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德格尔“本有”之思并不是要提供一套现成的救世方案，而是意在唤起一种思想姿态的根本转变：从“表象性思维”转向“沉思之思”，从对存在者的“宰制”转向对存在的“应和”。最终，海德格尔的思想邀请我们，在技术时代的喧嚣中学习聆听“寂静之音”——“本有”之聚集的无声呼唤，并在这种聆听中重获一种与存在、世界和我们自身本质的更为宁静也更为自由的共属关系。
Ereignis的汉译困境与译作“本有”的理由
海德格尔的Ereignis的中文译名已经引起了长期的争议，形成了较大的混乱，学界同仁可谓言人人殊，差不多每个关心和讨论过海德格尔这个词语的哲学学者都提供了自己的特殊译名。这些主要的译名建议可以罗列如下：“原在”（陈春文）、“亲有”（张庆熊）、“缘构的发生”（张祥龙）、“成己”（陈嘉映）等。
针对海德格尔著作汉译（特别是Ereignis的译名）之难和乱，我提出哲学翻译的几个原则，主要有：（1）母语优先原则。简单说来就是要守住汉语化底线，“难译”或“不可译”不是我们不译的理由。（2）字面义优先原则。我们在译名选择时要尽可能地采取“字面义”，而不是采取“解释义”。比如，我曾把Ereignis译为“大道”，可能就违背了第二个原则，而主要采取了“解释义”。
有英译者把Ereignis译为Enowning，显然是采取了“字面义”。在我看来这应该是最佳英译，因为它以英文的前缀en-来译Ereignis的前缀er-，以owning来译Ereignis中的词根eignis，表现了字面上特别好的适洽性。但由于语系的根本差异，中文翻译无法像英文和德文之间那样进行前缀、词根和后缀上的对应翻译。因此，我们对欧洲语言的翻译是不可能严格遵循“字面义优先”的原则的。
概括而言，我采取字面义与解释义相结合的折中方案，把Ereignis译为“本有”，主要理由有三：
其一，“本有”是对“存在历史”的意义刻画。“本有”这一译名，是我们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观以及Ereignis之“居有”含义作出的义理抉择。“本有”之思是海德格尔对“存在历史”的深化和完成。形而上学史是“存在”被遗忘的历史，而引入“本有”就是要追溯比形而上学“存在”更早的源头，思考“给出”存在、支配着存在之命运（“本有”自行隐匿为各种存在形态）的“本有”本身。因此，“本有”一词承载了厚重的“存在历史”思想脉络，具有强烈的哲学史对话和思想批判色彩。
其二，“本有”表现“有”对“在”的超越。中文“存在”一词容易被理解为“现成在场”。海德格尔的Sein虽被译为名词“存在”，但其本义是动态的“是”或“有”。“本有”比存在更本源，是使“存在”得以“有”的那个“给出”本身。译为“本有”，既在字面上与“存在”保持关联（“有”），又通过“本”字标明其更为根本、始源的地位，意味着“使……成其本己之有”或“本源之有”。
其三，“本有”意指“本”和“成其本己”：“本”字精准对应了“本有”中“成为本己”的核心含义。在“本有”中，人与存在相互“转让”，各自进入其“本己”或“本性”之中。人“本来”就是存在的守护者，存在也“本来”需人之追问。“本有”之“本”，既指“本源”，也暗含“复归本己”的动态过程，与海德格尔所谓的“返回步伐”的思想姿态相契合。
作为解蔽（Aletheia）的“本有”
要进一步确切地理解“本有”，我们还需要深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特别是以解蔽（Aletheia）即作为存在之真理的“本有”与逻各斯（Logos）即作为“聚集”的“本有”为主题的后期玄秘思想。
海德格尔对“真理”的重新思考始于对传统符合论真理观的解构。在《存在与时间》中，他已经指出真理本质上是“无蔽”（Unverborgenheit），这一洞见在后期思想中通过回归古希腊语Aletheia的原初意义而得到深化。Aletheia由前缀a-（非、不）和词根lethe（遮蔽、遗忘）构成，字面义为“去除遮蔽”。海德格尔借此恢复了一个被西方形而上学遗忘的真理维度：真理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命题与对象的静态符合，而是存在者从其遮蔽状态中挣脱而出的动态事件。
“存在之真理”首先意味着存在本身的自身揭示。海德格尔强调，这种揭示绝非透明无碍的显现，而是始终伴随着解蔽与遮蔽、隐匿与庇护的二重性。“澄明/林中空地”（Lichtung）这一著名隐喻恰当地表达了这种真理发生的结构：一片疏朗之地在密林中敞开，使万物得以显现，但这片空地本身又被幽暗森林所环绕和界定。真理即是这种“让显现”的敞开域，同时又保持着与遮蔽的原始亲缘。在此视野下，真理的本质从知识论范畴转换为存在学事件，从“正确性”问题转变为“揭示性”或者“开显性”问题。
