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我国青年价值观研究涉及多个学科、多种理论研究范式，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在深入分析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出四种主要的理论取向：价值观代际更替理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理论；代际社会学理论。四种青年价值观研究的理论取向，从不同的视角窥探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的现状、特征和变化趋势。对于青年价值观的形成机制，不同的理论提供了不同的解释思路，但各有其局限性。总而言之，多重理论视角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系统、全面、深入地考察我国青年价值观变迁。
关键词：青年一代/ 价值观/ 社会变迁/ 理论取向/
作者简介：李春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与教育社会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分层、教育社会学、青年研究。
原文出处：《青年探索》(广州)2020年第6期 第5-13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代际社会学视野下中国新生代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研究”(项目批准号：19ZDA146)的阶段性成果。
代与代之间的观念与行为差异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持续存在，然而直到人类文明进入现代工业化时代，由于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加速推进，代际差异才表现为突出的代际现象。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使经济、社会、文化变迁进入快速通道，数十年的发展历程跨越了其他国家历经百年的演变过程，由此导致的代际差异现象更为突出，青年一代与老一代人的观念和行为冲突更为凸显[1]。互联网普及、新媒体和自媒体兴起以及新兴科技快速更新换代，使青年人在许多相关领域具有相对优势并引领发展方向，这让他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文化影响力，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代际关系模式，青年人从单向的被管制教育的被动接受者，演变为新技术、新事物的传播者和教导者，观念变革的引领者和推动者[2]。
观念与行为的代际差异凸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念既影响当下的文化时尚潮流，又预示着价值观变迁的未来走向。因此，有必要深入了解当代青年的观念取向，准确把握其行为特征，探寻背后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当前我国青年价值观研究涉及多个学科、多种理论视角和多种研究范式，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在深入分析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从理论取向和研究范式上把现有研究归为四大类。第一类研究追随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代际更替理论，在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研究我国价值观变迁趋势和青年一代的价值观特征。第二类研究主要在现代性、后现代性及相关理论脉络中解释当代青年的观念与行为特性以及产生的社会问题。第三类研究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角度，研究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以及青年价值观塑造等问题。第四类研究采用代际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在宏观社会变迁与微观个体生命历程相互作用的框架下，分析价值观的代际差异和中国新生代的价值取向。除此之外，一些经济学家、市场分析专家以及文化学者从行为科学或文化分析角度研究当代青年的消费行为和文化偏好，这类研究涉及的理论取向较为繁杂，还有些研究者借鉴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另一些学者的研究则与上述四类理论取向相交叉，本文不做单独的归类。
上述四类不同理论取向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勾勒了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多重面向和特征，但又各有其局限性。本文尝试对这四类研究的理论视角、研究范式和研究现状进行概述总结，从而推进多重视角的青年价值观研究，深化人们对当代青年的价值取向及形成机制的认知，更准确地把握青年人的行为特征，提升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引领其融合于社会主流价值观，促进代与代之间的沟通交流，建立互相包容、互相尊重、平等互信的代际关系。
一、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价值观代际更替理论
在当代社会，代际之间的观念与行为差异往往被解读为价值观变迁的表现，价值观变迁则是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结果，或者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后果。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人们的观念和行为随之改变，老一代人往往落后于时代而青年人则走在时代的前面，从而导致了代际的差异。基于这样的理论思路，价值观变迁表现为从传统到现代、从落后到进步、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青年人的观念与行为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代际更替理论就是以一种典型的历史演进逻辑解释代与代之间的观念与行为差异。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提出的价值观代际更替理论是目前国际和国内研究当代价值观变迁的主流理论范式之一，虽然这一理论最初是由政治学家所提出，但对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相关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英格尔哈特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发表《欧洲静悄悄的革命：后工业化社会的代际变迁》[3]一文和《静悄悄的革命：变化中的西方公众价值观与政治行为方式》[4]一书，提出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型”的价值观代际更替理论。英格尔哈特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当今世界的所有国家都会出现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而青年人则在这一转变中走在前列。
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代际更替理论主要基于两个假设：一是匮乏假设，二是社会化假设。匮乏假设是指人们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决定了人们的优先价值观。优先价值观就是人们最迫切、最强烈地想追求的价值目标，它决定了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人们的优先价值观不同。在前工业化社会，由于资源匮乏、安全没有保障，人们的优先价值观是寻求生存和人身安全；在工业化社会，人们急迫寻求利益最大化，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物质主义成为优先价值观；而在发达工业社会，人们享受长期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福利政策之后，优先价值观转向追求个人主观幸福、自我表现和政治参与的后物质主义。
