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保平，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豆渊博，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以中国数字经济学的标识性、原创性概念建构为逻辑起点，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其中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是表达载体。数字经济学学科体系构建要建立在扎实的经济学基础之上，融合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并整合管理学的相关内容。数字经济学学术体系要研究数字经济的基本要素、实践场景、数字经济向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拓展，以及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的规范与治理。数字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要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学的价值立场、学术话语和叙事体系。当前世界范围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要立足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进行学理性的提炼、规律性的总结和系统性的理论构建，以“三大体系”协同创新，全面推进中国数字经济学的自主知识创新。

关键词：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5•17”讲话）已经10年了，“5•17”讲话提出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原则遵循，“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15这实际上指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两种思路：一是挖掘历史，二是面向未来。对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来说，既要挖掘历史，总结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把其上升为学理化的系统学说，也要面向未来，回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新问题，也就是面向未来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其核心在于融合数字技术变革与中国实践特色，形成兼具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性的理论体系。

学术界围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围绕具体学科探讨如何构建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在经济学领域，对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维度：一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基础。周文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与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2]。顾海良认为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特色和学理遵循[3]。二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方法。何自力、张倓认为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全面系统总结和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规律[4]。逄锦聚认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5]。熊金武认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构建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和路径方法[6]。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基于经济学具体学科探讨如何构建中国发展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7]、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8]、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9]等。综合来看，现有研究尚未有文献系统回应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因此，本文聚焦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关键问题，从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概念入手，探讨如何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的协同创新，加快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以期深化对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为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二、标识性和原创性概念是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

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就是以中国数字经济实践中所发现的规律为基础，提炼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概念和范畴，并对这些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概念和范畴及其相互关系进行逻辑分析和梳理，形成系统化的数字经济知识的组织结构。概念是事物所具备的特有属性的抽象集合[10]，是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与核心标识，任何一种知识体系总是表现为一种逻辑化的概念系统[11]。概念体系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是形成原创性理论的前提。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主要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而三大体系的构建应该围绕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概念的建构，形成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

（一）数字新质生产力是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

新质生产力包括由新技术带来的技术生产力、新产业带来的产业生产力、新能源带来的绿色生产力，以及由前三者结合形成的数字新质生产力。数字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面，是指由数字技术创新和数据要素双轮驱动，赋能生产力变革而形成的具有新技术、新要素、新方式的新质生产力。数字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核心，借助数字技术将不同生产要素融合在一起，推动生产力实现跃升。构建本土自主知识体系以建构标识性概念作为出发点[12]，数字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标识性概念。

数字新质生产力概念的理论价值，在于它以中国数字经济实践为基础，实现从“工业时代生产力”到“数智时代生产力”的理论跃迁，这是数字新质生产力作为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的核心。一方面，数字新质生产力彻底改变了传统生产力的构成形态。劳动者从传统的体力、脑力劳动者，升级为具备数字素养、数字技能的复合型劳动者。劳动资料从传统的机器、厂房、设备等，拓展为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算力基础设施等，数据、算力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突破了传统资源的局限，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进一步重构了生产力的价值创造逻辑。另一方面，数字新质生产力蕴含着中国特色的制度逻辑与价值导向。数字经济时代，与数字化有关的变化，改变了一些市场的运作方式，并为新市场的出现提供了机会[13]8，数字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深度融合形成数字化市场经济[14]，这种经济形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数字技术的变革力量深度耦合，为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实践土壤。数字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其核心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生产力理论的解释边界，既是对数字经济发展普遍规律的把握，更是扎根于中国制度语境、立足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践的方法论创新，通过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新型举国体制的系统优势，转化为知识生产的结构性优势，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数字化发展认识论。

（二）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原创性概念体系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与数字文明形态加速形成的宏观背景下，我国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富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架构，不仅创造了中国数字经济奇迹，更在实践中孕育着一场深刻的经济学知识范式革命。在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进程中，产生出一系列基于中国实践的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形成了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原创性概念体系。

