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海生，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工程，承载着为中华民族寻出路、为革命育火种、为建党奠基石的非凡历史使命。100多年来，经典著作编译始终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现实需要，为其提供权威文本之源，奠定坚实的文献资源基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历程中，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积累了宝贵经验，铸就了“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的精神血脉，树立了贯穿百年编译史的精神丰碑。面向未来，继续推进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必须严把译文质量中心环节，筑牢文献典藏基础工程，健全体制机制和人才队伍保障，强化编译成果宣传普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贡献强有力的编译力量。
【关键词】经典著作编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思想理论建设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文献基础。从《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诞生，到今天“马列著作译本逐步形成种类齐全、风格多样、不断完善并在亿万群众中广为流传的版本体系”，在经典著作编译的百年道路上，一代代“播火者”前赴后继，用生命、心血和智慧，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坚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对经典著作编译工作高度重视，指出，“要加大经典著作编译力度，坚持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培养一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骨干队伍”。梳理经典著作百年编译历程，总结其经验，探寻其规律，弘扬其精神，对于新时代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经典著作编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源源不竭的思想理论资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从一开始便承载着为中华民族寻出路、为革命育火种、为建党奠基石的非凡历史使命，并始终呈现出政治任务、学术事业、文明守护与精神传承多维一体的鲜明特征，关乎党的思想建设之基，关乎塑造民族精神之魂。
严肃重大的政治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探索中，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就是为陷入深重灾难的中华民族寻找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直接服务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将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党的重要任务来抓。设立人民出版社，出版系列丛书，彰显了新生政党对理论武装的迫切需要。延安时期，党中央专门成立马克思主义编译机构，将翻译工作提升到“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没有准确的理论文本，就无法有效武装全党、指导革命实践。新中国成立后，经典著作编译工作上升为国家工程，中央编译局的成立及其系统编译马列著作的任务，是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性安排。进入新时代，编译工作更是服务于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战略需求，是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的关键一环。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每一步发展，都紧扣时代脉搏，回应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迫切需要。
精深严谨的学术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是“代圣人立言”、传播“真理之火”的崇高事业，容不得半点疏忽。其学术性首先体现在对原文版本的严苛考究上。最初的翻译家往往只能依据日文或英文转译本来进行翻译，且条件极为艰苦。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编译局将广泛搜集、考辨、采用权威的外文版本作为编译工作的重要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是以当时编辑最为精审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为基础，重要著作则同时参校原文。目前正在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则以国际上最权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为蓝本，同时参考德文版、英文版、俄文版等版本，所收全部文献都按照原著文字进行翻译校订，力求更加准确地反映经典作家的原意和风格。其次，体现在对译文的精心打磨上。一个核心术语的译定，往往需要综合考究德、英、法、俄等多种语言的词义演变，追溯概念的思想史脉络，并权衡中文语境的接纳与表达。例如，“消灭私有制”“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权利”等关键概念的译定，都经历了长期的学术讨论与深入研究。再次，体现在译校流程的科学设计上。经典著作编译形成了从初译到成书一整套严密的流程，工序达几十道之多，每一句译文都经过多轮审校和集体讨论，并将疑难问题提交专家委员会研讨，确保了译文在学术上的严谨可靠。
支撑长远的文化工程。“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高质量编译必须以系统完整的文献资源体系为基础。对此，我们党有着高度的自觉。早在建党前后，李大钊就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意识地收集马克思主义文献。延安时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党中央仍想方设法通过秘密渠道从国统区和海外购买马克思主义文献。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持续开展全球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征集与交换。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决策实施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工程，致力于收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手稿、签名赠书、批注文献等原始珍品，系统复制散见于世界各地的珍贵手稿与早期版本。这些文献是编译校勘的直接依据，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传播史的第一手资料，构成了支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权威文献资源库，也为保护和传承人类优秀思想文化遗产作出了独特贡献。
精神血脉的传承工程。百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史，铸就的不仅是文本的丰碑，更是精神的丰碑。从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留下“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动人故事，到新中国成立后，张仲实、姜椿芳、宋书声、顾锦屏、韦建桦等一代代编译大家的“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经典著作编译人都不畏艰难、不图私利、不慕虚名，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坚守传播真理的初心使命。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高尚情怀，是贯穿经典著作编译百年历史的一条精神主线。这股精神血脉，是编译事业的内在动力和宝贵财富，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对科学的极端负责。记录、研究、弘扬这部精神史，本身就是经典著作编译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艰辛历程和辉煌成就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壮大休戚与共，其历程清晰可辨，大致可分为五个承前启后的阶段，深刻反映了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从萌芽起步，到发展壮大，再到繁荣兴盛、创新提质，一直到今天全面深化的不平凡历程和辉煌成就。