社会化假设是指人们的优先价值观和基本价值观主要成型于青少年时期，在人们成年以后，这些价值观不易发生大的改变，而每一代人因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不同而导致了价值观念的代际差异，代际更替使青年一代价值观念逐步取代老一代的价值观念，推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老一代人因成长于物质较为匮乏、生存和社会保障不够完善的时代，因而价值观念更倾向于物质主义；青年一代成长于物质生活较为丰富、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的时代，价值观念更倾向于后物质主义。由此导致了“年轻群体与年老群体之间在优先价值观上的实质性的差异，因为他们在成长期有着不同的经历”[5]。
英格尔哈特的研究主要基于国际比较，不同的国家因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处于价值观演变的不同阶段。英格尔哈特认为，西欧社会价值观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的分水岭出现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福利保障水平不断地提高，使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的价值观念逐步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型。随后，英格尔哈特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型理论应用于欧洲以外国家的价值观转变，他于1990年出版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6]和1997年出版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两本著作的研究结果显示，后物质主义理论适用于解释不同制度和文化类型国家的价值观念变迁。英格尔哈特及其同事还推动了一项世界范围、跨国的比较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通过跨国比较验证他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型理论。
追随英格尔哈特的理论和研究模式，许多学者把后物质主义转型理论用于分析一个国家内部的代际价值观比较研究，发现青年一代更多地崇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而老一代则较多地保持物质主义价值观。一些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发现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的趋势，青年一代表现出更明显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倾向[7-9]。不过，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中国青年的后物质主义转向，并不像英格尔哈特所描述的那样均衡发展[10]，“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作为优先价值观，在我国的发展虽然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规律，但在发展速度、覆盖规模、社会效应、发展代价等方面还有巨大的作用空间”[11]。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兴起是导致近年来港台青年激进政治运动的一个主要原因。
价值观代际更替理论取向的研究大多数是基于调查数据(部分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部分采用自己收集的调查数据)进行的定量研究，基本上都采用英格尔哈特设计的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测量指标和分析框架，这类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目前价值观变迁的基本趋势和青年价值观的一些特征。但是，其研究局限性在于，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型理论主要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和价值观变迁规律，在价值观的某些方面，后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变化的确表现出类似趋势。然而，各个国家历史文化发展的特殊性会对价值观变迁和青年价值观形成产生各自不同的影响，尤其我国近四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模式使我国民众的价值观变迁和青年价值观走向具有一些独特性，而这类研究往往忽视了或者无法准确把握这些独特性。
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风险社会与个体化
现代化理论和后现代理论也是按照历史演进思路来解释价值观变迁和代际差异，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的“人的现代化”理论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英克尔斯认为，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即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现代化。英克尔斯的“人的现代化”理论与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代际更替理论有所不同，英格尔哈特更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导致了价值观和行为的转变，而英克尔斯的“人的现代化”理论则强调人的现代化可以推动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同时，“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观念和行为)可以通过学习培养加以提高[12]。英克尔斯提出了一套测量现代化观念和行为的指标，他称此为“个人现代性”，个人现代性的塑造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学校教育、大众传媒和工作场所的培训，青年人更易于也更快地通过这些途径习得现代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因而相对于老一代人有更高程度的“个人现代性”，从而“个人现代性”存在着代际差异。英克尔斯认为人的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必然的规律，而且不论国家、民族和文化，“人的现代化”都遵循统一的模式[13]。英克尔斯的“人的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国内学界(主要是社会心理学界)也曾有过“个人现代性”的研究热潮，不过，中国学者大多强调中国有独特的民族性格，“人的现代化”与西方社会有所不同[14]，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并不像英克尔斯所说的那样从传统转向现代的简单线性演化模式，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并不一定绝对对立，青年人的现代性增长的同时也有可能保留某些传统价值元素[15]。
对于当代青年人独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另一种理论解释是后现代理论，其代表人物包括齐格蒙特·鲍曼、米歇尔·福柯、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等社会理论家。后现代理论也遵循着历史演进思路解释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变化。按照这些理论家的说法，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前现代(传统社会)、现代和后现代阶段(虽然时代划分的具体时间并不明确)，相应地，社会生活和文化模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和行为随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历史演进，也表现出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变化过程。后现代理论所说的现代性与英克尔斯所说的“个人现代性”不同。他们认为，现代性的特征表现为与传统的断裂[16]，起始于欧洲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强调主体意识、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崇尚科学与知识，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有确定的规律和方向。福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态度”(思想和行为方式)，代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套价值体系。而后现代性则是对现代性的否定，否定现代性认识论基础的可靠性，否认历史具有目的性。在价值观念方面，后现代性表现为非中心化、反正统性、不确定性及多元性等特征。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的兴起正好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社会青年反叛运动、青年亚文化的蓬勃发展相契合，所谓的后现代性在青年人的观念与行为中得以体现。反传统、反权威、价值多元化和历史虚无主义等价值取向虽然使青年人有了多样性的选择和个性化追求，但同时也导致价值体系的动荡、失范和认同危机，从而带来一系列青少年社会问题。
