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客观、科学地认识外部世界，进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就当前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演进而言，最显著的特征是“去结构化”。国际权力转移的加快、数字浪潮的激荡、西方政治文化的异化趋向、地缘政治的加速回潮，这些因素都使国际局势更加不稳定、不确定。其中，中美战略竞争更趋激烈，因此管理好大国竞争成为中国的战略必需。
(一)国际战略环境演进的“去结构化”趋势与新动能
第一，国际权力结构加速松动，直接催生了“多重秩序”世界。首先，最显著的变化是世界政治领域的结构性松动，表现为西方(先是欧洲，后是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500多年的主导性统治地位逐渐走向终结，①同时，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群体性崛起。其次，世界经济领域的结构性松动，表现为深陷经济社会困境的美西方走向私利化和逆全球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全球南方正深刻改变世界经济格局。最后，战略军事领域的结构性松动，表现为美西方逐渐进入“战略萎缩期”(a period of strategic atrophy)，不得不直面“每个领域都出现的竞争——空中、陆地、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②
因上述结构性松动直接催生的“多重秩序”世界至少包括以下三种既有区别又相互重叠的秩序类型：一是凸显战略大整合趋势的世界安全秩序，二是具有多元新质发展属性的世界经济秩序，三是彰显高科技跨国公司巨大作用的世界数字秩序。这些多向重叠又相互映射的“秩序”嵌套在国际体系中，从而形成一种“秩序间关系”(inter-order relationships)的复杂网络，③使当前的国际关系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面貌。
第二，网络化数字世界加快形成，助推权力在国家层次之下加速转移。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深入发展正在塑造一个数字世界，深刻重构着力量结构、国家权力基础与国际竞争规则。在这一背景下，科技力量(涵盖全球科技企业、技术精英群体及其掌控的关键技术、数据资源与标准体系)与政治权力深度耦合，使高科技企业与主权国家共同成为制定数字规则和行使数字权力的主导者，直接影响着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行为甚至思维模式。在数字世界中，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通过将全球性生产网络“私有化”为国家安全工具，从而获取“单边强制力”。但国际社会的网络化趋势已不可避免，作为网络节点之一的国家不得不与其他行为体如企业、国际组织、公民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分享权力，这些权力包括作为主权权力核心的政治、社会和安全权力。④权力转移在国家之上(国际体系层面)和国家之下(主权国家内部)同步进行，意味着主权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深度联合”(deep coalition)，⑤共同作用于国际体系的方方面面。
第三，美西方民粹主义政治文化加速抬头，基于权力本位的本国优先原则成为“政治正确”。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指出，大变局和霸权焦虑在美西方催生的新一波民粹主义浪潮，让所谓“全球最强大的几个民主政体也为之动摇”，表现为特朗普这类政治人物的崛起，他们信奉“只有权力才是唯一的现实”，极端地认为所有的社会互动都是权力斗争，导致国际合作的既有信任受到侵蚀。⑥西方国家内部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的异化正深刻作用于国际关系。正如国际关系史学者路德维希·德约(Ludwig Dehio)所述，权力的恶魔必然滋生“对于自我主张的过分渴望”⑦，这一点在当下的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美国优先”被视为“政治正确”，“餐桌理论”被公开接受，“长臂管辖”被当作外交杠杆，领土扩张被称为“战略必需”等，其产生的消极影响甚至不亚于国际权势加速转移催生的普遍战略焦虑情绪。
第四，地缘政治加速回潮，战略分化和组合正深刻影响着中美关系。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越是在动荡变革期，国家在进行战略运筹时越倾向于遵从地缘政治逻辑，即从权势对比的变化来推演国家间关系的地缘安全逻辑，并将其贯彻到国家的对外战略中。因而地缘政治的回潮难以避免，并直接导致主要战略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原有的地缘政治版图被重构。
当我们从整体上观察和思考冷战结束至今30多年的历史，可以发现，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优先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20世纪90年代主要聚焦欧亚大陆，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转变为聚焦“印太”地区，进而在2025年尤其强调聚焦美国本土和拉丁美洲，这反映出地缘政治对美国大战略的深远影响。显然，对于美国来说，无论是“欧亚大棋局”，还是“印太战略”，抑或“新门罗主义”，其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均是通过整合力量和资源来维护霸权，进而赢得大国战略竞争。可以说，2017年以来在民粹主义加持下，地缘政治的加速回潮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美国对华遏压的政策取向。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所说：“我们(美国)在对华态度上，而不是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防部都将中国视为敌人，国会议员正竞相比拼谁是最好战的对华鹰派。没有人反其道而行，作出平衡。”⑧
(二)当前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第一，在国际体系层面，不同于冷战时期高度结构化的两极国际体系(即战略认知、力量对比、阵营组合、敌友定位等都较明确而稳定)，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那种清晰可辨、相对稳定且能够有效影响国家战略决策和国家间关系的国际体系运行机制，似乎已成为不可复制的历史。随着原有的国际秩序瓦解、制度机制失能、国家间关系重新定位，国家交往规则相应调整，敌友界限也变得模糊，其中显性影响之一便是西方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内生裂痕越来越大，其团结性广受质疑。究其原因，在于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被特朗普政府破坏，实难修复。⑨对于各国决策者来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国际体系的变革趋势是压倒性的，如何适应变革成为各国面临的最大的战略考验。其中，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共生共存、传统战略领域与新兴领域交相作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重叠，使战略运筹和力量运用变得更加复杂、困难。由此，国际社会关于当今世界特征最普遍的共识是其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第二，在思想观念层面，导致国家间出现巨大争议的是二元分野乃至结构性对立。究其根本在于“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观念的确立，⑩以及美西方长期顽固地将非西方社会视为“非理性的”(即异域的、“专制”的、不成熟的、被动的和女性化的)，而认为自身正相反。(11)至今，美西方仍主导着宣扬其理念与领导力的世界秩序叙事，“延续着一种狭隘的历史观，导致非西方社会长期被忽视。”(12)显然，美西方建立在二元对立观念之上的冷战思维和道德绑架，与非西方世界强调多元价值并存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合理诉求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作为新的世界秩序的关键推动力之一，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与回归势必催生新的价值评判标准，新一轮的主导性思想观念之争和认知战略博弈也就不可避免。