一是要素层面：数据要素。数字经济时代，生产方式以开发利用数据为主，因此数据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资源[15]15。数据要素概念的原创性在于突破了传统生产要素的理论边界，将非物质形态的数据资源确立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将数据要素明确为与劳动、土地、资本、技术并列的第五大生产要素，是我国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实践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二是技术层面：数字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数字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是指通过数字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的协同作用，加快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数字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核心动力，产业创新为数字科技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数字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概念不仅精准刻画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也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全新的“中国方案”，是中国对全球数字经济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三是宏观层面：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转变为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坚持把实体经济作为发展经济的着力点。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概念是植根于中国发展实践、符合我国基本国情、体现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概念，打破了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替代论”“对立论”的认知误区，确立了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共生、相互促进的发展理念。

四是中观层面：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是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实践中形成的中观层面最具原创性的理论提炼，精准概括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涵和外延，不仅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统计分类，更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指引，明确了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供给端与需求端同步发力的发展逻辑。

五是微观层面：企业平台化。平台是数字经济的一般微观主体，平台经济的核心是平台组织本身[16]，平台是不同于传统企业与市场的一种新型组织形态。企业平台化的原创性在于重新定义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形态与市场结构，塑造了一种介于传统企业与市场之间，兼具传统企业组织和市场功能的第三种形态。中国平台经济的独特性体现在“企业平台化—平台企业化”的演进逻辑，企业平台化是中国平台经济形成的路径，本质上是传统企业通过构建或利用数字平台实现数字化重构，进一步整合内外部资源、优化运营流程、实现价值共创的转型过程。平台化企业是中国平台经济的最终组织形态，是以数字平台为核心商业模式，通过连接多方参与者创造价值的企业形态。这一概念揭示了数字经济的微观运行规律，为数字经济时代组织理论与市场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于中国独特实践的自主话语。

六是支撑层面：数字基础设施体系。传统基础设施（例如铁路、公路等）解决的是物理世界的连接效率，数字基础设施体系（例如数据中心、算力基础设施、算法平台等）则构建起“数据+算力+算法”的赋能体系，解决的是数据、算力的泛在化供给。“数据+算力+算法”不仅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底座，也是数字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逻辑，体现对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数字基础设施体系为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整个国家数字生态建设提供了基础性支撑。这一概念是中国在独特发展实践中凝练出的具有理论原创性的核心概念，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理论支撑。

七是治理层面：数字经济制度。治理层面的原创性概念，体现在中国独特的“数字化治理”理念，根植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治理效能的开创性实践。中国始终坚持以制度建设引领数字经济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要坚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的原则[17]437，旨在形成引导技术向善的系统性治理框架，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创新，引导和规范数字经济发展。

八是未来层面：智能经济新形态。智能经济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通过“数据+算力+算法”的技术体系支撑，推动数字经济迈向智能化高级阶段的新经济形态，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应用而衍生出的根植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伟大实践、兼具历史视野与未来导向的原创性概念。智能经济的发展通过智能技术的创新应用，构建起一个更具包容性、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原创性概念精准刻画了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未来图景，充分彰显了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解释力、创造力与引领力。

三、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学科体系构建

中国经济学是基于中国国情和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8]，其建设的核心任务在于明确学科设置主线，多路径推动学科体系的重构与学科开放融合[19]。学科体系的构成是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分化和整合的结果[20]，数字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要树立“大学科”意识，提高关于数字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全局意识，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学科体系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架构，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依托[21]。

数字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一门融合经济学、数据科学和信息技术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数字技术如何重构经济体系、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是否以及如何改变经济活动[22]。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学科体系，是一项立足中国实践、面向全球变革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在理论根基、方法创新与价值导向层面进行深度融合与自主创新，形成一个逻辑自洽、有机统一的整体。

