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漫长的革命传统中，人的日常生活的意义在于把它和“革命”这个超级能指捆绑在一起。50、60年代中国青年的革命偶像保尔·柯察金有句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保尔和冬妮娅的冲突根源就在于此：保尔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无法建构起意义，他的生命必须献给革命、献给党才有意义和价值。保尔对冬妮娅说：“如果你要求我把你放在党的前头，我就不会是你的好丈夫”。不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捆绑在一起就没有意义，不但没有意义，而且非常危险，是对革命的威胁。在革命如火如荼的60年代曾有一句口号：“吃吃喝喝决不是小事”。吃吃喝喝本身就是小事，非要说它不是“小事”，意思是它会坏了“大事”（集体的、伟大的革命事业）。在50、60年代之交的“大跃进”时期，甚至于要把吃饭这种最日常的生活集体化、军事化、革命化。
进入后革命、后启蒙的消费时代或“小时代”后，宏大的革命叙事已成明日黄花，很少还有人把个人日常生活的意义感捆绑到集体的宏大叙事，也不会有人再有80年代初潘晓的那种困惑——“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价值观到底对不对，是不是大逆不道。这是90年代开始日益盛行的日常生活转向：告别集体主义和精神至上，回归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
对于这种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转向，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成长于“大时代”“革命时代”的40后、50后一代感觉很不爽。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钱理群先生的“精致利己主义”说。综合各类媒体报道，2008年4月5日，钱理群在《我对大学教育的三个忧虑——就北大110周年校庆及<寻找北大>答采访者问》中，首次提出“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词。之后，他又在多篇文章、多个场合提到了这个概念。该词进入大众视野并引起巨大反响，则源于钱理群2012年在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召集的一次题为“理想大学”的高端研讨会上说的一段话：“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这段话被发到微博后，被迅速转发三万五千多次。2013年，在北大内部一次同样是关于教育的座谈会上，钱理群再次指出：“我们现在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 与此同时，这个概念也作为流行语进入了大众文化。比如在2017年热播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中，高育良言之凿凿地声称：“现在的人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进入2018年，各类“霸座”事件层出不穷，网友们戏称各事主组建了“霸座家族”，并将其定性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凡此均证明该词已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个“热词”。
钱理群的语言（尤其是在谈论宏大的社会文化问题时）一贯富有文学性、情感性，也容易因其歧义而引发争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是如此。尽管如此，该词的大概意思还是清楚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方面信奉利己主义，以利己作为行动的唯一或最高动力和考量，另一方面，这些人又十分精明，其私利行为表现得非常世故、老到、老成、圆滑，没有违法犯罪，没有通过非法手段抢夺他人或集体的财富。特别是在与体制的关系上，他们“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这大概是钱理群最看不惯的地方：现在的很多大学生“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没有责任感和承担意识。”说白了就是这帮人不怎么崇高伟大，没有情怀、没有集体责任感和承担意识、一心为自己牟私利，但也还算遵纪守法。简单说，这不过是一帮平庸之人罢了。但钱先生仍然觉得这样的人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我们的大学教育培养出这样的人，不仅是失职，从根本上说，是在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钱理群在2019年的一次题为“乡村建设与青年人的精神成长”的访谈中谈到青年人的精神成长话题时强调，要把 精致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加以区分： “精致的利己主义”“不是‘个人主义’，不能把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混为一谈。”他还肯定地评价道：“今天的年青一代有个人主义的概念，有维护个人利益、个人权益的自觉性，相比我们这一代人这是很大的进步。大公无私，专门利人，毫不为己，要求有些太高了。现在的一代人自己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也包括他自己的物质享受，在现代的时代条件中还是需要肯定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倒不是钱理群对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区分是否精准、以及他对前者表现出的宽容是否真诚，而是他对前改革开放时期倡导的“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反思仅仅停留在“要求太高”的层次（亦即这种价值观本身很好，没毛病，只是过于理想化），而没有更进一步看到其与当时的环境与文化的内在关联。在我看来，在分析“大公无私”这种价值观时不能脱离它诞生的具体历史语境，不能把它泛化为一种抽象普遍的利他主义道德。60年代的那种所谓“大公无私”“无私奉献”很难说是出于具有独立权利意识的个体之内在道德要求。在60年代，人们常常把两种性质不同的“大公无私”混为一谈。遗憾的是，到了21世纪，钱理群先生对此似乎依然没有反思。
