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明叙事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114 次 更新时间:2026-10-04 23:08

进入专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明叙事   中华文明   人类文明新形态  

● 张明  

 

摘 要:从“文明蒙尘”“文明拂尘”到“文明复兴”的逻辑嬗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的理论表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的核心主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互动关系,这一关系经历了系列变化:从“外在形式融合”向“自主性融合”的转变、基于社会主义框架的“新文明”重构、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学习与超越、立足“两个结合”的顶层设计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明叙事具有鲜明的现实导向:一方面,统筹考虑现代化问题与新文明再造问题,通过中国式现代化革新人类文明的传统叙事逻辑,进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另一方面,超越西方政党基于资本逻辑形成的关于“文明终结”的历史假想,开辟人类文明共融共生的新格局,进而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形象。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中华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具有多重深刻的思想史意义。一是从民族复兴史的角度而言,中国共产党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彰显了中华民族主体性身份的历史性重塑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二是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角度而言,中国共产党通过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由理论设想向伟大实践的转变,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与活力;三是从人类现代化史的角度而言,中国共产党通过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凸显了人类现代化图景的多样性,开辟了后发国家超越单纯依附西方而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除了上述三个维度外,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意义,还可以从更加深远的历史谱系出发加以衡量。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谱系中,特别是在从“文明蒙尘”(习近平,2021年,第2页)走向“文明自信”(习近平,2019年,第4页)的历史性转折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创新史呈现出深远的文明史价值与意义。

以文明叙事逻辑为切入点,可以从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中,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及历史必然,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描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历史意义。这种意义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华文明的百余年互动中,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范式,汲取人类现代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复兴,而且构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新叙事逻辑。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的重要历史当口,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明向度,进而从文明视角展开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历史叙事并远观其引领人类文明走向的未来图景,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形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引入的价值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具有多元丰富的横切面,从不同维度、不同主题、不同视角切入,其历史叙述可能展现出不同的理论景观。在百余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史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叙事方式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与发展,形成了革命叙事范式、现代化叙事范式、民族复兴叙事范式等。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历史语境中,革命叙事范式、现代化叙事范式和民族复兴叙事范式都发挥着各自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域看,特别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阶段,在承继上述三重叙事范式的基础上,仍然可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叙事问题进行学术上的进一步探讨。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探索,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离不开文明向度,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与中华文明保持密切互动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从中华文明出发,论证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以增强历史自信,特别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2021年,第13页),提出追溯中国道路的文明基因——“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315页),提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习近平,2023年a,第5页)等,为从文明视角透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和叙事范式提供了根本理论遵循。本文提出从更加宏阔的历史视野出发把握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强调从文明叙事出发塑造中国共产党的新时代国际形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文明维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在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探索及理论创新,并不是脱离中华文明根基的“拿来主义”实验,而是深深扎根中国本土、深受中华文明熏陶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文明蒙尘”的时代,其本身就是作为推动“文明复兴”的重要政党角色“出场”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丰厚的思想滋养和文化资源。正确处理作为外来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实际(包括政治经济条件和历史文化条件)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核心问题。毛泽东在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实质时曾用“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第318-319页)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植根的文化土壤,也是不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重要形式和内容支撑的理论资源。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从“根脉”的高度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和现实地位,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命题,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逻辑机制的变革。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中,文明始终处于“在场”状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统筹处理中国实践、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有益成果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推动一种新文明的建构,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主题。

另一方面,文明叙事范式的引入是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学术生长点。引入文明叙事范式之所以有助于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视域,是因为以文明叙事为载体,可以从更加悠远、宏阔的历史视野出发,系统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历史逻辑及重大价值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主题就是不断推进“走自己的路”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走自己的路”不是基于中国实际特殊性的实用主义选择,而是由深厚文明基因所形塑的必然选择,因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习近平,2018年,第99页)。这意味着,“中国道路”的选择,深深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中华文明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不可能亦步亦趋地跟在他国后面复制粘贴其道路和模式。“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习近平,2023年a,第2页)