（一）数字经济学学科体系要建立在扎实的经济学基础之上

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是理解一切经济现象的基石，在经济学中，惊天动地的理论随着马克思的到来而问世[23]20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分析经济现象、把握经济规律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是指导中国数字经济实践的理论基础。然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时代的零边际成本、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以及数字经济不同于传统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底层逻辑等新特征，对传统的经济理论提出了深刻挑战，亟需推进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理论创新，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一方面，要推动传统经济学分支与数字经济的有机结合，深化对数字经济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既保留传统经济学的核心逻辑框架，又要注入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内涵，夯实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学科根基。传统经济学的逻辑范式并未因数字经济的发展而失效，但数字经济所催生的新特征、新模式、新业态，正改变传统经济范式的应用场景。另一方面，要坚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内核，在分析数字经济新现象时要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根本逻辑。数字经济的发展并未改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基本规律，只是数字时代的生产力载体与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体系，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在遵循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实现自主创新，对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形成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契合中国数字经济实践的自主理论体系。从中国数字经济实践中提炼出新概念、新假设、新命题，基于中国数字经济事实打开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机会窗口，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中国化、时代化，以不断发展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践。

（二）数字经济学学科体系要融合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其价值释放依赖于先进的计算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这就意味着数字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必须打破传统经济学的学科壁垒，将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作为数字经济学的方法论素养融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一方面，要推动跨学科深度融合的范式突破，打破传统经济学单一学科的研究边界，构建“经济学+数据科学”“经济学+技术科学”等交叉学科生态，为数字经济学学科体系赋予更立体的分析维度和更扎实的现实解释力。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要围绕数字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命题，坚持问题导向，推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传统经济学研究侧重于理论和模型分析，数字经济的发展则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持和实证分析，侧重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刘诗白先生指出：“构建和形成中国经济学，除了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好科学抽象法以外，还必须引入和正确地使用数量分析法。”[24]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大量值得深入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数据确权、数据保护、技术创新、数字治理等前沿研究领域，这些研究领域不仅涉及经济学的分析，还涉及技术科学、数据科学等学科的研究，已经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学科界限。这也决定了数字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必将涉及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融合，通过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融合，推动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数字经济学学科体系需要整合管理学的相关内容

数字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仅取决于微观层面的企业效率，更依赖于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配的宏观治理框架。中国数字经济的独特实践为数字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要系统总结中国在平台经济治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将中国独特的数字经济实践理论化、体系化，推动形成一套融合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内容的“数字治理学”，这是数字经济学学科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直接体现。一方面，要推动数字经济实践与管理学理论的创造性融合。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企业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的范式转移、算法决策的自主性等新特征，推动组织形态和价值创造逻辑实现颠覆性变革。要通过数字经济实践与管理学理论的融合，加快形成能够深刻阐释数字经济新特征，并能指导中国数字经济实践的数字治理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要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实践导向。数字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必须聚焦数字治理、数字政策等核心议题，在数据产权制度、算法治理、数字税收、数字贸易等前沿领域，探索既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又体现中国制度优势的制度设计。中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攻关，也要应对平台垄断、数字鸿沟、数据要素跨境流动等治理挑战，更要进一步实现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战略目标，这些需求都需要有成熟的知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四、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学术体系构建

学术体系是由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构成，是揭示本学科对象本质和规律成体系的理论和知识，是自主知识体系“三大体系”的核心，涵盖思想、观念、理论等研究成果的系统化表达。数字经济的新特征深刻改变了主体行为，产生新的经济活动和规律[25]，构建数字经济学学术体系，就是要结合当前数字经济在我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宏观背景，提出适应新形势、新特点、新问题、新要求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使经济理论更契合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以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指导数字经济发展实践，不断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奇迹。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学术体系的构建要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指导，以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为基础，着重研究数字经济的基本要素、数字经济的实践场景、数字经济向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拓展，以及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的规范和治理。

