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周桂钿教授
处千年巨变波涛，辗转京城，苦心孤诣，渴求万世轨则
阐中华精神源流，回溯秦汉，奋力发微，终成一代硕儒
——后学沔阳魏敦友敬挽
寿江是我三十多年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读硕士生时最好的兄弟，他是周桂钿教授的第一个硕士生，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我们几乎年年一起去看望周老师，一起聊天，一起喝酒，而且多半是周老师请客，亲切如一家人。但是最近这几年联系明显少了起来。2026年8月23日中午，当我打开手机突然看到微信上寿江给我长长的语音留言时，我顿时感到事情有些不妙，连忙打开来听，果然，寿江哽咽着说周老师前一日因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辞世了，因知道我不能到北京给周老师送行，问我要不要送一个花圈以表哀思，一切都由他来安排。骤然听到周老师逝世的消息，如五雷轰顶，无法相信，一下子呆了，好久才缓过来，告诉寿江说帮我给周老师送一个花圈吧，这两天我为周老师拟一个挽词。放下手机心神不宁，与周老师近四十年来的交往镜像不断浮现，如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向我涌来。到书架上取下当年周老师赠送给我的他的多部著作来读，恍如昨日一般。在当年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过我的老师中，周老师是我最亲近的两位老师之一，另一位是我的硕士生导师杨寿堪教授，在离开北京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只要我到北京，必去看望两位老师。在杨老师八十华诞与九十华诞时，我都撰写长文回忆杨老师对我的教育及影响，但我不曾写过周老师，没想到现在周老师辞世了，我才来追述周老师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以及他对我的深深影响，不禁悲从中来。
这几天网上有不少师友都在追忆周老师，我注意到有一位朋友说他听过周老师的讲座，说周老师话语温润，和蔼可亲，但人似一老农，不象一学者。此一说法颇有几分使我心动，但觉得他只是看到了周老师的谦和的表象，其实对周老师缺乏深度了解。当我看到这位朋友说周老师“人似一老农，不象一学者”时，我脑海中出现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形象，因为在我心里，周老师正像苏格拉底一样，表面上不像一学者，更像一老农，而实际上是极智慧的人，他对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抱有永恒的好奇心。我同时也注意到师兄严春友教授与师妹周密（周老师女儿）在师大哲学微信群里面的交流中特别谈到周老师始终保持着对世界的关注，也从来不自以为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应证了我的直觉。印象中还有当年传说故宫闹鬼，周老师亲自去故宫走访相关当事人，进行实地调研，调研之后专门写有文章发表在北京的报纸上。我知道周老师是研究汉代哲学家王充开始进入学界的，什么事情他都要象王充那样亲证。
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初见周老师的情形，仿佛从来如此似的。当然这不可能。按照周老师自撰的年谱，他1943年生于福建长乐，1964年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后来和周老师的闲谈中周老师多次讲到他那时从南方到北京极不适应，冬天冷得很，衣物也缺乏，经常赤脚穿着木屣在走廊里答答地走来走去。这一印象极深，我现在仿佛还听得见周老师穿着木屣在人民大学学生宿舍走廊里走来走去木屣碰触地面的答答答声。很多年里，我总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与周老师穿木屣碰触地面的答答声联系要一起，每次到人民大学或者路过人民大学，周老师穿着木屣碰触地面的答答声就很神奇地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这真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周老师在年谱里写他1978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师从钟肇鹏先生读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生，1981年硕士毕业后就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工作。我是1984年从湖北沔阳考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读本科的，道理上周老师应当给我们开中国哲学史课，然而印象中给我们上中国哲学史课的不是周老师。