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郎加泽仁，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国际论坛》2026年第4期
【内容提要】 随着国际关系研究“情感转向”的兴起，情感逐渐突破传统理性主义框架下“非理性干扰因素”的定位，日益被视为兼具认知、规范与身份属性的重要解释变量，并成为分析外交政策生成逻辑的重要理论路径。乌克兰危机从法律与规范、历史与地缘以及心理与身份认同等多个层面触发了欧盟的情感反应。在此基础上，欧盟构建起一套双重情感动员策略：一方面，以“恐惧”与“道义愤怒”为矛，精准指向俄罗斯；另一方面，则以“团结”与“同情”为盾，坚定支持乌克兰。然而，欧盟并未止步于情感层面的共鸣。它通过规范化的情感叙事，将这些抽象的共情转化为具体的法律规范与政策实践，从而实现了从情感共振向制度行动的转化。情感叙事不仅推动欧盟加速能源与经济领域的安全化进程，强化防务自主与对俄强硬立场，也促进了欧乌共同体意识与双边关系的制度化发展。总体而言，欧盟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应对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情感驱动特征。情感不仅参与塑造欧盟的威胁感知、规范认同与身份建构，也深刻影响其在重大危机中的政策动员、制度协调与战略转向。这为理解欧盟对外政策的生成逻辑及其危机应对模式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关键词】 乌克兰危机；欧盟外交；情感逻辑；情感叙事；政策实践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以理性主义为核心分析范式，倾向于将情感视为干扰理性决策的非理性因素，并在理论建构与经验研究中对其加以弱化甚至排除。在这一研究范式下，欧盟通常被视为一种由技术官僚主导、依赖缓慢协商制度的政治共同体，而且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亦主要立足于理性主义与官僚制度主义路径，并将欧盟外交理解为一种以利益计算与程序协调为基础、力图排除情感因素影响的政策实践。然而，随着国际关系研究“情感转向”的兴起，学界开始重新审视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欧盟研究也逐渐突破将欧盟简单界定为“技术官僚型行为体”或“理性选择型行为体”的传统范式，转而关注情感在威胁感知、规范认同、身份建构与全球角色塑造中的重要意义。
2022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表现出显著而强烈的情感反应。这种反应既源于其对欧洲安全秩序、国际规范体系及自身战略利益的理性判断，也受到道义关切、价值认同与身份意识的深刻影响。在危机情境下，具有认知与规范属性的情感，与由外部冲击所激发的情绪动员相互叠加，不仅增强了政治动员效应，而且加速政策共识的形成。对于以协商、妥协与共识为主要特征的欧盟决策体系而言，这种情感与情绪的叠加效应，既有助于强化成员国之间的共识，又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内部协调周期，从而推动欧盟迅速形成相对一致的政策回应。
鉴于此，本文以乌克兰危机为案例，考察情感在欧盟危机应对及外交政策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文章首先梳理国际关系主要理论关于情感的主要解释路径以及欧盟研究中的“情感转向”现状，并据此提出“情感触发—情感叙事—政策行动”的分析框架。其次，本文从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外部冲击出发，分析欧盟情感反应的触发因素及其话语动员机制，进而探讨欧盟情感叙事的建构逻辑及其政策功能，最后分析情感叙事如何塑造欧盟应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实践。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国际关系研究近年来出现明显的“情感转向”，其分析视角由将情感视为非理性干扰，转向将其理解为塑造国家行为与制度运行的重要变量。在欧盟研究中，欧盟不再仅仅是一个依靠条约和律法运行的制度实体，更是一个由共同价值观和情感纽带紧密联结的“情感共同体”。情感也不再仅被理解为个体主观体验，而是在历史记忆、社会语境与制度利益的交织中，经由集体互动被制度化并在政策评估与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情感因而为理解欧盟在危机应对中的政策实践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
