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大家庭中，由于都把国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政治学和法学中的宪法学是相距最近、联系最密切的两个学科。而在近代形成的中国学科分类中，政治学又被置于广义的法学之下，在中国政治实践中，“政法”一直被相提并论，并在当代有专门的制度性安排。因此，将法学，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宪法学与政治学并置在一起，进行学科对话，不仅有利于相互理解，更有助于全面地认识近代以来这两个学科与作为其研究对象、规范主体、驱动力量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对于处于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学而言，在与相邻学科对话的过程中，可以借鉴经验，分享认识，更全面地认识自身发展所处的环境、面临的挑战，更有利于自主地构建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体系。

比较是认识自我的最好方式。要认识中国政治学，应该以美国政治学作为参照比较对象。以美国政治学为对照，除了因为中美两国在日益多样的领域中形成了竞合关系，更在于现代中国的政治学是与美国政治学在同一时期起步发展的，并深受后者影响，但历史遭际和实践使命迥然相异（王浦劬语）。美国建构起与其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世界上最“制度化的政治学学科”（戴维·伊斯顿语），而政治学在中国则命运多舛，在顿挫转向中不断前行。通过比较，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一个大国，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大国，对于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所需及所期。

一般认为，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出现的标志，是1880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政治科学研究院，创办者伯吉斯是宪法学教授。从此，政治学从法学中独立出来。1886年，伯吉斯创办了《政治科学季刊》。十多年后，1899年，中国京师大学堂成立了政治学专门讲堂（仕学馆），1904年改为政治学门。1910年是中国政治学学科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这一年，京师大学堂以政法科—政治学门之名首招本科生，这既有政治学分科独立的意义，又有政治学系独立建制的意义。1903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成立。1915年，中华社会政治学会（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成立。1932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此后，政治学在中国进入活跃时期，多个高校成立了政治学系，涌现了一批学术扎实、思想活跃的学者，译介、创作了大批政治学著作。

美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经了超越欧陆学术传统，以本国政治实践为中心，以本国政治发展需要为动力展开学科建设的过程。选取“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作为学科名称，就是为了与当时德国的“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和法国的“政治诸学”（sciences politiques）区分开来。但是，在学术资源上，美国政治学深受德国注重主权和法的国家学影响，因为面对南北战争带来的严重政治裂痕，亟需政治学为国家的凝聚力提供知识基础。美国政治学会第一任会长古德诺明确将“国家”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认为政治学的作用即为探明“实现国家意志所必须的各种行动”。

在此后的发展中，美国政治学更加关注城市化推动的、以选举为中心的美国政治实践，注重实证研究逐渐成为学术主流。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大批政治学者参与到情报分析、战区调查等具体工作之中，将学科知识与国家需求密切结合在一起，为战后行为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现实的基础。由此，相比于其他西方国家，美国的政治学发展更快速，有更鲜明的实践导向。正如美国学者奥伦所说，美国的福祉是美国政治学的主要价值所在，“美国的政治学是一种具有历史和国家根系的意识形态”。

在中国，政治学也是伴随着国家命运转折而兴起的。在清末富国强兵、维新变革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确立起来。1902年清朝官学大臣张百熙起草的《钦定学堂章程》，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学制，其中“政治科”被列为第一学科。程起鹏在给《江苏法政学堂讲义·政治学》所写的“序”中生动说明了政治学对当时中国的意义：“二十世纪列强竞争之世，内治外交之繁杂迥非春秋战国之可比，苟无应对之方法，有见其立败而已矣。故政治学之研究实为今日之急务，且此不独为政府诸公之所当研究者，即一般人民亦不可不研究之。”

当时中国的学科设置深受日、德影响。蔡元培执掌民国教育部后，于1913年颁发《大学规程令》，在法律科下设法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门。这种将政治学列人法学之下的做法，至今依然有影响。在留学潮流中，到美国学习政治学的学生不断增多，比如20世纪20年代从美国哥伦比亚政治科学研究生院毕业，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就包括张奚若、顾维钧、陈焕章、马寅初、金岳霖、刘师舜、蒋廷黻等人。中国最早获得美国政治学博士学位的严鹤龄曾经担任清华大学代理校长。

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引导政治学的发展，1949年9月18日，召开了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发起人会议以及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参加者包括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陈毅等中共领导人，以及张奚若、钱端升等学界政界代表120人，会议选举林伯渠担任主任。林伯渠在讲话中说，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成立的目的是“团结全国新民主主义政治研究和实际政治工作的朋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实际情况，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研究中国社会和国家性质，研究中国的政治史与政治制度，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建设和学术界服务。”1951年初，林伯渠在参加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负责人座谈会时，鉴于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和新法学研究会筹备会性质相近，建议将两会合并。这个建议得到与会多数人同意，后来成立了中国政治法律学会。

1952年，在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政治学科被取消，政治学系被撤销，政治学不再作为独立学科而存在。政治学研究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国家问题、政治思想史等内容被放到法学中。在此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政治学虽然作为学科不复存在，但却以各种方式继续为中国政治实践供给着知识。比如，1963年12月，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央宣传部联合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得到批示，报告提出加强和充实高等学校中有关国际政治的院系，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三校的政治学系改为国际政治系。在国家的学科目录上，政治学依然保持着一席之地。1963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计委、教育部共同修订的《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颁布，在373个专业中，就包括“政治学专业”（专业编号：060013）。

