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毛泽东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论述，可以从认识论角度解读为对“如何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这一问题的回答。毛泽东坚持唯物主义立场，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是可知的，主张尊重群众实践经验，把从实践中摸索出的好办法作为知识的重要来源；倡导开展调查研究，注重发挥党组织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能动作用。他娴熟运用辩证法，在承认认识过程存在矛盾的前提下，妥善处理认识与实践、粗浅与深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积极促进“从不懂到懂”“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的转变。他强调认识过程中社会因素的作用，并在实践中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毛泽东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相关论述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发展，书写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篇章。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社会主义现代化；认识论
夏少光，（北京 100871）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书写新篇章、开辟新境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指导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思想启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充分体现在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和运用中。除了那些广为人知的、撰写于革命战争年代的著作，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为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撰写的许多著作，同样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光辉，并且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一篇值得深入发掘的文献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以下简称《高潮》）。《高潮》是一部反映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情况的报告和通讯汇编，于1955年底编辑完成，1956年初出版。毛泽东在精心挑选、细致修改的基础上，在大部分篇目的篇头撰写了有针对性的按语。《高潮》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创办合作社、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生动记录，收入其中的毛泽东相关论述，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守正创新。这不仅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上生长的新枝。在《高潮》出版70周年之际，从认识论角度重读《高潮》，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也有助于从哲学高度审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创新规律，立足新时代与时俱进地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一、《高潮》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认识论新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展现说服力、阐释力、引领力，就必须直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真问题，努力回答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问题。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实践呼唤哲学。在一个历史起点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许多困难。这既有物质条件的制约，也有思想文化资源的不足的问题。思想文化资源的不足，不仅表现为科学技术水平不够、文化不发达，也表现为在理论武装层面还不能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许多人虽然号称能够掌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其工作态度和方法就显露出非马克思主义的底色并露怯出丑[1]。第二，实践检验哲学。社会各界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许多分歧和争论，这些分歧和争论背后都有其哲学渊源，值得从哲学层面进一步反思。反思的正确与否，最终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来检验。第三，在实践中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新的事业，必然会出现许多新现象、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回答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毛泽东之所以编辑出版《高潮》，源于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农业合作化作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步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版图中具有基础性地位。自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创建合作社以发展生产。合作社已经初步显示了在发展生产、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优越性。合作化运动既培养出一大批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农民，也积累了许多发展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的先进经验。与此同时，合作化运动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有些地方一度出现党的领导落后于群众积极性的局面，与合作化运动即将到来的高潮不相匹配。合作化是从未有过的事业，有些领导干部因以往没有经验而信心不足，不敢开动脑筋积极主动地办好合作社；当中央号召推进合作化时，他们不去充分动员群众，而是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式地建立合作社，合作社建起来之后又不能进行细致有效的经营管理；一旦因为方法不对而遇到困难，又粗暴地解散了之，大规模砍掉合作社，而不是想方设法整顿、改进和提高。基于此，有些人便认为在中国办不好合作社，认为办合作社有天大的困难。