（一）国际关系理论对情感的解释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情感并非单纯的个体心理体验，而是深度嵌入政治制度、社会规范与集体身份之中的结构性要素，具有重要的认知建构与政治整合功能。情感不仅影响行为体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与解读，还通过维系身份认同、界定规范边界的方式，对国家行为产生约束与引导。这表明，理性决策并非脱离情感而独立存在，而是建立在情感所塑造的认知框架与意义体系之上。相关研究从话语与身份建构视角指出，政治行为体可通过叙事、象征与历史记忆激发集体情感，在强化国家身份认同的同时，为对外政策提供正当性支持。由此，研究重心也逐渐由传统的“利益选择”转向“情感认知的生成机制”。在具体概念层面，“情感共同体”强调共享情感语汇与表达方式的群体有助于形成统一认知；“情感本体论”则突出情感在威胁界定与安全认知中的基础作用；“身份强化”则通过历史叙事与集体记忆唤起情感共鸣，进而巩固国家角色定位。总之，建构主义将情感视为连接认知、规范与身份的重要中介。
政治心理学则进一步将情感界定为深度嵌入认知加工与决策过程的关键变量，强调其在政治判断与行为生成中的“评估”功能，从而突破了将情感视为非理性干扰因素的传统认知。在不确定性与时间压力并存的环境中，情感作为一种适应性机制，能够帮助决策者快速筛选信息、形成行动判断，从而塑造相对稳定的决策模式。其中，“情感智力理论”从机制层面对情感作用进行了系统区分：一方面，“惯性系统”依托积极情绪维持既有经验与政策路径；另一方面，“监测系统”则以焦虑情绪为驱动，促使行为体关注新信息并重新评估既有选择，二者之间的动态转换构成情感影响政治决策的重要微观基础。政治心理学还揭示，不信任、猜疑等情感会显著抑制国际合作，恐惧、仇恨与希望等群体情绪则会在政治动员过程中被不断放大，并影响国际冲突的演化进程。此外，“认知偏差”“评估理论”与“热认知”等研究也表明，情感深度介入信息处理与判断过程，既可能导致认知扭曲，也能够为决策提供价值排序与方向指引。因此，政治心理学通过揭示情感在认知加工与行为选择中的内嵌性，深化了对外交决策“有限理性”特征的理解。
现实主义虽然长期被视为强调权力与利益的“理性主义”理论，但实际上并未将情感排除于分析框架之外，而是以相对隐性的方式将其嵌入权力竞争与安全逻辑之中。早期现实主义关于人类权力欲望的基本假定，本身即包含情感与非理性动因。古典现实主义关于“恐惧、荣耀与利益”驱动战争的论述，更直接揭示了情感在国际冲突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将现实主义简单理解为“去情感化”的理论范式并不准确。即便在强调结构性约束的新现实主义框架中，情感依然通过“安全困境”逻辑得以体现：无政府状态之所以容易诱发竞争与冲突，并不完全源于结构本身，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体对不确定性的恐惧、焦虑以及由此形成的威胁感知。换言之，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威胁感知与安全竞争的分析，实际上隐含着对情感所塑造的心理预期与风险判断的依赖。尽管现实主义并未对情感进行系统概念化，但其核心命题事实上建立在由安全焦虑驱动的权力竞争逻辑之上。
相较之下，理性选择理论最初倾向于将情感视为干扰最优决策的外生变量，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学界逐渐将情感纳入理性分析框架，并赋予其明确的功能性地位。情感不再被视为理性的对立面，而被理解为复杂互动中具有信息传递、偏好排序与行为约束功能的重要机制，从而参与并塑造理性决策过程。具体而言，“可信信号”理论指出，愤怒、内疚等情感可以作为承诺与威胁的表达机制，使行为体在高成本情境下发出更具可信度的信号，从而缓解国际互动中的“承诺问题”。博弈论研究则表明，信任、恐惧等情感本质上反映了行为体对他者意图的概率性判断与信念重构，是理性计算的重要信息来源。更为重要的是，情感能够为理性选择提供价值赋权机制，通过对不同结果的重要性进行排序，避免决策陷入停滞。神经科学相关研究甚至进一步提出，情感是理性决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缺乏情感导向的价值判断将导致行为体难以完成有效选择，而情感在决策过程中的“本体作用”由此得以确立。
由此可见，尽管国际关系各理论对情感的定位与解释路径存在差异，但均逐渐突破了“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传统框架。无论是建构主义对身份与规范的强调，政治心理学对认知加工机制的揭示，现实主义对安全焦虑的隐性假定，还是理性选择理论对情感功能性的重新吸纳，均表明情感并非外在于理性的干扰因素，而是深度嵌入认知、判断与行为选择过程之中的基础性机制。换言之，理性并非一种脱离情感而独立运作的纯粹计算能力。相反，它是在情感所提供的价值框架、风险感知与意义结构中展开的，本质上是一个有限理性的过程。
（二）欧盟外交政策研究中的“情感转向”
欧盟对外政策研究亦开始将情感视为影响外交行为的重要变量。既有研究认为，情感并非外在于制度与决策过程的附属因素，而是嵌入欧盟身份建构、规范生成与政策实践之中的关键机制。情感在欧盟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赋能”与“约束”两种路径：一方面，特定历史情境与危机事件所激发的集体情感，能够削弱制度惯性、凝聚政治共识并推动政策转向；另一方面，当成员国之间出现情感错位时，情感又会转化为制约政策协调与行动能力的重要因素。