另外，寿江是怎么在我的生命中出现的，现在似乎也模糊得很，那么亲近的人反而找不到初见的印象，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心理学现象，只记得寿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本来是从浙江诸暨考到北方交通大学铁道系，按今天的说法，是个有着良好前程的赛道，但他放弃了，硬要学哲学，于是从北方交通大学铁道系转系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成了1985级的一员。这当然是寿江出现在我生命中的一大因缘，然而细节却模糊不清了。不过今天我还是有些疑惑，当时我同班的一个好兄弟杨志勇，他从湖南冷水江考过来，在哲学系仅仅读了一年，就发现哲学的思辨无法满足他从事文学的梦想，于是想方设法从哲学系转到中文系，可惜没有成功，反而因此丧了命。这些年，我有时会想到，如果杨志勇转系成功了，也许今天中国文学界的格局会不一样吧。我的疑惑在于，为什么杨志勇在校内转系未成而寿江转校转系竟成功了？亦人世间一奇事也。当然杨志勇转系未成，不能全怪学校，我记得那时是王梓坤校长主政，王校长是很开通的，转系虽然没有象刘道玉的武汉大学成为时尚，但也不是不可以的。好兄弟杨志勇转系功败垂成，终命殒西域，令我至今叹惋！
但不管怎么说，寿江的出现犹如我生命中的一缕强光，照亮了我与周老师的亲切关系。寿江是周老师的第一个研究生，跟周老师亦师亦友，熟悉似兄弟，亲切如父子。我因此与周老师也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了。“敦友！走，我们去找周老师！”在很多年里，甚至时常在梦里，我也会听见寿江扯着嗓子大声叫我的清脆声音。现在想起来，与周老师的亲密接触应当发生在1989年我从设在顺义县的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工作一年之后重新回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读硕士时的三年，到1992年我离开北京到武汉之后虽然见面少了但依然保持经常联系。印象中那时周老师还住在北京丰台，应该是师母单位分的房子，北师大那时候太穷了，房源极紧张。我记得寿江带我去过丰台一次，那时不象今天交通方便，须先坐公交车，然后换地铁，前后近两个小时才能到达。脑海中还留存有当年周老师和师母在丰台家里接待我们的温馨画面。周老师和师母育有一儿一女，后来分别上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我见过很多很多的大学教授，对他们的家庭状况也略有所知，我将周老师和我所知道的这些大学教授作比较，我想说，周老师儿女双全，家庭和美，自己学术有成，为人平和令人敬重，真正是度过了幸福的一生。最近看到网上有一段话说：“人无完人，启功除外！”我现在强烈地想加上一句，“还有周老师！”
印象中后来周老师在北师大校内的西南楼二层有了一个临时居所，其实是个休息间，寿江因此经常叫我去西南楼见周老师。可能是周老师从丰台过来北师大上课太远了吧，学校给提供了一个临时的休息间，方便周老师有课时可以在此短暂休息，而且好像是与另一个老师合住的。西南楼是我读本科时住的宿舍，寿江从北方交通大学转学过来好象也住西南楼，没想到周老师现在住了进来，所以每次来这里看望周老师都觉得特别亲切。周老师是那种让你觉得毫无拘束感的人，在他面前无论是学问、人生与理想，什么都可以聊，什么都可以谈，而且聊完谈完之后总觉得意犹未尽期待着下次再有机会聊再有机会谈。但是我们来找周老师除了想和周老师聊天之外，其实还藏有个人的一点小心思。那时学生助学金少，常常捉襟见肘，但是总想着喝个啤酒怎么的。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有好几次快到中午了，正准备去食堂吃饭，忽见寿江兴冲冲过来叫我，告诉我说周老师今天有课，从丰台到学校了，刚下课，正在西南楼，我们一起去看看周老师吧。周老师当然知道我们的小心思，略略聊几分钟后就笑着问我们一句：“又想喝啤酒了吧？”这时寿江会和我相视一笑，周老师就站起身来说声“走吧！”就带我们到楼下不远处的实习餐厅，点上两瓶啤酒和一些菜肴，周老师自己不喝啤酒，一边看着我们喝，一边聊天。这实习餐厅是师大的教工食堂，环境优美，学生基本没有来的，加之实习餐厅四字是启功先生亲笔题写，愈发显得这地方清雅异常，令我终生难忘。现在想起来，那时师大实习餐厅的啤酒是多么的清洌可口啊，饭菜是多么的香甜宜人啊！今天的啤酒与饭菜竟真正是索然无味了。1992年我离开北京到了武汉，1999年又离开武汉到了南宁，感觉上离周老师越来越远了。但到了南宁之后，我每年至少有一次到北京开会的机会，所以见周老师并不难。在南宁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收到寿江的信息，周老师搬家到红楼定居了。在我心里，师大红楼是一神圣所在。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因为住师大红楼可是一件莫大的荣誉，以前印象中那可是启功先生、钟敬文先生等老学者居住的地方啊。我记得那一年到一到北京就连忙联系寿江一起去红楼看望周老师，还见到了周密师妹，后来周老师带寿江和我去师大乐群餐厅就餐，聊得很开心，但似乎这是最后一次见周老师了，印象中周老师的视力大不如前了。