第三，在战略决策层面，国家决策者在数智时代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成为战略必需。这决定了国家必须直面诸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在守正和创新中实现战略目标，核心是确保变革要求与战略坚守之间的内在平衡。这一平衡天然具有脆弱性，且主要依赖战略决策来防范风险。尽管有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赋能，但决策信息赤字仍未能有效消除，百年变局下的国家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依然存在不充分或不可靠的问题，从而增加了不确定风险。
综上所述，当前国际体系、思想观念和战略决策三个层面不同程度的解构和建构，充分说明了“国家赖以运作的这个世界，其首要特征就是充满不确定性”，(13)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
(三)“战略焦虑时代”大国竞争管理的重要性
在更加充满能动性的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家所关切和描绘的前景不仅是强盛与伟大，还有对生存、发展和前途命运的焦虑，对冲突与战争风险的强烈担忧。总体而言，面对未知、不确定的未来，一些国家还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因此危机感和挫折感同时产生。在这个意义上，当今时代可以被称为“战略焦虑时代”，大国战略竞争充分反映了这一特征。尽管自近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大国战略竞争乃至大国战争就成为国际政治的永恒主题之一，但今天的大国战略竞争主要由美国引发，直接冲击着国际体系的稳定，由此也凸显了大国竞争管理的重要性。
大国竞争管理尽管是战略必需，但要付诸实践却困难重重。首先，虽然塑造一个可预期、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有利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但因西方国家内部政治生态的变化、大国竞争政策取向和霸权行径而变得格外困难。其次，体系环境的系统性变化决定了国家避免战略冒险的难度显著上升。原因在于大国的战略焦虑和激进的民粹主义，使审慎、克制和战略耐心这类关键战略素养无法得以彰显，国家渴望的是力量优势并借此实现战略突破，而不去充分考虑力量运用背后隐藏的巨大风险。(14)就中美关系而言，竞争管理成为一项重要而又艰巨的战略任务。这是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已经成为政治功能失调最严重的发达国家，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恶化的速度比领导人修建新护栏(new guardrails)的速度还要快，今天的国际机制不再能够反映世界真正的力量平衡。其结果是：领导真空日益扩大和跨国协调缺失严重。(15)
尽管困难很大，但各方仍需致力于竞争管理，“这需要不断适应变化的关系和条件，也意味着持续的谈判和调整。”(16)对中国来说，根本在于做好大战略运筹，核心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陆地和海洋两大战略方向、周边和大国两类外交形态、传统与新兴两大战略领域，在夯实大战略赖以成功的国内基础上，重视力量运用的艺术。总之，我们既要有战略信心，又要有战略忧患意识，始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注释：
①[加]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刘德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页。
②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S.,January 19,2018,p.1,https://gffgg1c760aefbd0245a9s0xxpu6v0bqnw6xvq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0/May/18/2002302061/-1/-1/1/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③Trine Flockhart,"The Coming Multi-order World,"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Vol.37,No.1,2016,pp.18-26.
④Jessica T.Mathews,"Power Shift," Foreign Affairs,Vol.76,No.1,1997,p.50.
⑤Alvin and Heidi Toffler,"Foreward:The New Intangibles," in John Arquilla and David Ronfeldt,eds.,In Athena's Camp:Preparing for Conflict in the Information Age,The Rand Corporation,1998,pp.xix-xx.
⑥[以]尤瓦尔·赫拉利：《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版，序言第XXII—XXIII页。
⑦Ludwig Dehio,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2nd edition,New York:W.W.Norton,1967,p.13.
⑧Greg Ip,"Has America's China Backlash Gone Too Fa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28,2019,https://gffgg75088e0365e544b1s0xxpu6v0bqnw6xvq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s/has-americas-china-backlash-gone-too-far-11566990232?mod=rsswn.
⑨[新加坡]马凯硕：《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全球化智库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60页。
⑩Amitav Acharya,"The Rise of the West," in Amitav Acharya,The Once and Future World Order:Why Global Civilization Will Survive the Decline of the West,London:Basic Books,2025,pp.173-191.
(11)[英]巴里·布赞、[加]阿米塔·阿查亚：《重新想象国际关系学：三种非西方文明中世界秩序的思想与实践》，李东琪、颜震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第150页。
(12)Amitav Acharya,The Once and Future World Order:Why Global Civilization Will Survive the Decline of the West,p.337.
(13)[美]约翰·J.米尔斯海默、[美]塞巴斯蒂安·罗萨托：《国家如何思考：对外政策中的理性》，任月园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版，第7页。
(14)宋德星：《“大战迫近论”的理论逻辑、国际政治映射与竞争管理难题》，载黄仁伟等：《关于当前世界战争言论的中国思考》，《国际观察》2024年第5期，第56页。
(15)Ian Bremmer,"Navigating the Geopolitical Recession," Speakers,https://gffgg51efb7388bad4d57s0xxpu6v0bqnw6xvq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peakers/ian-bremmer/.
(16)Oliver Stuenkel,Post-Western World: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making Global Order，Cambridge:Polity Press,2016,p.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