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建华:明代苏州宗族形态探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 次 更新时间:2021-05-03 07: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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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华  

   摘要:

   明人追求通过修谱与祠祭表达祖先崇拜和宗族共同体的意识。明人的祖先祭祀,依据祭祖地点,可以划分为墓祭、家祭、祠祭。娄坚《徐氏宗谱序》分析了明代江南故家大族与谱牒不盛的问题,认为吴人不能聚族在于习俗的鄙、奢所造成的,强调通过宗族建设移风易俗。明代族谱更加盛行,表现出强烈的以谱法接济宗法的观念。苏州士大夫发扬光大了宋代范仲淹设置义田、义庄的传统,以此赡族进行宗族建设,官府倡导并保护义田与义庄,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区宗族形态的特色。明代苏州处于宗族组织化的新阶段。

   关键词:祭祖;修谱;义庄;江南;

  

   苏州是江南的核心地区,有关苏州的宗族形态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就笔者关心的明代宗族而言,吴建华教授主编的《苏州通史·明代卷》一书中,吴建华、孙达两位先生论述了明代苏州姓氏宗族的来源、制约家族活动的环境、士大夫的家族思想(王鏊、魏校、归有光)、家族活动的开展、家族与地方社会发展。1一些学者对于明代苏州宗族的专门研究也值得注意。2此外,论述明清江南宗族或社会的著作、论文中涉及明代宗族的也不少。3明代是中国宗族组织化的重要时期,探讨明代苏州问题,对于认识明清江南宗族形态具有重要价值,这也是近年来学术界关心的问题。4笔者利用明人文集中的资料,兹就明代苏州宗族的建设活动略作观察,或有助于认识苏州宗族的兴起及其形态。

   一、祖先祭祀

   祖先崇拜是中国文化的特质,宗族表达祖先崇拜最基本的形式是祭祖、修谱,达到尊祖、敬宗、收族的目的。祭祖的高级形式是在祠堂进行,明人追求通过修谱与祠祭表达祖先崇拜和宗族共同体的意识。明人的祖先祭祀,依据祭祖地点,可以划分为墓祭、家祭、祠祭。祠祭指在祠堂祭祖,家祭、墓祭可以分别在建于居室之东的家祠或建于墓所的祠堂中进行,无祠者也可以在家中或墓地举行。明代苏州的祖先祭祀形式呈现出阶段性变化。

   (一)墓祠

   元明时期的坟庵与寺观立祠,笔者已有所讨论。5这里就明代苏州祖墓的庵观祭祖问题,做些考察。

   洪武十四年(1381)苏州有金氏墓祠,“吴城西南有山,蔚然抱郭者曰横山。横山之左,有支出而南骛者曰吴山。吴山之东麓,金氏墓祠在焉。金氏墓祠者,金氏之子孙守奉其先墓之祠宇也。初金氏有名兴宗,以朴慎俭勤自致优裕,子德明克世其业,赀用益饶,始葬其父于是而立屋焉,今祠是也。由始葬三世有名文让者……语其子庄曰:‘吾宗故昌大而近浸销落,此殊疚心者也,犹足自振者,惟吾支耳。观汝所为,必将有成,吾宗其再立矣。然吾祖宗自俭质起家,至今百年,濡泽荫休,后人所赖,可不知所自哉?人于先墓多易忽忘,汝其尽严奉之诚,谨谨勿怠,吾无遗憾矣。’庄于是顿首受教,涕泣而佩服焉。既终丧,首视祠宇,撤而新之。祠中所需,次第充备”。6金氏墓祠最初是子为父建,至金庄新建则有四世。

   苏州光福徐氏为吴地望族,明初建宁司训徐良辅始建享祠于墓左,春秋合族而祭,名为袭庆庵。至成化时七十余年,而日就隳圮,于是徐氏“族长汝航而新之,其祭享之仪,一循良辅之规焉”。7可见成化时族长主持修缮了明初所建墓祠,继续该族对于祖先的祭祀活动。

   有的墓祠请佛寺看护。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奏请以坟侧白云寺为功德坟寺,他在《置功德寺》中认为,苏州天平山有白云泉,南有明古寺,范氏祖墓置在其侧,常令此寺照管。因此他申请朝廷赐予白云寺额。据元朝人牟《忠烈庙记》考证,范仲淹“尝即白云庵奉香火,洎登政府,得追封三世,置坟寺,始改庵为白云寺,祀徐国公、唐国公、周国公,盖庆历时也”,8此三国公系范仲淹曾祖、祖、父三世祖先,白云寺负责其祭祀等事宜。这种请佛寺看护祖墓的做法流传下来。

