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艺明:人文经济学与城市高质量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9 次 更新时间:2025-07-25 01:08

进入专题: 人文经济学   高质量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式现代化  

王艺明  

 

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人文经济学实现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创造性突破。这一理论体系以“人民至上”为根本价值取向,通过“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指引,构建了文化赋能经济发展的创新机制,形成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系统性理论框架。本文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的重要论述,系统阐释其理论内涵,探索其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指导价值。研究表明,城市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载体,其本质特征体现为经济繁荣、社会公平、生态友好与文化传承的有机统一。人文经济学通过四大核心机制推动城市发展转型:一是文化创新激活经济内生动力,二是人文价值塑造城市核心竞争力,三是利益协调构建社会和谐关系,四是分配优化促进共同富裕进程。这一理论体系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共生”智慧与民本思想,又融合数字时代的技术创新优势,实现了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未来城市发展应着力构建“制度激励—技术赋能—全球传播”三位一体的实施路径,通过深化人文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效度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人文经济学 城市高质量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 文化经济融合 中国式现代化

 

一、导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这一重要论述不仅为经济学研究指明了新方向,更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高度,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时代命题。当前,人文经济学作为新兴研究领域,仍处于理论探索与实践总结阶段,其核心使命在于阐明文化繁荣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机制。本文以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为出发点,通过梳理人文经济学的核心框架,探讨其指导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深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哲学思考,到《资本论》对资本主义“见物不见人”异化现象的批判;从恩格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的论断,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这一理论经历了从经典论述到当代创新的演进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人文经济学突破西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窠臼,将经济活动重新锚定在“人民至上”的价值坐标上,形成了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方法以文化赋能经济为核心机制以物质精神协调发展为目标的系统性框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前学界对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仍处于深化阶段,其理论体系构建需以苏州杭州等“文化很发达”“经济照样走在前面”的实践样本为基础,通过总结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与经济互融共生的规律性经验,逐步形成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正处于关键转型期,既面临资源环境约束与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挑战,又肩负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高培勇等,2024)。人文经济学的实践价值在于:其一,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将文化从经济活动的“外部变量”转化为“内生要素”,揭示苏州杭州等先进地区“文化繁荣—经济发达”的正向循环密码;其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世济民”“义利兼顾”的和合智慧,通过城乡文化共同体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其三,顺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根本目标,推动城市发展从“GDP导向”向“人文导向”转变。在全球城市竞争范式深刻调整的背景下,这一理论不仅为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道路提供学理支撑,更通过“人文驱动型发展”的创新实践,为世界城市转型贡献中国方案。

本文基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理论框架,系统探讨了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路径。人文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构建了“文化—人—经济”三位一体的辩证发展范式,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局限,强调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价值取向。本文研究发现,城市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场域,其核心在于通过经济繁荣、社会公平、生态可持续和文化传承的协同推进,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本文深入分析了人文经济学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四大机制:文化创新驱动经济活力、人文价值提升城市竞争力、利益协调促进社会和谐、分配机制助力共同富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与民本理念通过创造性转化,为城市人文经济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则实现了文化资源的现代化表达与经济价值提升。未来的城市发展应深化人文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以文化为战略支点构建“制度激励—技术赋能—全球传播”的协同发展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解决方案。

