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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庄迎来了一个让人扎心的春天。
旱情继续，经历了一个无雪的冬天，陕北的山川，光秃秃的只有一种黄颜色，土地干旱的程度远比去年严重，已经到了让人无法接受的程度。河边的柳树开始发芽的时候，河岸上的水草开始发绿，但从山脚往上，一片荒漠，连野草都看不见几棵。赶集道路上的溏土能淹没脚脖子，黄尘跟行人抢速度移动，呛得路人只能掩鼻呼吸。接连不断的沙尘暴从毛乌素沙地起身向南，所到之处，遮天蔽日，沙子扑到脸上，针扎一样的难受。人们无心下地劳作，多数人甚至不敢出门，只好在家猫着。
出乎人们的预料，刘家庄又出现了粮食短缺现象。去秋，家家户户收了不少粮食，加上自留地的收成，理论上吃一年也没有问题，但是事情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反转。不是国家平调，也不是公社推行平均主义，而事情的由头起始于正月，刘西昌出嫁姑娘。
正月十五那天，刘西昌出嫁大女儿，这本来是件好事，坏在刘西昌一家人一贯高调生活。他女儿的婆家在擂鼓川上川神树沟。办喜事的这天，刘西昌一家喜气洋洋，请全村人及远近亲戚赴宴吃席。中断了好几年的习俗被他重新恢复了，全村人皆大欢喜。要说，这也没啥，人有粮了，请大家吃饭庆祝，也在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只是，他老婆把自己陪嫁姑娘的礼品说出去以后，让所有的人惊掉下巴。送亲那天，按照以前流传下来的习俗，请了一班子吹鼓手，敲锣打鼓吹唢呐，花轿前后有两队迎送人的队伍，身穿上辈子留下来的锦缎扎花裙礼服的女眷，送亲的人们，赶着驴队，驮着大红油漆箱子，装着被褥，毛毡，锅碗瓢盆。最让人羡慕的是，刘西昌给女儿陪嫁了一石黄澄澄的小米。这一石小米可不是个小数字。当地一石等于10斗，一斗小米35斤，合起来就是350斤，还原成原粮要500斤谷子。在这大旱之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一石小米分装在四条羊毛口袋里，分四头驴驮着，浩浩荡荡的向上川进发。吹鼓手吹吹打打，每经过一个村庄，都要停下来吹一番，有意让人们观看这庞大的迎送亲队伍。这哪是接亲呀？这简直是迎了一个财神娘娘回家。他们这个有声有色的宣传，让刘家庄声名大噪。刘家庄的人太富有了，这年头这么有钱有粮的人家十分罕见。一时，各村的媒婆子，媒汉子纷纷的奔赴刘家庄。给刘家庄小伙子介绍姑娘，也把刘家庄的姑娘许配到别的村庄。名声大了，也引起了刘家庄人的亲戚朋友们羡慕。各路亲戚，沾亲带故，吃不饱饭的人都跑来借粮。不给借，有血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好多人家没办法，只好从自己的嘴里往出省，给的少了还不行，说是打发要饭的，给的多了，自己吃饭又成了问题。刘西昌追悔莫及，他老婆娘家小舅子要结婚，上他家要粮。老婆手一松，又一石粮食被送了出去。刘西昌这下傻眼了，这么个弄法，自己的日子还咋过啊！他把矛头对准了刘景凡，往刘景凡眼里揉沙子。想刘景行的自留地收了不少谷子，还有半年的分配口粮。要是他没有猜错的话，应该还存在刘景凡家里。这粮放着也是放着，不如借一些来吃。第一次上门时，刘景凡告诉他，刘景凡的粮通过粮站转城里去了。
刘西昌说：“我过不下去了，家里就剩些玉米，你长短借我一点小米，让我也能喝口稀饭。”
刘景凡说：“你不是抖擞吗，我还以为你腰有多粗。你这是自作自受，说了多少回，节省粮食，你不听，你害自己，还害别人，庄里人恨不得想捶死你！”
刘西昌说：“我晓得我错了，你高抬贵手，要不把社里仓库的粮借我几斗，我秋里还。”
刘景凡说：“你想多了，那是社员的救命粮，天旱成这个样子，你咋就晓得秋天有收成，现在给你把口子开了，就扎不住了，村里还有比你困难的人。今年秋天粮食歉收，明年饿死人，我就是罪人。实在不行，你先在我家拿半斗米吃。刘景行在城里日子也不好过，一个月一人才有26斤粮，副食品也赶不上趟，你在瘦子身上刮油水，亏你能张开口！”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十天以后，刘西昌再次上门。刘景凡忍无可忍，把刘西昌痛骂了一顿，赶出院子。幸好，去年秋收以后，刘景凡想刘景行工作忙，一时也回不来，粮食放家里，被老鼠偷吃，长期下去，损失太大，叫了几个人把粮食拉到粮站。按规定的70%比例，给刘景行全部换成了粮票，一直在家里放着，等刘景行回来拿走。
