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理论的“内外分殊”由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分歧而起，是文学理论研究与发展中出现的重要问题。“内外分殊”在推动文学理论研究范式更新的同时，导致文学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偏差，特别是“内外分殊”带来了批评实践上的内外分裂。纯粹的“内部研究”或“外部研究”都无法独立支撑起健全的文学理论体系。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重构不是单纯消除“内”与“外”的差异，而是致力于弥合二者之间的间隙，包括文本与历史的间隙、自律与他律的间隙，进而形成新的理论话语；是将它们的理论观念吸纳到更宏大的历史分析框架中，以唯物史观为枢纽，建构更具历史纵深感和社会总体性的批评方式。破除“内外分殊”，达致内外互动、内外循环，这是文学理论研究范式重构的正途。

关键词：内外分殊  文学与社会  理论与批评  文学创作的主体性

作者段吉方，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广州 5100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P166—P181

“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关系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一方面，文学创作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语境，文学通过象征系统、语言形式、叙事策略等参与社会文化生产与价值创造，展现出文学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文学不完全是社会的“镜像”，在文学研究中存在社会语境的审美化重构，文学内在的审美因素在文学的价值构成与呈现中具有重要意义，对文本内在的语言、叙事、结构等方面的分析能够揭示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在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批评史上，随着“内”与“外”的不同侧重，进而产生了不同的理论研究路径与批评方法，但无论是“内部研究”还是“外部研究”，其实都有共同的效果目标，共同面对丰富的文学世界，文学研究不能因“内”排“外”，也不宜重“外”抑“内”，实现“内外互嵌”，在“内外互动”中展现“内外循环”，这是文学批评方法论重构的原则与目标。 

一、内外分殊：文学理论观念的分歧与影响

“内外分殊”是文学理论发展中呈现出来的问题。所谓“内外分殊”是指随着文学研究的发展变化，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区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两种范式。“外部研究”强调将文本置于其外部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语境中来考察，“内部研究”则聚焦于文学文本内在的语言、形式、结构等，“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分野是不同文学研究观念相遇、碰撞的结果，体现了对文学本质理解的差异，进而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展现了不同的实践取向。

从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中西文学理论在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上具有不同的理论把握方式，“内外分殊”更呈现出复杂的表现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兴观群怨”“文以载道”等理论观念曾将文学的“外部研究”置于重要位置，客观上强化了一种基于“外部研究”的文学观；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也重视文学的文体、情感、声律、形式等方面的研究，提出过“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四声八病”说、“声律论”等重要观念。在文学创作中既要展现对文学内在的结构、形式要素的重视，提倡诗歌写“真境物、真感情”，也要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在文学理论的“内外分殊”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并没有刻意强调内外之分，比如在创作论上提出“感物言志”，强调的是作家内在情志（内）与外在自然（外）之间相互触发、感应、交融的关系。《礼记·乐记》云：“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在作品论上重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强调文学作品的理想表达方式是“文质彬彬”。

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明显分歧是在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中形成的。20世纪初期，以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逊、艾亨鲍姆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积极倡导文学的形式研究，他们提出的“陌生化”“文学性”等概念彰显了“内部研究”的理论趋向。英美“新批评”学派的理论观念也具有明显的“内部研究”特性，“新批评”学派理论家提出的一些理论概念与观念，如瑞恰慈的“语境”、T.S.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兰色姆的“肌质”、燕卜逊的“含混”、维姆萨特与比尔兹利的“意图谬见”“感受谬见”、布鲁克斯的“反讽”、退特的“张力”等，都对文学理论“内外分殊”的发展有深刻影响。

在文学理论上明确提出区分“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是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他们在1949年出版的《文学理论》中将文学研究划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大体系，并详细阐述了各自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在他们看来，“外部研究”包括文学和传记、文学和心理学、文学和社会、文学和思想等；“内部研究”涵盖广泛，包括谐音、节奏、格律、文体、意象系统、叙述、类型和风格，等等。韦勒克和沃伦还明确指出了文学“外部研究”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作家论”研究，“认为文学主要是创作者个人的产品”。第二种是“生活论”“思想史论”研究，“从人类组织化的生活中——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中——探索文学创作的决定性因素”，“从人类精神的集体创造活动如思想史、神学史和其他的艺术中，探索文学的起因。”第三种是“时代精神”论，即从“一个时代的精神实质、知识界气氛或舆论‘环境’以及从其他艺术的特质中抽取出来的一元性力量，来解释文学”。