这些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疑虑和动摇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确实代表了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人的看法。透过争论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认识论问题。第一，从认识能力的角度看，中国人民有没有能力探索并掌握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办好农业合作社、推动农业农村的现代化？第二，从认识来源的角度看，该如何办好合作社？没有现成的知识怎么办？经验不足的问题怎么解决？第三，从认识主体的角度看，作为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该如何领导人民群众认识农业合作化的规律？如何在群众自发产生的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提炼、升华、推广，充分发挥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第四，从认识过程的角度看，如何认识探索农业合作化规律进程出现的许多矛盾，特别是其不平衡发展的特点？比如，虽然经验少、现成的知识不足，但是人多、热情高，如何正确地处理矛盾，扬长避短？第五，从认识与实践相互作用的角度看，已经取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认识，如何更好更快地应用于实践，而且又好又快地从实践中获得反馈进而对其加以修正，从而实现认识与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
如果党的领导落后于群众中已经涌现的积极性，不积极回应群众，甚至对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泼冷水，事实上就走向了群众的对立面，很可能使党丧失先锋队的资格。这将严重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弱化党对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迟迟建立不起来，农村生产关系长久地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个体小农生产，从而拖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后腿。如果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不起来，制度优势体现不出来，就只能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马首是瞻，跟在西方后面爬行。因此，如何看待农业合作化及其在实践中暴露出的认识论问题，已经成为一件关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成败的大事。真正的共产党人对此决不能回避退让，必须直面并解决问题。
《高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为了充分总结、介绍、推广社会主义合作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先进经验，毛泽东开始有意识地要求各省撰写报告，介绍本地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实践成绩与办法，并从各地党刊和报纸上搜集了许多报告和通讯。对收集上来的报告和通讯，毛泽东在认真阅读的基础上，精心挑选出176篇汇编成书。书名从最初的《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修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为了批判错误思想，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毛泽东以“本书编者”的名义为其中的104篇撰写了按语，并先后2次为该书撰写序言。《高潮》最终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于1956年初编印出版。毛泽东为《高潮》精心撰写的按语，是对各地具体案例的进一步点评、分析、概括，是带有一般规律性的总结提炼，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
二、《高潮》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立场
毛泽东在为《高潮》撰写按语时，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立场。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理应坚持的思想底色，但在实际工作中想要理论联系实际地坚持好，却并不容易。毛泽东为《高潮》撰写的按语所体现出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立场，既是坚定的，又是具体生动的，做到了“深入”与“浅出”的统一。
在《高潮》中，针对“能不能认识办合作社的规律”这一根本性问题，毛泽东明确了唯物主义的可知论立场。他在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所写的按语中，结合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领导的“穷棒子社”案例指出：“穷棒子社”通过艰苦努力、开动脑筋发展生产的事迹，是带有普遍性的，“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毛泽东由此进一步提出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他认为，只要劳动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2]。换言之，毛泽东坚信：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一定可以掌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落实到当时的具体任务，就是要学习和掌握办好合作社的知识。据此，他批判了“自己不懂，怕人问，就‘绕开社走’的人”，告诫全党“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3]
在《高潮》中，针对“办合作社的知识从哪里来”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把群众的社会实践作为知识的来源。他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4]翻身作主的亿万劳动人民，有着强烈的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积极性，在实践中摸索出许多通过走合作化道路发展生产、走向共同富裕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是基于社会生产实践的客观需要实实在在产生的，不是虚妄的，也不是从头脑中想象出来的。“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5]例如，要解决文盲率高这一严重问题，必须面向群众的生产实践。扫除文盲“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6]。群众为了提高文化水平，摆脱文盲身份，会自己开动脑筋，在既有的条件下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毛泽东在为《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一文所写的按语中，结合辽宁省彰武县第三区的经验指出：“‘没有会计’，是反对合作化迅速发展的人们的借口之一。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7]彰武县的经验实际上就是群众在实践中摸索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知识与人才不足、有经验的会计不够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没必要唉声叹气、无所作为。有一定知识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经过培养后是可以承担会计工作的。也许这相对于成熟的、专业的会计，在起步阶段会有差距，但是毕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起点，而且可以在后续阶段加强改进。这样的办法只有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才能探索到。