萌芽起步：选择性、零散化译介阶段（19世纪末—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众多外来思潮之一被零星引入。1899年，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报纸上。此后，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人士如梁启超、朱执信等对马克思主义亦有片段介绍，但其未成思潮主流。真正的转折出现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先进分子，在民族苦难中看到新希望，开始自觉译介马克思主义。1920年，陈望道在浙江义乌柴屋中，依据日文版并参考英文版，首译出《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犹如“盗取天火”，照亮了无数寻求救国真理者的道路。这一阶段的编译传播，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个体或小团体自发进行，译介内容集中于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最急迫的革命理论，虽显零散，呈现选择性、片段式、零散化的特点，却如星火初燃，为党的创建做了直接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发展壮大：计划性、组织化编译阶段（1921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将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视为要务。1921年9月，党成立仅两个月，即在上海秘密创办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由李达负责，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此后，上海书店、长江书店等党的出版机构在严酷环境下坚持工作，出版了一批重要著作。延安时期，为适应全党理论武装的迫切需要，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党中央在延安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下设专门编译马列著作的编译部，由张闻天兼任主任。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专业编译机构，聚集了何思敬、柯柏年、何锡麟等翻译人才，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等经典著作，为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理论武装提供了基本教材。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翻译工作，称“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并主持中央会议作出加强翻译工作的决定。这一时期编译工作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也初步形成了党领导下的编译工作传统。
繁荣兴盛：系统性、规模化编译阶段（1949年—1978年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进入由党和国家系统规划、大规模开展的全新历史阶段。1953年1月29日，党中央决定将中央俄文编译局与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其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中央编译局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里程碑。此后，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中央编译局全力推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编译工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的编译工作，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在全党全社会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开展大规模理论学习运动，提供了权威、系统、完整的经典文本资源，我国逐步成为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国。
创新提质：自主性、体系化编译阶段（1978年—2012年党的十八大前）。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进入文本更新与质量提升的新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经典著作编译工作逐渐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开始独立自主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编译体系。198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全部出齐。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编译工作于1986年7月全面启动。与此同时，《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于1990年出齐全部60卷。进入21世纪，又根据新发现的文献编译出版了《列宁全集补遗》，作为对第二版的重要补充。此外，对已有译文的全面修订与提升工作也系统展开，并陆续推出一系列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版选集和文集。199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和《列宁选集》第三版出版；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和《列宁专题文集》五卷本正式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标志性成果，其译文更为准确、资料更为翔实。2012年，又推出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和《列宁选集》第三版修订版。这些成果的不断推出，标志着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进入了自主性、体系化的新阶段，实现了从规模建设到质量升华的战略转型。
全面深化：全面性、成熟化编译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固本强基、全面推进，焕发出新生机，展现出新气象，取得一系列新成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新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加强编译研究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党中央隆重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编译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实施，经典著作研究更加深化，编译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成熟化。《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60卷本）全部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至今已出版37卷）编译工作有序推进，一本本译文更准确、编排更合理、资料更翔实的经典文本呈现在读者面前。与此同时，编译事业进一步自觉融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大局，编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包含著作单行本、专题选编本和要论摘编本系列，满足广大读者多层次的需求。编辑出版《马克思画传》《恩格斯画传》《列宁画传》，创作《不朽的马克思》《卓越的恩格斯》等文献纪录片，举办“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等多项活动，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宣传普及工作。新时代的编译事业，已从一项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工程，发展成为集文献编译、研究阐释、文献典藏、大众传播与历史存续于一体的系统性理论建设工程。
100多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几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人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取得辉煌成就，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基本形成了种类齐全、形式多样、系统完整、准确可靠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版本体系，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权威可靠的文本基础和不竭的思想源泉，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仰和不懈追求。
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百年奋斗历程积累的宝贵经验
