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经济学动态》2026年第7期

中国数字经济的崛起是一个兼具世界意义与独特内涵的关键经济现象，不仅代表着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生产力发展的质态跃迁，更深度嵌入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市场规模和发展阶段之中，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经典理论预期与实践路径的独特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与发展战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独特道路体现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轮驱动，从消费端到产业端、从应用到技术的演进逻辑，以及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与人民长远福祉的核心目标。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性体现在宏观产业布局与数字产业生态建构的协同、场景驱动创新与科技自立自强的协同以及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治理的协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独特性，体现在其战略定位、战略目标、战略支柱和战略路径上。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规模扩张阶段，迈入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的智能经济新阶段。本文通过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道路、模式与战略的系统性总结，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兼具理论创新性与实践可行性的中国方案。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进入21世纪，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迭代突破，催生了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形态，数字技术全面渗透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推动生产要素从劳动、土地、资本、技术向数据延伸，重构了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的持续突破与创新应用，进一步加速了数字经济的智能化转型，催生数智经济新形态，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价值被充分激活，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实现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成为重塑全球经济版图的关键力量。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数字经济大国。

理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必须厘清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与发展战略之间的逻辑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是层层递进、逻辑耦合的关系：发展道路体现方向，发展模式确立方式，发展战略规划路径，三者统一于具体的发展实践，共同服务于发展目标。其中，发展道路体现发展方向，解决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规定了发展的根本性质和总体方向。发展模式代表发展方式，解决怎么运行的机制问题，是道路在具体历史阶段的经济、社会运行形态，涵盖动力结构、产业布局及治理机制。发展战略体现发展规划，解决如何达成目标的行动问题，基于道路和模式制定阶段性任务。三者的关系是道路统领模式与战略，决定了发展模式的可选范围和战略制定的边界。模式支撑道路实现，发展模式通过特定的体制机制将抽象的道路理念转化为实际的经济社会运行效率。战略保障道路与模式落地，发展战略是将道路愿景和模式优势转化为具体成果的行动计划。

目前学界尚未有系统性总结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道路、模式和战略的研究文献，既有研究多基于零散的概念框架，从数字经济面临的现实挑战、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等视角总结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整体而言，现有研究对我们充分认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独特性有很大启发，同时通过与美国、欧盟数字经济发展的对比，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在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形成大规模生产方式的背景下，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系统总结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深刻阐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奇迹背后的制度逻辑、动力结构与战略选择，对于加快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主要研究发现

中国数字经济的独特发展道路，本质是一条以国家战略引领创新，以市场需求驱动技术变革，以普惠共享锚定发展方向，以安全可控保障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探索。它既是中国基于自身国情的选择，也回应了全球数字时代共同面临的挑战——如何让技术发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协调创新与安全、如何实现数字时代的包容性增长。这一道路的全球意义，在于为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传统西方叙事的可能性，丰富人类对数字化未来的想象与实践。总体来看，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是一条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应用牵引、民本导向的独特道路，打破了西方技术垄断与资本扩张的传统模式，探索出一条技术为民、统筹发展、自主可控、普惠共享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新道路。

数字经济的中国模式打破了唯技术论或唯市场论的单一路径，展现了战略前瞻性、人民主体性、发展普惠性、安全可控性的有机统一，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引擎，也为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提供了新范式，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数字经济的独特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一是数字基建可先行，通过国家力量优先建设基础设施，缩短数字化进程；二是创新可立足本土市场，以应用场景倒逼技术突破，实现跨越式发展；三是数字化可服务于社会公平，通过数字普惠缩小发展差距，避免两极分化；四是自主可控与开放合作可兼顾，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参与全球数字治理。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体系始终立足于中国制度优势与基本国情，这一战略既充分释放了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动能，又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独特性体现在：一是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长期规划与市场活力的结合，避免了西方数字经济的垄断无序与公共性缺失；二是规模优势与场景创新的叠加，超大规模市场为技术落地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推动应用创新与技术突破双向促进；三是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既鼓励创新活力，又通过法治化手段防范风险，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四是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的融合，在吸收国际经验的同时，立足中国国情，形成兼具开放性、自主性与普惠性的发展战略。

三、政策启示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与数字技术革命浪潮的深度交汇中展开，它从根本上塑造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与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迈向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发展标志着数字经济进入了以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为特征的高级阶段。中国要在这场智能革命中赢得战略主动，必须积极总结数字经济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独特性和经验，指导和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智能经济发展之路。其一，通过新型举国体制的系统性布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发展瓶颈，构建安全可控、开放兼容的自主智能技术生态。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智能技术底座，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智能芯片、大模型架构、具身智能等底层技术和关键技术上产生更多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其二，充分发挥中国海量数据资源与完备产业体系的耦合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行动向纵深发展，让智能技术全面渗透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等全链条，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重塑中国制造的价值链位势，形成质量、效率与韧性兼备的智能经济产业体系。其三，加快构建适应智能经济新形态特征的治理框架与规则体系，在数据确权、智能伦理等领域输出更多中国方案。在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制定的进程中，坚持技术向善的共同价值，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普惠的智能经济新秩序，构建起中国不可替代的软实力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