在《高潮》中，针对“谁是认识活动主体”的问题，毛泽东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认为从本质上看广大劳动人民才是探索农业合作化规律的认识主体，因此要充分尊重并发挥群众的历史主体性。他告诫全党：“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他在《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喂养和使用耕牛的经验》一文按语中称赞：“作者以很大的热情研究了这个问题，所述农民的意见也确是农民自己的语言，似乎作者是到了这个乡同群众一道研究过这个问题的。我们希望全国二百几十个地委的书记，每人都下乡去研究一个至几个合作社，每人写出一两篇文章来。”[8]领导干部不能凭一厢情愿的热情来包办，而必须把启发群众觉悟、耐心动员群众作为看家本领。“工作组是必须派的，但是必须讲清楚，他们去是为了帮助那里的党组织，而不是代替它们，使它们自己不动手脑，专门依赖工作组。”[9]坚持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立场，就是要把人民群众作为认识农业合作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主体，对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探索到的宝贵经验高度重视、认真搜集、大力推广。从根本上说，只有群众普遍自觉地掌握了创办合作社的知识，合作社蓬勃火热地办起来了，这项认识活动的目的才算达到了。
在《高潮》中，针对“党的领导在认识活动中可以起到什么作用”的问题，毛泽东明确了从感性上升为理性、从局部上升为整体这一根本任务。党的领导与群众之间的一致性，是建立在相信群众智慧、尊重群众创造的基础之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和知识分子要汲取群众智慧，将群众从实践中探索出的正确认识进一步整理、总结、推广。毛泽东列举山西阳高县的例子，强调“我们要求每个县委书记都学阳高县委书记那样，用心寻找当地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加以总结，使之推广”[10]。他向全党建议：“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11]部分领导干部闭门造车、拍脑袋决策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做法，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应当坚决反对。
在《高潮》中，针对“加强党的领导能对认识活动产生什么作用”的问题，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对实践具有能动反作用的观点，强调党组织应当积极领导、主动探索和总结合作化运动规律，发挥理性认识对合作化实践的反作用。毛泽东指出：“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各级地方党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场，将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到自己手里来，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领导这个运动。”“我们希望全国二千几百个县的县级领导机关，密切地注意全县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情况，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及时地召开全县的合作社主任的会议，或者全县的重点合作社主任的会议，作出决定，迅速推行……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12]作为认识能动作用的一种具体形式，科学的、有预见性的发展规划，有利于合作化事业顺利推进。毛泽东高度重视规划工作，提倡全国各地都要指定规划，对各方面工作作出全面规划。“这种计划的用处，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全国各县，都应当在一九五六年，由县委领导，做出一个全面规划，包括合作化，农、林、牧、副、渔业，工业或者手工业，水利，肥料，农具，改良耕作技术，改良种子，商业，金融，文化，教育，卫生等等各项内容。”[13]做好规划的实质就是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中国各地涌现出的好办法，用自觉自主的计划来发展生产。这相对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在《高潮》中，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还体现在思想政治工作上。毛泽东大力倡导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14]。毛泽东结合山西省解虞县三类寺合作社的经验，在为《严重的教训》一文所写按语中，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原则，指出“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15]。三类寺合作社“仅在那里的党组织批判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向社员群众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恢复了政治工作，方才克服了那里的危机，走上了继续发展的道路”[16]。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要求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来促进经济工作。“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17]当然，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注意方式方法，要结合实际生动细致地去做。
在《高潮》中，针对“什么是检验认识对错的标准”的问题，毛泽东将社会实践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对生产关系的变革，这些变革的思路举措正确与否，要以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作为检验标准。毛泽东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明确将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合作社发展质量的标准，指出“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18]。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展现新的生产关系的优越性，才能有效动员群众。“当着人们看见了大型社和高级社比较小型社和初级社更为有利的时候，当着人们看见长期规划将给他们带来比较现在高得多的物质和文化的生活水平的时候，他们就会同意并社和升级的。”[19]经过实践检验，合作化相对于个体农民生产的先进性不断显现，会促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发生变化。毛泽东非常注重援引生产发展的具体数字来作说明，例如指出河北省遵化县“在三年内，由于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合作化，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20]，等等。
三、《高潮》娴熟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辩证法
毛泽东在为《高潮》撰写按语时，坚持并娴熟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认识论领域主张：第一，在理论上，承认认识活动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运动过程，这种矛盾运动是认识活动的本性；第二，在实践上，提倡深入地分析认识过程中的具体矛盾，有针对性地解决矛盾，促进认识活动更好地开展。在这两方面，毛泽东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思路都是符合辩证法的。