   我们用常州府的资料做一旁证。徐溥(1428—1499),字时用,号谦斋,南直隶宜兴县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榜眼),历仕代宗、英宗、宪宗、孝宗四朝,他的《重修福源寺记》讲述家乡祖墓由寺庙看管的事情。他说:宜兴东南四里清泉乡瑞云山麓,有福源寺。兴建已久,其祠额则宋景定年间朝廷所颁。历元至明朝,芜废且久。景泰间,太子太傅渔隐府君,爱其山水清胜,作生圹于兹。并重修该祠,延僧明琛来主寺事,“因为守视茔域,如近代大臣香火祠之制,而焚修诵祝之事不与焉”。徐溥认为:“夫子孙之于祖考祠于家而墓于郊,时有祀,岁有奠,所以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其常也。其或有势之不逮,力之所不加,苟可以假借而寄托者,无所不用其极。孝子慈孙,盖亦有不得已焉。故僧寺道观之于人家坟墓,往往有守望呵护之力,虽古之所无,而近代有行之者。……佛之教离家去俗,若无意于亲亲之道,然以兼爱为宗,其为爱虽无差等,而施则由亲始,其良心固在也。惟其有是心,则必能体人之心,而为之尽其孝思,此实所以兼爱者,亦其教之本。”9僧寺道观守望呵护坟墓,属于兼爱思想,符合孝道,士大夫认可这种做法。

   (二)家祠

   周叙,字公叙,江西吉水人。永乐十六年(1418)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宣德初转修撰,正统年间升侍读,正统十年(1446)调升南京侍讲学士。他对明初祠祭祖先问题有过概括性认识,言及江南:“近代子朱子定为祠堂之制,士大夫之家得通祀高曾祖考四世之亲,于是孝子顺孙之情始达,凡有力者皆得为之,而人不以为非。江南巨宗旧族尤多,而人不以为僭,盖通祀四世之亲者,以礼以恩也。其间或推本始迁之祖,旁及继承之显者,以情以义也。惟不越乎情、昧乎义,而后礼之大节可得焉,此君子所以慎而不敢忽也。”10可见朱熹《家礼》祠堂之制影响巨大,通祀四代祖先且建于居室之左是祠堂的一般情形,江南巨宗旧族多有实践者。

   祭祀近祖的祠堂,我们将之视为家祠。祭祀始迁之祖,旁及先祖,则是合族为目的的宗祠,文献中多称之为“先祠”。有的祠堂则远离居室,修建于墓地、祖先故居。我们依据这样大致的分类,首先介绍家祠。

   王直(1379—1462),字行俭,江西泰和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正统间拜吏部尚书,天顺初以老疾乞休。他谈到江苏昆山龚氏建祠情形:“昆山龚氏居驷马泾之阳,至今工部郎中理七世矣,其曾大父尝作祠堂以祀先,永乐中不戒于火毁焉,考思斋追惟先志复建于正寝东南,而祀事益谨,历年既多,日就朽蠧。理之兄珩与其弟琚谋改作,即旧址少北而构焉。盖正寝之东也,宽宏靓深,有加于昔。正统十一年九月告成,奉主于四室,而以岁时荐享焉。”王直认为:“祠堂之制,自庶人以上,皆得以祀其四代之祖考,厚伦美化之意盛矣哉。然非笃孝之君子,则亦莫之能为也。龚氏今七世,祠堂屡作而新焉,岂非前有笃孝之君子启之,故后有所法欤。虽然祠堂之制子朱子意也,而犹有礼焉,龚氏子孙遵其制行其礼,内尽其心,外备其物,荐享之际,肃然如有见,亻爱然如有闻,诚意既孚,祖考来格,而锡之以福,不亦永永有利哉?”11他赞扬龚氏建祠,并寄语其受福于祖先。王直为昆山龚氏所写祠记,认为朱熹《家礼》祠堂之制,即使庶民也可以祭祀四代祖先,可见朱熹《家礼》祠堂之制影响之大。12

   苏州也有高官遵照定制建立祠堂的事例。王鏊(1450—1524),字济之,号守溪,江苏吴县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授翰林编修,孝宗时历侍讲学士等职,武宗时任文渊阁大学士,后辞官归乡,家居十六年,终不复出。王鏊《陈氏祠堂碑》记载,弘治二年(己酉,1489)姑苏陈氏置第于郡城卧龙街,始作祠于正寝之左。太学生陈悦率其宗人,举行祀事,远近来观。陈氏为吴中巨姓,自已故福建佥事公始益显。公永乐中进士,为河南参议,与分巡官交章言事,编置均州太和山且十年。宣德中,起为御史,复上疏劝讲《大学衍义》系诏狱五年,出而复发辽府不法事又下狱,出又劾法司乱成法。其忠义之心几死而不悔,天下想望其风采。其后府学生王养浩等数十人相率建言,入郡学先贤祠。孝宗即位,有诏修名臣坟墓。公墓在吴山桃花坞,葬故有阙,得以重修。其孙悦认为:“唯先公忠义闻天下,墓有封,祀有祠,而家顾无专祀,岁时馈献,仍陋就简。不肖不孝,罚其可辞?”“乃作祠如礼,室为四龛,西以祀高祖府君,次曾祖府君,次即公,次考教授府君。祠之饬,悉如五品之制,且设巨龛于寝,以奉公像,曰:是将亲尽不迁,为陈氏始祖云。”13该祠牌位设置一如《家礼》祠堂之制。