二、人文经济学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建构

(一)理论内核:人文经济学的三维范式

人文经济学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其核心要义在于构建“文化—人—经济”三位一体的辩证发展范式,实现了对传统经济学物质增长范式的根本性超越(顾江等,2025)。这一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为哲学根基,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世济民”的治理智慧,同时批判性扬弃西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价值局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文经济学”重大命题,本质上是将文化要素系统性地纳入经济发展分析框架,强调人文价值对经济活动的引领作用,其理论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坐标,将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旨归;二是揭示了文化赋能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通过“人文力”的积蓄与释放推动经济质效提升;三是构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互促的发展范式,破解了西方现代化“见物不见人”的固有弊端。从《之江新语》“文化经济”概念的萌芽到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成熟,这一思想演进过程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其理论价值不仅在于指导中国实践,更通过“人文基因”的全球传播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贡献中国智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人文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异化现象,强调经济发展应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重要思想与人文经济学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而人文经济学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立场,主张经济发展不仅要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更要关注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人文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将文化要素融入经济活动,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关怀。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智慧结晶,人文经济学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通过强调经济发展为了人民的根本宗旨,人文经济学有效破解了西方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导致的“人文缺失”问题,推动经济活动回归人的本质需求,实现了经济理论的范式创新(高原、叶祝弟,202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文经济学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和思想资源。儒家的“以人为本”、道家的“天人合一”、民本思想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理念,与人文经济学倡导的文化与经济融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为发展人文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其中“以富邦国,以养万民”的民本观念,深刻体现了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的内在统一。人文经济学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价值。人文经济学的“化思维”源于中国哲学中的“化育”“化境”理念,强调文化与经济的互化互动。例如,儒家的“义利之辨”主张“义在利先”,与人文经济学中文化对经济的引导作用相呼应;道家的“无为而治”则启示了文化在经济中的深层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人文经济学吸收传统文化精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科学指引和理论遵循。

西方经济学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来,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基石,构建了注重工具理性的分析框架。然而,这一假设将人简化为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忽视了人的文化属性与精神需求,导致其在解释当代复杂经济现象时存在明显局限。西方经济学过度强调科学主义方法论,造成了人文价值的系统性缺失,难以有效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贫富分化加剧、生态危机凸显等现实挑战(马慎萧等,2024)。人文经济学在批判性吸收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的基础上,实现了从“‘加’思维”到“‘化’思维”的理论跃迁,强调文化与经济的辩证生态互动,而非简单的叠加关系。通过“两创”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人文经济学既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中成熟的理论成果,又突破了其逐利本性的局限,构建了更具人文关怀的理论框架。例如,人文经济学创新性地引入“人文效用”概念(胡钰,2024),有效解释了精神消费中边际效用不递减的特殊现象,弥补了西方经济学在文化消费领域的理论空白。与西方经济学侧重“实然”分析不同,人文经济学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着重关注经济活动的“应然”问题,为解决当代经济伦理困境提供了创新性思路。

人文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框架体现为“文化—人—经济”的有机统一体。这一框架以人为中介,强调文化对经济的深层影响及经济对文化传承的反哺作用,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理论的整体性思维特征。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一体三维两概念”的理论体系:以“文化—人—经济”一体贯通为逻辑构架,以文化、人、经济为三维坐标,以“人文力”和“人化”为基本概念。首先,文化是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涵盖价值观、伦理道德等精神要素。人文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是全面的,文化通过塑造人的行为模式深刻影响经济活动。例如,儒家“诚信”理念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新教伦理有力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苏国勋等,2016)。人文经济学将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强调其引领与赋能作用。其次,人是文化与经济的连接枢纽,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又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与受益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深刻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人文经济学通过激发人的创造力、提升精神境界,推动经济创新与升级。作为文化与经济的共同主体和旨归,人的核心地位在理论框架中得到充分彰显。最后,在人文经济学框架下,经济活动不仅是物质生产与交换的过程,更是承载文化价值、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载体。经济发展应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同时为文化繁荣提供物质基础,形成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这一理论框架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物质导向,将文化要素有机嵌入经济分析,强调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生态平衡紧密相连,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特征。

人文经济学的核心价值逻辑是“以人为本”,这一理念贯穿其理论与实践的各个层面,构成了理论体系的灵魂。人文经济学追求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服务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文经济学的价值指向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着力点,这一价值导向在实践中具体体现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爱社会”的协同发展架构(宁吉喆,2023)。具体而言,以人为本的价值逻辑在人文经济学中表现为三个维度:在发展目的上,强调经济发展以提升人民幸福感为根本目标,而非资本的无限扩张;在发展手段上,注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文化赋能激发创新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魏鹏举、冯星宇,2025);在发展评价上,建立以人民满意度、社会公平度等综合指标为核心的评价体系,超越传统的GDP崇拜。这种价值逻辑的确立,不仅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根本宗旨,也为构建新型发展观提供了理论支撑。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人文经济学以人为本的价值逻辑为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刘培功,2025)。以苏州、杭州等城市为例,通过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成功打造了文化发达与经济领先并存的创新发展模式,充分彰显了人文经济学的实践价值。这些城市的成功实践表明,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良性互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二)实践指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契合