在《高潮》中，毛泽东坦然承认，探索农业合作化运动规律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矛盾。从根本上说，认识如何办好合作社的过程，是一个“‘从不懂到懂’，‘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21]的矛盾运动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事事顺心遂意，起初肯定会有许多困难。但我们不能只纠结于眼下的“不懂”“只有少数人会”“只有区干部办社”等不利因素，还要看到其根本的发展趋势是“懂”，是“多数人会”，是“群众办社”，因此完全可以树立对社会主义合作化事业的信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能回避问题、夸大困难，遇到困难绕着走，而是要敢于积极主动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毛泽东批评某些地方一味地“说办合作社有怎样怎样的困难，据说简直困难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22]，这种态度“只有一条理由，就是怕麻烦，或者爽直一点，叫做右倾机会主义”[23]。所谓的麻烦，无非就是矛盾中暂时对工作不利的方面。一旦有了畏难情绪，“只要有了这样一条理由，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24]。
基于对认识活动矛盾本性的认识，毛泽东要求各级党组织把认真研究、化解矛盾作为重要工作。要采取积极的姿态，直面矛盾，不畏艰难，想方设法解决问题。“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首先要靠各级党委的书记——省委和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地委和自治州委的书记，县委和自治县委的书记，区委书记和支部书记，他们应当把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起来。”“怕麻烦，怕困难，面临着这样伟大的任务自己不动手，仅仅委托给农村工作部，或者工作组，这种态度，不但任务不可能完成，而且会要闹出很多的乱子来的。”[25]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等口号，并且赞成遵化县的同志们所提出来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口号。在毛泽东看来，领导合作化运动的实质，正在于直面矛盾、研究矛盾、化解矛盾。只要用正确的态度处理矛盾，任何混乱的合作社，都是可以整顿好的。“有些合作社，在一个时期内，确是混乱的，唯一的原因是得不到党的领导，党没有向群众讲明自己的政策和办法。”“所谓混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得不到党的领导，当然就要混乱。领导一加上去，混乱就会立刻停止。”[26]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树立这样的信心：矛盾都是在事物的客观存在与发展中出现的，现存的许多矛盾都是可以科学认识并成功化解的；一切畏难情绪从本质上看都是应当消除的。
在《高潮》中，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认识活动的具体矛盾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实事求是地认识矛盾，娴熟地利用矛盾、化解矛盾，体现了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有针对性地加以化解的思维方式。具体而言：
一是认识与实践的矛盾。那些“怕麻烦”的存在错误思想倾向的人，往往都有一种“等、靠、要”的心态，总是强调必须达到什么样的认识条件才能进行实践。而这种所谓的认识条件往往又是模糊不清的，他们据此为种种裹足不前、畏葸无能制造理由。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与黑格尔曾讥讽的“未曾学会游泳之前切勿下水”之论[27]如出一辙。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总能在认识与实践之间寻找到无限矛盾，并以此作为拒绝实践、自缚手脚的借口。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性作用，强调“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强调“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8]。如果以静观的、认识与实践相分离的观点看待农业合作化运动，那么似乎全是困难，但党的工作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从现实条件中发现克服困难的具体途径。
例如，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广泛存在的文盲问题，如果从静止的观点看，会感到处处皆问题，不知如何下手。“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29]到底是先发展文化、扫除文盲、提高人民的认识水平之后再大张旗鼓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静止的观点看，这个问题似乎无解：若选择前一种方案，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需求等不得，不可能等到消灭了文盲才开始搞建设；若选择后一种方案，社会主义建设又不可能在一个文盲遍地的国家依靠文盲来进行。可见，以形而上学思维观之，注定会陷入经院哲学的“布里丹毛驴难题”中。
毛泽东贯彻了实践的观点，将实践作为解决认识难题的关键，在实践中化解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与扫除文盲的矛盾。立足实践，可以提出具体的而非抽象的认识任务。发展教育、扫除文盲，不能抽象地、脱离实际地设立文化教育事业要达到的某种标准，而应立足创办合作社这一具体实践来具体地提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举措。因此，针对扫盲运动中的学习内容设置问题，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就教材编写工作作了详细的指导：“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30]对于师资问题，也不能抽象地谈要达到什么标准，而是要从现有的条件出发来解决这一问题。“教员是有的，就是本乡的高小毕业生。进度是快的，两个半月就有一百多个青年和壮年学会了两百多字，能记自己的工帐，有些人当了合作社的记帐员。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31]这是具体的、实践的辩证法对抽象的、静止的形而上学思维的超越。
二是粗浅与深入的矛盾。万事开头难，可是要做成事情总要敢于迈出第一步，不能停留于抽象的丰富性中而不敢展开具体的（因而也难免会有局限性的）行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起点低、国家一穷二白，这是公认的事实，但没必要因此而自惭形秽、自我贬低。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的伟大意义，正在于为亿万农民改变穷苦命运找到了一条光明大道。在这个进程中，“穷棒子”们组织起来搞建设正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体现，要高度肯定他们的历史首创精神与十足干劲。毛泽东在为《一个被人讥笑的穷合作社》一文所写的按语中指出：“刘玉如领导的这个合作社，同河北省的王国藩合作社相似，都是因为穷，被人看不起，经过刻苦奋斗，终于战胜了困难的。”[32]这说明即使起点低，也要敢于行动，在行动中总结经验，不断改进。毛泽东在为《沂涛乡的全面规划》一文所写的按语中指出：“这个乡做了一个合作化、增产措施、水利、整党整团、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两年计划，全国各乡也应当这样做。有些人说计划难做，为什么这个乡能做呢？……哪怕粗糙一点，不尽符合实际，总比没有好些。”“省应当督促所有专、县、区、乡都这样做，着重点放在县、乡。做得粗糙一点，也不要紧，可以在一九五七年加以修正，使之具体化和完善化。一九五八年再加以修正，使之进一步具体化和完善化。”[33]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劳动人民，不应站在一旁冷眼旁观，乃至指手画脚说风凉话，而应与其并肩奋斗，齐心协力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
