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2025年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2)上述判断既是党中央对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总体把握，也为分析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提供逻辑起点。
(一)周边安全环境的演化特点
第一，安全风险呈现非均衡、板块化特征。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部和太平洋西岸，边界线和海岸线漫长，毗邻国家数量众多，是世界上周边安全环境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从地缘结构看，中国周边安全主要涉及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四大板块，并延伸至亚太、亚欧等次区域。进入“十五五”时期，这些区域在政治和解与发展议程优先、右翼势力上升与域外力量深度介入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不同板块之间以及板块内部的安全形势分化趋势可能进一步加剧。
具体而言，在中亚地区，域内国家加快政治和解进程，强化集体身份认同塑造，弱化传统势力范围思维并推进平衡多元外交，因而地区整体安全态势相对可控。相比之下，在东北亚地区，冷战遗留问题和日本极右翼势力的野心，助推了地缘对抗思维的抬头和军国主义的躁动，个别国家加紧“再军事化”并加速实现与域外大国的军事捆绑，使地区摩擦和冲突风险持续上升，成为中国周边安全风险高度集聚的板块之一。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则成为大国激烈竞争和外部力量介入的前沿地带，主权争议、涉海争端等敏感议题的复杂性上升，安全形势呈现“缓中有变、竞合交织”的状态。从次区域层面看，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印太”地区界定为“关键经济与地缘政治战场”，其地位仅次于拉丁美洲。(3)在此背景下，中国周边安全仍将大体呈现“东紧西缓、北稳南控”的基本态势，亚太地区将持续成为中国经略周边安全的关键前沿和压力集中区。
第二，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持续拓展。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因此地区国家的安全关切正从领土主权、军事威慑、同盟防务、冲突管控等领域，加速向经贸、能源、科技等领域延展。美国也以“安全需要”为名，将中国周边某些国家和地区纳入其产供链重组进程。2025年7月，美国宣布启动“四方关键矿产倡议”(Quad Critical Minerals Initiative，QCMI)，强调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加强经济安全和集体韧性。2025年12月，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签署《硅和平宣言》(Pax Silica Declaration)，强调确保人工智能发展所需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安全。(4)进入“十五五”时期，中国的周边安全将更加紧密地嵌入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结构之中。亚太多个经济体既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和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要技术引领者，也是关键资源和市场的供需参与方。各方在安全逻辑主导下调整产业政策和发展路径，将进一步模糊“低政治”与“高政治”“硬安全”与“软安全”之间的传统边界。
第三，地区安全的跨域联动效应突出。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围绕格陵兰岛主权问题的强硬态度，既反映出其强化“西半球霸权”的战略意图，也暴露出跨大西洋关系内部日益加深的结构性裂痕，欧洲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的疑虑明显上升。未来五年，欧洲安全与亚洲安全之间的联动性和波动性可能进一步增强。一方面，针对美国要求盟友分摊成本、提高防务投入的问题，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为换取美国对欧洲安全的持续关注，可能主动配合美国推进“印太战略”，推动美国战略界倡导的“整合战略”“跨域安全”等理念的实践，(5)同时通过强化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战略联动，将欧洲安全与亚太安全绑定，对冲地区大国日益上升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特朗普针对格陵兰岛主权的胁迫性言论和对欧洲国家的关税措施，将进一步动摇跨大西洋关系的信任根基，降低欧洲国家对美安全战略布局的配合度。总体而言，域外国家对自身角色的重新认知，及其对地区热点问题的关注乃至介入，将持续放大中国周边安全的外源性风险和外溢性影响。
(二)周边安全风险的双向源头
当前，中国周边安全态势并非单向受制于外部环境变化，而是在外部力量介入与地区国家自主选择的双向互动中，持续被塑造和再塑造。
第一，美国“重塑盟链”是中国周边安全的外源性变量。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并未否定拜登政府围绕“印太地区”打造的“2+3+4”(6)小多边安全布局，而是通过工具化方式对其加以重组和强化，加强与盟伴间的军事安全绑定，打造低成本、高弹性、快速动员的遏制网络。通过强化同盟内责任分摊和前置部署要求，美国将安全成本系统性向盟伴转移，如要求日本大幅增加防卫预算、提高驻日美军费用分摊比例等。在军事层面，美国与地区盟伴推进联合演训与行动协同，如美空军主导开展“太平洋坚定力量”(Resolute Force Pacific)演习、美日韩“自由锋刃”(Freedom Edge)联合军演，还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开展多边或双边演训。
未来五年，美国可能继续利用地区国家的安全焦虑和对美安全依赖，将亚太地区作为其最重要的战略投放区域与遏制前沿，将传统地缘“岛链”重塑为美国主导、盟伴前置、成本外包的“盟链”。例如，美国要求地区盟伴提高军费开支和对美军购比例，在关键陆地与海上通道节点加强军事存在，加快中程导弹、反导系统的区域化部署，并加强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美国通过盟伴前置和任务分工，降低军事介入地区事务的门槛，相关布局可能加剧地区安全的对抗性态势，甚至引发打破地区安全格局的“黑天鹅”事件。