韦勒克、沃伦的划分在文学理论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文学理论的“内外分殊”成为一种具有理论导向的批评观念，在深层次上形成了文学认识主体研究和客观对象研究的分野，体现出对反映论、审美论的不同态度。韦勒克、沃伦侧重于“内部研究”，在文学理论观念上重视审美论，不赞成反映论，他们对“文学是社会表现”的说法提出质疑：“如果它假定文学在任何特定的时代都‘正确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那它就是错误的；如果它的意思仅指描绘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则只是一句平凡、陈腐和含糊的话。”他们将文本视为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客体，认为文学意义的呈现完全内在于这个客体之中，批评家的任务就是客观地分析其内部结构和规律；韦勒克、沃伦等人的“内部研究”还展现出对文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反拨。“内部研究”通过切断文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强调文学研究的“内在性”。瑞恰慈认为文学性的根本是语言，写作的意图简而言之就是体现“语言的功能”，兰色姆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肌质，肌质才是诗的本体，他提出“如果一个批评家，在诗的肌质方面无话可说，那他就等于在以诗而论的诗方面无话可说”。艾略特强调：“诚实的批评和敏锐的鉴赏不是针对诗人、而是针对诗歌而做出的。”以这种方式，“内部研究”加剧了文学研究的学科分化和专业化进程，开始强调“文学科学”的合法性，并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重视对语言、修辞、叙事结构等文本内在属性的研究，在文学理论上体现出文学“自律”和“他律”的区分。

中国近代以来文学理论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变革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外部研究”在文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梁启超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具有明显的社会文化变革特性，体现文学明德亲民、改造社会的“外部研究”价值。“五四”以来，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学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强调文学研究与现实革新相结合，也带有明显的“外部研究”色彩。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邓中夏、施存统、茅盾等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积极译介俄苏现实主义文论，倡导“写实主义”文学，提出“文艺大众化”的观念，文学理论研究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化追求。当时尽管有“创造社”等倡导的“为艺术而艺术”，但文学“外部研究”的特色仍然是鲜明的。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中，出现从“外部研究”向“内部研究”的变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鲁枢元于1986年10月18日在《文艺报》发表《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提出文学创作的“内向化”问题，认为“‘内向化’的文学艺术观念已经成了新时期中国人民审美意识中的一个主要因素”。鲁枢元从小说创作中的“三无小说”、诗歌创作内涵的复杂性与情绪的朦胧性、新时期文学在选材与写法上的特征等方面阐释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发展趋向，并辨析了西方“现代派”文学“向内转”的特性与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现状，指出中国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不是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后尘，而是文学指向人类自身的“内探索”工程的自然表现。

鲁枢元的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强烈的关注和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理论“内外分殊”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上的反响。鲁枢元后来提出：“‘向内转’，是对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整体动势的一种描述，指文学创作的审美视角由外部客观世界向着创作主体内心世界的位移。”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理论研究上，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向内转”情况确实存在，一些文学作品如王蒙的小说《蝴蝶》《活动变人形》，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等，对人物内心的挖掘是深刻的；具有“现代派”创作倾向的作品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在题材、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主题选择方面都有较为明显的“内在性”，这个“内在性”既指向主体和心理，也在意象、情感等方面展现出“向内转”文学特有的属性。但也有学者不赞成这种“向内转”的判断，曾镇南提出：“把鲁迅和‘五四’时代作家的创作方向，说成是‘向内转’的文学流向的表现，似乎是缺乏根据的。”张炯认为“把‘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主题的繁复化、情节的淡化、描述的意象化、结构的音乐化’一概视为文学‘向内转’的特征，也堪商榷”。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虽然并没有完全接受“向内转”，但“向内转”还是在理论上引发了一系列的反应。一方面，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开始关注“作家呼喊‘语言的痛苦’”等问题，提出文学理论研究要“向新小说和新批评索取”；但另一方面，文学的“外部研究”并未停滞，强调文学与社会、政治、历史的互动，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仍然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反映论，认为“文艺是对世界的艺术的掌握，是对生活的能动的审美的反映”。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转型过程，在这种理论转型中，对文学理论的“内外分殊”的认识也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体现出来。