在从粗浅到深入的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粗浅走向深入的关键在于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认识。“一个省只要有一两个县、一两个区、一两个乡做出了相当像样的计划，就可以迅速传播开去，叫其他县其他区其他乡仿照办理。说起来怎样困难，其实是并不那么困难的。”“我们一定要相信这样一点，即劳动人民中的缺点或者错误，是能够经过适当的政治工作使他们加以克服或者改正的。”[34]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坚持了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辩证观点，相信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会产生积极的变化。
三是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个人的力量是渺小而有限的。个体经营的小农经济无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亿万劳动人民才能组织起来并焕发出蓬勃的活力，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磅礴力量。“三个臭皮匠，顶上诸葛亮”，这个自古流传的道理在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组织起来的农民展现出远超个体的建设力量，取得了更大的增产效果。毛泽东在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所写的按语中指出：“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它坚决地支持贫苦农民的办社要求，在和富裕中农的竞赛中取得了胜利，由小社变大社，年年增产，不到三年，实现了全村合作化。”“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35]这些论述深刻体现出新事物不断发展壮大、旧事物终将灭亡的辩证法。
使得合作社经营比个体经营更有效率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强化组织建设，切实拓展分工协作的深度。小农经济在家庭范围内的分工最终会被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度分工协作取代。共产党人要认真推动分工协作不断深化，以社会化大生产取代个体和私人经营。毛泽东指出：“‘互助合作网’的办法是好的，就是要社、组兼顾，合作社要真正帮助互助组和单干户解决他们的当前生产的困难问题。”“问题是要迅速地加以训练，并且在工作中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的水平。以区为单位，由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就是这种提高会计员的文化、技术水平的好办法。彰武县第三区的会计网，不但帮助会计员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而且做了许多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县和区的党组织，都要注意去领导这项工作。”“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36]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劳动人民，即使个人水平并不突出，组织起来后也能在集体协作中快速成长，形成强大合力并足以担当重任。只有在广阔天地中充分发挥才干，增强自主性，劳动人民的主体能动性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毛泽东对辩证法的娴熟运用之所以能够对合作化运动产生积极影响，是因为正确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势，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所发生的新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上述认识与实践、深入与粗浅、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存在于任何社会和所有认识过程中。毛泽东只是在承认矛盾的基础上研究矛盾、解决矛盾，并没有消除矛盾的客观存在本身。促使矛盾朝着有利方向转变，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组织前提：广大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在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方向上具有利益一致性。社会主义制度在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层面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把个人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个人活动融入有组织的社会经济建设之中，实现了个人与整体的统一。这使得上述矛盾的对立性大大削弱而同一性大大加强，进而比较顺利地化解矛盾，促进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
毛泽东在娴熟运用辩证法指导认识农业合作化规律的过程中，着力发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特性，充分体现了社会认识活动的“社会”特征。在探索“如何办好合作社”的过程中，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劳动人民是认识活动的主体。这个高度社会化的认识主体，超越了孤立的个人的狭隘视野，具有远大的目光与高度的历史自觉。正如老子《道德经》第54章所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对这种认识活动的考察不能局限于个体视野，也不能仅仅把它视为一般的认识过程，而应着重分析其社会条件、社会基础、社会组织、社会过程。正是在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下，广大群众的自觉能动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Part.3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
毛泽东在《高潮》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探索，在实践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实践的角度看，毛泽东通过编辑出版《高潮》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为最终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作出重要贡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充分肯定了《高潮》所反映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决议》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认为其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智慧。“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37]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农业合作化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决议》指出：“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一九八〇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38]这是经过数十年实践检验后，党中央对《高潮》所规划的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客观评价，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也是对《高潮》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性的肯定。可以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从理论的角度看，毛泽东在《高潮》中的相关论述也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具体而言：
