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立足中国“相对富煤、缺油少气、再生无限”的能源资源禀赋，针对中国能源“大而不强”的现实困境与国内外研究的系统性短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特别是以习近平关于国家能源安全重要论述为遵循，明确能源强国是以能源安全保障为底线、科技自立自强为动力、绿色低碳转型为导向、治理现代化为保障、开放合作共赢为拓展的复合型国家发展形态，揭示五大核心维度既各有侧重又双向赋能的层级协同逻辑，识别传统能源安全保障与新能源转型速度的平衡矛盾、技术创新投入与短期效益的适配矛盾、国内治理规则与国际合作标准的衔接矛盾，提出构建全链条安全保障体系、培育全周期创新生态、推动全系统绿色低碳转型、建立全要素现代化治理体系、引领全方位国际合作的推进路径，为破解能源高质量发展瓶颈、提升中国全球能源治理话语权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作者：杜祥琬，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晓龙，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副研究员；崔磊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摘自：《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6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6期
能源强国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支撑与大国竞争的战略焦点。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能源转型与安全保障的双重压力日益凸显。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建设能源强国”的战略目标，2025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建设能源强国”纳入“十五五”规划建议并作出系统部署，标志着我国能源发展从“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转型进入关键阶段。建设能源强国，是党中央面对深刻变化的国内外能源格局、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所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应对大变局、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战略支点，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强大引擎，是塑造未来全球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举措。
能源强国的研究现状
国内外围绕能源强国建设开展了多维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学者围绕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开发利用、储备体系建设、国际合作等问题开展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措施建议。此后，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推动能源研究向绿色低碳转型方向拓展。学者围绕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能源结构优化、节能提效等问题开展深度研究，探讨了能源绿色转型的路径、政策工具与技术支撑，部分研究开始关注能源技术创新与体制改革。2021年，随着“建设能源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学界对能源强国的研究迅速升温，聚焦核心维度划分、阶段性目标设定、重点任务梳理等内容，试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强国理论体系与实践范式，形成了一批政策解读与初步研究成果。
国外研究主要围绕能源安全、能源转型、全球能源治理三大核心领域展开。在能源安全领域，以地缘政治视角为核心，聚焦能源资源的战略争夺与供应链安全，提出“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能源转型领域，聚焦绿色低碳转型的驱动因素、路径选择与技术支撑，提出构建“多主体协同转型”模型。在全球能源治理领域，围绕国际能源规则制定、多边合作机制构建与治理体系改革，探讨如何最优地实现保障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控制能源成本等关键目标；部分研究关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探讨合作过程中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
总体来看，国内外研究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但存在明显局限：一是国内研究多聚焦单一领域，尚未形成对能源强国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认知，对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理论框架、建设维度及维度间的内在关系、协同机制与结构性矛盾研究不足，难以适配能源强国建设作为复杂系统工程的实践需求；二是国外研究植根于西方语境与发展经验，其理论框架、实践路径难以匹配中国“相对富煤、缺油少气、再生无限”的能源资源禀赋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本土化适用性有限。
能源强国建设的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了全方位、系统性的理论指引。中国建设的能源强国是以能源安全保障为底线、科技自立自强为动力、绿色低碳转型为导向、治理现代化为保障、开放合作共赢为拓展的复合型国家发展形态。
