资源空间配置更加有效；而公平原则是政府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出发点和首要原则，尤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阶段，需要更多考虑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目前，各级政府在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方面，依然是效率与公平目标兼顾、扶强与扶弱并重，这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初中期阶段的产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政府区域政策支持的方向应更加强调公平原则，更加注重“雪中送炭”和民生导向，逐步由扶强与扶弱并重向以扶弱为主转变。同时，应该看到，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责任，要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责分工，将脱贫攻坚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管理体制运用到区域协调发展中来，省级和地级政府都要在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
区域开放合作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区域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其中，区域开放是前提，区域合作是手段，区域协调发展和一体化是目标。从某种程度上讲，区域协调发展也是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实现区域一体化的过程。由于发展阶段和具体区情不同，各地区应从自身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多层次推进区域一体化，包括县域一体化、市域一体化、省域一体化、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有条件的地区应在市域一体化基础上加快推进省域一体化和城市群一体化，最终实现全国一体化。为此，要打破行政性垄断，消除各种区域市场壁垒，完善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机制，促进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转），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从全国范围看，应把握要素流动和产业集聚新趋势，通过双重双向转移，实现人口与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产业、就业分布与人口分布相协调。一重双向转移是鼓励在东部地区已实现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就地安家落户，全面融入当地社会，同时推动沿海地区企业和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产业分布与人口分布的协调。这种双向转移通常被称为“产业西进、人口东流”。另一重双向转移是鼓励人口和建设用地资源向具备条件、发展势头较好的优势地区尤其是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集聚，同时鼓励大城市尤其是超大特大城市产业有序向周边地区以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在区域范围内实现产业分布与人口分布的协调。这种双重双向转移，将有利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既能减轻劣势和困难地区的就业压力，又能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
对面临困难的区域实行援助是各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举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结合自身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逐步形成了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区域援助制度。从纵向看，中央和省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项目投资、财政贴息、以工代赈等手段，不断加大对以脱贫地区为重点的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源型地区、老工业城市等特殊类型地区的支持力度，这种支持本质上就带有援助的性质；从横向看，按照“先富带动后富”的思路，各级政府组织实施了发达地区和城市对老少边和欠发达地区的对口帮扶，同时充分调动全社会资源，动员政府机构、国有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广泛参与进来，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宽领域、全方位的中国特色对口帮扶制度。近年来的研究已经表明，这种中国特色的区域援助制度有力推动了老少边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龚斌磊等，2022；张可云等，2023），其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未来需要适应新形势不断创新完善。特别是在对口帮扶上，要根据新情况重新划定帮扶对象，明确帮扶主体，调整优化结对关系，探索新型跨地区合作模式，打造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发展共同体和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新型帮扶共同体，不断提高帮扶效果，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的新型对口帮扶机制。
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机制之一，区域补偿机制主要是对那些承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功能的区域在发展机会和利益上所遭受的损失给予补偿。近年来，中国正在推动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并形成了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的粮食主产区纵向利益补偿机制。在生态补偿方面，中央财政自2008年起设立了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流域生态补偿和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建设近年来也取得积极进展。新形势下，应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加快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尽快打通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渠道。鉴于主要农作物在提供农产品的同时，也提供了相应的生态产品，产生了生态服务价值，需要考虑将农作物生产纳入生态补偿的范围。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方面，早在2005年中央财政就出台了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并不断加大对主产区的转移支付和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但受益的主销区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主要依赖纵向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为此，需要在进一步完善粮食主产区纵向利益补偿机制的基础上，按照“谁吃粮谁拿钱、谁调粮谁补偿”的原则，采用粮食生产成本和调入调出量作为计算横向利益补偿的主要依据，尽快建立并完善中央统筹下的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实现粮食调入省份对调出省份的利益补偿（魏后凯和贾小玲，2023），推动形成纵横向有机结合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三）完善差别化的区域政策体系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目前中国已经总体上形成了一个多目标、多类型、任务导向的区域政策体系。所谓多目标，就是现有区域政策体现了效率、公平、安全等多重目标，力求把扶强与扶弱结合起来。所谓多类型，就是现有区域政策既有按四大区域、城市群、流域等实施的“板块状”政策，也有按类型区实施的差别化政策。从“板块状”政策看，针对四大“板块”战略和五个区域重大战略等，国家制定出台了相关意见和发展规划，并给予了相应的支持政策。从差别化政策看，针对经济功能区、主体功能区和特殊类型地区，有关部门在财政、金融、人口、土地、产业、生态环境等方面制定实施了相应的差别化政策。其中，经济功能区亦称特殊经济区，包括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其在改革开放中承担着一些重要的国家功能，国家对这类区域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所谓任务导向，就是这种政策体系是在区域发展建设实践中，根据国家战略目标任务需要而逐步形成的，体现了同时缩小两大差距的要求。