从文明叙事逻辑出发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复兴,而且构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新叙事逻辑。在人类文明发展步入“十字路口”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为依托,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一种代表未来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全新文明形态。这种全新文明形态,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在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中,构筑的一种既坚守本民族文化立场又彰显世界维度的文明开放性发展空间。并且,这种全新文明形态,是深刻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产物——以中国式现代化之“新”构筑文明发展形态之“新”。具体而言,在价值导向上,不同于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现代西方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理念,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文明内涵上,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单一物质文明,实现“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在发展格局上,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单一差序性文明体系,倡导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建构人类文明发展新图景。由此可见,作为不断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创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逻辑的基础上,将新文明的创造与现代化实践的范式革新相互关联,革除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在文明问题上的抽象性、排他性等弊病,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质为构筑新文明发展图景开辟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空间。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提出的文明叙事更多的是在革命叙事、现代化叙事与民族复兴叙事的基础上,为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叙事提供更加深远的历史眼光和更加宽广的参照视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实践彰显出更多文明维度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因而,文明叙事的提出从根本上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叙事与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构的一种探索性尝试,是对原有叙事范式的有益补充。

二、以大历史观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的演进逻辑

文明是漫长历史发展积淀而成的结晶,是一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文化表征。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对前一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物质生产力的充分继承,同时也是以或隐或显方式对以往世代传承下来的文明因子的充分占有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从不割断历史,始终认为今日之中国是历史之中国的发展,“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可以说,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逻辑环节。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科学地对待中华文明,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一)“文明蒙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的历史语境

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明资源,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领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曾提出轴心期的文明形态问题,指出中华文明是轴心期文明的重要代表,“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雅斯贝斯,第8页)。轴心期的中华文明既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特征,诸如关于整体性存在、人类自身及其有限性等方面的认知,也因为特定地理环境、历史遗传等因素而具有不同于其他文明的显著特征,在中华文明的框架内并未“出现过现代西方与‘传统’过去之间发生过的全盘的质变性的决裂”(史华兹,第2页)。但是近代以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遭受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剧烈冲击,这种冲击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在政治经济层面的侵略而展开。“文明蒙尘”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一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悲惨命运的真实图景。“中国未来走向何处”,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中国仁人志士从不同维度进行了探索,从文明视角出发是其中的重要维度。

第一,“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两极对峙。有人从“全盘西化”的角度为未来中国的出路提供了解决方案,这种观点认为中华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存在着代际性差异,因而只能选择导向西方现代化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例如,胡适提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切问题都源于所谓的文化冲突,即中国未能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进行适当的自我调整,未能“在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现代西方文明之中感到安适自在”,因而必须接受西方现代化和现代西方文明,这是所谓“中国的新文明”最后的发展方向。(参见胡适,第361-369页)陈序经更是明确提出,文化“复古派”“折中派”的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唯有“西洋派”即彻底全盘西化才是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他看来,西洋文化确实比中国文化进步,而且已经是世界的趋势。(参见陈序经,第371页)不难发现,“全盘西化论”认为近代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文化问题。他们认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存在巨大的时代性鸿沟,全面导向西方文明才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

与“全盘西化”对应的观点是“中国本位”,这种观点明确反对贬低中华文明,认为中华文明是中国人之所以谓之中国人的“本位”。1935年,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认为中国文化有内在历史特殊性和时代性,“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判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是要清算从前的错误,供给目前的需要,确定将来的方针,用文化的手段产生有光有热的中国,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王新命等,第402-403页)。

当然,除了上述两种各执一端的对立性观点之外,还有一种“折中派”的观点,认为“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观点都存在偏颇,不仅要保存中国文化,而且要采纳西洋文化,有时需要创造一种新文化以适应新环境、满足新要求。(参见吴景超,第415页)

从上述观点的现实影响看,“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影响较大。上述观点尽管存在立场和主张的不同,但都存在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不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问题,单纯凭借文化层面的改造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中国面临的问题。

第二,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文明再造或复兴的路径转换。面对近代以来“文明蒙尘”的问题,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意识的中国先进分子已经开启了自觉探索。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引进,讨论文明再造或复兴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热议的核心问题。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意识的中国先进分子,也从文明维度出发对“中国未来走向何处”的问题作出了探索性解答。例如,李大钊在1917年就以隐性方式提出了新文明的再造或复兴问题,他在《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中比较东西文明的不同点——主静与主动——时提出,“吾人又认定于静的文明之上,而欲创造一种动的生活,非依绝大之努力不足以有成”(《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138页)。他在1918年创作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了东西文明各自面临的问题,即东洋文明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疲于物质之下,因而“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同上,第311页)。他所言的“新文明”主要以“俄罗斯文明”为中介,实现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因为十月革命所催生的“俄罗斯文明”在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代表着世界新文明的曙光。这里实际上已经初步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的一个重要环节,即正确处理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现代西方文明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十月革命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不仅体现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体现在重塑中国人对人类新世界、新纪元、新文明的想象空间,即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激活传统文明以创造全新文明形态的可能性建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文明再造问题的理解,跳出了以往单纯局限于文化主义的认知框架,而深入文化背后更为根本的政治经济领域中。他们认为,必须依靠劳工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推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斗争,才能实现一种全新文明的建构。正如李大钊所言:“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77页)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西方文明的批判为借鉴,从推动现实政治经济解放运动的高度把握新文明的塑造问题,成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求索文明复兴而进行的路径转换。