二、“外部研究”与文学理论范式的演变

在文学理论的“内外分殊”中，“外部研究”的理论范式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焦点。文学的“外部研究”由来已久，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的“知人论世”就强调从社会环境、作者生平等角度来探究文学；在西方文学理论中，从古希腊以来的“模仿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的“镜子说”，以及启蒙主义时期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百科全书派”学者，都展现出从外部因素探究文学艺术的理论观念。19世纪初，文学的“外部研究”观念获得深入发展，并逐渐形成“文学社会学”的理论范式。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提出了“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的概念，强调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政治制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提出“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在《艺术哲学》中分析了地理、气候、社会环境和风俗等因素对文学艺术的影响，这些理论著作对文学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思想是文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理论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重视文学生产的物质条件与现实基础，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阐释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艺术生产论”“意识形态论”，阐释了艺术发展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思想强调文学不是对社会现实简单的被动的反映，而是以其审美能动性参与社会关系的建构，从而为文学研究“内外分殊”问题提供一种动态的、辩证的范式。这种理论范式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上也有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欧仁·苏的小说的批评，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对卡尔·倍克的诗歌的批评，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对哈克奈斯小说的批评等，均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批评的典范。20世纪以来，文学社会学研究继续发展，1958年，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出版《文学社会学》，强调文学是一种社会事实和集体活动，而不仅仅是孤立的文本或纯粹个人灵感的产物；1985年，奥地利学者皮埃尔·V.齐马出版《社会学批评指南》，从具体批评实践中展现社会批评的功能。20世纪中期以来，卢卡契、戈德曼、雷蒙·威廉斯和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继续在文化层面上拓展文学社会学，并发展为不同的理论分支。

作为历史上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文学研究观念，文学社会学研究曾一度代表了文学的“外部研究”的重要理论形式，但也正因为如此，在文学理论的“内外分殊”过程中，文学社会学理论范式被作为“外部研究”的典型观念而受到质疑与批判，这种质疑和批判主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本体论与社会批评、意图论与作家传记批评、价值论与审美批评。

1.本体论与社会批评。早在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那里，他们就反对将文学作品视为社会现实的反映的批评观念。什克洛夫斯基说：“艺术是对事物的制作进行体验的一种方式，而已制成之物在艺术之中并不重要。”他以托尔斯泰为例，说明重视文学与生活关系研究的社会批评是如何使“生活”化为乌有的，他认为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自动化吞没事物、衣服、家具、妻子和对战争的恐怖。”韦勒克和沃伦明确提出不赞成文学研究中的“生活论”“思想史论”研究，他们认为，研究社会环境等文学创作的起因不可能解决文学艺术作品的分析和评价等问题。在反思社会批评的基础上，文学“内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本体论观念，认为形式、结构、语言等“文学性”要素在文学本体中占据核心地位。

2.意图论与作家传记批评。在倡导文学“内部研究”的理论家看来，“外部研究”以及文学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意图论”的倾向，这种倾向把作品与作者联系起来，致力于从作者的生平轶事、情感经历、人生际遇等方面寻求作品的意义阐释，是一种“因果式”的批评。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反意图主义”，他们认为：“文学批评中，凡棘手的问题，鲜有不是因批评家的研究在其中受到作者‘意图’的限制而产生的。”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列举了很多批评实例，如邓恩、艾略特等人的诗歌批评观念，以此来阐明文学批评拒绝“意图论”的理由。韦勒克、沃伦则指出：“一个作家的社会出身，在其社会地位、立场和意识形态所引起的各种问题当中，只占一个很次要的部分”。“内部研究”在文学研究中坚决反对“意图论”，主张文学作品是一个自足的语言结构，其意义并非源于作家的传记，而在于形式、语言、意象、反讽和张力等内部元素。

3.价值论与审美批评。在价值论上，“内部研究”批判了文学社会学研究中的文学价值观念，强调文学的核心价值并非源于其外部的社会功能、道德教化或历史文献意义，而在于文本内部自足的语言、形式、结构和技巧所创造的独特的审美价值，因而在文学批评上倡导审美批评。审美批评聚焦于文本自身的审美特质与艺术形式，认为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应该体现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建构物”，其审美价值的体现是“语言的”和“形式的”。“审美批评”同样摒弃社会历史、作者生平等文学的外部因素，将文本视为封闭的符号系统，强调通过文学的“内部研究”探究其语言结构、意象、韵律、修辞、叙事技巧等元素共同营造出的独特的审美效果。

在关于“向内转”的讨论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也出现了对文学“外部研究”的反思，其理论表现是反对将文学简单地视为政治与社会附庸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在方法论上，对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分析方法及“外部研究”模式提出不同意见；在理论倾向上，随着西方现代文论的引入，“内部研究”也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文学理论研究开始推崇“文学性”“陌生化”“文本细读”等概念，文学批评开始提出回归语言、形式、结构等文学本体的主张。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中的这些理论思考与文学“向内转”的倾向在核心理论诉求上具有一致性，其根本目的在于将文学从“外部研究”引向“内部研究”，为文学理论研究的现代化和多元化开辟道路。