紧接着钱理群问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的答案是：“不仅是年青一代，而是整个中国的国民都失去了精神追求”：
失去了精神追求后人要活着怎么办呢？就只能靠维护自己的利益，把维护个人利益发展到极端以后，就成了利己主义。按鲁迅的说法就是把个人的悲欢看作是整个世界，眼中没有他人，我自己快乐就好，不快乐就不好。个人利益成了唯一追求的东西，其他的东西我都不管。
我最近有一个讲话，也是我的忧虑，就在讲当下的国民性问题。包括青年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从上到下，都面临着一个国民性问题——现在整个中国最大的困境是整个民族没有了精神追求，就只能靠本能在生存，本能的生存法则就是趋利避害。如果年轻人整体上都以趋利避害作为自己人生的价值尺度，这是非常危险的。什么事有利我就做，什么事不利我就躲避。现在的体制也鼓励这种形式逻辑，听我的就有利益，不听我的就没利益。这是现在很多问题的根源，构成了最大的民族困境。
这段话里的问题似乎更多。
首先，什么叫“精神追求”？什么样的“精神追求”？“大公无私”难道不是一种“精神追求”吗？红卫兵造反派、伊斯兰恐怖分子没有“精神追求”吗？“精神追求”不包含个人的利益追求吗？如果不包含，为什么钱先生刚批评完当代中国人“没有精神追求”，紧接着又说“现在人的精神追求，一是个人利益，另一个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不是明显的自相矛盾吗？在我看来，“精神追求”并不天然具有褒义，也不等同于公共关怀。它甚至不比“物质追求”拥有天然的道德优势。
其次，除了概念命题含混不清之外，钱先生最大的问题仍然在于骨子里对60年代的“大公无私”价值观缺少应有反思，而他对“个人私利”的鄙夷和憎恨似乎也同样如此。钱理群是大家公认的启蒙思想家，但也是宏大叙述的信奉者。他的意义感仍然难以摆脱集体主义和精神至上。这导致他危言耸听地把“趋利避害”当成当今中国“非常危险的”、“最大的民族困境”。其实趋利避害作为人乃至动物的基本生存策略，并不高尚到哪里去，但也并不危险到哪里去。它至少并不比盲目的“无私奉献”危害大，更比趋害避利有益得多。如果一定要给“趋利避害”加上一个限定的话，那就是必须在尊重法律、尊重他人权利的前提下趋利避害。换言之，我们要的是合理合法的利己主义而不是违法乱纪的利己主义，做到了这点就达到了做一个公民的基本条件。打个比方，在某些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中，出于自我保护而参与到某种潮流、运动，就属于趋利避害的行为。但这种行为的界限应该是守住道德底线、不犯法，否则就不只是趋利避害而是践踏法律、侵犯人权了。
如果上述对“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我觉得它不应该被过于污名化和妖魔化。精致的利己主义至少好于“粗俗”的利己主义，至少不通过违法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它更好于“愚昧的集体主义”。
二
“愚昧的集体主义”是我杜撰的词，意指没有个人价值自觉、道德自觉、利益自觉的那种集体主义。这种集体主义的缺憾不在弘扬集体，而在抹黑个体，认为个体要无条件为集体牺牲。对那些经历过火红年代的40、50后一代（以及部分60初），即使后来接受了启蒙思想，也很难难超越这种集体主义。比如老鬼。
老鬼的《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通过口述史方式记录了1972年5月5日内蒙古锡林格勒草原上的一场大火，这场火夺去了69位知青年轻宝贵的生命。作为见证者和当事人的老鬼在2009年出版了这本书，书中采访了69名牺牲者的家属。在书中老鬼对当年知青的牺牲精神大加赞美，说什么“尽管教训惨重，但兵团战士们一往无前、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却永远值得尊敬。” 在写胡国利的部分作者采访了胡的母亲。这位母亲在灾难过去30多年后体现出了难得的反思精神：“那草原着大火，救什么呀？连工具也没有，拿一根小棍棍去救火，开玩笑嘛！这不是去送死吗”。“230元一条命，想想太惨了。我们养国利18年，孩子没了只给230块钱，啥也没有就打发了。我们孩子就那么不值钱？还不如一条狗？”可是在老鬼看来，火山爆发时跑进火山口、海啸发生时用身体去挡、大火来到时偏往火里跑的胡国利尽管是“傻瓜蛋”，但却死得值，因为“贪生保命的人写不进历史，人类历史上留下印迹的几乎全是傻瓜蛋。” 除了老鬼，我们还可以发现：在不少知青作家的笔下弥漫着一种死亡-受难-成圣冲动，夹带着自诩的意义感和不朽感。
三
其实，钱理群对于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只关心个人利益不关心公共利益、只有私心而缺乏公心的现象的把握，还是准确的，问题是他没有能够对此现象的社会根源进行令人信服的深入分析和理性追究。激情洋溢地申讨和批判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是容易的，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追问：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什么？我认为，根源就是我们在摧毁虚假公共领域的同时没有能够建构出一个真正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领域，所以，以前那套虚假的“大公无私”的价值观瓦解之后，大家都只关心个人利益，而不关心公共利益。本来，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当虚假的集权主义瓦解以后，应该出现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在新价值基础上的重新组合：一方面，个人利益觉醒了，愚昧的集体主义被抛弃；另一方面，个体在平等、自由、理性的协商交往基础上就公共利益达成新的共识，于是新的公共领域被建构出来。两者同时发生、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样的话，一个人在捍卫个人利益的同时也会同时热心于公共利益——以捍卫每一个人平等权利为基础和前提的真正的公共利益，这个公共利益跟他的私人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意识到并懂得捍卫自己个人利益的一代人，同时也是富有公共关怀——表现为对思想解放和改革事业的积极关注——的一代人。现在的情况是：真正代表公共利益的公共领域没有建构出来，于是出现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单一、片面、畸形的发展。这个是问题的根本，可惜钱理群先生没有看到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