（一）数字经济的基本要素

数字经济是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和数字技术成为经济增长动力以后而形成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学学术体系首先要研究数字经济的基本要素，明确数字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数字技术创新、互联网平台、物联网与工业互联网、数字基础设施等。一方面，从学术体系的构建逻辑来看，基本要素是理论推演的逻辑起点，成熟的经济学学术体系都建立在对核心生产要素的理论阐释基础之上。数字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全新分支，构建数字经济学学术体系要以数字经济基本要素为研究起点，只有明确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理论属性、数字技术的创新驱动机制等基础问题，才能推演出数字经济的要素配置理论、价值形成理论等核心范畴。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与算力、算法构成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数字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与互联网平台、数字基础设施等形成数字经济独特的生态系统。要从理论上精准界定数字经济基本要素的内涵、属性、运动规律，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以数字经济基本要素为基础，形成数字经济独立的学术体系。另一方面，对数字经济的基本要素的研究，是构建数字经济独特分析范式的基础条件。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要建立在以要素稀缺性、边际收益递减等基本假设前提之上，数字经济发展所形成的新的经济现象、新的经济运行规律，要求数字经济学学术体系的构建，必须从数字经济基本要素的新特征、新现象、新规律出发，推动经济学分析工具和模型的革新。

（二）数字经济的实践场景

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经济运行与发展方式的变化，形成许多新的应用场景，数字经济学学术体系也要研究数字经济的实践场景。主要研究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金融领域的数字化、贸易领域的数字化、数字经济的企业组织创新、政府治理和社会管理的数字化等。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学术体系的构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秉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将数字经济理论与数字经济实践相结合，充分体现学术体系的自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一方面，构建数字经济学学术体系要坚持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聚焦中国自身发展问题。科学研究始于问题，问题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演进路径植根于独特的制度禀赋、超大规模的市场结构，以及快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等，这也决定了中国数字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与西方经典理论所预设的发展情景存在系统性差异，必须从中国独特的数字经济实践中凝练“真问题”，以研究“真问题”创造“原创性数字经济思想”，从而不断创造出数字经济领域的原创性学术成果。另一方面，要以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构建能够指导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自主学术体系。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科学的学术体系，通过对既有实践的系统化总结与规律性探索，可以为未来发展提供规范性的分析框架。中国数字经济实践的核心特征在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深入研究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如何重塑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同时，也关注数字时代的分配与公平，系统分析如何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进一步弥合数字鸿沟。

（三）数字经济拓展为智能经济

新科技革命的纵深推进，加速了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迈向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数字经济由信息化、数字化向智能化的深刻变革，是经济系统运行逻辑、价值创造方式和产业组织形态的整体重构。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学术体系，必须系统研究数字经济向智能经济新形态跃迁的内在规律与理论范式，深化对智能经济的概念框架、动力机制与制度适配的学理研究。一方面，智能经济的独特性要求原创性理论的建构，要充分认识智能经济是数字经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中国数字经济实践已经进入智能化的深水区，涌现出一系列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规律，其本质是智能技术与经济活动的深度融合引发的生产方式、价值创造逻辑与治理范式的深刻变革。这就要求数字经济学学术研究要系统回应从“数字化”向“智能化”的深刻跃迁，构建面向智能经济的原创性理论成果，通过深化对智能经济的学理化研究，突破传统经济学理论的路径依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适配中国实践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从“技术-经济范式”转型的视角来看，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发展源于数字技术体系的内生性演进，数据、算力和算法的结合推动人工智能从辅助工具向通用性技术转变，智能经济的核心特征表现为要素结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的系统性变革，要求中国数字经济学必须加强对智能经济运行规律和内在逻辑的理论回应。数字经济向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拓展，要求中国数字经济学学术体系的构建，要立足中国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等领域的实践，将智能经济的演化规律与中国制度优势和发展阶段相结合，进行有针对性的学理化提炼与理论创新。

（四）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的规范和治理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的发展阶段，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数据垄断、数据安全、算法歧视、伦理失范等新型社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人工智能纳入数字经济治理的整体框架，统筹加强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协同治理与规范引导。必须在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与人工智能技术特性的基础上，深化对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的规范与治理研究，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规范和引导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指引数字科技持续向善。一方面，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中的渗透融合，以及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在催生新模式、新业态的同时，也推动了市场结构、竞争范式与价值创造方式的系统性重构。中国数字经济学学术体系的构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与数字经济实践的独特逻辑，这就要求学术研究既要深入探索适应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又符合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治理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逻辑。另一方面，要紧密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实践场景，将实践中面临的真问题转化为学理研究的核心命题，既要聚焦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关键问题，也要创新评价体系。建立兼顾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伦理合规、数据安全、生态可持续等多维度评价体系，使得数字经济学术研究不仅能够解释我国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治理实践中“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的独特逻辑，更能通过理论创新引领数字化与智能化治理范式的整体跃迁。