无论是西方文论还是中国现当代文论，文学“内部研究”对“外部研究”理论范式的批判都是文学理论研究上的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影响深远且复杂。文学的“内部研究”对规避传统“外部研究”理论范式的“机械决定论”“庸俗社会学”等缺陷有一定的作用；“内部研究”在分析文学独特的审美效果、展现文学意义的生成性等方面有积极的表现，在理论上打破了“机械决定论”的僵化逻辑，摆脱了“庸俗社会学”的文学阐释方式，恢复了文学活动的丰富性。但文学“内部研究”也强化了文学研究中的“去社会化”“去作者化”“去读者化”，逐渐使“内外分殊”的问题成为一种文学理论范式上的美学区分，使文学的“内部研究”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理论观念，而“任何借鉴社会学的批评，在其只对主要充当资料的作品内容进行研究时，都冒着忽视文学现象本身特征的风险”。瑞恰慈在《文学批评原理》中提出：“对人们所说的‘外部法则’去衡量艺术的任何尝试嗤之以鼻，这已经是极为流行的了。”这种理论观念存在明显的不足：

其一，“内部研究”抛开文学研究的社会因素、文化因素乃至意识形态因素来谈论文学本体问题，是将文学的本体研究简单化了。文学产生于一定的社会语境，文学本体研究不能忽略社会文化要素，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的那样：“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在文学本体研究中，社会文化语境是研究文学起源、发展、创作过程与规律的重要路径，文学的社会历史背景、社会情势等因素往往内化、转换、镶嵌于文本的形式、符号结构之中，这是文学本体研究的重要来源。

其二，“内部研究”对“作家传记批评”的理解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外部”不等于“传记”和“因果式”研究，有时代表了一种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和本质观。一方面，作家的情感表达与文学作品的思想内蕴有密切关系。斯达尔夫人在论德国文学时很欣赏《少年维特之烦恼》，她说自己从没有见过哪一部作品对青年人热情的描绘比它更激动人心，没有哪部作品对人生深渊的观察比它更深刻，这恰恰是从作家情感与作品内在思想意蕴的关系角度对作品的意义与价值的揭示。另一方面，作家的创作既是个人情志的抒发，有时也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鲁迅的文学作品就深刻体现了个人情志与民族精神的融合，他内心和灵魂深处的孤独、抗争和批判是理解鲁迅文学作品的关键因素，这种作家传记批评是有积极意义的，鲁迅的批判意识不仅是个体生命的呐喊，更包含重塑民族灵魂的深意，这些内容恰恰是关于鲁迅的“作家传记研究”涵盖的范围。

其三，“内部研究”的文学价值观是单一的，完全“自律”与“自洽”的审美价值是不存在的。在文学价值的问题上，审美形式研究是一个重要途径，但文学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的审美形式价值与意识形态价值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一个整体，共同体现了文学的存在方式与价值表现形式。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学者提出审美意识形态论就表达了这种观点。审美意识形态论既强调考察文学的语言、情感、形式价值的特殊性，提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是审美意识，而非意识形态”，认为“文学艺术作为审美意识形态自身有很强的独立性”；又强调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文化功能，坚持“‘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整一性”，这种理论观念“摆脱了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单一的、僵化的思想的束缚”，也是对文学“内部研究”的有力回应。 

奥地利学者皮埃尔·V.齐马曾提出：“文本和社会的关系应该被看成一个互文的过程”，这从另一个方面强调了文学“外部研究”存在的合理性。文学的“外部研究”不可或缺，“内部研究”的理论观念“并不是万灵药丹，并不能回答关于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关系的所有问题”。文学社会学理论范式也不是像倡导“内部研究”的理论家所指摘的那样一定是“因果式”的研究。在文学的“外部研究”问题上，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倾向于具有“互文”特性的研究观念，这种研究观念也是一种文学理论的“问题导向”策略，它针对不同文本、不同问题，适时地将文学的“内部研究”引向文化语境分析，力求对文学现象做出更圆通、更具解释力的阐述，这种文学理论研究在“内外分殊”的问题上不是去“分”，而是去“合”，从而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解答。