第一，就毛泽东哲学思想自身而言，《高潮》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发展与深化。《决议》指出，毛泽东“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39]。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论》已经作出精辟的阐释。《高潮》中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相关论述既与《实践论》一脉相承，又有所推进和拓展，同样是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光辉范例。
第二，就“接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高潮》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高潮》大大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认识活动中社会因素作用的认识，而且为调动社会因素的积极性、发挥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建设性作用进行了一定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在认识论领域有许多深邃的洞见。但总体而言，他们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而对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如何开展认识活动，更加有效地获得科学认识，他们的阐述并不充分。毛泽东在《高潮》中的论述，呈现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建设性地开展认识活动、获得正确认识的宝贵案例，提供了许多有效的工作方法。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是支撑《决议》所说的“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这一重要论断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哲学思想既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又实现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生动结合。《高潮》中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唯物主义立场的论述，契合了马克思的观点：“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0]在毛泽东看来，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承认客观现实条件，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求。但这种承认并不意味着是绝望、被动和无所作为的，而是积极、充满希望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提供了建设性的、能落地生根的辩证法，为呈现辩证法的合理形态作出了宝贵的尝试。
第三，对继承、激活中国哲学思想中的优秀因素而言，毛泽东在《高潮》中的相关论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出了有深度的尝试。毛泽东在《高潮》中强调要基于客观现实引导人民认识客观规律，不能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横加挑剔、鄙夷嫌弃，而是要因形就势、顺势而为、循循善诱。这与老子《道德经》所谓“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不谋而合，与孔子所谓“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毛泽东哲学思想强调相信人民、引导人民、解放人民，在实质上超越了前人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在《高潮》中，毛泽东结合曲阜县第三区陈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三年内增产67%的案例指出：“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41]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一特质，冯友兰曾从“救物救人”的角度赋诗称赞：“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42]应当说，冯友兰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43]。《高潮》生动地呈现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积极推进“第二次结合”的努力。只有立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哲学才能从哲学家的课堂和书斋中解放出来，变成人民群众的锐利思想武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沃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须臾不能离开的根本立足点，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切可能的创新提供了问题来源和思想灵感。《高潮》所体现的毛泽东推进“第二次结合”的理论勇气与探索精神，对我们在新时代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 正如毛泽东针对电影《武训传》发出的疑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7页。）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340页。
[3] 同上，第338、384页。
[4] 同上，第340、359页。
[5] 同上，第384页。
[6] 同上，第355-356页。
[7] 同上，第354页。
[8] 同上，第371页。
[9] 同上，第380页。
[10] 同上，第348页。
[11] 同上，第360页。
[12] 同上，第384、382页。
[13] 同上，第350、347页。
[14] 同上，第365-366页。
[15] 同上，第345页。
[16] 同上，第346页。
[17] 同上，第346页。
[18] 同上，第342页。
[19] 同上，第349页。
[20] 同上，第339页。
[21] 同上，第338页。
[22] 同上，第338页。
[23] 同上，第339页。
[24] 同上，第339页。
[25] 同上，第340、380页。
[26] 同上，第383页。
[27] 参见[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59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7页。
[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55页。
[30] 同上，第356页。
[31] 同上，第356页。
[32] 同上，第353-354页。
[33] 同上，第360、347页。
[34] 同上，第360、385页。
[35] 同上，第368、369页。
[36] 同上，第352、354、370页。
[37]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4-135页。
[38] 同上，第130-131页。
[39] 同上，第163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页。
[4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54-355页。
[42]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05页。
[4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