第二，地区国家的“疑美恐美”心态主导周边安全态势。特朗普政府推行以利益攫取和成本转嫁为核心特征的“榨取型伙伴关系”(extractive partnership)，聚焦于资源要地和交通要道，以“等价利益置换”为原则的安全互动，系统性地削弱了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这种不确定性将深刻影响其盟友和伙伴国，导致它们在“依赖”与“防范”“积极配合”与“保持距离”之间摇摆。
一方面，面对美国的“美国优先”政策可能滑向“美国唯一”的战略取向，多数国家保持高度警惕，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产生疑虑，倾向于强化自主安全能力建设，减少单一安全依赖，同时通过深化与其他大国的经贸联系、拓展非传统安全合作和多边合作，对冲潜在的安全风险。另一方面，美国在经贸领域对地区国家发动“无差别式”关税战，在安全议题上要求盟友分摊成本，在部分高度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国家中诱发“恐美”心理。出于对美国战略“离场”或安全承诺弱化的担忧，相关国家可能在关键安全议题上提前表态、过度配合甚至主动让渡政策空间，从而客观上强化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格局。上述两种反应并存，使地区国家在“去依赖”与“再捆绑”之间摇摆，加剧周边安全态势的复杂性与不稳定性。
(三)构建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
“十五五”时期，随着大国战略竞争的影响持续向中国周边地区外溢，周边安全环境面临的风险密集度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但同时也应看到，地区国家普遍将发展与稳定置于优先位置，对阵营化和外部介入保持警惕。因此，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为核心的亚洲安全模式，成为中国主动运筹、积极塑造周边安全环境，参与并引领周边安全治理的重要基础。
第一，通过理念转化与实践嵌入，夯实周边安全的共同认知基础。面对美国等域外力量持续强化威胁叙事，并以价值观划线、同盟捆绑和安全承诺为工具推动对地区安全的“对抗型管控”，中国需要更加主动地回应周边国家普遍希望强化战略自主、不选边站队的现实关切，突出地缘相近、人文相通、利益相融、命运与共的内生安全需求。在此基础上，应推动安危与共由理念宣示向政策实践转化，使其成为周边国家能够切身感知、实际参与、持续受益的安全公共产品。在操作层面，可重点依托跨境公共卫生、灾害救援、反恐、打击跨国犯罪、联合执法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通过常态化机制建设、能力建设和联合演练，帮助周边国家提升风险预警、应急处置和治理协同能力。中国还可通过持续提供可预期、低政治敏感度的安全公共产品，将共同安全理念嵌入地区国家的治理实践中。
第二，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拓展周边安全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亚洲国家在国家规模上差异显著、发展阶段多样、制度和文化背景各异，安全关切呈现高度分化特征。构建亚洲安全模式的关键是在尊重差异、包容多元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各国在风险管控和冲突预防方面的合作，对冲美国推动的“盟链化”“圈层化”安全布局。具体而言，围绕朝鲜半岛问题、南海问题等高度复杂敏感的议题，各国需要将降低风险、稳定预期和防止误判作为重点，通过制度化沟通渠道和危机管控机制积累互信；通过强化执法沟通、应急处置和规则对接，确保潜在摩擦和偶发性冲突可控。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强化现有多边机制的安全功能，引领式参与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区域合作框架，丰富中国—东盟安全合作内涵，推动安全议题由原则共识向项目化、机制化和常态化合作延伸。
第三，以高质量发展筑牢周边安全的结构性根基。从根源看，周边安全风险并不仅仅来自大国战略竞争这一外源性因素，更受到发展不平衡、治理能力不足和抗冲击能力薄弱等内生因素的制约。主动塑造周边安全环境，需要将中国的发展优势系统性转化为地区安全的稳定器和缓冲器。在此过程中，中国需要继续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牵引，统筹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下的经贸合作、互联互通和产业协同，在基础设施、能源安全、粮食保障、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为周边国家提供发展机遇。通过提升周边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压缩外部力量以“安全援助”为名进行政治操控和安全渗透的空间，从结构上降低因经济脆弱性和治理短板引发的安全风险。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新华网，2025年10月28日，https://gffgga93b60c585e34cd1s0xxpu6v0bqnw6xvq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51028/337438370029449296539148a206bdd1/c.html。
(2)《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5年4月10日，第1版。
(3)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White House,November 2025,https://gffggae11f55414174d96s0xxpu6v0bqnw6xvq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4)Pax Silica Declaration,U.S.Department of State,https://gffgg2635104f27b14872s0xxpu6v0bqnw6xvq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ax-silica.
(5)Julianne Smith and Lindsey Ford,“The New Eurasian Order:America Must Link Its Atlantic and Pacific Strategies,” Foreign Affairs,Vol.104,No.6,2025,pp.99-109.
(6)“2”指美日、美韩、美菲等双边军事同盟，“3”指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4”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