   魏校(1483—1543),字子才,昆山人,母为徐有贞之女,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改兵部郎中。嘉靖初任广东提学副使、江西兵备副使,改河南提学。嘉靖七年(1528)升太常寺少卿,转大理寺。次年,以太常寺卿掌祭酒事,嘉靖九年(1530)七月致仕。魏校对于祠堂制度采用图说的形式探讨,建议改造朱熹《家礼》提出的祠堂与祭祀制度。魏校的讨论,强调将朱熹祠堂之制以西为尊、自西向东一字排开的摆设祖先牌位,改为以中为尊、左昭右穆的古礼祖先牌位摆放形式。14

   (三)宗祠

   明初苏州人贝琼《追远堂记》记载了浙江宗祠祭祖事例。天台林氏奉先之所名追远堂,林氏之始祖十一府君讳勋,五代时由闽徙家于黄岩半岭,其后支叶益繁,散处梅溪团浦者特盛。贝琼说:“当宋设科目,一岁联中有司者八人,曰雪邨,曰勿斋,曰晓庵,皆以能文辞称。故江以南,衣冠大姓必推天台林氏焉。”15林氏“筑堂梅溪,置主其中,岁一祀之,且会族人子弟,讲尊卑长幼之序云。遂割田若干亩给其费,有女以疾不嫁者,益以田四百亩,而器物无缺矣”,16该祠应是祭祀始祖的宗祠。贝琼认为祭祖追远符合人情:

   余惟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自祖祢之近推而上之,则有曾祖焉,又推而上之,则有高祖焉,然非止于是而已,有高祖之祖焉。譬之于水,千盘百折,以达于海。然河不始于龙门积石而出于昆仑,江不始于汉而导之岷山。论者不徒考其脉络,必穷其源而后已。人之报本可不求之远邪!水未有无源而出者,人未有无祖而生者,惟属之近而有服者其恩隆,属之远而无服者其礼杀,亦天下之同情也。有能追而祭之,不以远近为隆杀,岂非厚之至乎?17

   报本求远如同江河溯源,祭礼不拘泥于远近为隆杀,能追祭祖先是追养继孝的深厚情感所在。贝琼又从宋儒主张继续论述祭祀始祖的合理性:

   特古者限于先王之制,大夫有庙无主,士则祖祢一庙,庶士庶人无庙而鬼,上下之分,截然不得逾而逾者。故孔子曰:“祭之以礼。”曾子之言盖为有国者而发,使施之所祭,必尽吾之诚耳。非谓庶士、庶人得祭祖祢以上而及于无穷为孝也。君子于此制虽不得为,而心实不能已。于是伊川先生以义起三祭之名,而初祖、先祖与祢各有其类,得而受祭焉。林氏世次相传越四百余年,源深流长,如此而子若孙,又能合雪邨、勿斋、晓庵以及十一府君而伸其敬,可谓知报本之道已。曾谓公侯之贵,或不及乎此。庶士庶人乃能之。《诗》曰:“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是皆率性之道,笃于所亲所尊者,又岂强之而然哉?故重其请而记之,观者亦有所警乎中,尚革薄而之厚也夫。18

   古代祭礼,庶士、庶人不得立庙祭祖,伊川先生程颐主张礼以义起,初祖、先祖与祢各从其类受祭。林氏祭祀始迁祖合族,是“知报本之道”,发自内心,笃于所亲所尊,可使人情革薄尚厚。

明后期宗族建祠祭祀祖先更为普及,祭祀始祖的统宗祠堂更多,江南地区仍是宗族建设兴盛的地域。江西人郭子章说:“我明嘉靖间,诏天下臣民于冬至日祭其始祖,则得及始祖矣。”19讲述了嘉靖十五年(1536)以议大礼推恩准许祭祀始祖这一礼制的重要变化。事实上,这一诏令对于臣民的祠祭祖先影响深刻。20苏州人陈仁锡(1581—1636)不仅指出此点,还分析了明代的“宗法”制度实践情况:“明兴,首旌义门郑氏。肃皇帝许庶人追祀始祖,旷恩异数,卓越前代。然本朝宗法之制,存于藩王十之八九,存于勋臣戚畹之家十之六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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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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