第三,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实现文明复兴的内在要求。以往学术界在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时,主要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运动出发,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使得以往一系列的救亡图存方案都只能以失败告终。不可否认,对历史事件的阐释必须首先从政治经济条件出发,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然而,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外,以往一系列的救亡图存方案失败的原因还在于相对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坚强的领导力量。因此,从作为特定经济政治条件之文明表征的新视角出发,可以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作出更宽维度的阐释,即“文明蒙尘”对创建承担推动文明复兴使命的政党所提出的内在要求。

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关于新文明的探索之所以最终走向失败,主要是因为他们单纯在文化冲突的范围内把握文明再造问题。殊不知“文明蒙尘”问题的产生并非单一的文化问题,而是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导致的近代中国政治经济问题在文明层面的表征。换言之,在现代西方文明所构筑的世界体系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再造或复兴,绝非仅仅依靠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或通过“整理国故”等就可以完成,而必须首先彻底变革作为文明根基的现实政治经济条件。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困境及其在文明层面的失落,要求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组织——能够运用科学理论诊断“文明蒙尘”背后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推进文明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成立并自觉承担破解“文明蒙尘”历史重任的内在必然要求。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推进“文明复兴”的历史重任,具有鲜明的使命意识。

(二)“四阶演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持续性互动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场域是“中国”,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脱离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而展开实践。这是因为,“中国”不仅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实存,也是一种文化或文明意义上的存在。中华文明既不是停留在古代典籍中的固定话语,也不是封存在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它不是一种僵死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始终扎根中国土壤、具有现实影响力与生命力的文化形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深入互动。在这种深入互动中,中华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

一方面,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环境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性。中华文明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具体实际并不是单纯由经济和政治因素组成的关系结构,还包含镶嵌其中的文明和文化等重要因子。这是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因素本身构成思想和文化因素的根基,文明和文化始终与经济和政治发生密切的互动关系。“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664页)从广义维度看,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性展开,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部场域。

另一方面,可以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心理结构出发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诸多领导人对中华文明有着精深理解和深刻把握。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和话语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与创新的重要中介。例如,为推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资源库中如大同社会等若干重要概念进行“格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20页)中华文明不仅是帮助中国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中介,而且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

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历史互动,整体上呈现出一脉相承、前后贯通的理论逻辑,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代条件下也呈现出不同的理论图景。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二者的互动主要体现在从外在形式融合向自主性融合转变。换言之,由原先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概念、话语解释马克思主义这一外在形式的融合方式,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为代表的自主性融合方式,最终实现“文明先进的中国”之目标。通过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融合中确立新文明建构的目标,即“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4页)。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二者的互动主要体现在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借鉴外国文化,结合中国“文化实际”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主性探索。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与中华文明融合,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实践中赋予中华文明新的“出场”逻辑。三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二者的互动主要体现在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创造性学习与超越,即在遵循世界历史原则的基础上推进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一切先进成果的有机互动。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二者的互动主要体现在以“两个结合”为指导原则的顶层设计,一方面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真理的力量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在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实践中,实现现代化与新文明建构的相互关联,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的基本特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既是一种新的叙事模式,也是一种新的实践引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明叙事具有立体式结构,内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呈现出一种全新叙事逻辑的显著特质。中国共产党对文明叙事的全新建构,从根本上超越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形而上学抽象性以及“文明终结”的理论假想,为破解人类文明发展困境提供了全新方向。

(一)“魂脉”: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文明叙事中的主导性地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重因素的交互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习近平,2023年b,第5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元因子中,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性地位。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史中的文明叙事,是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开的叙事,马克思主义发挥着激活中华文明生命力的主导作用。强调文明叙事逻辑不是用中华文明取代、消解马克思主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互动,就是要用中华文明去改造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实质的误解。比如,国外一些学者严重误读了毛泽东思想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关系,错误地认为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是用中华文明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适应于中国的环境。(参见施拉姆,第75-76页)很明显,上述观点以实用主义方式过分强调中华文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