现在，到了四月底，就要立夏了，山上的地还空着，没有下种，人们急得团团转。幸亏刚开春时，任社长照搬了去年春播的做法，把川地，沟渠水地都种好了，这会儿苗子也出齐了，能看见了一些绿色。不知道是受天旱影响还是什么原因，今年社员的干劲没有去年高，好像不在乎秋季收成如何，把主要精力放在耕种自留地上，或许是对老天无望了。任社长也说，大家如果提不起来种粮的积极性，天继续旱下去，今年吃饭一定会成大问题。这期间。还召开过几次社员大会，效果并不好。人们有习惯思维，觉得老天不可能不下雨，只是迟几天罢了，一天天的就这么跟老天爷耗下去。不过，大家对已经出来的庄稼苗还是挺上心的，需要浇水就浇水，需要间苗就间苗。刘景凡再次上山查看，冬小麦完全旱死了，干苗子拔出来，连根都没有。眼看着等不来雨，任社长想出个办法，对这些地块儿进行无墒补种。库房里还有些麻籽，糜子，黑豆，小豆，荞麦小杂粮种子，舍不住孩子套不住狼，找几块土地较好些的地方，像麦子地，苗死了，肥料还在，一旦将来有雨水，长得也会很快。干墒浅种，先翻地，撒种，耙耱平整。没有水分，种子不会发芽，一旦有雨，会迅速发芽出苗。错过这个时间，再种就晚了。但是，任社长把这个办法提到会上以后，众人七嘴八舌，分成两派，一种看法是继续等雨，另一派要冒险下种，寻求主动。任社长只好说，那就再等几天。
刘景凡越来越焦虑，立即去找牛书记，想让牛书记拿个办法出来。
牛书记说：“种地的事，你们比我懂得多。没想到老天爷又将了我们一军，抗旱，怎么抗法？从上到下没有具体指示，浇水，也得有水，人喝的水都快没了。小任的想法就是破釜沉舟，拼一下或许也是个办法，总比傻等要好。我们以往的做法要坚持，基本上符合中央提出的十二条要求。今年咱们公开的向外宣布，按人分配的时代结束了，十二条明确指出要打破平均主义，向工分倾斜，今年一律按三七分配。告诉社员们，不上山，不劳动，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分不到粮食，否则今年生产不好管理。我有这十二条垫底，也不害怕犯错误，愿意承担责任。”
得到了牛书记的计策，刘景凡立即向社员们传达了牛书记的意见。还是经济杠杆厉害，社员们陆续开始上山了，抢种小杂粮，希望的种子总算播下去了。
这天下午，当刘景行推开刘景凡的家门时，和刘西昌撞了个对面。坐在炕沿上的刘西昌立刻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我刚才还说，想跟你借点粮来着。刘书记说你转走了，我寻思什么时候转的，我也没看见。公家人也缺粮？”
刘景行觉得来的真不是时候，便说：“你们有事你们先说，我一会儿再进来。”说着，把给育华带的两包点心和书包放在桌上。
刘景凡说：“没当紧事，坐吧。刘西昌来借粮，我说，你的粮食转走了，没有粮可借。”
刘景行愣了一下，很快明白了：“哦，对的，那点粮帮上大忙了，开春后没饿过肚子。”
刘西昌还不甘心的说：“你旱涝保收，还吃不饱？”
刘景行说：“刘西昌你快走吧，他回来一定是有事，让我们说点事儿。”
刘西昌赖着不走：“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家断顿了，你好歹再借点米，要不今晚上就过不去。”
刘景凡有些生气：“你揭不开锅怪我？你走到处扬名呢，出手大方，左手一石米，右手一石米往出送，擂鼓川谁不晓得你是财主，你哭什么穷呢？你去年收的粮食够两年吃，你当我不知道。三番五次到我门上借粮，我还供在古城上学的儿子。你现在是第三次来我家借粮了。老话说有第一第二，没有第三第四。我没有米可以借你。快走！”
刘西昌看刘景凡态度坚决，只好站起身走了。
刘景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个人说他聪明吧，脑子里一堆糨糊。去年收成那么好，打了点粮食，到处炫耀，弄的刘家庄的人十分被动，来借粮食的人乌泱乌泱，每天都有。刘家庄就这么一季粮，能供得起十里八村的人？他咋就想不开这个道理呢？我也是实在拿他没办法。你回来也好，上次我看粮食问题严重了，也没和你说。我把你的粮都拿到了粮站，按比例换成了粮票。你这回赶快把粮票拿走，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事。放在我这里，保不住哪天就被人弄走了。我也是服了咱们村里人了，前几天播种，时间这么紧迫的，上山腰来腿不来的，不好好干活。这两天我找牛书记讨了个主意。今年倒三七分配，这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看天这么旱，谁晓得什么时候会下雨，吃了几天饱饭，咋就没了忧患意识？”