这种区域政策体系既有力推动了整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步缩小，又在国家整体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推动区域差距尤其是东西差距逐步缩小，不断迈向更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但是，应该看到，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现有区域政策已经难以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要实现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就必然要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实现与此相适应的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如前所述，从空间视角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全域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各地区共同富裕。目前，中国各地区现代化进程呈现阶梯状特征，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现代化进程明显滞后，成为国家现代化的突出短板。在这种情况下，确保老少边和欠发达地区到2035年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与全国同步全面实现现代化，就成为新发展阶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中心任务。面对新的形势，当前亟须对现有国家区域政策分类进行调整优化，对于那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要坚持下去并巩固提升，对于那些重叠交叉、相互制约或者呈现碎片化的政策要整合优化，对于那些已经失效或者低效、无效的政策要坚决取消，同时要根据新形势大胆进行政策工具创新，不断提高区域政策的整体效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在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中，现有区域政策哪些要坚持、哪些应调整。要面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作些战略性考虑。”
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关键在于增强政策的系统性、精准性和协同性。很明显，要实现与共同富裕目标相适应的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无疑对区域政策的系统性、精准性、协同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区分区域发展战略、区域发展规划和区域政策，对于“四大板块”战略和五个区域重大战略，重点在明确功能定位、目标任务和发展导向的基础上，以类型区为地域单元，实行分类指导的差别化区域政策。其次，随着发展水平提高和发展阶段转变，未来应聚焦区域协调发展和一体化，更加强调公平目标和“雪中送炭”，逐步减少并整合经济功能区政策，以主体功能区和特殊类型地区政策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差别化的国家区域政策体系。再次，按照强国建设和共同富裕要求，科学确定两个阶段的区域协调发展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区域政策工具箱，针对不同类型的区域实行不同的政策工具组合，选择合适的支持类和限制类政策工具，提高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最后，区域政策涉及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人口政策、土地政策、科技政策、产业政策、生态环境政策等多个领域，需要加强各方面政策的统筹协调，尤其要发挥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同效应，增强区域政策的精准性和取向一致性，使之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当前，区域政策调整的重点是推动脱贫地区政策转向欠发达地区政策。实现各地区普遍繁荣和共同富裕，必须加大力度支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早期，中国的贫困地区就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十四五”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又将脱贫地区整体看成欠发达地区，采用“以脱贫地区为重点的欠发达地区”“脱贫地区等欠发达地区”等表述。近年来，随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取得显著成效，脱贫县和其他县均出现了分化趋势，现有脱贫地区政策亟须转向欠发达地区政策（魏后凯，2024；李瑞鹏和魏后凯，2025）。早在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要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明确了欠发达地区政策的基本方向。制定欠发达地区政策首先必须明确欠发达地区的标准，科学划定欠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划分应综合考虑居民人均收入、人均地方财力、低收入人口规模及比重等指标，以县域为基本地域单元，标准设置也应适中，要与国家经济实力和政府财力相适应。在此基础上，按照分层分类帮扶的要求，对欠发达地区实行差别化的支持政策。总体上，可以考虑按照其欠发达程度将欠发达地区分为三个层次，即轻度、中度和重度欠发达地区，这三个层次也是三种类型。对这三类欠发达地区，在帮扶主体、帮扶力度、帮扶手段等方面应实行差别化的支持政策。当然，欠发达地区的分类还可以采用其他标准，如是否属于重点生态功能区、产粮大县、边境地区等，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些欠发达地区更应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考虑到支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的责任，中央政府应重点支持重度欠发达地区以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中度欠发达地区，并对老少边、重点生态功能区、产粮大县等欠发达地区实行倾斜，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经过70多年的不断探索实践，中国逐步找到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这种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适应新形势不断丰富完善。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加强对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道路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目前，尽管有关区域协调发展的学术论著颇丰，但从中国道路视角系统探讨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并不多见。立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丰富实践，面向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对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进行系统深入探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课题，也是一个重大实践任务。
本文系统阐述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以及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道路的理论意涵和实践路径，力求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实践提炼升华为中国理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是一项长期战略，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并做到与时俱进，不断拓宽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提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追求的是一种高质量、全面、可持续的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新形势下，应尊重客观规律，坚持一盘棋思想，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进一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机制体系和政策体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
走好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之路，既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也需要创新性的实践探索，努力把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结合起来，做到从中国实践中提炼中国理论，并以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实现从中国实践到中国理论的升华。在理论创新方面，对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道路的理论阐释本身就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核心构成。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以中国实践为基础，而不能简单照搬制度背景不同的西方理论。这种中国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中大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理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实践是形成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重要基石。在实践创新方面，要适应发展阶段和国内外条件的变化，明确不同阶段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推动实现高质量、全面、可持续的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从区域视角为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基础。应该看到，中国地域辽阔，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各地应从自身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制定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和路径，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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