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科技竞争进入结构性重组期。科技已从经济增长的工具性要素，转变为关乎国家能力、战略安全与国际秩序的关键支点，技术创新日益嵌入制度竞争与地缘政治之中。由开放网络与跨国分工主导的科技发展模式正被以“安全、可控、可信”为导向的结构性竞争所重塑。“十五五”时期将是国际科技竞争结构加速固化的关键窗口期。
(一)中国参与国际科技竞争受到的外部约束
在国际科技竞争进入结构性重组的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绝非单一政策工具或个别国家施压所能概括，其本质是一个由技术路径、制度规则与联盟结构三类约束相互叠加而成的复合结构。这些外部约束并非旨在全面阻断中国科技发展，而是试图通过持续化、制度化的方式，对中国技术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升级节奏施加长期影响。
第一是技术路径与供应链的结构性约束。在关键技术领域，高端芯片、先进制造设备与核心基础软件仍是中国技术发展受到的最直接的外部约束。自2019年以来，美国持续通过出口管制来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计算芯片与半导体制造能力，尤其是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于2022年和2023年对《出口管理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EAR)的两轮修订，将先进制程芯片、人工智能算力及技术支持、运维与生产协助等专业人员服务纳入管控范围。这种管控的实质是，通过外部环境对一国技术升级路径进行系统性限制。当前，中国参与全球科技体系的空间并未被完全封闭，但外部行为体正通过选择性准入与差异化限制，将中国置于一个“可以前行但成本显著上升”的技术环境中。中国企业在部分成熟技术节点仍可维持运行，但沿全球主流技术路线持续升级的难度明显上升，技术可及性与可持续性被人为削弱，从而面临长期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
第二是规则与治理层面的制度性约束。随着技术管控工具的制度化，科技竞争正从产品和市场层面前移至规则与治理层面。欧盟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数字市场法》(DMA)、《人工智能法案》(The EU AI Act)等法规，将高标准合规要求制度化，并在实践中对域外企业进行实质性约束。这类规则在形式上具有普遍性，却在执行层面显著提高了非欧盟技术主体进入高端市场和参与规则制定的成本。在这一过程中，规则丧失中立性，沦为“合法但排他”的竞争工具。科技竞争的胜负不再单纯取决于技术性能或研发投入，而是越来越取决于国家与企业对复杂制度环境的适应能力，竞争由此前移至制度与治理层面。
第三是联盟化科技竞争中的地缘政治约束。技术与规则约束被进一步嵌入联盟政治之中。近年来，美欧在关键技术与治理规则领域的协调显著增强，科技议题被系统性纳入安全同盟与价值联盟框架。例如，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已成为协调出口管制、供应链安全与技术标准的重要平台。这种阵营化趋势正通过第三方国家与区域机制产生外溢效应，进一步压缩中国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选择空间。科技竞争由此超越双边关系中的技术博弈，呈现为多层嵌套的结构性约束体系，其影响通过联盟网络持续放大。
(二)外部环境中的合作空间与结构缓冲
尽管国际科技竞争的外部环境整体趋于收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科技体系中的行动空间被完全封闭。相反，在结构性约束不断强化的同时，外部环境中仍然存在若干可利用的缓冲空间与机会。但这些机会不构成对现有结构性约束的对冲，只是在既有竞争结构内形成策略性缓冲与路径分化空间，并不改变竞争格局的基本方向。
第一，发展型技术合作空间持续存在。近年来，全球南方和新兴经济体在数字化转型、绿色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科技需求持续上升。根据世界银行与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评估，发展中国家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能源转型、智慧城市和通信网络等方面存在长期结构性缺口。(1)这类需求更多指向应用型技术、系统整合能力与可负担性解决方案，而非对单一前沿技术的垄断性依赖。(2)在实践中，无论是在数字支付、通信网络建设，还是在新能源与智能制造领域，技术合作往往以发展效能和成本可控性为核心考量因素，意识形态和制度对齐的约束相对较弱。因此，高科技领域的政治化收紧尚未蔓延至更广泛的发展型技术合作场景，非意识形态化合作空间在相当范围内仍可存续。
第二，技术路径多元化带来结构性缓冲。科技发展结构的演进已从单线推进转向多路径并行。即便在高度竞争的前沿领域，不同技术方案在性能、成本、应用场景与制度适配性等方面仍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在人工智能、通信与新能源等领域，算法架构、算力配置、软硬件协同模式持续分化，使得技术进步并不完全依赖某个单一技术体系。在这一背景下，外部限制难以对所有技术路径实现全面覆盖。随着替代性技术、组合式创新和应用导向方案不断出现，科技竞争更趋于长期拉锯模式，而非“赢家通吃”的零和格局。这种多路径结构在客观上削弱了单一技术体系对全球科技发展的绝对主导地位，也为后发国家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提供了现实空间。