脑海中深刻着许多周老师的形象，如果现在不写出来，恐怕以后再无机会了。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国人民大学冬天楼道里木屣的答答声之外，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周老师特别强调心无旁骛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做事情不要想太多，想多了什么事都做不成。这话看起来是老生常谈，但1990年代的中国，经济对大学的冲击非常大，读书无用论一下子甚嚣尘上，很多学生无心读书，对未来充满了深深的担忧。这时周老师给我们聊到学生阶段就该心无旁鹜认真读书，掌握知识，至于以后具体做什么，出了校园再说。当然周老师并不是要我们做读书的书呆子，他的心智其实是很开放的。比如他又常常给我们聊到他的导师钟肇鹏先生，钟先生认为现在好好读书，但未来并非一定要走学问的路不可。周老师很认可钟先生的看法，所以在我们聊到未来究竟走什么道路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好长时间。一般而论，对我们来说未来无非三条路，一为学，二经商，三从政。当我们说道做官这条路太难没有关系没有背景莫做官时，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周老师微微一笑，他说当年也和钟先生谈到过同样的问题，我们忙问钟先生怎么说？周老师告诉我们当时钟先生是这么说的：“你们都不去做官，那不是让一些坏人去做了官，这社会岂不是更坏了？”很显然周老师是同意钟先生的观点的。也许正因受到周老师的此一激励，寿江后来走了经商的路，成了著名的金融作手，另有两位同学走了从政的路，现在已做到了相当的高位，而我秉性耿直，难于应和社会复杂性，终在大学中淹留至今日。周老师也和我们聊学界一些人文故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聊到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郭齐勇老师。郭老师是1990年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锐，因为对熊十力先生的精湛研究蜚声海内外。周老师对郭齐勇老师十分欣赏，但他话锋一转，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们北师大教育系的郭齐家老师是郭齐勇老师的兄长吗？郭齐家老师当时是国内非常知名的教育史家呢。兄弟同是学界名流，一在武汉大学，一在北京师范大学，一南一北，是学界佳话。大概正因为周老师的一席话在心里，多年之后，我有幸到武汉大学哲学系读博士，虽然我的专业不是郭齐勇老师的中国哲学，但在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一次见到郭齐勇老师时一点不觉得陌生，反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
周老师不仅经常和我们聊天，给我们以人生与学问的启迪，我今天觉得他还有意识地带我们出去看世界。印象深刻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周老师要去北京大学看望张岱年先生，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临行前问寿江和我愿不愿意去。寿江和我听说可以见到心中久仰的张岱年先生，当然很高兴，连忙说愿意去。印象中张先生家住在北京大学东门外，那是一个下午，周老师带我们进屋时，张先生端坐在一个扶手椅上。我们问了张先生好，就在一旁听张先生和周老师讲话。我观察张先生屋内极狭窄，到处都摆满了书，心内甚是敬畏，而看坐在扶手椅上的张先生，很少讲话，俨然一老仙翁。第二次是1990年，周老师要去福建福州参加一个朱子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周老师说如果我们愿意去可以去，寿江和我自然很高兴去。因为寿江要先回一趟诸暨老家，再到杭州转福州，我就决定从北京先到杭州和寿江汇合再一起去福州。这一年周老师的《中国传统哲学》出版了，因为寿江和我要路过杭州，周老师就委托我们带上这部新书到浙江社会科学院送给吴光老师。吴光老师当时是著名的中国哲学专家，我们也明白周老师的意思，让我们以送书为名结识知名学人，不要孤陋寡闻。现在还记得吴光老师那时刚从新加坡讲学归来，在家里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对周老师的新书大加赞赏。很多年来，我还一直以为周老师与吴光老师是同学，今天从周老师的年谱中惊讶地得知，原来他们是论敌，在1980年代他们曾围绕王充的哲学定位发生过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字之争呢。因周老师，与吴光先生竟有一面之缘，而终生难忘。从吴光老师家里出来我们就去杭州火车站坐火车去福州，可是快到鹰潭时，寿江有一位曾在北方交通大学铁路系同学过一年的兄弟现在正好在鹰潭火车站工作，知我们路过鹰潭，强烈要求我们下车一聚，再赶下一趟车，保证不误我们去福州。我们很高兴下了车。