（一）能源安全保障：能源强国建设的底线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为能源强国建设确立了“能源安全保障”的理论基点，既明确了能源安全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战略性地位，又指引能源领域通过高质量发展突破安全瓶颈，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有机统一提供了理论支撑。能源安全保障的核心在于构建自主可控、韧性充沛的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体系。立足国内能源资源禀赋，打造煤、油、气、核与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供应格局，在稳步提升非化石能源占比的同时，确保能源供应持续稳定、公平可及，即便面临外部不确定性冲击，也能保障核心区域与民生领域的能源供应不中断。这一目标的实现，既需要夯实能源生产能力，更要健全储备设施、优化输送网络、强化应急调控能力，最终形成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
（二）科技自立自强：能源强国建设的核心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论述，为能源强国建设确立了“科技自立自强”的理论内核，指明了能源领域突破“大而不强”困境的核心路径，为构建自主完整的能源技术体系提供了理论遵循。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在于推动能源科技实现从“跟跑并跑”向自立自强、全球引领的质变。将科技创新作为能源发展的战略支撑，聚焦新型电力系统、高效光伏电池、海上风电、先进核电、新型储能、绿氢及深地深水油气勘探开发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集中攻关，着力突破技术瓶颈。同时，加速先进技术向产业竞争力的转化，打造能源领域原创技术策源地，为全球能源转型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三）绿色低碳转型：能源强国建设的发展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指示，为能源强国建设确立了“绿色低碳转型”的理论坐标，明确了能源发展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将绿色低碳内化为核心价值导向，为实现能源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提供了理论指引。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在于构建清洁低碳、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为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关键支撑。应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扩大可再生能源供给，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实现能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筹处理好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在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前提下实现平稳过渡，推动能源行业成为绿色低碳发展的主力军，以能源革命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四）治理现代化：能源强国建设的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为能源强国建设确立了“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指引能源领域通过完善治理架构、优化协同机制，破解制度供给滞后、多元主体协同不足等现实问题，为构建适配能源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在于构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现代化能源治理体系。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培育竞争充分、开放有序的能源市场，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健全能源法治体系，创新碳排放权交易、绿电绿证交易等激励约束工具，强化绿色低碳发展政策导向，为能源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透明、高效的制度环境。依托数字化手段提升治理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
（五）开放合作共赢：能源强国建设的拓展向度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为能源强国建设确立了“开放合作共赢”的理论方向，明确了能源强国建设蕴含着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推动共同发展的责任担当，为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能源治理体系、实现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遵循，也为能源强国建设赋予了鲜明的国际维度与时代价值。开放合作共赢的精髓在于开放条件下保障能源安全的战略智慧和能力。在立足国内发展的基础上，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全方位深化能源国际合作，打造安全稳定的海外能源基地。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积极参与能源标准与规则制定，稳步提升我国在国际能源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通过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共赢，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能源秩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能源领域的实践力量。
能源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重构
能源强国建设的五大核心维度并非平行并列，而是呈现清晰的层级结构，构成“底线逻辑—核心动力—发展导向—制度保障—拓展向度”的逻辑体系，各维度通过双向赋能形成闭环协同机制。