第三，国际科技治理中的参与式制度空间。在规则层面，全球科技治理虽远未形成统一规则，却也未陷入“规则真空”，而是处于多方力量博弈的制度化进程之中。当前，无论是联合国体系下的数字与人工智能治理，抑或区域性多边合作框架，规则塑造仍处于持续演进状态。尽管部分高标准规则呈现排他倾向，但尚未固化为单一、封闭的制度体系。在这一“竞争性规则场域”中，行为体的参与本身即意味着影响力的积累。通过持续参与议题设置、技术讨论与治理实践，中国仍可在规则形成过程中争取制度弹性与解释空间。这一特征为中国在不利的外部环境中维持制度存在感、延缓规则固化提供了现实可能。
(三)“十五五”时期中国面临的外部科技环境特征
在国际科技竞争进入结构性重组阶段的背景下，“十五五”时期中国的外部环境将出现若干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绝非外部压力的简单加总，而是国际科技体系运行方式和治理逻辑的整体转型，并构成中国参与国际科技竞争必须长期适应的基本条件。
第一，外部科技环境的制度锁定化。“十五五”时期，国际科技竞争的外部环境将呈现明显的制度锁定化特征。近年来，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合规与安全规则已逐步从临时性政策工具转变为嵌入法律、监管与治理体系的稳定制度安排。无论是在关键技术出口、跨境投资审查，还是在科研合作与数据流动领域，相关规则均呈现出制度化、常态化趋势。这意味着外部科技环境的变化虽仍受短期政治周期或个别政府更替影响，但更多通过相对固定的制度框架持续发挥约束作用。制度锁定化不等同于规则持续收紧，只是其运行逻辑趋于长期化和可预期化，外部环境的基本边界由此确定。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所面对的已非政策不确定性，而是长期的制度性约束。
第二，外部科技环境的规则前置化。“十五五”时期，国际科技竞争的外部环境将呈现规则前置化的发展趋势。在科技竞争高度政治化和安全化的背景下，标准、合规、伦理与风险管控正日益被置于技术扩散和市场准入之前。无论是人工智能与数据治理，还是绿色转型与关键技术领域，规则设计正成为筛选技术路径和参与主体的重要机制。规则不再仅仅作为技术发展的配套条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可以参与”“以何种方式参与”。科技竞争由此被深度嵌入治理与制度框架之中，技术性能本身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除技术能力之外，制度适配能力与规则参与能力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竞争要求。
第三，外部科技环境的分层选择化。国际科技竞争的外部环境正由“开放—封闭”的二元结构，转向分层化、可选择的参与格局。未来数年，外部环境针对不同技术领域、技术层级和应用场景的差异化应对特征将日趋明显。在前沿基础技术、高敏感度应用与战略性基础设施领域，中国将面临更严格的准入条件和更高的合规成本；而在应用型技术、系统整合和部分成熟技术领域，跨国合作与技术交流仍可能以条件化形式存在。因此，外部科技环境并非全面排斥中国，而是以高度选择性、结构性的方式来影响中国。中国的国际科技合作空间并未消失，但其边界由制度条件、成本结构和参与层级重新划定。在这一结构下，中国虽未被整体排除在国际科技体系之外，但被置于一个高度分层化、条件化的位置上。
总体而言，“十五五”时期中国参与国际科技竞争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正从以往高度开放、可迅速修复的全球化结构，过渡到经由安全化、制度化与联盟化重构后的相对刚性环境。这一环境并不直接决定中国科技发展的走向和结果，却清晰界定了可行空间、行动成本与战略代价。因此，中国参与国际科技竞争的关键命题，已从被动应对外部压力，进阶为在既定结构中形成定义自身位置、创造规则空间、构建长期优势的战略能力。
注释：
(1)Philip Schellekens,The Next Great Divergence:Why AI May Widen Inequality Between Countries,UNDP,December 2,2025,https://gffgg1a4d1f37892d43bas0xxpu6v0bqnw6xvq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ites/g/files/zskgke326/files/2025-12/undp-rbap-the-next-great-divergence_1.pdf.
(2)The World Bank's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Index(GRI Index)2025,World Bank Group,June 30,2025,https://gffggff90720b1fd7428bs0xxpu6v0bqnw6xvq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erver/api/core/bitstreams/ba9de70b-efb7-46e2-a81d-4f39048c9da6/cont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