五、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话语体系构建

话语体系是以语言为载体，由系统性认识形成的思想体系与表达体系复合而成的体系，马克思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6]151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就是要对中国发展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进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27]。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话语体系，必须深深根植于我国数字经济演进的典型事实与独特实践，其建构路径要从总结“中国之路”“中国之治”的实践经验，最终升华到“中国之理”的理论体系构建。这就意味着要立足中国数字经济实践的本土化场景，从实践场景中凝练出契合中国特殊国情与发展要求的数字经济理论逻辑，用“中国方法”探讨“中国问题”，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添砖加瓦。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以构建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为前提[28]。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话语体系的构建，要以成熟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构建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研究数字经济学的价值立场、学术话语和叙事体系，通过构建兼具学理性与实践解释力的话语体系，使“中国经验”成为重塑全球数字文明演进路径的普遍性智慧。

（一）数字经济学的价值立场

构建数字经济学自主的话语体系，要求立足中国实践、提炼中国经验、形成中国理论，最终掌握中国话语权，推动“中国话语”与“中国实践”一样，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任何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都应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要求数字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不仅要关注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价值，更要关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多元价值需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29]19中国数字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要致力于构建一种能够引导技术向善的治理逻辑与制度理论，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贯穿数字经济发展全过程，确保数字经济的发展服务于增进人民福祉的最终目标。另一方面，厚植话语体系的文化基因。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基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30]。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从古代中国经济实践和中华传统文化中形成、发展而来[31]，这些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中国数字经济学强调“增进民生福祉”而非单纯地只关注“财富”的增长、注重分配公平而非仅关注效率、追求可持续发展而不是短期增长等核心价值，提供了一套源自中华文明的伦理话语和哲学论证。在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话语体系过程中，强化话语体系的文化基因，其本质是“两个结合”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具体实践。

（二）数字经济学学术话语的创新

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话语体系，要坚持以中国实践、中国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学术话语的创新发展，系统构建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彰显中国价值，让世界读懂中国。一方面，要对数字经济学的新概念、新特征、新现象进行学理化阐释，推动数字经济理论创新，使学术话语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29]18建构中国数字经济学话语体系，必须坚持相关学术话语的创新表达，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摆脱对西方经济理论的依附，形成主动构建数字经济学话语体系的自觉意识。这种通过对中国数字经济实践的概括、总结、凝练所形成的经济理论，实现了从实践经验向学术话语的转化，将中国数字经济的独特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共识，使中国数字经济学话语体系既扎根中国大地，又蕴含着数字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另一方面，要推动学术话语的大众化，将学术理论转化为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体系。学术话语的创新，既包含了面向学术共同体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的建构，也涵盖着面向社会大众的通俗化、生活化的话语表达。推动学术话语的大众化，本质上是将抽象的理论范畴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生活实践，将复杂的理论逻辑转化为人民群众可理解的实践逻辑。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核心话语，包括“实数融合”“平台治理”“数字普惠”等，其核心内涵是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践中“发展与规范并重”“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等思想的理论提炼，与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诉求高度契合，通过大众化的话语表达，实现理论源于实践又回归实践的辩证统一。