在身份建构层面，情感规范为欧盟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基础。研究认为，有关大屠杀记忆所形成的集体悲痛、历史负疚与责任意识，构成了欧盟关键的情感资源。这种情感并非停留于历史记忆层面，而是通过制度化的“情感规则”持续强化成员国之间的道德联结，并进一步塑造欧盟对外行动的价值取向。在中东政策领域，由历史负疚与道义责任所构成的情感氛围，欧盟长期处于维护以色列安全与坚持普遍人权原则之间的规范张力之中。可见，情感规范既有助于共同体身份的巩固，也可能在多重规范目标并存时引发政策困境与价值冲突。
危机情境则进一步凸显了情感动员在政策转变中的推动作用。有关乌克兰危机的研究表明，震惊、恐惧与道义愤慨等集体情感在短时间内促成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情感共振，从而削弱了既有制度分歧，使欧盟得以迅速采取突破传统政策边界的行动，包括对乌提供军事援助。这说明，当制度化评估与情感之间形成共振时，情感不仅能够突破官僚惯性，还能够为政策行动提供道义正当性。相反，若缺乏情感共鸣，即便欧盟拥有完善的规范框架，其政策执行也容易流于技术化与程序化，形成明显的“情感—行动落差”。
与此同时，情感并不必然导向激进化政策，其亦可能是构成风险控制与政策克制的重要机制。有研究指出，在高度规范化与高度敏感的国际议题上，欧盟有时会采取策略性的情感节制，以避免过度情绪化的道德判断造成话语承诺与行动能力之间的不对称。例如，在部分国际危机中，欧盟对于“种族灭绝”等高度情绪化概念的谨慎使用便体现出一种以情感调节为基础的政策克制逻辑。在跨大西洋关系、移民难民政策等议题上，轻蔑、恐惧等群体情感亦会通过成员国互动与公众舆论影响政策议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规范承诺的落实。
从政策运作层面看，情感并非仅停留于宏观层面的规范表达，而是通过个体、群体与制度三个层次嵌入欧盟外交政策过程。在个体层面，情感影响决策者的信息加工、风险识别与威胁判断，从而挑战纯粹理性决策模型的解释力；在群体层面，共情与情绪互动会在成员国之间流动，并在协商过程中重塑集体立场； 在制度层面，情感则通过外交官的实践经验、评估机制与制度文化被纳入政策运行之中。例如，欧盟外交官在处理中东与北非事务时所表现出的“幻灭感”既源于地区转型受阻，也反映了其对欧盟自身影响力下降的认知。有研究指出，当成员方的情感表达处于一种有益于维护现有制度安排的状态时，国际制度则会更加稳定。这种制度化情感不仅影响政策预期，也可能逐渐侵蚀既有规范信念，并进一步影响欧盟对外行动的方向与强度。
此外，情感还在欧盟“规范性力量”的运作中发挥重要的启发性作用。当不同价值原则发生冲突时，情感往往能够为政策排序提供认知与道德指引。例如，在北极政策中，由气候变化紧迫性与原住民生存权利所激发的情感共鸣，使生态保护与人权规范在政策权衡中优先于短期经济利益与传统地缘安全考量，这也强化了欧盟“绿色规范性力量”的身份叙事。换言之，情感不仅影响政策合法性，也参与塑造欧盟对其国际角色的认知与想象。
本质上，“情感转向”反映了国际关系研究对传统理性主义范式的修正与拓展。一方面，情感不再被视为理性的对立面，更不是单纯的非理性冲动，而是一种深度嵌入认知、规范与制度过程之中的意义生成机制。另一方面，情感也并不等同于非理性。真正的非理性，并非源于情感本身，而在于情感与制度评估、行动能力及现实条件之间出现严重脱节。欧盟对外政策研究中的“情感转向”并非要以情感取代理性，而是要揭示理性本身始终是在情感结构之中被建构、被引导并获得政治意义的。
（三）情感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国际关系研究并不否认情感兼具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情感的表达植根于人类社会互动与价值判断之中，往往建立在对现实情境的理性评估基础之上，甚至是战略性表达，其功能在于界定问题、塑造形象并调整对外关系；另一方面，情感一旦被激发，可唤起个体或群体层面的非理性情绪反应。这一双重属性难以被刻意彼此剥离。从情感视角观察欧盟外交政策的生成机制，目的在于将情感界定为一种具有独立分析价值的利益形态，并据此拓展既有以物质利益与理性计算为主导的解释框架。具体而言，情感不仅承载非物质利益诉求，而且通过与国际规范的互动嵌入政策生成过程，在特定情境下发挥难以被单一理性变量替代的解释功能。
第一，情感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实质内涵的利益形态，应纳入国际关系分析框架之中。将情感仅因其可能具有“非理性”特征而排除在外，既缺乏充分理论依据，也难以完全解释现实中的政策行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归根结底是人，其决策不可避免地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忽视这一维度，容易导致对行为体动机与政策选择的片面理解。因此，将情感纳入分析，并非对既有理论的替代，而是在其基础上引入新的解释维度，进而深化对欧盟外交政策生成过程的认识。
第二，情感所承载的非物质利益是推动对外政策行动的重要动力来源。同情、愤怒等情感能够激发行为体超越工具性自利计算，采取具有利他性的政策行动。但无论自利还是利他，其内涵均不应局限于经济收益或地缘政治安全等物质利益。对不公正行为的反对往往源于道德义务与规范责任，这类动因虽难以量化，却关涉行为体对“何为正义”的根本性认知。换言之，利益本身具有多维属性，除物质层面外，还包括道德、规范与身份等非物质维度，而情感正是连接这些维度的重要介质。