更关键的是，解蔽揭示了人之存在的特殊位置。唯有人这种存在者能够“站入真理之中”，成为存在的澄明之所。海德格尔先是用“此在”（Dasein）、后是用“终有一死者”（die Sterblichen）来命名人的这种存在方式：此在或终有一死者是存在的牧者，守护着那片林中空地，让万物在其所是中显现。但这种守护绝非主体对客体的支配，而是“让存在者存在”的谦卑聆听。在《论真理的本质》中，海德格尔指出，人的自由正在于“让存在者成其所是”，这种“让”（Lassen）不是主观任性，而是对存在之召唤的回应。
如果说解蔽揭示了真理发生的二重性结构与人的角色，那么“本有”则指向了这一发生的更深层动力机制。在1930年代开始的思想“转向”中，海德格尔逐渐感到自己的前期哲学仍残留着主体性形而上学的阴影，即使是以“此在”为中心的基础存在学，也可能被误解为人本主义或主体主义的新变种。为彻底克服这一危机，他提出了“本有”这一“非概念”。
“本有”的运作可被描述为一场双向运动：一方面，存在“居有”人，使人成为存在的澄明之地；另一方面，人通过投身于存在的真理，也“居有”了自己的本质。这种“相互居有”（Zueignen）解构了任何形式的主体—客体二元对立。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迷误正是遗忘了这种原初的共属关系，将存在对象化为存在者整体（存在神学），将人高举为存在者的主宰（人道主义）。
“本有”的另一个关键维度是它的“隐退性”与“馈赠性”。“本有”在将存在之真理馈赠给人的同时，也总是自身隐匿。海德格尔以“区分/差异性”（Unter-Schied）描述这种特征：“本有”不是存在与人之间的中间物，而是使两者既分离又共属的“之间”本身。它如同“寂静的风暴”，无形无相却催生万物；它“给出”存在与时间，自身却拒绝被对象化。这种自身隐匿不是缺陷，而恰恰是“本有”的本然方式——通过隐而不显而成就一切显现。
正是在此意义上，解蔽与“本有”的关系构成了海德格尔后期思想最精微的枢机。简单说来，解蔽是真理发生的“方式”，而“本有”是发生的“本质”；前者描述了存在如何显现，后者解释了这种显现为何可能。两者如同一个事件的内外两面，共同构成存在的“成己”或“居有”运动。
在现代技术文明的危机中，海德格尔的解蔽与“本有”之思获得了紧迫的当代意义。技术根本上并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一种作为解蔽的真理的发生方式，是存在的历史性遣送。在现代技术的“集—置”（Ge-stell）统治下，万物被褫夺了自身性，沦为可订制、可替代的资源；人自身也被卷入这种订制的逻辑之中，成为“人力资源”。这正是“本有”被极端遮蔽的时代：相互“居有”被单向支配所取代，守护者的谦卑被主宰者的傲慢所掩盖。
这种新的共属指向“本有”的另一种可能诠释。在海德格尔的构想中，艺术（尤其是诗）是作为解蔽的真理的最原初的发生方式。在里尔克的诗歌、梵高的绘画、荷尔德林的颂歌中，海德格尔看到了解蔽即真理发生的别样可能性：物不再被缩减为资源，而是在其自足性中的闪耀者；人不再膨胀为主体，而在守护的聆听中重获尺度。海德格尔相信，作为原初揭示方式的艺术依然是未来真理建基的场所。
作为逻各斯（Logos）的“本有”
如果说解蔽指示着“本有”由隐入显的生成事件，或者从无到有的创造性事件，那么，作为“聚集”（Versammlung）的逻各斯则意味着“本有”由显归隐的“居有”事件，或者从有归无的归本事件。当然，解蔽和逻各斯所标识的运动本身是一体两面的。
在西方思想的开端处，逻各斯并非后世所理解的“理性”“逻辑”或“言说”，而是一种更为本源的发生。海德格尔通过对赫拉克利特残篇的深入解读，剥离了覆盖在“逻各斯”上面的重重概念积垢，指出“逻各斯”的原始意义是“聚集”。这种“聚集”并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归纳或综合，而是存在本身让万物如其所是地共属一体的运作方式。在《逻各斯》一文中，海德格尔明言：逻各斯乃是“从原初的置放（Lege）而来的原初的采集（Lese）的原始聚集”。
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一原初经验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逻各斯”逐渐被狭隘化为“陈述”（Aussage），其真理被定义为陈述与对象的“符合”。存在之“聚集”的丰盈过程被敉平为命题的正确性；让万物得以显现的“澄明”被收缩为理性主体的“光照”。“逻各斯”蜕变为“逻辑”（Logik），成为人类理性整理、规整存在者的工具。