刘景行说：“我以为你遇到多大的事情。粮食分到他们手里，如何处理是他们自己的事，你管也管不住。根据去年的收成他们不至于断了口粮，不会全部给人家借出去。真是这样的话，别说你，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这才几天，吃了几顿饱饭，就忘乎所以了。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怎么个教育？谁有好办法？农民嘛，自古以来就是小农意识，不是一年两年就能解决的。你要是没什么重要的事，我明天就回去了。”
刘景凡说：“就这么一点碎碎的事儿。孩子见我心情不好，给大毛写了信，我都不知道。你回来也好，牛书记说如果你回来的话，去见一下他。他好像有什么要事跟你说。”
刘景行说：“我刚才从公社门口经过的时候，想了想要不要进去看看？后来怕他忙也没进去。不知道牛书记在不在？要不，咱俩现在就去公社，路也不远。看他要问什么事？让我先喝口水，再走。你家育花是不是想到城里上学呢？你要是让她去的话，就和她说说，这半年，大毛学习很有长进，城里的教学质量还是高。”
刘景凡说：“不要听她说。去了以后，你们俩都有工作，有一个就够你管了，再加上一个，管不过来。我的孩子娇气，动不动就生气，就让她在这儿学吧。学成什么算什么，她要是努力了，将来考县里中学，县城中学是住宿制，住在学校，有困难去找你。现在去太麻烦，离考中学还有几年呢？”
刘景行说：“随你吧。有需求的话就给我说。自己人不要客气。”
随后，两人出村，刘景行看着到处荒芜的土地，也感到有些无可奈何，感叹这旱情什么时候才能过去。没多久进了公社大院，牛书记正好在办公室，寒暄了几句，牛书记直接进入了主题：“听说你在副食公司还有点权力，把你的权力给我们用用。”
刘景行笑着说：“那没问题。你要是犯了事儿，我来给你审计。我就这么一点权，全心全意为你服务。”
牛书记说：“说正经的，你们副食公司职工多，部门多，业务也宽。一路上，你也看见了，今年这日子不好过，春天的地种了不到五分之一，我是一筹莫展，群众的生活必定要出大问题。现在全国物资都比较紧张，我想广开财路，擂鼓川还有几个村子自然资源还不错，有长流水水源，我想请你们支持一下，建立个蔬菜基地。给你们城里边生产，供应蔬菜。你看我这想法可行不？”
刘景行沉思了一会儿说：“想法倒是挺好的。我们现在的蔬菜基地主要是城区边上，把基地建在离城市这么远的地方，运输问题不好解决。全公司只有两辆卡车，把蔬菜拉到城里卖，成本很高。靠你们自己送去，不能保证蔬菜新鲜。如果仅仅是土豆，萝卜这一类瓜果还行，绿叶蔬菜恐怕很难。”
牛书记说：“我也想过，运输问题确实不好解决。要不然，范围窄一点，跟你们签这个合同，种土豆和萝卜，好比说，一周你们来这拉一次，一道川定上五六个点，好处是城里的蔬菜比我们这里的贵一些。我们不说赚钱，只要把东西卖出去，能让群众增加一点的收入就行。如果定点的话，刘景凡你们村里能不能定个点？”
刘景凡说：“你突然提出来，我也没有思想准备，按正常年份，种山地土豆问题不大，要是在好地里种，恐怕不行。现在的好地都是保命田，要靠它解决吃饭问题。我们现有的菜园子都分给社员了，面积太小，做不到商品化生产，平时种的菜大部分都是社员自己吃的，大规模的给外边输送，也做不到。你问别的村吧，你这个想法是不错。但是我估计今年实行起来很难，天气太干旱，种菜需要大量的水。”
刘景行说：“就算个意向吧，我回去和经理说一下，看能不能签个合同？签了合同就得执行。合同执行要有信用，要有契约精神。不敢看土豆价格高了就涨价，这个我们也赔不起，公司利润很薄。要给农民们说清楚，不能随便中断合同，那会扰乱城市秩序的，不是小事。说实在话，就目前的供销情况看，城周围的产量基本上能满足城市，给你们的空间不会太大，土豆，红薯，萝卜这一类蔬菜耐储存，有空间。否则我不敢跟你说这话。”
牛书记表示出很大的兴趣：“那好，等我们把具体方案拿出来，去你们公司谈。抓速度，抢时间，现在种土豆还来得及。有五六十天时间就可以收获。我这里说说容易，还要看下边配合不配合，看农民有没有积极性。他们没有积极性的话，想法再好也没有用。”