第三，情感共鸣是国际规范获得现实效力的重要条件。规范的违反固然构成对国际法的背离，但其能否引发有效回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激发了广泛的共情。若缺乏情感共振，规范往往难以转化为行动意愿。尽管制度机制为纠偏提供了程序路径，但其启动与持续运作的动力仍需依赖情感与规范认同的共同作用。在缺乏共鸣的情况下，行为体更可能选择沉默或消极应对，进而削弱国际法约束力并加剧不公正后果。因此，情感不仅是道义表达的载体，也是规范得以实践的重要推动力。国际社会中的点名羞辱就是一种基于情感逻辑、促进国际规范扩散与遵守的重要策略。
第四，情感与理性在外交决策中呈现出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外交政策具有显著的多维性，将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之中，不仅不存在内在冲突，反而有助于提升解释力。即便决策者在制度约束下力图遵循理性计算，情感仍可能通过认知偏好、风险感知、威胁评估与价值判断等方式发挥作用，从而对决策结果产生某种实质性影响。因此，系统考察情感在欧盟应对乌克兰危机中的作用机制，对深入理解欧盟外交政策及其生成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基于上述概念界定，本文提出“情感触发—情感叙事—政策行动”的分析框架，旨在系统识别乌克兰危机中激发欧盟集体情感反应的关键因素，考察情感叙事的生成逻辑及其运行机制，并进一步分析其对欧盟外交政策行为的影响路径。本文的分析逻辑如下：乌克兰危机作为重大外部冲击，引发欧盟政治精英的情感反应。这种情感借由政治话语、身份建构与规范表达得以持续整合与强化，并最终形塑为一种富含共情张力的情感叙事，而情感叙事进一步为欧盟的政策实践提供道义正当性。
表 1 在分析框架上引入动态理论机制，呈现情感在欧盟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机制。外部冲击从安全、规范与人道关切等方面触发欧盟的情感反应，并在公共话语中凝聚为恐惧、道义愤怒与同情等情感叙事。这些叙事通过威胁再界定、身份认同重塑与责任生成，推动认知结构调整，并转化为具体政策行动。该机制同时强调政策结果的反馈效应：既有实践通过强化威胁认知、固化身份认同与累积制度惯性，推动情感再生产与叙事强化，进而形成路径依赖。情感由此转变为持续作用于政策循环的结构性变量，解释相关政策取向的延续与强化。
情感虽不直接决定政策结果，但通过叙事建构转化为政策行动逻辑，使原本侧重成本—收益计算的政策选择，进一步嵌入规范性与道义性的考量之中。该框架强调，情感并非外在于理性的“非理性干扰”，而是在特定制度结构与话语体系中发挥作用的重要解释变量。本文亦不着重区分情感的理性或非理性属性，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整体性分析视角，考察其在欧盟对外政策中的传导机制。
该分析框架主要具有以下三方面优势。一是有助于弥补情感与政策结果之间中介机制不足的问题，从而提升解释的严密性。既有研究虽已关注情感因素，但对其具体传导路径缺乏系统分析。本文引入话语叙事作为关键介质，将情感置于意义建构与正当性塑造过程中加以考察，揭示其如何被表达、放大并逐步制度化，进而转化为具体政策选择，避免将情感简单视为“黑箱变量”。二是契合欧盟“规范性力量”的行为特征，有利于提升理论与经验对象的匹配度。欧盟对外行动高度依赖价值输出与规范话语，其政策正当性也能通过叙事建构得以确立。在乌克兰危机中，同情、愤怒等情感并非直接转化为政策结果，而是经由政治精英与制度话语的加工，形成具有道义正当性的叙事结构，从而影响制裁、援助及外交立场等具体决策。三是有助于整合理性与情感因素，克服二者对立的分析范式。情感并不排斥理性计算，而是通过话语叙事与利益认知彼此嵌入，共同构成政策驱动机制。一方面，情感提供动员基础与价值导向；另一方面，话语叙事对其进行选择性整合，使之与安全、经济及地缘政治考量相衔接，进而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行动。
二、乌克兰危机中欧盟情感触发因素及其动员策略
乌克兰危机被普遍视为冷战结束以来欧洲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之一，其对欧洲政治与安全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冲击。从情感触发机制的视角审视，该危机同时触及欧盟的本体安全与规范性认同，激发了以共同价值观与地缘安全威胁为基础的集体情感共鸣。欧盟成员国因此得以暂时搁置分歧、凝聚最低限度的政策共识，并在制度层面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一）触发欧盟情感反应的多维因素