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关的概念还有风险社会和个体化理论。乌尔里希·贝克在其著名的《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导致不断提升的风险[17]，尤其对于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面临的风险和压力更大，从而产生一种不安全感、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共存的“可怕的三位一体”状态[18]。在快速流变的风险社会中，人们的行为选择和应对风险的策略更加个体化，青年人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空间体现独立性、独特性、主体性，但同时也会导致青年一代的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和行为失范。
国内学界(特别是哲学、文化研究和心理学)有大量研究讨论后现代性和个体化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并认为青少年价值观表现出“明显的后现代价值取向色彩”[19]，多数研究强调这种影响的负面社会效应，“后现代青年们更加倾向于用自己特立独行的行为来彰显自身存在的价值”，追求“个体的自由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价值判断标准，构成当代青年的价值冲突”[20]，导致“社会教化缺失，社会公德低落”，“缺乏社群规范和纪律约束的孤独而放肆的个人主义”，“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带来了困境”[21-22]。
现代化理论和后现代理论与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代际更替理论一样都是基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价值观变迁规律，对于非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道路特殊性的作用有所忽视，同样在解释当代中国青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上有所局限。不过，现代化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对于理解当代中国青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也有一些启示。后现代理论与现代化理论和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代际更替理论所不同的是，它强调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价值观变迁不一定都意味着进步、先进和正向作用，价值观变迁也可能给青少年发展带来障碍与困惑，对社会稳定和谐产生负面影响。另外，英克尔斯的“人的现代化”理论对于我国政府正在推行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有一些启示，英克尔斯强调，“进步的、先进的、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应该进行培养和塑造”，这与我国正在推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政策思路相一致。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与青年价值观塑造
在我国，当前学界和理论界对青年一代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关注焦点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构建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从这一目标出发，一些理论家和思想政治教育专家，开展针对青年群体的价值观研究，探讨如何引导青年价值观形成，提升他们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201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该意见在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等相关领域引发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高潮。一些学者认为，价值观既是历史发展的积淀，也需要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而加以构建，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需求不同，需要构建的核心价值观也不同，以往国家或社会并没有积极主动地构建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自觉而积极主动的价值观构建，也是真正意义的现代价值观构建”[2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并不是指个人的价值选择，而是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构建，“是当代中国人民价值共识基础上的共同价值观”的构建[24]，建构这样的“中国价值观”有利于“凝聚价值共识”，在当今利益多元分化、价值多样选择的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凝聚价值共识”是实现民族复兴所必需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必将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25]，关键是“从青年入手重塑中国人的价值观”，“塑造能够堪当历史大任的青年一代”[26]。为此，需要深入了解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特征，研究塑造青年人的价值观的方法和途径[27]，提升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这一取向的青年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考察青年的社会政治态度[28-31]、对主流价值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认同程度[32-33]、存在的问题和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挑战[34-35]，其研究成果有助于人们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政治状况和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度，同时有利于完善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促进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构建。不过，这一类型的研究较注重理论观点的陈述论证，而实证研究支持较弱；较偏重对策应用研究，而学术专业研究的深度不足，从而对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
四、代际社会学：分析价值观代际差异的独特视角