寿江和他这位老同学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又安排晚宴，盛情劝酒，我记得寿江反复提醒我车快到了，但他那位同学还是反复劝酒，终于把我喝倒了，误了车。现在还记得那晚的酒似乎度数并不高，但一股清甜味极迷惑人，到底没顶住。寿江没奈何，只能住一晚，明天再走。好在鹰潭离福州并不远，我们在会议开幕之前赶到福州，见到了周老师。主办方看我们是两个在读研究生，而来参会的都是国际知名的朱子学专家，因此对寿江和我很有些渺视的味道。我还记得周老师对主事者说可不能瞧不起他们呢，其实来参会的没几个有研究生学历的呢。主事者没有限制我们参会，但对我们参加会议餐食有限制，寿江和我不想给周老师添麻烦，打算就在外面吃，但周老师有办法，找到来参会的一名外交部退休高官，要寿江和我跟着他。那位外交部退休高官对我们极好，跟我们聊天兴趣盎然，带我们到餐厅，寿江和我分坐他左右，主事者无可奈何，只能干瞪眼，我们于是能够顺利吃喝了。多年之后，寿江告诉我，那位主事者又见到周老师，向周老师表达歉意，当年不应该为难两位来参会的研究生同学。听到寿江的话，我想到这正是人世间的况味吧。不过当年因为这个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寿江认识到一个好朋友王葆玄，是一位研究玄学的著名学者，寿江经常谈到他，可惜我没见过。第三次可能是1991年，一次上课时周老师说将有一批北京研究易学的学者在北京市委党校开会，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和他一起去参加。寿江和我就和周老师一起去参加，印象中北师大郑万耕老师也参加了，郑老师是研究邵雍《太玄》的知名学人。这次会议上还见到了朱伯昆先生及北京大学陈来老师。尤其对朱伯昆先生印象深，因为午餐的时候，我正好和他坐在一起，他反复给我夹鸡腿吃，还不断说你们年轻人应该多有营养才对。印象中至今还留有朱先生给我夹的鸡腿的香味，那时的鸡腿味多鲜美啊，现在怎么一点都体会不到了呢？现在想起来，朱先生给我夹的鸡腿与周老师当年在北师大实习餐厅给寿江和我买的啤酒，从味觉角度讲，是永远难忘的珍贵的、美好的人世间的回忆。
在周老师去世后的这几天里，我脑海里除了不断浮现出与周老师交往的点滴印象外，我也反复思考我在学术上从周老师那里得到了什么。周老师的专业是中国哲学，我的专业是西方哲学，这决定了我和周老师之间尽管在情感上毫无芥蒂，但是客观上会存在着一些内在的隔膜。1990年代的中国，虽然中西哲学比较作为一种学术范式正在兴起，会拉近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距离，但是不同专业的人会读不同的书，自然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现在想起来多少有些遗憾，虽然跟着周老师上中国哲学的课，但一直没有花大气力认真研读中国元典。现在还记得周老师多次说《盐铁论》值得好好读，但是我还是没有读，倒是周老师领着我们读了《淮南子》的一些章节，我还写了一篇作业，这篇作业后来还通过当时正在《湖北大学学报》当编辑的师兄戴茂堂教授发表了。很多年之后，我自觉到其实从事中国哲学也好，从事西方哲学也好，都是在现代中国生成这一语境之中的知识规训而已，更进一步说，西方哲学的研究，与中国哲学的研究，根本上都必然服务于现代中国的知识建构，并不存在什么纯然的学术研究。今天从这个视角看周老师的秦汉哲学研究，就不仅仅是一种所谓客观性的研究，而是立足于一种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代中国建构性学术研究。现在想起来，当年周老师赠送我他出版的多部主要著作《虚实之辨》《董学探微》及《秦汉思想史》等，虽然常置手边，其实并未深入研读，这是多么缺乏洞见啊。因读冯友兰先生1930年代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知他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然而我一直困惑的是，朱熹明明创造了理学，为什么冯先生仍将理学放在经学之内？后来我进一步思考，想到冯先生完全没有意识到子学、经学与理学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虽然它们都在中华文明的精神系统之内，但它们毕竟分别从属于不同的历史方位、人性结构与知识类型，这意味着在理学知识类型之后将有一个新的知识可能性。周老师的秦汉哲学研究提出中华民族精神主体性问题，在潜移默化的意义上支配了我的思想进程，我认为在理学之后将会有一个法学新时代的出现，现代中国的建构将会彻底走出理学的巨大阴影，在中华民族精神主体性基地上构建起全新的世界来。我多么期待有机会向周老师汇报自己二十年来在南宁形成的一些思想，向周老师讲讲我所谓的“新道统论法哲学”，讲讲中国文化精神基于道，而道有三变，一变为经，再变为理，三变为法，尤其讲讲我之所谓法学时代的建构是现代中国的核心与根本，然而，周老师仙逝远行矣！