三、“内部研究”与文学批评视角的转移

文学理论的“内外分殊”不仅促使文学理论范式发生演变，更在文学批评实践上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内部研究”在文学批评中积极强化文本内部要素的研究，在对“外部研究”理论范式的反拨中强调文学本体研究，使文学本体批评成为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兰色姆在《新批评》中呼唤“本体批评家”，认为“诗歌作为一种话语的根本特征是本体性的”，“诗歌试图恢复我们通过感知与记忆粗略认识到的那个更丰富多彩也更难驾驭的本原世界。根据这一假定，诗歌提供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有着迥然有别于其他知识的本体个性。”他通过对查尔斯·W.莫里斯的诗歌美学研究提出了诗歌“本体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兰色姆、布鲁克斯等人提出并坚持文学批评的“细读法”。布鲁克斯提出：“诗歌就其本身而言，乃是一个个不同的结构。” 克林斯· 布鲁克斯：《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郭乙瑶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9页。他对邓恩的诗歌《成圣》、格雷的诗歌《墓畔哀歌》、济慈的诗歌《希腊古瓮颂》、叶芝的诗歌《在学童中间》等做出了“细读”分析，呈现了这些作品中的“悖论”语言和内在结构所传达出的崇高的情感和丰富的意义，认为这些诗歌中的意象传达了“一种持续的、几乎贯穿全诗的力量”。

兰色姆、布鲁克斯等人的文学本体批评强调从文本内部探寻意义，有效抵制了将文学简单归结为社会历史记录的倾向，他们提出的“细读法”为分析文本的审美价值提供了可操作的具体路径，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学教学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在文学本体批评上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罗钢的《叙事学导论》、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杨义的《中国叙事学》等，在文学批评中聚焦文学结构和叙事，积极推动中国文学叙事学等理论研究，将西方叙事学理论与中国文学传统和实践相结合，实现了叙事学理论研究的中国化。

“内部研究”在批评实践上强化了“理论的批评化”。“理论的批评化”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理论命题源于批评实践。文学“内部研究”所重视的文学批评观念并非一种直接的理论判断，而是兰色姆、布鲁克斯、退特、韦勒克、沃伦等人在具体分析现代诗歌时从文本语言等要素中提炼出来的理论命题。其二，理论体系与批评方法高度融合。巴赫金在谈到俄国形式主义时说：“俄国形式主义方法是一个关于文学的理解及其研究方法的彻底的和始终一贯的体系，这个体系贯穿着统一的精神，并使它的信奉者们养成了固定的和爱坚持己见的思维习惯。一听他们的报告的头几句话，一看他们的文章的头几页，就可辨认出他们是形式主义者。”倡导文学“内部研究”的理论家在其理论建构中就预设了批评路径，包括“细读法”的批评实践，体现了理论体系与批评方法的同一性追求。其三，用批评实践检验理论命题的有效性。文学“内部研究”所倡导的理论观念与文学批评实践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理论为批评提供视角与术语，批评则成为理论生成、演绎和验证的现场，用批评实践检验理论命题的有效性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特性。

“内部研究”的批评实践带来了对“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在文学批评中究竟该如何对待“理论”？关于文学的“理论”在何种意义上让人信服？这个问题在“内部研究”的批评实践中有所展现。孔帕尼翁认为：“理论有一个逃脱不了的宿命，那就是被学术机构化解为某种方法”，但有时这种化解不失为一种理论创造。文学“内部研究”的批评实践就有这个特性，它提升了对“理论”的信心，也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突出了理论的效力，批评是针对具体文本、作品及各种文学关系发言的，文学批评在展现方法的有效性的同时也凸显理论的力量、价值与品格。“内部研究”的批评实践对“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还体现在理论的“做”与“用”的关系的变化上。伊瑟尔曾经提出：“在人文科学内部，我们必须将那些多少可以直接应用的理论（它们之间也存在差别）与那些必须被转变成方法之后才能够起作用的理论区分开来”。在他看来，理论的“做”不仅仅是学理层面上的分析研究，理论的“用”也不只是对文学进行阐释和分析的技艺学，理论的“做”与“用”是内在地相互渗透关联的，它是理论与批评、文本与阐释的一种结合。文学“内部研究”的批评实践就展现出了这种结合，它让理论和批评之间保持有效的张力，既可以体现“理论”真正的“用武之地”，也可以彰显批评的成效。