改革开放伊始，随着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转移，社会科学建设马上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中。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理论务虚会上明确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此后，政治学迅速恢复，进入发展快车道，从问题意识、研究议题、学术概念等多个方面，不断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党的理论创新实践中获得滋养和动力，并以人才培养、决策咨询、学术提炼、理论传播等多种方式回馈实践，在“相互给予”的互动中不断升级发展。

回顾中国政治学一百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门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通过学术共同体的自觉自立自强，努力将国家明确的需求和要求、本土丰富生动的实践以及悠久而深厚的理论资源转变为学科发展的动力，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

1980年12月，在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讲话中说，政治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新中国成立后取消政治学研究是错误的，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损失。他提出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制度，还要研究国家、政党、人民和政治家及其相互关系，要研究实现人民领导国家、实现民主权利的途径。中国政治学会首任会长张友渔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改革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要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课题摆在研究工作的首位，政治学者要积极地、义不容辞地充当党和政府的参谋和助手，这是时代赋予我们政治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

这些论断确定了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任务，深刻影响了政治学议题的设置和研究的展开。同时，伴随改革开放实践不断推进的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话语也成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资源。这是中国政治学与欧美政治学的重要区别之一。如何实现学术研究与理论传播的有效对接、良性互动，成为中国政治学建设的重要任务。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治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尤其是国家职能理论的深入挖掘和讨论，为政府职能转变、行政体制改革、推动国家中心工作向经济发展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知识供给。再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发展政治学中“政治秩序”议题的关注，90年代后期对“国家能力”议题的讨论，21世纪以来对“治理”议题的引介讨论，都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提供了理论资源和知识支持。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和社会思想的多样活跃，如何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其服务国家需求、助力社会共识凝聚、用理论讲好中国故事的作用更为迫切。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意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了具体部署，提出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和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编写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等重点学科教材，形成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等任务。在教材建设方面，与政治学学科有关的教材有8种之多，其中包括《政治学概论》《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地方政府与政治》等学科核心课程教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期许、更明确的要求。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近代中国出现伊始，自立自醒自强就成为其基因。第一代政治学人尽管求学于欧美日，但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政治传统异于西方，中国政治学发展要扎根中国、服务中国。中国有着悠久而丰富的政治实践，积累了深厚的政治知识和深邃透彻的政治智慧。但这些宝贵资源，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学术资产，只有随着中国由弱而强，才越来越得到重视和创造性转化，成为塑造中国政治学的内生动力。

清末吴兴让在给《北洋法政学报》第一册写的“序”中，就提出了“政治”一词在中西的差异，并认为中国更重实务，而缺乏专门研究。钱穆先生则提出，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就不能透彻地理解中国政治，更不可能，也不需要专门建立政治学这样一门学问。来自欧美的政治学知识虽然已经专门化、体系化，但无法直接照搬到中国情境之中，更不适应于中国大学教育。1926年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成立不久，蒲薛凤、王化成等人就清楚地意识到课程设置过于照搬欧美存在的弊端，提出要“在课程方面，加重吾国自己之学问，例如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中国地方政府、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学”。另一位学者陈之迈则提出，要反思美国政治学教科书对中国政治产生的不良影响，不能被“陈腐的学说”困囿，不能被抄袭来的虚幻梦想左右，要回到实际的政治之中，尤其“必须先问中国的政治究竟如何，然后根据这种事实谋事实所能容许的改进改善”。

即使在政治学学科被取消的年代，栖居在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甚至改行谋生的前辈政治学人，也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译介包括苏东国家在内的学术作品等方式，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积累着知识，确保学脉不断、学统不失。比如在陈翰伯主持商务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翻译工作期间，395种著作中有政治学93种，其中包含了许多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阿奎那政治著作选》、洛克的《政府论》、哈林顿的《大洋国》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这些著作不仅由名家翻译，还大多附有吴恩裕等知名政治学研究专家所撰写的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丰富而生动的政治实践极大激发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研究议程的自主设定。比如，围绕政治体制改革议题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这其中既有从整体角度的一般性研究，也有围绕具体领域如政府职能、干部人事制度、党政关系、央地关系、反腐败等进行的专门研究。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深化，党的理论创新的系统推进，政治学研究的议题设定更有强烈的中国风格、中国价值。执政党建设、基层民主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商民主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等议题渐次出现，丰富了政治学研究的议题和议程，从问题意识这个源头，就赋予了当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的力量，推动着政治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知识体系上的不断发展。中国政治学的命运与国家命运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政治学人更为自觉地从自己的知识积累、学术所长出发，寻找能发挥比较优势的研究路径，更深入地揭示当代中国政治的运行规律和底层逻辑，“回到历史”“回到文明”“回到田野”“找回政党”“重视实践”“从地方出发”等分析路径不断发展，以研究的多样性激发了学科的内在活力，提高了学科的整体水平。

政治关乎着每个人的生存，每个人都会有对政治的具体体认和美好期待，这注定了政治学必然是一门开放的学科，需要了解民众的所思所想，不断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与其他学科对话，来更好地回应社会之问。同时，政治学是在特定国家和政治文明中生成的，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根基、时代关怀以及学术使命，需要把握国家发展的脉动，更有效地回应国家之需。

总之，经过百年的曲折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不断跃升，中国政治学进入了应该回答、必须回答，也有信心和能力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新阶段。

杨雪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来源：《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4期。本文系作者于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大国治理前沿论坛（第三期）：宪法学与政治学的分途与交集——基于学科史的对话”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