还有一事极难忘，也许它在我的生命历程之中是支配我思想发展的一条暗线。印象中那是1990年5月间的一个早上，我和鲁路（现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到北师大主楼八层哲学史教研室上周老师给我们两人开的“哲学史方法论”课。我们坐电梯到达时，发现周老师已在教研室多时了。周老师看见我们进来，指着课桌上摆放的两本厚厚的书笑着对我们说：“这是我不久前在书店买的陈来和刘笑敢的书，但昨天他们分别又各赠送了我一本，我买的这两本就送给你们，你们两人各选一本吧。”我们非常高兴，定睛看时，两本书分别是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及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都是他们在张岱年先生指导下撰写的博士论文，现收在“博士文库”中出版。鲁路很谦和，要我先选。这使我很为难。我心里知道鲁路想要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而我对庄子也极感兴趣，已反复读过庄子文本及相当多的庄学著述，刘笑敢这部新书当然是我最想要的，不过想到鲁路心向庄子，我还是选了陈来的《朱嘉哲学研究》。我现在还记得鲁路非常高兴地说：“我就想要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呢。”我笑着对他说：“我就知道你喜欢刘笑敢的庄子书，故意让给你的！”其场境恍如昨日，而时隔近四十载矣！我少时酷爱陶渊明，喜欢一种超然逍遥之境界，及上大学知有庄子，曾有意毕生以庄学为根本追求，不想因选陈来朱子书而使生命之辙转向，从追求超越逍遥之境进而发生对中国思想脉络的兴趣，从此刘笑敢淡出我的视野，而陈来进入我的关注范围。近三十多年来，只要见到陈来有新书出版，不管跟自己有关无关，总忍不住第一时间买来读，常常叹其学问浩瀚无涯，博大渊深。慢慢地，书架上摆满了陈来的书。但随着对生命、历史与社会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体悟，尤其是职业上从哲学院到法学院工作，对中国传统的人性结构与知识类型有了一些认知，因此也发生了对陈来学问的深深的疑问。陈来一方面自称承继了冯友兰、张岱年两位先生的学问，同时另一方面又以儒学的当代传人自居，且在很多场合反复声言“道德比法律更重要”，倡导“回向传统”，而不是面向未来，似乎很惬意于理学的温柔乡，甚至于对经学乃至子学满心向往，从一个学人来说，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我浏览陈来近些年来的讲演、访谈，通过他对儒学的表彰，不禁生发出一种感觉，即陈来长于学问（文献疏理），短于思想（历史洞见）。冯友兰先生以“新理学”名世，撰有“贞元六书”，自觉继承朱子的事业，明确自己的文化定位在“贞下起元”，走出晚清以来的时代困局。我曾撰文指出冯氏“新理学”是理学的最后一道余晖，因为自从清戴震尖锐批判朱子理学指认其所谓理不过是人欲开始，即已开启超越理学范式的先声。今天的中国思想依然处在超越理学的长程路途中，我曾以为中国三千年思想历程已走过子学时代、经学时代，现代正处于理学的末稍，将有新的法学时代之来临。冯友兰似乎对理学之后的一种新的知识类型的可能性毫无察觉，但是他晚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放弃了早年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思想框架，转而用马克思主义重述中国哲学史。为什么会发生此一思想转向，今日人们似乎并不明究里。似乎陈来继承了冯先生前段而对后段视而不见，他的“元亨之际”论说确是承继了冯先生“贞下起元”思想，但到底还是在理学的范畴内打转。另据周老师自撰的年谱，张先生明确表明自己不是新儒家，他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入华已百多年，它应和了传统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历史性契机，同时也与中国传统中的一些基本价值相似，终于成为现代中国的主导思想。我非常同意李泽厚先生的一个看法，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中国的关系应当认真清理。积我自己四十多年断断续续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献及自己的生活经验，突然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或许有一条“文明分界线”，左边是消除私有制和阶级斗争，右边是重建个人所有制和自由人联合体，在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中国的关系中，左右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张力。当下的中国学人或许要认真对待这一张力结构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助中国思想走出理学范型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不什么新儒学，因为现代中国需要的不是什么“仁本体”（陈来），当然也不是什么“情本体”（李泽厚），而是“法本体”。
哦，扯得太远啦。周老师，一路好走啊！星辰大海，光风霁月！
魏敦友
匆草于南宁，广西大学东高1-3001
2026-0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