“内部研究”的批评实践促使文学批评的视角发生转移，体现了文学批评视角“由外及内”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理论与批评相互影响的结果，对文学理论观念的突破有积极的意义。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中曾有“批评的时代”的说法，这是对文学批评价值的肯定。“内部研究”的批评实践就是“批评的时代”的产物，在“批评的时代”，“各种方法的此番较量，各个流派的相互对话，说明描述某种文学体裁或某部作品的形式和意义的方式绝不止一种”。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方法论热”也展现了这种文学批评视角的转移与影响，“方法论热”同样有复兴批评的作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运用“内部研究”的文学批评理论精细剖析“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的文本结构，运用语言批评分析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中的文学形象，这些批评实践本身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不再局限于对文学作品的思想主题和社会背景的探讨，而是深入分析其叙事语调、反讽语气、意象系统等内部形式要素如何承载复杂的思想情感与内容，展现出“回到文本”的理论追求。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方法论热”与批评的复兴并非简单地照搬西方，而是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对文学批评方法进行反思与创新，展现出建立更具中国问题意识的文学批评范式的努力。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的“内部研究”没有走向绝对的文本孤立，“内部研究”的批评实践没有忽略社会历史批评，而是将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分析相结合，在理论和批评之间形成了一种更具辩证性的批评模式。

“内部研究”的批评实践在理论和批评上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有不足之处。首先，在方法论上出现了各种批评方法交错和叠加的现象，导致批评的抽象化。倡导“内部研究”的理论家重视各种新的批评方法的应用，但也出现过度拆解文本的弊病，破坏了文本阅读分析的整体性。其次，各种文学批评方法的重叠、繁复还引发“方法优先”与“唯方法”的争议，如退特对邓恩等玄学派诗人的分析，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对托尔斯泰小说《霍尔斯托密尔》的分析等，都有批评方法繁复过度的弊病，这也是文学“内部研究”的痼疾。罗兰·巴特强调对文学作品进行“细读”，曾就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撰写了文学批评著作《S/Z》，认为电影可以以慢镜头方式拍摄一匹马的疾速奔驰，对一部小说的细读也可以这样，“以慢镜头拍摄对《萨拉辛》的阅读过程”，达到“我们抬头之际，此文我们写在自己的头上”的效果，但在实际的文本阅读过程中，这种批评效果是很难实现的。

正是由于这些理论痼疾，“内部研究”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孔帕尼翁指出，罗兰·巴特在20世纪60年代曾许下愿望，称“‘新批评’应该很快地成为推陈出新的沃土”，但遗憾的是，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随之而来的是“新批评”“作为一个威严而令人敬畏的父亲形象那样死去”。文学批评实践不能永远依赖“内部研究”所催生的各种批评方法，对方法的过度依赖会导致将批评抽象为一种方法集合，最终让批评的方法完全走在“理论”的前面，出现用批评的方法取代“理论”、取代“文学史”研究的情况。姚斯就曾批判文学“内部研究”的这种缺陷，认为“内部研究”中的各种批评均尝试以一种新的方法理解作品，但它们追求的“纯粹的共时分析只是一种幻想”。姚斯更加重视文学作品研究的历时性，并从读者理解的角度提出对批评方法新的理解和应用方式。加拿大学者诺思罗普·弗莱也对“新批评”及“内部研究”予以激烈批判。弗莱提出：“如果文学批评是一门科学，那么它显然是一门社会科学”，他进而强调：“为了发展一种真正的诗学，其第一步必须识别并摒弃毫无意义的批评，即不再以一种无助于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的方式去谈论文学。”

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学“内部研究”的高潮渐渐退去，文学理论研究迎来新的转折。随着“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的兴起，文学理论研究在经过了“外部研究”理论范式的演变、“内部研究”的批评实践之后，重新出现“向外转”的症候，文学理论研究重新吸收文化研究等新的理论观念，开始摒弃“文学性”、“文学科学”、形式、结构等“内部研究”，再度重视社会、文化、生产、政治等因素对文学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以及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文学理论研究重新置身于文化与社会之间，出现“重返外部”的倾向。有研究者对“文学性”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强调“文学之为文学，取决于文本自身性质与外部对文学的看法、需要、评价这二者的复合关系，而在这二者的背后，都分别展开着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理论研究开始出现“文化转向”，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不断把研究目光投向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审美与文化，文学理论的“内外分殊”在“文化转向”中呈现新的理论形态，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理论在现实语境发生变化后的研究态势，更突出了文学理论“内外互动”研究中的新的问题。

巴赫金说：“艺术之外的社会环境在从外部作用艺术的同时，在艺术内部也找到了间接的内在回声。”这意味着，“内外分殊”是一种理论观念的变化，“分殊”“转折”“转向”都代表了一种趋势和方向，文学研究找到“内外互动”的合理路径，最终实现方法论重构才是理论与批评关系的合理存在方式。