百余年砥砺深耕，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在实践中探索、在发展中完善，积淀下深植中国实际、契合编译规律、富有指导价值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是新时代赓续推进编译事业、深化党的理论建设的重要遵循，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丰富发展。
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能够百余年薪火相传、取得今日辉煌成就，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旗帜鲜明地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根本指导思想，并把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全党的重大任务。自此，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就开始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起来。从延安时期党中央直接领导马列学院编译部开展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形势新任务，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组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党的领导始终贯穿编译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历史最持久、成果最丰硕的国家。我们系统编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几乎所有著作，形成了全面、权威的版本体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扎实的文本基础。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编译工作各环节，确保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不断开创新局面、实现新作为。
坚持编译与研究、文献典藏、宣传普及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经典著作编译并非孤立的语言转换工作，而是集编译与研究、文献典藏、宣传普及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在百余年发展历程中，我国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始终坚守编译与研究、编译与文献典藏、编译与宣传普及相结合、相贯通的原则，探索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编译与研究相辅相成，是提升经典译介质量、深化理论内涵的核心关键；文献典藏强基固本，是守护文献原典、夯实事业根基的重要支撑；宣传普及落地见效，是推动经典著作、科学理论走进实践、走向大众，实现理论价值转化的最终目标。四者相互支撑、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发展的完整工作体系。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并不断深化这一宝贵经验，推动编译与研究、文献典藏、宣传普及同频共振、相互赋能，更好发挥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重要作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坚实思想力量与强大精神动力。
坚持以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保证译文质量是始终坚守的生命线。译文质量是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立身之本。高质量译文的形成，既依靠编译工作者的严谨治学，也离不开严密规范、长效稳定的体制机制保障。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代代编译工作者把传播科学真理视为神圣使命，以精益求精的治学作风守护经典译本的准确性与权威性。面对浩瀚精深的外文文献，编译工作者始终力求精准反映经典作家的原意与文风，对核心术语和关键概念的译定，综合多语种词义演变反复考究、审慎斟酌，并通过多轮审校、集体研讨、质疑求证等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编译流程，为重大编译工程扎实推进提供坚实保障。正是发挥集体编译的显著优势，依靠科学规范的工作流程和精益求精的把关打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译本质量不断升华，更加可靠权威。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保证译文质量，不断推出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权威译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夯基垒台、固本培元。
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不竭动力。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始终与时代同频、与实践同步。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是这一事业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面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需求和实践课题，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更新理念、优化体例、提升水平，积极吸收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新成果，持续完善版本体系、修订译文表述、丰富文献典藏、拓展传播载体，在守正固本中锐意进取，在顺应时代中实现发展。今天，正因秉持这一经验，这项历经百年的事业正焕发出更强劲的生机活力：版本体系日臻完善，经典读本更为丰富精当；国际学术对话与成果互鉴深入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献成果的世界影响力显著增强；一系列主题纪录片、专题展览更是影响广泛，深受大众喜爱。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只有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经典著作编译事业才能始终紧跟时代步伐、满足理论发展需要。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推动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实现新发展。
坚持出成果与出人才并重是重要路径。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踏实的高素质编译人才队伍。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多次以唐三藏、鲁迅为例告诫党的领导干部要重视翻译人才，并亲自发现和推荐翻译骨干。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既出成果又出人才”，这既是新时代推进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百年编译事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百余年来，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始终将人才培养融入全过程，通过建立健全“以老带新”等工作机制，使编译人才队伍在结构与质量上同步提升，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人才梯队。一批批业务骨干在实践中锻炼成长、接续奋斗，将毕生精力奉献于经典著作编译一线，为理论事业的薪火相传与思想阵地的持续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出成果与出人才并重的方针，确保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后继有人、蓬勃发展。
四、经典著作编译事业铸就了“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的精神丰碑
百年编译长卷，由一代代“播火者”用信仰、生命与汗水共同写就。他们所展现的精神风貌，早已内化为这项事业最鲜明的气质，构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独特而璀璨的篇章。
追求真理、坚守信仰的献身精神。这是编译事业最原初、最亮丽的底色。在黎明前的至暗时刻，选择传播马克思主义意味着时刻面临死亡威胁。李大钊在绞刑架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蔡和森在狱中受尽酷刑，壮烈牺牲；瞿秋白高唱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他们并非不知其险，而是坚信手中传播的是拯救民族于水火的唯一真理，甘愿为之付出鲜血与生命。这种为信仰献身的崇高气节，赋予了编译事业神圣的使命，也为此后的接续奋斗注入了精神灵魂。正是这种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历史和经典的深沉敬畏、对事业的无限热忱融为一体的精神，使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彻底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考据或职业劳动的范畴，升华为一种贯穿生命、融入血脉的忠诚实践。它意味着编译者并非置身事外的技术工匠，而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和理论武装的“铸剑人”，不仅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学术定力，更必须具备一片丹心永向党的忠诚品格与“功成不必在我”的献身精神。
