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艺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 原载于《经济学动态》2026年第6期

本文以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分析框架，系统剖析“十五五”时期我国扩大内需面临问题的深层原因。研究指出，居民消费乏力的实质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平衡条件的破坏，其成因可从三重递进机制加以把握。第一重机制是分配结构失衡导致有效需求规模收缩。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份额偏低，直接削弱社会对第 II 部类产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构成再生产循环终端乏力的分配根源。第二重机制是劳动力再生产条件变化压低消费倾向。教育、医疗、住房等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较高，挤占一般消费支出并强化预防性储蓄动机，进一步抑制有效需求。第三重机制是生产结构刚性与技术变革偏向加剧两部类循环受阻。总需求向服务业集中而总供给向制造业倾斜的结构性错配，以及数智化投资高度集中于第 I 部类，使供给端难以匹配需求动态变化。研究认为，破解内需难题须超越总需求管理思路，核心在于将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通过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投资于人、构建适应数智化时代的新型生产关系，有效修复社会再生产的平衡条件。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传统外向型发展模式面临挑战。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畅通国内大循环，以内部需求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构成维护经济安全与发展主动权的必然选择。从内部矛盾看，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这一需要本身即构成最具潜力、最可持续的内需来源。由此，扩大内需兼具应对外部冲击与支撑长期发展的双重功能。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内需不足集中表现为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乏力，最终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长期处于偏低水平。这一矛盾不仅直接制约潜在增长水平，还可能通过就业、收入和预期渠道形成负向循环。科学剖析内需不足的深层根源，并据此构建系统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紧迫性。

从理论层面审视，现有研究多沿用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或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模型，缺乏统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并揭示其内在矛盾的系统性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深刻理解内需不足的深层矛盾，必须回归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该理论不仅关注需求总量，更聚焦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在价值与实物上的补偿与替换关系，其实现条件深刻依赖于特定的分配结构和生产结构。内需不足本质上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循环中价值实现环节的梗阻，是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在特定生产关系下结构性矛盾的外在表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为统摄性分析框架，从中国内需不足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出发推进理论创新，是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主要研究发现

本文以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分析框架，系统剖析了当前我国内需不足的深层根源。研究表明，居民消费乏力的实质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平衡条件的破坏，其成因可从三重递进机制加以把握。

第一重机制是分配结构失衡导致有效需求规模收缩。有效需求是由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分配结构所决定的、有货币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结构从根本上框定了全社会有效需求的水平和构成。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份额偏低，直接削弱社会对第II部类产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经验分析显示，1992年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为65.5%，此后持续下行，2008年降至57.0%；同期居民消费率由45.27%降至35.29%。两变量的相关系数达0.872，呈较强的趋势一致性。资本积累过程中分配过度向资本倾斜，劳动者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社会生产增长，其直接后果是社会对消费资料部类产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萎缩，继而该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下降，第I部类产品亦面临过剩，最终演变为普遍性的产能闲置。

第二重机制是劳动力再生产条件变化压低消费倾向。劳动力再生产必然涉及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长期支出。当这些成本主要由劳动者家庭通过市场以私人消费形式承担时，便会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直接挤占一般性生活资料的即期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形成预防性储蓄动机，系统性压低平均消费倾向。这种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私人化的模式，本质上是通过特定制度安排，将本应由社会更大程度承担的再生产负担转移给个体劳动者。即使初次分配格局不变，消费倾向的系统性走低也会使实际有效需求进一步缩减。

第三重机制是生产结构刚性与技术变革偏向加剧两部类循环受阻。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升级，需求结构从基本物质商品向更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和精神文化产品演进。总需求向服务业集中而总供给向制造业倾斜的结构性矛盾，反映的是生产结构调整滞后于需求结构变迁。在此基础上，数智化技术变革既可能催生新消费形态，也可能通过改变资本有机构成和数据要素收益的占有方式加剧分配矛盾，并对就业产生结构性冲击，使数智产业的快速扩张在脱离最终消费需求的情况下加剧两部类结构失衡。

上述三重机制逐层递进：分配结构失衡首先造成有效需求总量的缩减；劳动力再生产条件变化在此基础上通过压低消费倾向进一步削弱有效需求；生产结构刚性与技术变革偏向则使供给端无法匹配需求结构的动态变化。当前中国内需不足，本质上是特定发展阶段下分配结构、劳动力再生产条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导致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所需的价值实现条件与物质补偿条件难以同时满足。

三、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破解内需难题须超越总需求管理思路，核心在于将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有效修复社会再生产的平衡条件。

第一，调整分配关系，夯实有效需求的收入基础。必须从调整分配关系入手，实质性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提高劳动报酬不仅是共享发展成果的伦理要求，更是维持社会再生产平衡、避免消费资料部类价值实现危机的经济必要条件。应健全与劳动生产率提升相匹配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优化资本收益的分配导向，引导企业将部分利润用于提高员工薪酬福利，保障和拓展劳动者财产性收入渠道。在再分配领域，应强化调节功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庞大、收入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消费结构升级和中高端消费资料部类产品价值实现的稳定器。最终目标在于，通过初次与再分配的协同改革，扭转劳动报酬份额过度挤压的趋势，在资本积累与民生改善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

第二，变革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实施投资于人战略。劳动力再生产的私人化与市场化，是抑制社会平均消费倾向的关键约束条件。核心路径是系统实施投资于人战略，推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从私人负担向社会共同承担转变。投资于人的本质是对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公共化重构，要求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从过度偏向生产性投资向劳动力再生产领域进行战略性倾斜。应大幅增加财政对普惠性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普惠托育及养老服务的投入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变革将部分积累基金转化为消费基金，直接支撑消费资料部类的价值实现，同时高质量劳动力再生产又是提升长期劳动生产率的基础。

第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两大部类协调。内需不足不仅是需求侧问题，更是供给侧结构与需求结构错配的问题。应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大力发展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消费品业，补齐消费资料部类内部的供给短板，推动制造业服务化与智能化转型。同时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创造新需求，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数字内容等新供给，激发主体价值型消费。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提升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度，确保生产结构的变迁与需求结构的演进保持同步。

第四，构建适应数智化时代的新型生产关系与治理体系。数智化生产力带来数据要素垄断、就业极化等新的生产关系挑战。应规范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建立兼顾国家、企业、劳动者的数据要素权益分配机制，防止数字资本垄断加剧分配不平等。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稳定就业和收入预期。政府需实施更为积极、前瞻的宏观调节，避免在总需求不足时采取紧缩政策。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地方保护、行政垄断、市场分割等壁垒，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激发内需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