随后，他又对刘景凡说：“你们村里把事闹得太大了，刘西昌这人真不省心，现在全县人都说咱们擂鼓镇人有钱有粮，生活好。他搞得大家很被动，把家里的一点破事情弄的山呼海啸。处理吧，还没有个正当理由。你回去和他说，叫他夹着尾巴做人，这年头不是炫富的时候。天不早了，就在我们灶上吃饭吧。”
刘景凡说：“不用了，就几步路回去，家里做上饭了。要不你到我家去吃饭？”
牛书记笑着说：“你要是去年请我吃饭，我肯定去了，今天不去了。就这样吧，咱们各忙各的，有事随时通报。”
回家的路上，两人继续聊着刚才的话题。刘景凡说，牛书记想干一番事业，也得看看时机，尤其是今年这种情况，命保住就不错，谈发展是空话。刘景行也没有想到牛书记会突然提出这个助农方案，县城常住人口不到两万人，尽管是大路菜，需求也不是特别大。而且这几年来又形成了稳定的供需关系，要打破也有难度。回去和王经理提一下牛书记的想法，至于怎么做，由领导定吧。他不自觉的感到自己好像对农村有些疏离，或许是工作不同，个人的关注点变了。第二天上午，他提着刘景凡给他的一袋小米和一些粮票粮款，登上返程的汽车。
1961年1月14日到18日，中央召开了北京会议。讨论60年国民经济执行情况和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总结了大跃进造成的经济比例失衡，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要继续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基本建设路线，适当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会议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主席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重要转变，国民经济转入调整轨道。1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制定整社整风若干规定。认为农村80%的社队是好的。基本上是好的和存在严重问题约有20%。90%以上的干部是基本是好的，有近7%的同志犯有严重错误和比较严重错误，其中属于五类分子，脱化分子的有3%。要求所有的农村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彻底调查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命令风。要彻底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彻底查清平调账，坚决退赔。3月6日。安徽省根据农民的要求，实行定山稻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制度，得到群众的欢迎。后来毛主席否定了这个做法，认为这是一种单干行为，受到了批判。3月15日到23日。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60条），全面指导农业生产。
同年，北方干旱继续发展，尤其是黄土高原，从1月份到8月份没有有效降雨，受灾面积超过了一半。人们望天兴叹。刘家庄无墒浅播的庄稼苗十分瘦弱。过于干旱，呈半死不活状态。6月份，大麦收了以后，任社长动员社员，在大麦地里点播一季荞麦。8月份降雨来临的时候，山上的庄稼苗开始生长。大部分开始抽穗扬花结荚，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秋天寒流来的过早，这些本身营养不足的庄稼，在尚未成熟之前，全部被冻死。年终结算，人平均分到300多斤原粮。由于实行了按劳取酬。有些人口多的家庭立刻陷入了恐慌。刘景凡开了动员大会，要求全体社员，男女老幼齐出动，搞小秋收，上山进沟挖苦菜，收集草籽儿，储藏野干菜，准备过苦日子。过年以后，春播时，迫不得已将队里边的储藏在刘景行家地窖的粮食挖出来，分给了社员，维持春播正常进行。