社会学界对青年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研究，也时常采用前文提到的几种理论取向，但代际社会学是社会学家研究价值观代际差异的独特视角，是在宏观社会变迁与微观个体生命历程相互作用的框架下，分析代际差异、代际关系和价值观变迁，既强调社会变迁对代际群体价值观形成的作用，也强调特定时代的代际群体的观念与行为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代际社会学视角的青年价值观研究，特别强调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与个体层面的生命历程之间的互动作用，强调每一个代际群体在其青少年时期遭遇的重大历史事件对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形成产生的作用，并且重点研究那些因遭遇重大历史事件的共同经历而形成的具有较高代际认同、表现出较强代际共性、与老一代价值观差异鲜明的“社会代”。
代际社会学的开创者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他提出了代际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社会代”(Social Cohorts或者Social Generations)。“社会代”不同于以生理年龄或父代-子代血缘关系为基础定义的代际概念，它专指因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而形成独特社会性格并对后续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同龄群体。曼海姆所谓的“社会代”，在某种意义上类似阶级群体，一个“社会代”在社会结构中居于特定的代际位置(Generational Location)，其成员在青少年时期共同经历了重大的历史事件(Noteworthy Historical Event)，从而产生了共同的代际认同和代际意识，形成了与老一代极为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在某些条件的作用下，有可能采取集体行动，引发社会动荡。曼海姆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同龄群体都能成为“社会代”，“社会代”往往产生于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时期，同时“社会代”又在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36]。曼海姆的“社会代”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解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社会爆发的青年运动和“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导致的代际冲突[37-38]。近年来，这一理论取向的研究多集中于讨论“千禧一代”(Millennials)[39]和“Z一代”或者“后千禧一代”(Generation Z or Post-Millennials)[40]。
代际社会学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玛格丽特·米德的“代沟”理论。米德认为，老一代与青年一代之间的代沟问题在现代社会是普遍存在的，代与代之间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造成了对身份认同的不同，由此产生了一条看不见的“沟壑”[41]。不过，米德指出，“代沟”虽然导致代际差异，但代际差异并不一定会带来代际冲突。米德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文化传承模式，不同的文化传承模式导致不同的社会后果。第一种是后象征文化，即通过年轻人遵从老一辈人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实现文化传承；第二种是互象征文化，即人们主要在同辈群体中相互学习，这导致老一代与青年一代的文化隔阂；第三种是前象征文化，即年长者向青年一代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与知识。米德指出，年长者的落伍是代沟产生的主要原因，要消解代沟导致的代际冲突，需要代际群体之间不断的对话和沟通，而不是对抗、拒绝和指责；年长一代要包容和接纳新的事物，并向青年一代学习新的知识，而不能单方面地要求年轻人服从听命。米德的“代沟”理论在国内青年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特别是有关青年文化的形成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以及有关代际差异和代际冲突问题的讨论，米德的“代沟”理论都提供了一种主要的解释思路[42-45]。
美国社会学家格伦·G.埃尔德提出的生命历程理论，为代际社会学提供了一个理论性的分析框架。埃尔德对“大萧条的孩子们”长达40年的追踪研究成为代际社会学早期的一个经典研究，他所研究的“大萧条的孩子们”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并在青少年时期经历了美国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随后的世界大战，埃尔德深入分析了他们少儿期经历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是如何形塑他们一生的生存境遇、行为选择和态度倾向[46]，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生命历程理论(Life Course Paradigm)，即在社会发展阶段、个体生命历程与成长的关键时点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三者相互作用的框架下，分析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之间的关系[47-49]。埃尔德研究所关注的重点虽然并不是代际差异和代际关系，但他所描述的“大萧条的孩子们”为曼海姆的“社会代”提供了一个典型例证，后来的学者进一步提出“公共生命历程”等概念分析“世代”现象。一些中国学者在解释当代中国代际现象时也借鉴了生命历程理论的分析框架，比如，有学者采用生命历程分析框架对“文革一代”[50]以及独生子女一代的研究[51]，还有一些学者也在这种理论取向下分析“改革开放一代”[52]和“中国新生代”[1]。
代际社会学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代际现象、价值观变迁和社会文化生活演变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入、全面把握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的总体特征及变化趋势。不过，代际社会学也有其局限性，不论是曼海姆的“社会代”理论、米德的“代沟”理论或埃尔德的生命历程理论，都突出强调了代际共性和代际认同，强调社会变迁导致代际群体的公共生命历程。然而，现实社会是分化的，社会变迁带来的公共生命历程也是分化的。以往的代际社会学研究过多强调代际效应而忽略社会经济分化的作用。在中国，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市场经济转型又扩大了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来自不同地区和阶层背景的青年，其公共生命历程存在极大差异，导致青年群体内部也存在价值观念的分化。因此，青年价值观的形成既受代际公共生命历程影响，也受其特定的生存境遇的制约。
本文总结的四种青年价值观研究的理论取向，从不同的视角窥探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的现状、特征和变化趋势。对于青年价值观的形成机制，不同的理论提供了不同的解释思路。但总而言之，多重理论视角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系统、全面、深入地考察我国青年价值观变迁，更为深入了解青年的价值观取向，准确把握其行为特征，探寻背后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激发青年人的创新动力，包容其个性需求和自我意识，消解代际矛盾与冲突，引领其融合于社会主流价值观，提升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有助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建构具有动力、充满活力、关系和谐的现代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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