首先，违法行为激发了欧盟的“道义愤慨”。欧盟基于以国际法而非武力解决争端的原则，将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界定为对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全面入侵”、对战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根本挑战，并视其为对其他国家产生危险示范效应的威胁行为。2022 年 3 月，欧盟便通过发布《凡尔赛宣言》强调“主权”建设的紧迫性。此外，欧盟通过构建道义叙事，在侵略者与受害者之间划清了界限。它不仅激活了其制度性防御逻辑，还将俄乌冲突视为对欧洲国家体系合法性的结构性挑战，而非一般性的外部地缘政治冲突。欧俄关系由此从以往有限的制度化合作彻底转变为全面的制度性对抗。然而，这场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欧盟内部的法治问责机制。冲突前，欧盟委员会就民主倒退与司法独立问题与波兰、匈牙利存在持续争议；但随着波兰在后勤保障与难民安置中的关键作用上升，欧盟在维持战时团结的考量下，对相关问题的立场出现边际调整。这一变化事实上强化了“安全优先”的政策取向，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既有的民主规范约束。
其次，历史与地缘因素共同塑造了欧盟的“生存性恐惧”心理。冲突发生于欧盟近邻地区并嵌入欧洲战争记忆之中，为欧盟提供军援与实施制裁等高风险行动提供了心理与政治正当性。这场冲突打破了战后“欧洲国家间不会再有战争”的核心叙事，重新揭开历史创伤，尤其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等中东欧成员国内部引发了强烈的安全焦虑，并被解读为历史威胁的再现。这种心理促使欧盟由“和平工程”向“地缘政治行为体”的转型。原本以经济一体化预防冲突为核心目标的制度设计，在危机冲击下呈现出明显的“安全化”趋向。欧盟将冲突界定为对其东翼成员国的直接安全挑战，从而启动紧急决策机制，并将其从“对外事务”上升为“内部安全”议题。而且随着难民的涌入，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受扰风险的增加，欧盟成员国对欧洲地缘脆弱性的共同认知得以强化。然而“安全化”转向可能削弱其传统的调解功能，并压缩非军事冲突解决路径的空间。
此外，心理与身份认同因素强化了欧盟的“团结”意识。乌克兰将其抵抗叙事与“为欧洲价值观而战”绑定，并迅速申请加入欧盟。欧盟视此举为对其“规范性身份”的认可，故而在政治上难以拒绝援乌。乌平民伤亡及民用设施受损影像的广泛传播进一步激发了欧洲的同情，乌社会展现出的勇气与抵抗精神则强化了其“为共同价值而承受代价”的道德形象。这种情感共鸣构成了欧盟持续提供政治支持和社会动员的重要基础，使其在能源紧张与通胀压力上升的背景下仍维持对乌的长期援助。乌克兰问题凸显并放大了欧盟“规范性力量”身份认同与俄罗斯“主权民主”身份认同之间的差异，使双方认识到其价值观并未趋同，反而呈现出持续分化的态势。然而，欧盟对待乌克兰难民和中东难民的方式被质疑具有“双重标准”和“隐性种族偏向”之嫌，而这种“选择性同情”削弱了欧盟在全球南方的道义声誉。
（二）双重情感动员策略
然而，欧盟政治精英并非被动承受情绪冲击。他们通过有意识的情感建构与话语运作，形成一套具有内外指向的双重情感动员机制：对外以恐惧与道义愤怒为核心，强化对俄关系的对立化叙事；对内则以同情与团结为纽带，推动成员国之间的战略整合。该机制旨在通过差异化情感配置，将外部威胁认知与内部认同建构有机结合，从而为欧盟集体行动提供合理性基础。
其一，恐惧动员通过“生存性威胁”的话语重塑，将安全焦虑转化为政策变革的动力。欧盟政治精英借助不安全感这一心理机制，将地区冲突界定为对欧洲和平秩序的“本体安全威胁”。“战争回归”“至暗时刻”“野蛮行径”等表述不仅具有修辞功能，更构成危机叙事的重要载体，其目的在于强化成员国对安全环境恶化的共同认知，从而削弱既有政策分歧与观望倾向。在这一“生存性叙事”框架下，原本争议较大的防务议题，如对外军事援助与防务投入增加，被重新界定为必要且紧迫的政策选择，进而推动情感由认知层面的不安转化为制度层面的行动驱动力。
其二，道义愤怒通过“规范破坏者”的话语建构，实现对外政策的合法性生产。通过“他者化”的话语逻辑，欧盟将俄罗斯定性为国际规范与秩序的“挑战者”。这一过程不仅强化了情感的指向性，也重塑了国际互动中的道德边界。一方面，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定性为对国际秩序的严重冲击，为能源脱钩与经济制裁提供了伦理正当性；另一方面，欧盟则借此巩固其作为“规范遵守者”的集体身份。因此，道义愤怒超越了单纯的情绪反应，成为支撑对外强硬政策的重要战略资源，使相关决策获得超越功利计算的合法性基础。
其三，通过同情与团结的情感嵌入，欧盟实现了集体身份认同的制度化表达。在对外构建对立叙事的同时，欧盟政治精英不断强化内部情感联结，将乌克兰纳入“欧洲大家庭”的话语框架之中。这一表述不仅体现为规范立场的宣示，也构成对既有身份边界的再界定。通过《临时保护指令》等制度安排，欧盟将情感共鸣转化为具体政策工具，使“同情”与“团结”由象征性表达转向制度化实践。在此过程中，“牺牲”与“代价”被赋予跨国政治义务的意义，对外援助亦由单纯利益选择上升为价值防御的一部分，从而在多层次利益互动中推动更高程度的政治整合。
以上的论述表明，欧盟的情感动员是一种具有明确方向的策略性机制：以恐惧凝聚危机意识，以道义愤怒生产行动正当性，以同情与团结强化内部认同。通过这一内外联动的情感动员路径，欧盟得以将分散的成员国意志整合为相对一致的集体行动，从而凸显出情感在超国家治理与对外政策中的双重策略属性。
三、欧盟建构情感叙事的作用机制