连续的自然灾害让刘景凡遭受了一生中最痛苦的磨难。谁能知道啊，这场灾害会持续那么长时间。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62年。人活的不如一条狗。刘家庄由一个曾经富裕过的村庄，几年下来，变得贫穷破败。山上的草根几乎被挖光，树皮，树叶都进了人的肚子。最饥饿的时候，连柳树叶子都成了最佳的食物。从山里采集来的沙蓬，藜，绵蓬种子几乎成了村民的主粮，甚至狗尾巴草，莎草穗子都成了人们争抢的对象。酸枣，杜梨果被晾干，和谷糠炒熟，上碾磨磨成粉，搅炒面，豆腐渣再次成为人们的美食。因为有刘景行在副食公司工作的关系，有一些便利条件，时断时续地给村里购买一些回来，维持人没有被饿死。全国多地爆出因饥饿浮肿死亡的消息，以河南最为严重，逃荒人流络绎不绝，甚至有人倒毙路边。中央转发了河南信阳事件的通报，说报告夸大敌情，混淆敌我矛盾。把该地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死人的现象，归结于当前当地的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极“左”风再度吹起，扰乱了农村经济工作的秩序。1963年冬，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刘景凡受到严重的冲击。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初期，清理项目是小四清：清仓库，清财务，清分工，清账目。后来，二十三条出台后，拓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大四清。前后时间拉的很长。强调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制定前十条，后十条等文件。运动开展同时，注重依靠贫下中农，要求干部参与。城市社教是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为核心的五反运动（新五反）。政务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开展了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规范干部作风。要求干部洗手，洗澡，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等等。
在这一系列的运动当中，几乎所有干部无一幸免，刘家庄村委会班子，人人过关。刘景凡有些心灰意冷，如果说整风整社受到一点冲击的话，大四清差点把他整成阶级敌人。有人认为他领导无方，不敢得罪人，书记不讲政治，光抓生产，甚至把刘景行拉出来说事，对地主分子过于仁慈，犯了政治错误。具体事例，就是把生产队的库存粮食，秘密藏在了地主家地窖里。虽然，在社员们饿得头昏眼花的时候拿出来给社员分了，但是损害了党的形象，相信地主而不相信贫下中农，阶级阵线不清，这是立场问题。刘景凡没有原则，依然和老地主勾勾搭搭，把姑娘送城里读书，委托老地主照看，是阶级斗争界限不分明。开始，他还和人争论，后来也就不再开口了。不管当时出于什么目的，事实已经形成。他有口难辩，一次会议说不清，二次依然无法过关，结果是越描越黑。尤其是刘西昌，跳的比谁都高，他扬言要把刘景行抓回来一起批斗。他认为，刘景行是幕后黑手，遥控着刘家庄的政治。驻队社教组组长老朱，带人去县里副食公司调查，问刘景行。刘景行说，当时说要借地方用一下，想地方空着，生产队要用也是好事，没犹豫就同意了。至于说成分的事，政府有定论，庄里大多数人都晓得。老朱回村后，在下次会上把调查情况给大家讲了，希望社员们尊重历史，四清不是翻新中国成立前的老账，引导说：“不要扯的太远了，目前刘景行还是国家干部，有问题人家单位会处理。装粮食的地窖本身没有阶级性，不要胡乱上纲。”
刘西昌不依不饶：“我郑重的跟大家报个大料，60年，刘景凡主持队委会，给大家多分自留地，这算不算多吃多占？”
老朱愣了，心想这个人疯了，想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宁愿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全场的人都炸开了锅，刘三锤跳起来骂：“刘西昌你他妈的是条疯狗，毬咬腿，当年多分自留地是救命，没把你饿死，咋逮谁咬谁！我还把你当好人看，你个吃里爬外的东西，要是没有队干部们付出那么多的心血，辛苦，咱们能活到今天？”