能源安全保障与科技自立自强构成“稳基赋能—技术强安”双向互促机制。能源安全保障作为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支撑，通过稳固传统能源兜底供给能力，为新能源技术的实验室研发、场景化试验及规模化推广创造应用环境与市场空间，避免技术迭代因能源供应波动而受阻。科技自立自强则以技术突破为能源安全注入核心动能，聚焦深地油气勘探开发、新型电力系统调控、长时储能等关键领域攻关，破解能源供给“卡脖子”难题，从自主可控性、系统韧性、应急响应速度等多维度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质效，实现“安全稳环境、技术强安全”的良性循环。
科技自立自强与绿色低碳转型形成“技术破壁—转型引航”深度协同机制。科技自立自强是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支撑，高效光伏电池、深远海风电、绿氢制储输用等关键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大幅降低新能源开发利用成本，突破消纳难题与低碳减排瓶颈，为非化石能源占比提升、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提供硬核技术支撑。绿色低碳转型则为科技自立自强锚定明确方向，以“双碳”目标为牵引，倒逼能源技术研发向清洁化、高效化、低碳化聚焦，通过市场需求传导、政策导向引领，推动创新成果快速落地应用，形成“技术突破促转型、转型需求引创新”的闭环生态。
绿色低碳转型与治理现代化构成“转型倒逼—制度保障”双向适配机制。绿色低碳转型的系统性、复杂性特征，对治理现代化提出刚性需求：既需要通过多元化政策工具，引导企业等市场主体主动参与低碳转型；又需要破解转型过程中区域发展失衡、成本分担不合理、利益分配不均等结构性问题。治理现代化则通过制度创新与机制优化精准回应转型需求：一方面，加快能源领域法律法规制定修订，完善绿色低碳发展制度框架；另一方面，构建跨部门、跨区域协同监管机制，提升治理精准性与高效性，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筑牢制度藩篱。绿色低碳转型与治理现代化的双向适配形成“转型倒逼治理优化、治理支撑转型深入”的协同促进模式。
治理现代化与开放合作共赢形成“规则筑基—合作提质”互促升级机制。治理现代化为开放合作共赢筑牢制度根基，通过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能源市场体系，打造法治化、规范化的制度环境，降低跨境能源合作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中国能源市场对全球资源的吸引力。开放合作共赢则为治理现代化提供外部动力，通过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规则制定、对标国际先进治理经验，推动国内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碳核算标准、监管模式等与国际接轨，在跨境能源合作中倒逼国内治理体系补短板、强弱项，实现“国内规则促合作、国际合作升治理”的双向提升。
开放合作共赢与能源安全保障构成“渠道拓展—底气支撑”协同强化机制。开放合作共赢通过拓展多元化能源进口渠道、共建海外稳定能源基地、深化跨境能源基础设施联通，打破能源供应的地域局限，增强能源供给的冗余能力与抗风险水平，为国内能源安全提供重要补充。能源安全保障则为国际合作注入核心底气，国内能源产供储销体系的韧性越强、自主保障能力越足，在国际能源合作中的议价能力、风险抵御能力就越强，就能越主动地参与全球能源资源配置，形成“国际合作拓空间、国内安全强支撑”的良性互动格局。
能源强国建设的推进路径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能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但增长方式向高质量、低能耗转型。全球能源转型进入深水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能源技术、数字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全球能源治理体系面临重构，能源强国建设从分散推进转向系统谋划。
一是构建“多元供给—战略储备—智能调控—风险防控”全链条安全保障体系。供给侧，推进风光基地、海上风电、核电建设，构建多能源驱动体系，提升油气产量，强化煤炭兜底保障。储备侧，完善能源分级储备布局，推进储气库、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等建设，提升应急调峰能力。调控侧，搭建全国智慧能源调控平台，依托数字化技术实现全环节动态平衡。风险防控侧，建立安全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形成闭环防控与跨领域应急联动。
二是培育“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孵化”全周期创新生态。强化基础研究，依托国家级平台开展原创性研究；组建创新联合体，聚焦“卡脖子”技术，推行“揭榜挂帅”制度。加速成果转化，搭建创新平台、开放共享资源，通过引导基金、保险补偿机制推动技术示范应用。培育产业生态，打造新兴产业集群，建立退役设备循环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三是推动“供给清洁化—消费低碳化—效率最大化—布局最优化”全系统绿色低碳转型路径。供给侧，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推进煤电改造，发展分布式能源。消费侧，推广电能替代，强化重点用能单位管理，倡导绿色消费。效率侧，推动多能互补与能源梯级利用，推广节能技术。布局侧，优化区域能源布局，统筹转型与生态保护，推进生态修复。
四是构建“市场机制—法治保障—数字监管—政策协同”全要素现代化治理体系。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电力、油气管理体制与价格机制。完善法治保障，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健全节能、碳排放核算等制度。创新数字监管模式，搭建智慧监管平台，实施全生命周期协同监管。优化政策协同，完善碳定价与绿色金融体系，将相关指标纳入地方考核。
五是构建“设施联通—技术输出—规则对接—能力建设”全方位国际合作路径。共建“一带一路”跨境能源基础设施，拓展多元化能源进口渠道。推动光伏、风电等技术与标准“走出去”，提升国际话语权。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推动规则互认，参与新兴能源议题谈判。通过南南合作等助力发展中国家转型，共建创新平台，防控合作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