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以“十四个坚持”为科学内涵的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取得新的重大理论成果。它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原创性成果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开辟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新境界，具有独特的理论地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  习近平党建思想  原创性贡献  标志性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把党的创新理论的时代背景、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原创性贡献研究深、阐释透”[1]。因此，深入研究和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标志性成果，可从其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等多方面展开，但最重要的是必须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它们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在继承中发展，发展中创新，创新中创造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标志着党的建设理论规律性认识的整体跃升。

一、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重大时代课题上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时代问题。“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历史背景时提出“时代课题”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阐述党在新时代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时，又在深化认识的基础上由原来“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拓展为“三个重大时代课题”，其中第三个就是“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3]。习近平党建思想就是对新时代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因此，2023年6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阐述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时，就明确提出这一思想是围绕“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大时代课题展开的。2026年6月15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以下简称：6.15座谈会）在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时，又进一步把“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确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带有统摄性的理论问题。这实际上是揭示了新时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出发点，标志着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重大时代课题方面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党建中心问题。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4]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5] 可以说，经典作家主要回答了“如何建立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根本问题。但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后如何巩固政权，加强自身建设，确保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使执政党长期执政，始终得到民众的拥护，他们提出一些原则性论述，却未能来得及充分展开和系统回答。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愿望来审视党，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完善党，使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始终保持应有的生机和活力，永葆其先进性。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创新发展，就在于它成功地回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推进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长期执政的宏阔视野，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重心的历史性跃升。“十四个坚持”中的每一个坚持，都是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高度来审视和谋划党的建设，其重要理论观点和论断都是从长期执政的历史逻辑出发而进行的系统思考，这些历史性回答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在新时代的重大理论突破，反映出从“大党大国执政”到“强党强国执政”的战略思考和理论探索。它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机贯通起来，把党的建设置于事关党的长期执政的战略高度予以谋划和推进。因此，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时代课题，“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变成了一个特有政治术语，即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中的标识性语言，而不是一个普通的表述或概念。它把党的建设问题置于长期执政这一根本条件下加以把握，揭示了党的建设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体现了将党的建设置于强国复兴全局中谋划和推进的宏阔理论视野。学习研究中，只有紧紧抓住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才能抓住深入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钥匙。

在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和党情变化基础上，洞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时代课题的历史性转换，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原创性发展的理论出发点，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执政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语境下的党建逻辑起点，为“十四个坚持”全部内容的展开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理论体系方面的创新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标志性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返本开新、推陈出新，以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标志着新时代党的建设核心理论内容的整体性创新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高度。

（一）习近平党建思想具备了更加成熟的理论形态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6] 从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到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再到习近平党建思想，变化的不只是术语表达上的调整，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从重要论述、重要思想进一步走向更加成熟理论形态即党建思想的重要标志。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已经具有更加鲜明的理论标识和更加完整的体系结构，这主要体现在“十四个坚持”的理论框架及其相互关系中。

如果说“重大时代课题”的转换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原创性发展的逻辑起点，那么，“十四个坚持”就是这一原创性发展的核心理论内容。它是对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政治原则、长期战略方针、永恒价值追求、现实工作布局和科学方法路径，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永葆生机活力和强大战斗力的内在发展规律。从理论结构看，“十四个坚持”分为三大层次：前四个“坚持”作为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第五至第十三个“坚持”作为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包括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方面；最后一个“坚持”虽只有一条，但却是管总的，即执政党建设的有力保障，也是上述两大板块的立论基础。

一种思想体系的形成，通常都要经历从工作部署上升到实践经验、从重要论述上升到系统观点、从理论概括上升到学理表达、从内容展开上升到体系形成和归纳提炼命名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政治建设及其首要地位、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组织体系建设等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实践中不断展开、在理论上不断深化、在体系上不断完善，最终凝练为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具有鲜明标识的理论形态，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中的最新标志性成果。它的提出不仅使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获得更加鲜明的概念标识，而且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个坚持”中的第十个坚持和“十四个明确”中的第十四个明确获得了新的理论形态，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的创新成果，避免将其理解为若干分散观点和具体工作要求的简单汇集。它使党的建设理论的系统性更加突出，有助于把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内容放到统一理论体系中把握，为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大众化传播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对象。这一党建思想是在继承发展创新基础上的集中凝练和提升，同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思想一脉相承，但表达更集中、标识更鲜明、体系味更浓、逻辑性更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理论从重要思想向思想形态的跃升。而习近平党建思想一旦正式提出，就无疑处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七个分领域思想的首位，这是一个呼之欲出、时机成熟、符合党心民愿的过程。