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孺子牛精神。和平建设时期，编译工作更多是青灯黄卷、皓首穷经的默默耕耘。这里没有战场上的硝烟，却有同样艰巨的考验——和浩繁文本的搏斗，于细微之处的较真，与漫长时光的厮守。姜椿芳为“三大全集”工程殚精竭虑，被誉为“沙漠中的骆驼”；林基洲主持《列宁全集》第二版，十五年如一日“连散步都觉得浪费时间”，直至生命终点；周亮勋病倒在工作岗位，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仍是“我要工作”。老局长宋书声“甘为真理付韶光”，韦建桦在编译中“找到了守志报国的阵地、安身立命的家园”，顾锦屏坦言为此事业“无怨无悔”。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淡泊名利，将毕生精力默默奉献于“为圣人立言”的崇高事业。“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是他们最真实的写照。这种无私奉献，源自对真理的炽热追求，也凝结着对党和人民事业深沉而自觉的担当，它远不止于个人的职业操守，而是将个体价值完全融入党的理论建设宏图之中所生发的内在使命感与归属感，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政治品格与生命实践。
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经典编译，笔重千钧，一字一句都关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这要求编译者必须具备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严谨作风。张仲实修改文稿，勾来勾去，涂涂抹抹……线条纵横，犹如蛛网，其严谨态度令人惊叹。中央编译局的老翻译家们建立了一套近乎苛刻的译校制度。为翻译《资本论》，为统一《列宁全集》的译法，他们制作了数万张乃至数十万张资料卡片。一个术语的定名，往往需要查阅多国词典、追溯思想源流、考量中文表达习惯，经过集体多次讨论方能确定。这种对真理极端负责、“无一字无来历”的工匠精神，是经典译本科学性与权威性的根本保障。它深刻表明，经典著作编译工作中的严谨学风，本质上是对历史真实性、对理论纯洁性、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政治品格与使命担当。
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愚公精神。经典著作编译事业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思想接力，依靠的是一代又一代编译工作者矢志不渝的接续奋斗。这从《资本论》的翻译历程中便可窥见一斑。自陈启修先生的首个分册译本问世，到郭大力、王亚南先生完成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再到中央编译局组织进行的多次系统性修订与完善，这是一场跨越世纪、不断趋近真理的学术长征与思想接力。同样，《共产党宣言》从陈望道先生的首译本，历经华岗、成仿吾、徐冰、博古等先辈的多次校译，直至中央编译局集大成的通行本，每一版都不仅是文字的锤炼，更是理解深化、时代精神融入的印记。从播撒火种的革命先驱，到奠基立业的新中国第一代编译家，再到改革开放后承前启后的中坚力量，直至今日锐意创新的青年学者，信仰的火炬与严谨的作风在此间传承不息。这种绵延不绝的接力，不仅保障了编译事业血脉永续、根基永固，其本身更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扎根、生长、焕发时代生机的生动缩影。它深刻昭示：真理的传播从未停歇，事业的传承代有来人。
五、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使命任务
站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者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必须立足于“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深刻把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要求，以更高远的立意、更系统的谋划、更扎实的举措，推动这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实现质量与效能的全面提升。
加强编译工作的研究阐释功能，深度服务党的理论创新。“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新时代的编译工作，核心任务是超越基础性翻译，深度融入党的理论创新进程。这要求编译研究必须向前一步，着力于从经典著作的源流、脉络与精髓中，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内在逻辑与时代价值，为理论创新提供精准可靠的文本依据和学理支撑。要特别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程中关键文献的编译与研究，清晰呈现党的理论创新与经典原理之间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的关系，使编译成果直接服务于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深刻理解与阐释。
加强历史脉络梳理，传承编译事业的精神传统与红色基因。“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编译事业的生命力，深植于其跨越百年的历史传承与精神谱系之中。系统开展编译史、传播史研究，是对这份传统的致敬与继承，离不开扎实的史料基础与系统的学术耕耘。例如，最新推出的《马藏》（已出版23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夯实学理基础、提供权威史料；《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则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提供文献支撑与新的学术支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编译口述史》丛书，通过亲历者的鲜活记忆，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细节与心路历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人物辞典》以宏阔的视野，系统梳理了传播主体的群体谱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这些基础性成果，共同为学界和社会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生态、体悟先行者的精神境界，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与认知框架。深化此类研究，旨在提炼与弘扬历代编译传播工作者追求真理、严谨治学、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将历史资源转化为滋养当下、启迪未来的生动教材，确保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精神火炬代代相传。
加强编译支撑，夯实编译事业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础。宏伟的事业需要稳固的基石与可持续的机制。要持续推进文献典藏工程，拓展典藏视野，系统收集手稿、书信、笔记、藏书及早期版本等文献，运用高精度数字化技术复刻散藏在世界各地的珍稀文献，构建权威便捷、开放共享的国家级文献数据平台。要不断完善有利于协同攻关、潜心治学、人才成长的工作机制与学术生态。通过优化科研组织模式，营造鼓励创新、尊重人才的良好学术环境，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甘于奉献的编译人才队伍，确保事业根基永固、薪火永续。
结 语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从《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华夏大地点燃星火，到系统完整、蔚为大观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理论宝库的形成，百年编译历程，不仅是一座思想的桥梁，连接着真理的源头与中国的实践，更是一条奔涌不息的精神长河，流淌着对信仰的赤诚、对学术的敬畏与对使命的担当。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踏上波澜壮阔的时代征程，党的理论创新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迈上更高台阶。广大编译研究工作者重任在肩，使命如磐。让我们以更坚定之信仰、更严谨之学风、更创新之作为，深耕这片思想的沃土，确保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永放光芒，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坚实的思想之基、汇聚磅礴的智慧之力。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