正是面对“逻各斯”沉沦为“逻辑”、存在被存在者僭越的千年困局，海德格尔提出了“本有”思想，以期发动思想的“另一个开端”。“本有”不是对“逻各斯”的简单否定，而是试图回到比形而上学化的“逻各斯”更为本源也更为质朴的“聚集”经验之中。如果说形而上学所遗忘的是作为聚集的存在本身，那么“本有”所思的正是使得“存在”与“人之存在”得以相互共属、彼此成就的本源性的发生境域。
“本有”的“逻各斯”含义，还与海德格尔后期关于作为“道说”的语言的思考有关。“逻各斯”与语言的亲缘性，自希腊思想开端即已得到奠定。当“逻各斯”蜕变为逻辑和命题，语言也随之沦为交流工具和表象手段。海德格尔后期的语言之思就是试图扭转这一局面，而这一扭转工作的枢轴，就是把语言置于“本有”的视野中来理解。语言，就其本质而言，既非人类的产物，也非符号系统，而是“存在之家”，是“本有”得以发生和回响的场所。
最后我们需要指出，海德格尔对“逻各斯”与“本有”的思考并不是书斋里的概念游戏，其最尖锐的锋芒直指现代性的核心困境——技术。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的本质揭示为“集—置”。“集—置”是一种“促逼着的摆置”，它强求自然万物乃至人自身，都变成随时可供计算、支配与消耗的“持存物”。在“集—置”的统治下，万物失去了自身的丰富性与尊严，被“千篇一律化”；人则从“存在的牧者”沦落为技术体系的资源，而同时又膨胀为世界的“主宰”。
“本有”之思正是对这一极端危险的时代诊断与超越尝试。“本有”不是“集—置”的简单对立面，而恰恰是允诺了包括“集—置”在内的一切存在天命同时又高于它们的本源境域。思想的任务不是矫情地反对技术工业，而是“深入技术之本质”，去倾听在“集—置”中自行遮蔽着的“本有”之召唤。
“本有”之为未来之道
我们对“本有”的翻译与阐释，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海德格尔研究内部。在我们看来，海德格尔通过“本有”这一艰深的概念，为我们时代的世界困境和思想困局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参照和启示。概括而言，有如下几点：
第一，在思想上为“另一开端”做准备。海德格尔认为，以“本有”之思为标志的“另一开端”的思想，是对形而上学“第一开端”的克服与超越。今天我们已经更清晰地意识到，海德格尔所谓的“另一开端”是自然人类文明向技术人类文明的转换和变局，也即说，“另一开端”指示着一个技术统治的新文明，一个可被称为“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地球新世代。现在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海德格尔的“本有”之思，作为一种后哲学的思想尝试，其根本目标在于技术批判与对未来文明的预感，在于技术统治时代人类新世界经验的重建。
第二，应对技术时代的困境。在技术“集—置”全面统治、人类陷入“存在之遗忘”和“无家可归”状态的今天，海德格尔的“本有”之思提示我们：技术的本质并非技术性的，而是存在/存有之命运的展现。因此，对技术困境的真正克服不在于抛弃技术，而在于更本源地思考技术的本质，思考既点明“集—置”之危险也蕴藏救赎之可能的“本有”。这就要求我们在技术生活中，依然保持对包括“技术对象”在内的“物”的放松姿态，以及对“神秘”（自行遮蔽者）的开放心态。海德格尔提供的策略虽不见得完全有效，但其中蕴含的旨在超越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的思想动机是值得赞赏的。
第三，守护“本有”的思想道路。从作为解蔽的“本有”到作为逻各斯的“本有”，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是一条不断深化的归本之途。这条道路不是线性进步的，而是环绕同一中心的螺旋式下降，不断迫近那不可言说的本源。如果说解蔽与逻各斯让我们看到真理的二重性/辩证结构，即澄明与遮蔽的共属，那么，“本有”则让我们领会这种二重性的根源，即存在与人的“相互居有”。由此共同勾勒出一幅非形而上学的存在图景：存在不是最高存在者，而是“居有/成己”的事件；人不是世界的主宰，而是真理的守护者。
海德格尔“本有”之思并不是要提供一套现成的救世方案，而是意在唤起一种思想姿态的根本转变：从“表象性思维”转向“沉思之思”，从对存在者的“宰制”转向对存在的“应和”。最终，海德格尔的思想邀请我们，在技术时代的喧嚣中学习聆听“寂静之音”——“本有”之聚集的无声呼唤，并在这种聆听中重获一种与存在、世界和我们自身本质的更为宁静也更为自由的共属关系。
作者：孙周兴，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摘自：《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