（二）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了更加严密的内涵结构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十四个坚持”形成了全领域覆盖、全链条衔接、全方位发力的内涵结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的标志性。“十四个坚持”科学内涵中的各个方面，不是简单随意排列或并列，而是构成一个反映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世情国情党情现实需要，又体现世界第一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长期执政能力和水平及党心民愿的内在关联、层次分明的整体性理论内涵体系。

这一体系从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内在关系入手，鲜明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要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党的领导的最高政治原则；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长期战略方针；以“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党的始终不变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以“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以思想建设和理论武装凝心铸魂，以组织体系和干部队伍建设固本强基，以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强化约束保障，以反腐败斗争清除重大风险隐患，以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和责任落实来巩固长效机制，体现出执政党制度建设的长期性稳定性和根本性，由此形成从执政党建设根本政治原则、战略性方针和永恒价值追求到执政党建设的总体布局及结构性支点、从执政为民的价值指引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展开、从党的建设的政治统领到组织保障、思想铸魂到纪律约束、反腐攻坚到制度保障、责任落实到提升执政党治理效能的完整思想链条。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中。”[7]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体系结构和各自内涵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它不是把党的建设各方面简单罗列，而是把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初心使命等十四个方面贯通起来，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的整体性、协同性和科学性。

（三）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的应有定位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提出“党要管党”,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提出“从严治党”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清醒认识并持续不断地加强执政党建设。

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镇江调研时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之后，这一表述逐渐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2023年6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阐述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时，明确提出“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主题主线”并将其摆在总叙述中。虽然当时“十三个坚持”没有把“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列为习近平党的建设重要思想的独立条目内容，却将它作为贯穿“十三个坚持”的主线发挥总领作用，已经反映出“全面从严治党”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最近召开的“6.15座谈会”明确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纳入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科学内涵体系的内容表达中，并将其置于“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之后，使这一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在习近平党建思想中的地位获得更加突显的体系表达。这标志着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转化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体系中的结构性内容，使其具有承上启下、功能贯通的统摄性作用。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表明党的建设不是孤立的部门工作，而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战略性工程。同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10月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将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这就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突出表现。

总之，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科学内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原创性贡献不仅体现在每一条的具体内容中，也体现在整体框架上的有机联系和相互耦合，反映了统筹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的系统思维和统筹思想，揭示了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的内在统一关系，体现了坚持全面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将党的建设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中定位和谋划，既全面覆盖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又突出重点，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主线，揭示了管党治党是手段、兴党强党是目标、强国复兴是归宿的内在逻辑。这种宏阔的理论视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在新时代的重大发展。

三、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重大理论观点和原理上的创新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创新性发展，不仅体现在时代课题的转换、核心内容的理论结构，更体现在这一党建思想在重大理论观点和原理上的创新。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新时代习近平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作出的一个重大论断。体现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内涵的“十四个坚持”，排在首位的就是这一条，也是贯穿其中的红线。可以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政治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具体反映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各个方面，体现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各个领域，“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8]。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2013年12月，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2014年9月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这一重大论断；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这一论断写入党章，为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夯实政治和理论根基；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该论断写入宪法总纲第一条，赋予其最高法律效力。此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其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个明确”首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重申这一论断，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等。

这一创新性论断将党的领导从“政治原则”提升到“本质特征”的理论高度来认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规定性，且是贯穿始终的。这就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与国家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理论突破，即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国家，而且构成国家根本制度的本质属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一论断的内涵将不断丰富发展，巨大指导作用会不断得到实践印证。对这一方向性重大原则问题，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能有丝毫动摇。