城市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空间的具体实践,其本质是通过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等多维度的协同发展,实现城市的全面进步和人民福祉的持续提升。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相比,城市高质量发展不仅关注经济总量的扩张,更强调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段永彪、董新宇,2025),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第一,经济繁荣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但其内涵已超越单纯的数量增长,转向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转型(贺立龙等,2023)。城市发展应从依赖资源消耗和低成本劳动力的传统模式,向依靠科技创新、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现代模式转变,实现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例如,发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业态,能够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苏杭等城市的实践表明,文化繁荣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第二,社会公平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价值目标,体现为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城市应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缩小贫富差距,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市民。例如,通过精准扶贫、提升教育公平性等措施,确保每个人都能共享城市发展的红利。这一理念与人文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服务于人民福祉的提升。第三,生态可持续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环境基础,要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模式(蔡真、万兆,2024)。城市应推广清洁能源、加强污染治理、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例如,建设海绵城市、推行垃圾分类、发展绿色建筑等,都是实现生态可持续的重要实践。这不仅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体现了人文经济学对自然与人文协调发展的深刻关注。第四,文化传承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精神支撑,强调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利用,以及对城市文化特色的弘扬与创新。城市应通过保护历史建筑、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等方式,延续城市文脉,增强文化自信。例如,苏州通过保护古城风貌、发展文化旅游,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实现了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这种实践与人文经济学强调的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理念不谋而合,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人文经济学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强调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主张在经济发展中融入人文关怀,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其在协调二者关系中的独特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维度:首先,人文经济学通过推动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化产业具有高附加值、低能耗、绿色环保的显著特征,能够有效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郭万超,2024)。以杭州为例,通过大力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成功打造中国国际动漫节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不仅推动了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还优化了城市经济结构,提升了产业竞争力。同时,人文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通过优化收入分配机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确保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市民,切实提升物质生活水平(顾江等,2025)。这一理念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公平目标高度契合,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追求(曹永萍、苏和,2017)。其次,人文经济学不仅关注物质财富的创造,更重视精神文化的繁荣发展。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提供高品质的文化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市民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例如,浙江创新提出打造“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将文旅驿站、城市书房等公共文化设施有机融入城市空间,为市民提供便捷、优质的文化服务,丰富了城市的精神文化生活。此外,人文经济学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市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种精神文明的滋养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文化传承目标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城市发展的精神高地。

人文经济学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取向,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物质、精神、文化等多维度的需求满足(邵明华、高洋,2025)。其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首先,人文经济学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确立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而言,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体育等事业,全面提升市民的综合素质和生活质量。同时,人文经济学高度重视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培育,通过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激发市民的创造潜能,推动城市创新发展。这一理念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公平目标深度契合,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的价值追求。其次,人文经济学通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切实提升市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实践层面,通过发展文化旅游、创意设计等新兴产业,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提高市民收入水平;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此外,人文经济学特别强调在经济发展中注重生态保护和环境改善,为市民提供宜居的生活环境,全面提升生活质量。这种对人民福祉的深切关注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可持续目标高度一致,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城市高质量发展与人文经济学在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上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二者共同秉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顾江,2024)。这种契合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首先是理论基础的深度契合。城市高质量发展和人文经济学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理论根基,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服务于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生态可持续。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论述、中华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民为邦本”的核心理念,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高度一致。人文经济学通过将文化要素有机融入经济活动,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人文经济学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其次是实践路径的有机契合。人文经济学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通过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城市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的全面发展。以苏州和杭州为例,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保护文化遗产、推动文化创新,实现了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展现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成功模式。城市人文经济的本质是以文化为支点创造新需求,通过数字媒介与传播实现经济的能级跃迁,这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指南。这种实践路径的契合,不仅体现了理论指导实践的价值,更彰显了人文经济学的现实意义。最后是价值取向的高度契合。城市高质量发展和人文经济学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城市高质量发展强调社会公平、人民福祉,人文经济学则通过推动文化赋能、提升精神文明,助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文经济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共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丰富的人文内涵。二者在价值取向上高度一致,共同致力于构建经济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文化昌盛的现代化城市,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三、人文经济学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