四、文学研究“内外互动”与文学批评方法论重构

文学理论的“内外分殊”影响深远，今天的文学研究中仍然存在这样的疑问：如何实现文学研究的“内外互动”和文学批评的“内外循环”？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强化唯物史观，推动批评方法论的重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视文学的社会语境，强调文学和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为解决文学理论的“内外分殊”问题提供了哲学依据。这种哲学依据反映到批评方法论上有两种方向：首先，要超越文学“内”与“外”的简单分割，在回归文学本质、克服“内外分殊”的偏颇上下功夫，而不是单纯地侧重“外部研究”或“内部研究”；其次，在批评实践中，综合把握文学的审美属性和社会价值，实现“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从这种理论观念出发，文学研究“内外互动”与文学批评方法论重构的理论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在形式与内容、文本与世界、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上坚持文学的整体观念，重构文学的“社会性”。重构文学的“社会性”是实现文学研究“内外互嵌”的有效途径。重构文学的“社会性”不是重复原有的社会批评观念，而是在充分观照文学的时代语境的过程中做辩证思考，在尊重生活情境、时代文化的过程中恰当处理“内”与“外”的问题。文学在时代中发展，文学研究涉及社会语境、生活情境、创作情感、语言表达、叙事风格等“内”“外”因素，对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情境等因素做出分析与阐释是文学研究的基本内容。重构文学的“社会性”不一定会忽视文学“内部因素”，语言表达、叙事风格等因素可以与特定的时代文化、时代语境充分结合，以更加充分展现“内部因素”的审美价值。刘勰的《文心雕龙》既注重“声律”“章句”等形式要素的研究，又强调“时序”“物色”等文学研究的外部关联，从而形成文学研究内外浑然一体的理论观念。这对深化文学研究“内外互动”的理论启发在于，文学研究既可以围绕文学的内容、题材、语言、情感、心理、想象等因素而展开，更要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因素所蕴含的认识、判断、体验、品味、欣赏、鉴别、批判、理解等多个层面的内容，这就要求文学的“内外互动”始终与社会文化变革保持紧密联系，使理论思考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文本和社会“互文”的过程中实现文学批评的内外循环。

第二，强化文学创作的主体性研究。文学的创作与批评不能脱离“主体”，文学创作的主体性不仅在于创作者内在的情感抒发，还在于作家、诗人对外在世界的整体理解和情感把握方式。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以我观物”“以物观物”，它有时突出的是作家主体、批评主体的功能，如刘勰强调的“知音”；有时则展现的是文学批评对文学意义的发现、对文学价值的弘扬、对人生价值的追寻、对社会政治的批判，等等。文学创作的主体性研究既不是单纯的“意图阐释”，也不等同于“传记研究”，更不是“感受研究”，而是指向文学创作的精神性，它既在文学研究中展现“主体印记”，同时又让“形式”“语言”“结构”等因素体现“意义统摄”，从而让文学研究的“内”与“外”在主体阐释的过程中达到平衡。

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下，文学创作的主体性问题面临更复杂的境况，各种新兴媒介形式特别是生成式AI创作的兴起对文学创作的主体性构成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形下，文学研究更需要有效兼顾影响文学创作的“内”“外”因素，深入把握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中出现的新的理论诉求，密切关注科技的进步、媒介的发展、生成式AI的迭代等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具体影响，拓展文学“外部研究”的视野，展现“外部研究”的新境界；同时应该重视文学创作中的各种形式要素在新的文学书写中发生的新变化，“内部研究”不能仅仅满足文本细读的形式探究，而应该走向对文化形式的历史叙述等方面的研究，在充分观照社会文化发展新景观的过程中实现“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有效融合。