欧盟在应对乌克兰危机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高度协调性，得益于其政治精英围绕“恐惧”“愤怒”“团结”等情感所展开的系统性情感动员。从“情感共振”到“制度化政策”的转化亦非自发完成，而是依托联盟多层治理体系，由欧盟核心机构对情感进行选择、整合与放大，并进一步转化为法律规范、战略共识与政策实践，从而实现情感能量的制度化、持续化与具象化。
（一）欧盟构建情感叙事的多维主体
第一，欧盟委员会通过将感性的“情感共识”转化为理性的“法律条文”与“技术标准”，实现了从情感动员向制度治理的逻辑转换。作为欧盟政策执行的核心中枢，欧委会实际上承担了情感叙事“制度化转译者”的角色，将抽象的道义情感具象化为可操作的政策工具。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情感驱动的权利保障。欧委会依据《欧盟运行条约》第 78 条激活《临时保护指令》，将支持乌克兰的政治情感转化为具有强制效力的庇护机制。二是焦虑驱动的战略脱钩。欧委会将道义愤怒与对俄能源依赖所引发的安全焦虑嵌入“重新赋能欧盟”计划，并通过多轮制裁将“共同牺牲”的意志落实为能源安全与去依赖策略。三是承诺驱动的财政支持。通过设立“乌克兰基金”等中长期机制，欧委会将瞬时性的情感承诺转化为稳定、可预期的财政安排，以确保制度韧性。
第二，欧洲理事会则将情感动员升维为超国家层面的战略叙事，不仅夯实了非常规政策的政治合法性，更实现了情感能量向集体战略意志的制度化转化。作为欧盟最高决策中枢，理事会在情感叙事中的核心作用体现为其对成员国情感共识的战略整合能力。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道义愤怒规范化。理事会通过推动对俄实施 20 轮制裁，在政治层面确认制裁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从而将集体愤怒转化为具有法律与政治约束力的战略工具。二是使安全焦虑突破军援禁忌。面对地缘安全危机，理事会动用“欧洲和平基金”，将“自我防卫”的情感需求制度化为常态化安全援助机制。三是推动身份认同制度化。通过授予乌克兰候选国地位，欧盟实际上推动其扩大逻辑由“标准导向”向“情感认同”转变，将“欧洲大家庭”的情感叙事固化为长期制度承诺。
第三，欧洲议会则利用其制度优势与议程设置能力，对欧盟的情感叙事赋予道义内涵，从而形成持续性的规范压力。其在情感叙事中的角色，既是“道义制高点”的塑造者，也是政治抱负的重要推动者。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动道义话语激进化。欧洲议会通过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政治决议，如界定“支恐国家”或主张将被冻结俄资产用于重建乌克兰，持续放大愤怒情绪，并向欧委会与欧洲理事会施加“道德压力”，从而推高政策回应强度。二是强化情感纽带的视觉呈现。通过邀请乌克兰总统发表演说等象征性政治实践，欧洲议会将“团结”情感嵌入欧盟公共空间，并借助预算监督与议程设置权，将分散情感整合为具有持续凝聚力的欧洲身份认同。
可见，在其多层治理体系中，欧盟核心机构各司其职，形成了一个相互配合的情感叙事生产机制：欧委会负责将道义情感转化为法律框架与执行机制；欧洲理事会在战略层面完成情感共识的必要升级，为突破性政策提供合法性支撑；欧洲议会则通过维持道义情绪与塑造公共舆论，推动政策议程向更强硬方向发展。情感动员因此不仅强化了欧盟内部的政治授权，也使其得以在短期内突破既有监管与政策禁忌，实现从经济自利逻辑向价值动员逻辑的政策转型。这种“情感制度化”机制表明，政治精英能够通过话语建构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将瞬时性的情感冲击转化为长期政治整合资源。
（二）欧盟情感叙事的政策功能
欧盟情感叙事是一种具有明确指向的战略性工具，旨在通过情感动员重塑政策环境、压缩分歧空间、构建认知共识，并为重大政策转向提供道义支撑。欧盟将乌克兰危机界定为对自由、民主与尊严等“欧洲价值观”的根本性威胁，并有意识地将政策讨论由利益博弈上升为道义判断，从而在规范层面塑造趋同立场，降低中立或迟疑行为的政治正当性，为后续政策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为此，欧盟政治精英将恐惧、愤怒与同情整合为一套具有明确功能导向的情感叙事结构，并持续嵌入政策生成过程之中。作为情感动员的重要手段，这一叙事结构通过维持政策所需的情感能量，有序推动政策议程的落实：一是以恐惧强化安全议题的紧迫性，将地缘风险上升为生存性威胁，为防务转型与安全合作提供政治正当性；二是以愤怒构建清晰的道义边界，将俄罗斯行为界定为“规范性越界”， 从而为制裁与外交施压提供伦理依据；三是以同情强化“情感共同体”认同，将乌克兰纳入欧洲价值共同体之中，以降低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歧，为资源动员与政策协同创造条件。这一情感结构并非孤立运作，而是在统一叙事框架下形成协同效应，服务于从情感动员到政策产出的转化。
情感叙事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对政策进程的重塑能力。一方面，通过预先塑造情感共识，欧盟能够显著提升决策效率，并在短时间内形成政策一致性；另一方面，强烈的情感动员有助于削弱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歧，甚至在特定情境下突破既有决策规则约束，实现制度性突破。通过对震惊、愤慨等情绪的有序放大，欧盟得以加速推进制裁、能源转型等关键政策，并在非常规情境下突破既有路径依赖。