人文经济学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强调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坚持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与福祉提升。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文经济学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体现,更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与路径。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人文经济学通过动力机制、赋能机制、协商机制和分配机制等多种机制,系统推动经济活力、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的实现。本文将从上述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人文经济学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以期为新时代城市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人文经济学认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能够通过多重路径激发经济活力,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具体而言,文化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文化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之一。城市通过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并结合现代创意,能够催生新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以杭州为例,依托西湖文化和数字技术,通过举办动漫节等活动,成功培育了动漫游戏产业,形成了文化引领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文化不仅生产物质产品,还通过提升生产者的创造力,丰富城市经济结构,为经济增长注入持续动力。文化在生产过程中塑造了生产者自身,显著增强了其创新能力。其次,文化品牌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体现。通过打造独特的文化IP,城市能够提升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吸引人才和资本流入。苏州凭借“苏作”品牌,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标识,这一实践生动诠释了文化品牌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江牧等,2024)。这种文化品牌的塑造显著增强了城市的全球知名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外部支持。文化IP的打造是城市吸引资源的重要手段,这一观点在苏州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最后,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文化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城市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激发消费潜力。杭州的数字文化产业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成功拓展了文化消费市场,显著拉动了经济增长。人文经济学关注人的精神需求,通过文化消费实现经济与文化的良性互动,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这种以文化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体现了人文经济学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人文经济学通过赋予城市独特的人文价值,显著提升其在全球竞争中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首先,优越的人文环境是吸引高端人才的关键因素。城市通过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营造宜居环境,能够有效吸引高科技和创意人才集聚。以苏州为例,通过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准定位和宜居环境的精心打造,成功吸引了大量高端人才流入。人文价值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组成部分,能够为城市发展提供持续的人才支持,这一观点在苏州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其次,人文精神鼓励包容与创新,为城市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苏州将人文精神与科技创新有机结合,成功催生了高附加值的产业集群,这一创新实践生动诠释了人文精神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人文经济学强调人的主体性,通过激发个体的创造活力,显著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这种以人文精神为内核的创新生态,为城市竞争力提供了内在支撑,展现了人文经济学对创新驱动发展的独特贡献。最后,城市通过打造具有人文特色的品牌,能够在全球文化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杭州的西湖文化景观不仅是重要的旅游资源,更是城市软实力的象征,这种人文品牌的构建为城市赋予了独特魅力,显著提升了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人文品牌作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能够吸引更多资源汇聚,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以人文品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实践,充分体现了人文经济学在全球竞争中的战略价值。

人文经济学强调在经济发展中协调各方利益,促进社会和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通过以下机制:首先,文化认同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城市通过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有效增强市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以苏州为例,通过举办传统节日活动,成功强化了市民对城市的文化认同,显著减少了社会冲突。人文经济学通过构建身份认同,促进了社会互动与合作,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邓智团、郭红星,2024)。这种以文化认同促进社会和谐的机制,体现了人文经济学对社会治理的独特贡献。其次,人文经济学倡导以人为本,强调公共参与和民主决策。城市在规划和政策制定中广泛征求市民意见,能够确保决策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杭州在城市规划中创新性地引入市民参与机制,显著提高了决策的透明度和接受度,这一实践生动诠释了协商机制在促进社会公平与包容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这种协商机制,人文经济学为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治理环境,展现了其在现代城市治理中的实践价值。最后,文化作为社会调节的重要手段,能够有效缓解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冲突。城市通过文化活动和教育,提升市民的道德素养和法治意识,减少社会不公现象。杭州通过开展文化公益活动调节社会矛盾,成功塑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这一实践充分证明了文化调节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人文经济学通过文化调节,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体现了其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独特价值。