（三）数字经济学的叙事体系

叙事体系和话语体系是紧密相连的，叙事体系为话语体系提供了传播空间，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国家思想传播与理论影响力的双重维度。要立足中国实践，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与当代中国独特实践中的理论精髓，把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实践的成功转化为话语的成功和叙事的成功，形成中国自主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一方面，要提升中国数字经济学的国际话语权，增强数字经济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在规模、速度、应用广度等方面的成绩举世瞩目，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如何将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伟大实践转化为话语表达，向世界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是世界的中国，要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善于运用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概念、范畴和表述，找到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契合点，将“中国故事”转化为“世界语言”，将“中国理论”转化为“人类共识”，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数字经济学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构建既要坚守中国立场、提炼中国理论、表达中国思想，又要具备世界眼光、融通中外文化、对接人类文明，最终通过构建自主、开放、具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更好地理解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发展奇迹。另一方面，要创新话语表达方式，提升对外传播水平。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其发展逻辑和治理模式在不同国家呈现出显著的路径差异。中国数字经济学话语表达方式的创新，要针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共性问题，以中国实践为基础提出中国解决方案，依托数字技术本身的传播优势，把握国家传播领域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用好用活数字时代多模态媒介，通过数字化平台、数字化媒介等多元渠道，全面提升我国对外传播效能和软实力。

六、以“三大体系”协同创新加快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统一，学科体系是知识生产的基础底座，为学术体系提供了明确的研究领域，为话语体系划定了核心概念范畴。学术体系是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理论创新的核心，通过立足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独特实践，提炼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命题，推动学科边界的动态拓展，为话语体系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话语体系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表达载体，通过立足中国实践，凝练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可传播的概念、范畴和叙事逻辑，推动学科体系不断完善。

图1  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三大体系”相互关系构思

（一）以学科体系的调整优化推动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自主性构建

学科体系是三大体系的基础，学科体系的调整优化要立足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独特性与复杂性，通过学科层面的自主性定位，为学术体系的理论创新与话语体系的价值传播奠定基础。数字经济学研究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新研究方法，打破传统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学科壁垒，设立跨学科、跨领域的数字经济研究中心。通过系统性设置数字经济学专业、课程、学位点，设立数字经济学一级学科，推进学科专业体系的优化调整，推动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学科的协同创新，建立与中国数字经济实践相匹配的自主学科范式。一方面，学科体系的优化调整，推动了数字经济学学术体系从依附西方理论向构建原创性理论的转型，通过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融合创新，为原创性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另一方面，学科体系的调整优化为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知识框架，形成了中国数字经济学基于自主知识的话语表达。学科体系界定数字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范畴，推动学术界从实践中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构成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范畴，实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

（二）以学术体系的理论创新推动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内涵式发展

学术体系作为中国数字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内核，其理论创新是立足中国实践、回应全球数字变革挑战的系统性原创，核心在于突破西方理论框架的束缚，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自主的数字经济理论范式。要聚焦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围绕“数据要素权属与配置规律”“数字技术赋能经济增长的机制”“平台经济的治理逻辑”“实数融合的理论机制”等核心议题，提炼出区别于传统经济学的原创性理论。一方面，学术体系的理论创新推动学科边界的动态拓展。原创性的理论突破会催生新的研究领域，进而推动数字经济学学科边界的自主拓展，学术体系对数字经济学核心概念的理论界定，避免了学科边界的泛化与模糊，确保学科发展的专业性与自主性。另一方面，学术体系的理论创新为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话语体系的内涵式发展旨在提升话语质量，既要具备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又要拥有跨地域、跨文化、跨语境的说服力。学术体系的原创性理论为话语表达提供了核心的学理依据，使中国数字经济学话语能够精准刻画中国数字经济实践的本质特征。

（三）以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推动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创新性发展

话语体系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表达载体，通过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推动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创新性发展，摆脱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现实困境。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不仅要提升话语体系的自主性，更要提升话语体系的国际适配性，以中国数字经济伟大实践中凝练的原创性概念为核心，将数字经济的具体实践升华为学理表达，使中国话语体系既彰显中国特色，又具备国际话语的共性基础。一方面，话语体系的国际化传播为学科体系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推动构建开放型学科生态。在话语体系国际化传播过程中引发的全球关切与争议性问题，会成为学科体系新的研究方向，推动学科体系建设不仅能够指导本土实践，更能回应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共性问题。另一方面，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可以深化数字经济理论创新，推动数字经济学学术体系的创新性发展，提升中国数字经济理论的全球解释力和理论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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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学家》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