同时，情感叙事还服务于欧盟身份与政策边界的重构。通过强化“共同体”意识，并将乌克兰纳入这一道义共同体之中，欧盟实际上在认知层面拓展了自身的政治与价值边界。这种基于共情的身份再界定，为加快政治整合与拓展对外行动工具等政策提供了合理性基础。情感因此成为连接身份认同与政策实践的重要中介，助推欧盟在危机中将规范表述转化为具体行动。然而，这种以情感为驱动的应对方式虽能在短期内实现政策突破，但其长期效果仍取决于能否将情感共识转化为稳定的制度安排。随着危机情绪逐渐消退，欧盟能否维持既有政策路径，最终仍有赖于情感叙事与制度机制之间能否形成有效衔接。
四、情感叙事塑造欧盟应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行为
情感叙事在强化欧盟整体应对外部冲击能力的同时，也以共情机制为原本推进困难的结构性调整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动力。相较以往以功能性合作与技术治理为主导的路径，乌克兰危机下的政策转向更体现为情感驱动下的认知重构与行动重组。恐惧、道义愤怒与同情并非彼此孤立，而是深度融入能源独立、防务自主、援乌抗俄、经济韧性与地缘安全等议题，共同塑造了欧盟的政策优先序及其工具选择。
（一）情感叙事驱动下欧盟能源与经济领域的安全化转向
危机爆发后，有关“能源武器化”的话语迅速占据欧盟公共空间，对俄能源依赖被界定为具有战略后果的“结构性脆弱”。这一认知转向并非单纯出自技术性评估，而是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中被放大为带有生存焦虑与被胁迫感的集体情绪。恐惧由此超越一般意义上的风险感知，转化为重设政策议程的关键驱动因素，并为将经济问题安全化提供了情感基础。在此推动下，《重新赋能欧盟计划》《支持弹药生产法案》《欧洲防务工业战略》《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等相继出台并获得广泛支持，政策逻辑由效率与成本导向转向“安全优先”与“去风险”策略。特别是重新赋能计划是欧盟情感叙事在能源政策层面的集中体现，标志着其对能源问题的认知框架发生了深刻转变。欧盟不再将能源视为中性经济商品，而是将其重新叙事为具有地缘政治属性的战略工具和承载价值判断的道义选择，由此实现了对能源问题的根本性重塑。这一战略转变以“情感共同体”为基础，为欧盟突破“以贸易促变”这一长期奉行的外交政策理念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正当性。
恐惧叙事在推动欧盟能源与经济领域安全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主要体现于三个层面：其一，通过重构问题认知框架，欧盟将原本建立在市场逻辑与互利原则基础上的对外经济相互依赖重新界定为可能危及战略安全的脆弱性来源，从而推动能源与供应链问题由经济议题上升为安全议题；其二，通过强化危机紧迫感与不安全预期，欧盟政治精英得以压缩政策协商周期，弱化传统制度约束，加速推动能源转型、供应链重组及战略储备等非常规政策；其三，恐惧叙事为高成本“去依赖”政策提供了政治与社会层面的正当性，能源替代、产业回流与供应链重构不再仅被视为经济调整，而被塑造为维护欧洲战略安全与降低系统性风险的必要回应。
欧盟对外关系的基本认知框架亦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俄罗斯不再被视为稳定的能源合作伙伴，而被重新界定为潜在的高风险安全来源，双方关系中的合作逻辑显著弱化，安全竞争与地缘对抗因素则迅速上升。同时，乌克兰被纳入欧洲整体安全认知体系，其政治与战略稳定被视为缓解欧洲不安全感的重要前提。由此，“去依赖”已不仅是欧盟层面的经济政策调整，更意味着其安全认知、风险评估与对外行动逻辑的整体性重构。
（二）情感叙事驱动欧盟对俄实施强硬政策
关于“违反国际法”与“破坏国际秩序”的道义愤怒叙事，很快成为欧盟政治精英解释乌克兰危机的统一话语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冲突不再被视为单纯的地缘政治博弈，而被界定为对国际规范体系与欧洲安全秩序的公然挑战。由此激发的并非一般性政治不满，而是一种具有道义审判色彩的集体愤怒，目的是否定“规范破坏者”并强化对违规行为的惩戒。受此驱动，欧盟对俄制裁的性质与功能也发生明显变化：制裁不再只是迫使俄罗斯改变其行为的手段，而被赋予惩罚“规范越界者”的道义合法性，其政策目标与政治内涵由此显著外溢。欧盟对俄制裁层层加码，从最初的金融、能源封锁，逐步扩展到针对特定“战争罪行”的个人制裁，以及全面封堵高科技和军事物资的供应，清晰地勾勒出欧盟因道义愤怒而不断升级的强硬政策轨迹。即便制裁成本不断攀升，成员国仍能维持相对一致立场。这表明，道义愤怒叙事压缩了内部利益分歧，并通过强化规范正当性提升了欧盟集体行动的凝聚力。