老朱赶忙挡住了还要站起来的群众说：“这件事没有必要在这里争论，中央十二条规定鼓励适当增加自留地，搞活经济。既然大家都受益了，这个不算问题。刘西昌，你发言要注意，不要把大家引入歧途，这是开会，要严肃对待！”
由于刘西昌等人的节外生枝，老朱只好将会议草草结束，害怕再继续开下去，检讨会变成摆功会。
会议虽然结束了，刘景凡也没有来得及再次检讨，但他极度郁闷，只有一个感觉，想整你，可以编造出无数莫须有的罪名来惩治你。会后，他给朱组长提出，不想干了，刘家庄人才济济，让别人当书记，他累了，心累。你们看刘西昌能当的话，我让位。
老朱说：“整风嘛，有没有事都得给整出来点事。关于组织调整的事，社教组没有权力，你去和牛书记说。”
刘景凡摇摇头：“我开不了口，牛书记自顾不暇，我不想给他添乱。我就不明白，四清难道要从鸡蛋里挑骨头，这咋就不像党的一贯作风啊！”
老朱说：“理解不理解，都得理解，社教的最终目标是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你当权，就要接受群众的考评。我们是上边派下来执行任务的，最少得把过程走完。你回去考虑一下，找几件你认为做的不周全的事上台给群众再讲讲，力争下次过关。”
刘景凡想了三天，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去他的，我想不出来就不想了，由他们去吧！
后来的会议更是滑稽。刘西胜说：“我有私心杂念，肚子饿的咕咕叫时，我就想钻崂山，撇下社员自己享福去。”
有位社员站起来说：“你还想拉着我去，你这是破坏生产。”
刘西胜赶忙承认：“对着哩，我就是破坏生产，大家批判我！”
会议开成这样，老朱觉得非常没面子。后来，还是任世成给他解了围：“朱组长，我想说几句。整个擂鼓川的人都知道，我们刘家庄是个模范村，是周围村庄的榜样，大旱之年，全县干部代表来我们这里开现场会，推广我们的抗灾经验，是因为我们有个团结，干实事，不断创新，不谋私利的队干部班子。政治清了，我们没有发现有反动分子；经济清了，账务你们也查了；思想方面，大家都把农业社当成家，尽管刘西胜提出要钻崂山，最终也没去，还是丢不下我们生产队；至于组织，你也能看得见。所以，我觉得没有大的问题，就不必大费周折了。你看，年头刚好转，咱们把力量集中用在生产上，多打粮食，不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吗？”
朱组长说：“也对，会议开成这样，我都觉得寒碜，我给上边汇报，就说我们的四清工作完成了，工作组撤了，剩下的枝节问题叫公社去解决。”
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最少，大家不用夜夜开会，得了大批判疲劳症，能睡好觉了。只是，社员们过于乐观了，运动并没有结束，而且在进一步深化。公社牛书记也遇到了同样的冲击。毫无疑问，擂鼓川人民公社最大的当权派非他莫属。至于走没走资本主义道路尚未定论，而利用权力瞎指挥这顶帽子稳稳的戴在了他的头上。起源还是由刘景行回擂鼓镇那次，商讨建立蔬菜基地的事情。
那天，刘景行返回公司跟王英武专门谈起了牛书记的提议。王英武觉得这是好事情，支援农业也是公司里边的一项任务。如果光种土豆和红薯一类的蔬菜，压力不是很大。他还有想法，副食公司在川口建有粉条作坊，万一土豆卖不出去，可以加工成粉条出售，提高商品附加值，应该不会赔本。他基本上同意了这个意向，就等着牛书记上门。几天后，牛书记亲自上门来，几个人坐在一起商量这事。只要土豆能找着出路，就大规模种植，那东西好储存，找几个窑洞就能存放，冬天都能保证不会坏。回来以后，他就给各个村大力宣传，因为旱情还在继续。各村的好地都已经种了救命粮！只有山地还荒着，让土豆上山。下边的人说，你要是派任务，我们种点，让我们主动种就算了。这天年，收成不会好。牛书记坚持要种，他说：“种了才有收成，不种肯定还是荒地一块。”他动员起十几个生产队，签订了土豆种植供销协议，制定了土豆收购价格。一级品，二级品的分类标准。协议特别说明，不够标准的土豆，一律不收购。副食公司为此提供一笔预付款，供买土豆种块专用。土豆种下以后倒是发芽了，因为干旱，出苗以后长得普遍不好。到土豆开花儿的时候，还没有等来雨水，八月份，雨水到来的时候，土豆秧子已经蔫了。大家只好把土豆刨出来。品质太差，最大的有鸡蛋大，大部分块茎只有手指肚大小，完全达不到收购要求。而这段时间正赶上青黄不接，大点的土豆都被社员拿回家吃了，剩下的自己也看不过眼，没法给公司送。王英武急了，跑公社和牛书记一起到基地检查，两人都是一头雾水，不知如何是好。