人文经济学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通过构建合理的分配机制,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市民,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公平保障(郭丽双、王绍鹏,2025)。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首先,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城市提供了大量优质就业岗位,特别是为青年和创意人才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平台。以杭州为例,其蓬勃发展的数字文化产业吸纳了大量技术人才和创意人才,有效促进了就业和收入增长。人文经济学通过文化产业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种以文化产业促进就业的模式,体现了人文经济学对发展成果共享的独特贡献。其次,文化赋能使弱势群体通过文化创意实现自我发展,从而有效缩小收入差距。苏州通过非遗传承人培训项目,帮助手工艺人提升技能并增加收入,这一实践生动诠释了文化赋能在促进社会公平中的重要作用。人文经济学通过文化赋能,促进了社会公平和包容性增长,为共同富裕创造了有利条件,展现了其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实践价值。最后,城市通过文化公益活动提升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增强社会福利的普惠性。杭州的“文化惠民”项目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了免费文化服务,实现了发展成果的共享,这一创新实践充分证明了文化公益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人文经济学通过文化公益,推动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公平性,体现了其在促进社会公平中的独特价值。

人文经济学通过动力机制、赋能机制、协商机制和分配机制等多维路径,为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构建了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方案。文化激发经济活力为城市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人文价值提升城市竞争力显著增强了城市的全球吸引力;利益协调促进社会和谐为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分配机制助力共同富裕确保了发展成果的公平共享。这些机制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人文经济学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体系。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城市应当深化人文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以文化为战略支点,创新城市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步。通过将人文经济学理念深度融入城市发展战略,推动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构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这种以人文经济学为指导的城市发展实践,不仅将为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也将为全球城市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四、中华传统文化在城市人文经济中的创新转化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和智慧宝库,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视域下,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城市人文经济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创新活力(方江山,2025)。本文将深入探讨中华传统文化,如“和合”思想和民本理念,在城市人文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分析传统艺术和思想如何通过现代技术与经济活动的深度融合,实现文化资源的现代化表达与经济价值的提升,为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核心价值,如“和合”思想和民本理念,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也为城市人文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这些传统智慧在新时代背景下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推动城市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首先,“和合”思想倡导“和而不同”“合二为一”,强调事物间的和谐共生与包容共济。在城市人文经济中,这一思想体现为文化与经济的有机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存。以苏州为例,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苏州通过保护平江历史街区的古建筑、传承昆曲和评弹等传统艺术,打造了集文化展示、商业运营和旅游体验于一体的街区模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其为“城市复兴的范例”,指出其在历史风貌保护、社会结构维护及操作模式上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历史街区能够实现永续发展。这种基于“和合”思想的模式,不仅传承了传统文化,也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了文化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其次,民本理念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关注民生福祉。在城市人文经济中,这一理念体现为经济发展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为目标,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既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通过文化消费拉动了经济增长,展现了民本理念在现代城市治理中的实践价值。

中华传统艺术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与现代技术的深度融合,突破了时空限制,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城市人文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首先,数字技术为传统艺术的传承与传播提供了全新平台。以苏州昆曲为例,通过虚拟现实(VR)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使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同时,借助数字化录制与在线传播,昆曲的受众群体从地方性戏迷扩展至全球爱好者。这种技术赋能不仅保护了传统艺术的精髓,还通过现代化的表达方式提升了其影响力,实现了艺术形式的创新与文化传承的现代化。其次,传统艺术通过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显著提升了经济价值。苏州的苏绣和年画等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设计和时尚产业相融合,开发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既保留了传统技艺的审美特色,又适应了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形成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新增长点。这种融合模式通过市场化运作,将传统艺术的经济潜力充分释放,助力城市人文经济的繁荣。