同样，道义愤怒叙事也驱动了欧盟防务政策的调整。“战略指南针”“重新武装欧洲”等举措，不仅是欧盟应对外部安全压力的理性回应，更是其针对“规范破坏者”所作出的强烈情绪反应。这说明，欧盟在防务能力提升的政策叙事中带有鲜明的道义愤怒情绪。这不仅为相关政策在成员国层面赋予了更强的政治合法性，也有助于弥合内部分歧、加速政策落地。然而，其外溢效应同样显著：道义愤怒不断强化欧盟对俄政策中的敌我界限，极大压缩了外交妥协与战略模糊的空间，从而使得欧俄关系持续走向结构性对抗。
（三）情感叙事推动欧乌关系的制度化演进
危机初期，关于人道灾难的影像与叙事在欧洲广泛传播，并在“欧洲价值共同体”话语的持续塑造下被迅速政治化。乌克兰随之被重新界定为共享价值规范、历史经验与安全命运的“欧洲一员”。欧洲对乌的同情与身份认同相互交织，而且对乌克兰处境的情感回应逐渐转化为具有共同体认同基础的政治判断。这不仅推动欧盟对乌政策突破既有边界，而且呈现出明显的制度化与常态化特征。欧盟通过“欧洲和平基金”向乌提供军事援助，标志着其对外安全政策工具的实质性突破；“乌克兰基金” 体现了欧盟长期援乌的战略承诺，即通过将欧盟预算与乌克兰国家存续、战后重建及未来融入欧盟的进程相绑定，使对乌支持不再受成员国国内政治的显著影响。这表明，欧盟对乌政策已由短期危机应对逐步转向中长期制度安排。其运行逻辑表现为：乌克兰的身份属性被重新界定，欧盟对乌责任由政策选择逐渐转化为规范性义务，临时性支持措施则被嵌入长期制度框架。欧乌关系也由传统邻国合作逐步迈向以准成员整合为特征的新阶段，对乌政策则由道义支持演变为具有战略指向的承诺。对俄而言，这一进程则是欧盟对地区安全格局的实质性介入，因而加深了其安全困境。
同情叙事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推动欧乌关系的制度化演进：其一，通过扩展身份认同边界，欧盟将乌克兰由“邻国”纳入“共同体”范畴，从而重塑政策对象的身份属性；其二，通过生成责任预期，使对乌援助由可选择的政策举措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政治义务，并增强政策延续性；其三，通过固化长期承诺，将临时性的危机应对措施纳入制度框架，推动其向稳定化、规范化方向发展。由此，情感的作用已不再局限于危机动员，而是逐渐成为联结身份认同、制度整合与政策实践的重要因素。在此转型过程中，欧乌关系正逐步突破传统的邻国政策框架，向以入盟为导向的准成员国关系过渡，制度对接与政策整合显著提速。因此，同情与认同叙事不仅推动欧盟对乌政策由道义支持转向战略承诺，其影响已超出单纯的危机应对层面。
上述分析亦表明，欧盟的情感叙事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清晰的递进过程，即由“情感激发”逐步演化为“情感叙事”，再进一步转化为“政策回应”。危机冲击、人道灾难与安全不确定性迅速激发欧洲政治精英的恐惧、愤怒与同情等情感，并形成情感共振。随后，欧盟政治精英通过政治话语、政策文本与舆论传播，对相关情感进行整合与规范化表达，将其塑造为围绕“欧洲价值观”“安全威胁”与“共同责任”的情感叙事，从而强化共同认知并压缩成员国间的政策分歧。在此基础上，情感叙事进一步经由制度化运作转化为具体政策行动，推动欧盟突破既有政策惯性与制度约束，加速出台对俄制裁、能源转型、防务整合及援乌机制等一系列政策安排。由此，情感逐渐完成了由短期社会情绪向政治叙事、再向制度化政策实践的递进式转化。
五、结语
情感不仅深度嵌入共同认知、规范共识与制度框架之中，而且已转化为持续性的政策驱动力，甚至成为政策延续与战略调整的重要增量因素。欧盟及其成员国在乌克兰危机应对中并未将情感排除于理性决策之外，而是将其纳入威胁认知、规范判断与行动合法性的建构过程之中。欧盟之所以能够在危机初期迅速采取协调行动，关键在于其机构及成员国间形成了相对统一的道德判断与规范认知，从而降低了内部协调成本，并出台了一系列对俄制裁与援乌政策。从身份建构视角看，围绕“侵略”“战争罪行”等议题的情感叙事，不仅强化了欧盟“规范性力量”的自我认知，也进一步巩固了其价值边界。在政策生成过程中，互动形成的集体情感有效弱化了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增强了欧盟政策的连续性与制度韧性。尤其是欧盟对情感叙事的战略性运用，反映出其治理逻辑正由传统规范输出逐步转向兼具安全与地缘政治属性的治理模式，并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加速其地缘政治角色的形成。
然而，情感驱动的政策转向能否长期维持，最终取决于其能否进一步被制度化为稳定的法律、财政与安全安排。若过度依赖情感动员，则可能导致道义判断单一化，压缩理性评估空间，并带来经济、社会与战略层面的外溢风险。同时，不同危机中情感投入的显著差异也可能强化外界对欧盟“规范性力量”的质疑，进而削弱其道义信誉。更重要的是，情感本身具有明显的时效性与波动性，“情感疲劳”一旦出现，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差异与政策分歧便可能重现。因此，情感虽能够在危机时期提升政策动员与协调效率，但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同样构成欧盟对外政策的重要约束。未来，欧盟能否在情感动员与理性治理之间建立更加稳定的平衡机制，并将阶段性情感共识转化为长期制度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战略自主性、对外行动能力及其地缘政治角色的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