王英武说：“人要讲诚信，你们把好的挑走。剩下的叫我们咋处理，卖又卖不出去。拿去做粉条，出不了粉，淀粉含量低，我们还得倒赔钱，把预付款还给我们。”
人家生产队社员不干了，我们费劲把活的种了几个月，你说不要就不要？我们的损失谁负责？搞得牛书记也下不了台。
牛书记说：“我本来想给大家做点好事，没想到结果会这样。这事是我起的头，试验失败了，责任我负。”
社员说你让大家种的，你现在又说这话。既然没有把握，你为什么动员大家，这不是瞎指挥吗？现在出了问题，我们还没要求叫你赔呢，你这一句话说负责就完了？
王英武看着实在是太难缠，便对牛书记说：“算了，预付款就算是我们白出了，这土豆拉回去连运费都不够。土豆不要了。这是个教训，好人当不得。”
这次土豆事件以两败俱伤结束，但是造成的影响非常不好。副食公司方面觉得和农民打交道，的确很难，不守信用，说翻脸就翻脸。而农民方面认为公社既然没有这个能力，不该鼓动社员干这种明知不靠谱的事情。两方都把责任推到牛书记身上。有几个生产队的干部社员们向上级反映问题，要求在整社整风中责令牛书记到各队去检讨，承认是瞎指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理由很充足。第一，牛书记是当权者，第二，就是为了挣钱，走资本主义道路，且造成损失。现在不整你，何时整你！第三，公社干部也对这个事情也有看法，把手伸得太长，管生产有社长，自己一窍不通，想起一出是一出，失败是必然的。
现在，牛书记几乎是每天要跑一个生产队，去和人解释，说自己的初衷是想让群众在大灾之年能够有点收入，好心办成坏事，承认他在农业方面缺少科学知识，缺少管理经验。就这样去各村检讨，接受批判，慢慢的把这个事情平息下去。这几天，刘家庄的社教小组来公社汇报工作，他再不敢自作主张，说你们去社教团汇报请示。公社机关也在社教，说实在话，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老朱对他说：“我是来和你通报一下。我已经给总团汇报了，团长说，上面没有说，社教工作什么时候结束。所以，要觉得这个生产队没有问题，四清工作做的很彻底的话，团里可以考虑减少团员。留一两个人配合村里边的工作。你要是没意见的话，就这么做了。”
牛书记当然没意见了：“需要我表态的话，我当然没意见。这也是好事，这种旷日持久的运动，把人搞得身心疲惫，我有点撑不住了。”
老朱说：“刘家庄社教运动，先走了一步。其他村庄，问题不少，还需要继续。会可以少开几次，集中处理问题。有些团员想回家的，就让他们回去。不想回的，继续留着。团员们大部分都是农村调来的，又不给人家发工资，一个月就六块钱津贴，让他们回去好好干活吧。我也觉得时间跨度这么长，确实很为难。”老朱停了一下接着说，“当然，情况也不完全是这样。有些村比较复杂，工作还得继续。要给那些以前行为不轨的人戴帽子。王家庄有一人，从外头弄了些炸药，说是炸狐狸，做成羊油弹丸，往别人跟前摔，群众意见很大，征求过群众意见，果断地送去法办坐监，对真正的少数坏分子手腕要狠。当然，对于我们社教团来说，也是一个成绩，向上面汇报时候，是要有绝对数字的。”
不久，刘家庄的社教干部，除了老朱外，其他队员都撤走了。老朱原来就是榆林某个公社的书记，觉得自己在哪里工作都一样，留了下来。名义上保持着刘家庄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在继续。
这期间，刘景凡抽农闲机会，去古城看望儿子，住了一段时间。儿子儿媳带他参观，游玩了不少景观，让他大开眼界。相比之下，刘家庄的世界太小了，有时想自己这一辈子窝在那个小村子里，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一心为村民着想，最终还是得不到大家的认可，挨批挨斗，想起来很是悲哀。但是，过去的事，后悔也没有用。时代变了，社会发展的节奏太快，他的思想跟不上。决定回去就找牛书记，脱官帽，这辈子就这样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想让女儿和他儿子一样，走出这个大山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