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求索伟大复兴的历史,清晰地表明“文明蒙尘”的悲惨历史境遇不可能单纯依靠传统文明实现扭转。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思想舞台上的“出场”,以及其作为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真理性武器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是由其时代属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工业化大生产的思想结晶,揭示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昭示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中国实践并不断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变迁的角度看,中国社会形态的变革在归根结底意义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只有站在社会形态变革的高度进行审视,才能牢固确立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社会以什么为指导思想,以及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这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仅仅局限在文化范围内是说不清楚的。”(陈先达,第5页)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逻辑中,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性地位,中华文明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激活”才能在现代生产和现代生活中创造出现代力量。

(二)“根脉”:从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中把握中华文明的价值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逻辑,既有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形塑,也有中华五千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传统的支撑。毛泽东在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时明确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这里所言的“中国特点”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也包含“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重要理论资源。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言必称希腊”的本本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中国的简单复现和地理位移,而是牢牢植根中华文明沃土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既非处于与马克思主义“对峙”的状态,也非如一些人所言的是“博物馆的历史收藏物”(列文森,第338页),而是始终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紧密互动。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中华文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从话语、概念等外在形式层面提供重要支撑。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话语和概念表达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式。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与其“血肉相连”的高度把握中华文明的重要价值,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汲取中华文明精髓,进而用中国化方式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资源库。例如,赋予“实事求是”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内涵,集中阐释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之“的”的思想原则,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结合”思想的价值意义。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中华文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的影响逐步实现从“形式支撑”向“内容供给”变革。特别是在新时代语境下,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逻辑中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华文明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超越了以往单纯形式层面的运用而上升到内容创新维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2023年a,第6页)这意味着中华文明从“内容供给”层面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新养料。

(三)文明的现代根基:扎根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文明复兴”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的逻辑结构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之间不是单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双向的互动关系。其中,既有上文所言的以中华文明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又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并赋予其现代力量。从借助中华文明的话语表达理解马克思主义,到扎根中华文明土壤汲取文化养分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明赋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过程。上述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激活中华文明,赋予中华文明现代形式和现代力量的过程。

人类现代文明的产生与工业化大生产密不可分,因为文明从根本上说源于实践。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与世界市场相伴而生的是世界历史,一切非西方民族和国家都被卷入现代市场中,“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5页)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按照资产阶级意愿创造出所谓现代世界的过程。依照文明生成的实践性根基,文明的形态必然会随着实践的深入推进而不断更新发展。但是,资产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后,使抽象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4页),在意识形态上将自身的利益“装扮”为全人类的利益,资本主义文明也因此成为被抽空了具体历史性内涵的、所谓永恒绝对的神性存在。随着资本增殖逻辑的扩张,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生产危机必然导致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而这种文明危机系统扩散至各个领域。诸如,理性启蒙力量走向自身反面,人的主体性不断失落;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异化,系统性生态危机不断出现;物质的富足与精神的贫乏形成鲜明对比,“只见物不见人”的误区不断扩大;国强必霸、零和博弈思维不断凸显,文明高低、文明隔阂等问题频现。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困境,本质上是西方现代化困境在文明维度的体现。

因此,想要解决人类文明步入“十字路口”的困境,不能单纯局限在文明领域进行“实验”,而必须依托新型现代化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因为其具有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显著特质,诸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两个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上述显著特质决定了新文明开启的可能性,即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新文明,彰显了克服现代西方文明两极分化、物的统治、人与自然相异化、殖民主义等弊病的文明发展新方向。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赋予其现代力量,不是单纯复归原典的“返本”,因为单纯对文化典籍的重新阐释并不能直接催生中华文明的“开新”,而是要超越传统自然经济生产模式,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物质生产方式出发。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只有从原先所植根的自然经济基础中脱离出来(尽管自然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但建立其上的文明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与现代化大生产相结合、与现代生活相贯通,才能不断激发出现代生命力。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较为成熟的制度支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克服资本逻辑弊病,进而构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立足全新的现代化实践,中华文明具备前所未有的展现现代力量、克服现代西方文明弊病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也是中华文明超越特殊性而上升到一般性的价值表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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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来源:《哲学研究》202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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