（二）坚持党的领导首要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党中央强调的“四个意识”，最根本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这些不是空洞的口号，不能只停留在口头表态上，而是要坚决落实到行动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相继确立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把党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到治国理政全过程；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在重要领域设立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强化请示报告、政治监督、政治巡视等制度，推动全党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健全组织体系，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体系等，这一系列基础性、创制性、战略性举措，使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精神上更加主动。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时，从理论层面概括了“八个明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党的创新理论进行新的总结提炼，并拓展为“十个明确”。从“十个明确”中，我们可以看到，党的领导是打头的，党的建设是托底的，一头一尾，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的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彰显了坚持党的领导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时，还从实践层面提出了“十四个坚持”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尽管这是在上述理论语境下的表述，但其中打头的即第一个“坚持”和结尾的第十四个“坚持”，仍然是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这就充分说明，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变色、不变质的根本保证。这些都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内涵的“十四个坚持”中有重要反映，是这一思想的内容应有之义。

（三）其他方面的重大理论观点和原理创新

除以上两个重点外，习近平党建思想最富创新性的观点和论断，是提出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科学答案。这一重大论断，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性本质，又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独特优势，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要求提升到了新高度。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史上，虽然列宁强调过民主集中制，但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明确为“最高政治原则”并将其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要求，创造性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并第一次将其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提升至统领性的高度，这也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和原理创新。

再如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这一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将“制度治党”与“依规治党”并列提出，形成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治相互保证的双重规范体系，两者结合构成了管党治党、强党强国的完整制度逻辑，使制度机制的根本性、制度供给的充分性和制度执行的刚性有机统一起来。再如“大党独有难题”“第二个答案”“九个以”的实践要求，“两个永远在路上”“三不腐”一体推进等论断都有原理性表述，都值得我们从原理性贡献的角度进行研究阐释。

四、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鲜明理论品格上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本土化才能落地生根，时代化才能充满生机。”[9]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原创性发展，不仅体现在时代课题的转换和核心内容的创新以及重大理论观点和原理上，更体现在理论品格特别是鲜明的问题导向和科学的思想方法上。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重点指的是它的理论特点或理论特征，体现的是这一思想体系作为科学理论在内涵方面所表现出的突出特质，说明这一思想体系超越了一般党建经验或执政党建设的工作部署，在深刻把握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上所呈现出的理论气质，具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内涵结构和实践特征。六个鲜明理论品格都有所创新，相互之间也是互相支撑、彼此融通的。其中，鲜明的问题导向和科学的思想方法上的创新更值得关注。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10] 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它不是停留于具体经验层面，而是深刻回答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性问题，是关系党的性质宗旨、领导地位、执政基础和使命任务的根本问题。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面对一段时期内管党治党宽松软、党内存在的少数党员干部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现象突出，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管党不力、治党不严等突出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聚焦党内长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现实难题，靶向施治、精准发力，全面从严治党每一个重大举措都建立在对问题的精准研判之上，一系列原创性实践举措打出管党治党“组合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形成了一系列切实管用的制度和治理方法。以解决上述突出问题为突破口，中国共产党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实践载体，以强党强国为战略指向，通过十余载坚持不懈的管党治党实践，直面并破解了诸多深层次难题，总结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党建经验，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对这一系列重大实践成果的系统总结、规律提炼与理论升华，形成既立足现实又面向未来的科学体系。

同时，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论来源和实践根基，习近平党建思想正确处理了根脉和魂脉的辩证关系，具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实践生命力，呈现出科学的思想方法这一鲜明理论品格。这一思想并非一般的党建经验总结，而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历史方位下，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系统集成与原创性发展。它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同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政治原则、组织原则、纪律要求、制度规范转化为管党强党的现实路径，使理论和实践相互贯通、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创造性运用，构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方法论层面的原创性贡献，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路径问题，实现了守正与创新、创新与创造的辩证统一。

综上所述，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多方面的创新贡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在长期执政条件下的最新理论形态。它系统揭示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内在规律，丰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理论宝库，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党建史上均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以“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重大时代课题，明确回答了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性、全局性、时代性和急迫性；以“十四个坚持”为标志，使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形成更加鲜明的思想标识和体系形态；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战略方针，以“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最高原则，以“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把党的建设各领域各环节贯通起来；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实现理论本体与实践运用、根本原则与制度机制、管党治党与兴党强党的有机统一。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注释

[1]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6期。

[2][3][1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5页；第592页；第2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页。

[5]《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6][8]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78页；第18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2页。

[9]《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4页。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教育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