中华传统思想,如“和合”思想和民本理念,通过与现代经济活动的结合,为城市人文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智慧启示与实践指导。首先,“和合”思想为城市经济模式的创新提供了理念支撑。以杭州为例,其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注重文化产业的培育,形成了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相互促进的协同发展模式。这种模式通过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意并举,实现了经济效益与文化价值的和谐统一,提升了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体现了“和合”思想在现代经济中的活化应用。其次,民本理念为城市治理的创新提供了价值导向。例如,苏州通过“文化苏州云”平台,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和均等化,使市民能够随时随地获取文化资源。这种以人民需求为中心的治理方式,不仅提升了市民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也通过文化参与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经济活力,展现了民本理念在城市管理中的现代实践。

为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在城市人文经济中的创新转化,可通过以下路径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动能,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第一,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现代化处理,是创新转化的重要手段。以杭州的“云上西湖”项目为例,通过数字化手段将西湖的文化景观和历史故事呈现给全球观众,显著提升了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唐艺,2025)。这种方式不仅增强了文化吸引力,也通过数字旅游等形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展现了数字技术在文化传播中的独特价值。第二,通过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IP,可以提升传统文化的市场价值。苏州的“苏绣”IP与时尚品牌合作,推出高端定制产品,将传统工艺融入现代消费场景,这一实践生动诠释了文化IP的开发模式。这种创新既保护了传统艺术,又通过品牌效应拓展了经济收益,为传统文化的市场化运作提供了成功范例。第三,文化与科技的结合能够创新文化产品和服务。苏州的昆曲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智能教学系统,提高了传承效率,这一创新实践充分证明了科技赋能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这种融合不仅优化了传统艺术的教育方式,也通过技术赋能创造了新的经济价值,展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科技背景下的创新潜力。

中华传统文化在城市人文经济中的创新转化,为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文化支撑与创新动力。通过“和合”思想和民本理念等传统智慧的现代应用,以及传统艺术与现代技术的深度融合,城市人文经济实现了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这种模式不仅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贡献了独特力量。未来,城市应进一步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的深度融合路径,以文化为战略支点,持续推动城市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与高质量发展,为全球城市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五、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人文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从文化产业扶持、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优化、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人才培养与引进五个维度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并展望其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前景。通过这些政策措施的系统实施,城市将实现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文化昌盛的全面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第一,文化产业作为人文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实践场域,其发展路径需遵循“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的辩证转化规律。在政策设计上,应构建“制度激励—技术赋能—全球传播”的三维支持体系:通过差异化税收政策和专项基金形成文化创新激励机制;运用数字技术重构传统文化生产要素,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IP矩阵;依托国际文化交流平台推动文化品牌全球化传播,实现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的协同提升。第二,数字化转型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其本质是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有机统一。政策导向应聚焦三个层面:基础设施层面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构建数字治理新范式;产业融合层面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耦合,培育新质生产力;公共服务层面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网络,为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提供技术支撑。第三,公共服务优化是人文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政策创新应着力构建“普惠—优质—均衡”的现代化服务体系:通过财政投入优化提升基础公共服务质量;以社区文化建设为载体丰富精神文化供给;通过制度创新缩小城乡服务差距,实现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第四,绿色发展理念深刻体现了人文经济学对生态文明的价值关怀。政策体系需围绕“保护—转型—循环”构建三重机制:生态保护方面,建立城市绿色空间系统;产业转型方面,推动低碳技术应用与绿色金融创新;资源利用方面,完善循环经济产业链,形成可持续发展新模式。第五,人才发展战略在人文经济学框架下具有特殊重要性。政策创新应聚焦“培养—引进—创业”三个维度:深化产教融合培养复合型人才;优化引才政策构建人才高地;强化创新创业支持培育新兴业态,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智力支撑。这一系统化政策体系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实践创新,也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特色。

人文经济学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独特的发展范式,其核心在于构建文化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实践层面,这一理论将推动形成五大发展维度:经济维度上,文化要素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将重构产业价值链,培育新质生产力;社会维度上,文化治理将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文化维度上,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将增强文化认同与价值引领;生态维度上,人文理念将重塑城市发展逻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才维度上,文化吸引力将集聚创新要素,形成智力资本优势。这些维度共同构成了人文经济学的实践体系,其本质是通过文化价值的内生驱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有机统一。这一发展路径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彰显中国特色的文化逻辑,最终指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王艺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61000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5年第6期,注和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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