第三，批判借鉴西方文论有效经验，重视从文本到实践的“行动研究”。保罗·利科在分析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时强调文本和实践的关系，认为“视域融合”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不同学科的阐释标准与原则存在角度差距，从而导致“异在间距化”(alienating distanciation)。“异在”指不同阐释标准导致的差异；“间距”则是事物之间的距离和区分。“异在”不是“推远式”的拒绝，而是一种批评的感觉或情调，是支持、协调批评目标达成的前提；“间距”不是刻意强调距离，而是理解世界、理解作品的一种态度。利科提出：“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间距化，相应地，它表示了对原初的参与所属关系的解构，没有这种所属关系，也就不存在对历史本身的关系。”利科认为批评是在这种“异在间距化”中的批评，他强调，文本不是“物”，“在文本里需要诠释的是，世界的命题，对世界的筹划，这是我可以居住以及在其中投射我最固有的可能性的世界。”在文学批评中，“间距化”不可避免，“异在间距化”更是普遍存在，文学和社会存在这种间距，作家和读者存在这种间距，作家与批评家也存在这种间距；文学批评不仅仅是解析文本，而是在这种“异在间距化”中理解文学、理解世界。“异在间距化”突出了从文本到实践的“行动研究”的正当性和价值，从而展现文学研究“内外互动”的方法创新。文学批评也是从文本走向实践的“行动”，对文学批评而言，重视从文本到实践的“行动研究”可以建立文本与社会之间的立体关系，这样做不是为了强化界限，而是展开批评的“行动”，打破文学研究的“内外分殊”，将“内”“外”因素统一整合进批评的实践中来。

第四，推动理论研究与批评经验的深度融合。文学理论研究不能忽视文学的经验性，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概念、范畴应该有批评经验的支撑。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诗人、文论家、理论家、批评家的身份往往集于一身，他们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都强调理论研究和批评经验的“参互”。如钟嵘的滋味说、刘勰的神思论、严羽的妙悟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其理论精华就在于从诗歌和创作经验当中概括出某种理论的本质特性。理论研究与批评经验的深度融合应该内化到文学理论的发展之中，既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内生资源，同时也在批评实践中有所体现。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强调从“突出文学研究中的语言角度” 回到“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具体问题上来”，童庆炳提出文化诗学研究的构想，李春青等学者重视诗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都展现了理论研究与批评经验的深度融合。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研究并非抽象教条，文学理论研究也是如此，理论研究是从丰富的批评实践中提炼而来，并必须重返实践接受检验与发展，从而实现从“经验描述”到“科学阐明”的飞跃，这是从理论研究与批评经验深度融合的角度对解决文学理论的“内外分殊”问题提供的重要启发。

当下，文学理论研究中理论与批评的脱节已经是一个影响文学理论创新发展的关键问题。一方面，理论研究缺乏针对文学文本言说的意识与效力；另一方面，批评在文本解析中忽略了理论层面的有效分析与建构，最终导致理论与批评的分野。这方面的问题在文学理论的“内外分殊”中也有所表现，无论是“内部研究”还是“外部研究”，它们各自都有一定的研究侧重，在理论和批评上都有特定的优势，但就理论和批评的关系而言，“内外分殊”的观念与方法阻碍了这些优势的彰显。从“内外分殊”到“内外互动”和“内外循环”，就是要发挥它们各自的有效经验，通过方法论的重构，在理论和批评的关系上形成一种新的研究格局与气象，最终在理论研究的层面上有所建树。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理论的“内外分殊”可能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但在基本的理论和批评研究中达致“内外互动”“内外循环”仍然是一种基础性的工作，这方面，有理论观念上的辨析和探源的必要，在批评实践方面也有可参照和吸取的个案，其目标都是探求中国文学理论新的发展路径。

结语

文学理论的“内外分殊”不是对文学研究的天然划分，而是随着文学学科发展转型、理论方法的自觉而逐渐凸显出来的文学理论问题。从中西文论发展来看，文学理论的“内外分殊”有一定的必然性，文学“内部研究”的兴起是对实证主义批评的反拨，有对传统文学理论范式进行反思的因素。文学理论的“内外分殊”曾强化了文学“内部研究”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深化了对文学本体（语言、形式、结构）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文学理论的“内外分殊”的不足也是明显的，特别是“内外分殊”带来了批评实践上的“内外对立”，这种理论弊端是需要克服的。克服“内外分殊”，强调文学批评方法论重构不是完全否定“内部研究”或“外部研究”，而是将它们的理论观念吸纳到更宏大的历史分析框架中，构建以唯物史观为枢轴、更具历史纵深感和社会总体性的批评范式。它要求批评家既能深入文本的肌理，又能跳出文本，在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场域中揭示文学作为特殊精神生产的意义与价值。这种方法论的重构，将使文学批评更深刻地阐释文学的生成逻辑、社会功能与历史意义，从而恢复其介入现实、洞察时代的强大能力。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经验也表明，文学研究纯粹的“内”或“外”都无法独立支撑起一个健全的文学理论体系，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重构不是单纯地消除“内”与“外”的差异，而是致力于探索二者之间的“间性”，包括文本与历史的间性、自律与他律的间性，进而形成新的批评话语，这才是理论研究的可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