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
2026年6月12日，SpaceX上市，埃隆·马斯克（Elon Reeve Musk，1971—）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万亿富翁。而就在通往这一刻的数月里，这位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却在反复宣讲一个看似自毁的命题：金钱终将变得无关紧要。当主持人彼得·戴曼迪斯（Peter H. Diamandis，1961—）当面点破这一悖论：“就在你成为万亿富翁的当口，金钱反而开始贬值？”马斯克的回答平静而彻底：那些财富“只代表我所创办公司的某个百分比的所有权，并不是躺在银行账户里的东西”。（2）
本文循一条货币思想史的长线索，即从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的货币消亡论，经二十世纪的惨烈实验与“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到列昂惕夫（Wassily WassilyevichLeontief，1905—1999）的矩阵、数字货币与普遍基础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的预演，最后抵达马斯克的工程师政治经济学。最终回答为什么AI不是强化，而是削弱货币？
1.超级预见：看到AI推动货币走向消亡
乍看之下，“人工智能将导致货币消亡”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命题。AI正在让货币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大：算法交易以微秒为单位为万物定价，移动支付把货币化作无摩擦的比特流，央行数字货币让每一分钱都可编程、可追踪。货币似乎正处于它有史以来技术含量最高的黄金时代。然而，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一种社会形式往往正是在其最完善、最纯粹的时刻，暴露出自身的可替代性：蜡烛工业的顶峰恰在电灯发明前夜，帆船工艺的巅峰之作下水时，蒸汽船已在同一片海上冒烟。货币历史也将是如此：当它因为技术而生化、完美和纯粹的时候，很可能它作为一件独立“事物”而存在的理由，却开始弱化和消失。对于漫长的货币现象而言，21世纪的第二个四分之一世纪很可能是这样的时刻。
2.传统和经典货币与生俱来的基本功能
要理解货币为何面临消亡的命运，首先要剥去金银的外壳，理解货币不被历史影响的三个基本功能：其一，信息压缩器。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1945年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对此的阐述是清晰的：分散在亿万人头脑中的、关于“特定时空情境”的知识，无法被任何中央机构收集，而价格把这一切压缩为一个数字。（3）价格体系是一部电报机，货币是它的通用信号。其二，对他人稀缺劳动的债权。一张钞票的本质，是社会欠持有者一份劳动的凭证。马克思把这一点上升为价值理论：货币计量的是凝结于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货币的权力，归根结底是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4）这正是它同时成为自由与奴役之双重象征的原因。其三，社会的记忆。1998年，经济学家科切拉科塔（Narayana Rao Kocherlakota，1963—）那篇著名论文的标题就是“货币即记忆”（Money Is Memory）。（5）在一个人人互为陌生者、无法记住谁曾为谁做过什么的社会里，货币是一种分布式记账装置，我曾贡献，故我持币；我持币，故可索取。所以，货币存在的前提就是：分散的信息，稀缺的劳动，陌生和健忘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AI产生和应用之前，没有任何机器能替代市场去完成经济计算。
3.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认知的货币消亡的历史逻辑与途径
马克思是历史上最早注意到货币与技术关系的思想家。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著名的“机器论片段”写下来惊人预言：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财富的创造将越来越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劳动量，而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科学的力量，取决于他所谓的“一般智力”，社会知识作为直接生产力的对象化。（6）一旦如此，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的价值规律将自我瓦解，建立在交换价值之上的生产将随之崩溃。也就是说，货币的消亡包含着自动化的技术逻辑里：当机器体系吸收了人类的一般智力，劳动不再是价值的实体，作为价值之表现形式的货币便失去了它所要表现的对象。今天的大模型与人形机器人，恰是“一般智力”的硅基化身。马克思描述的正是AI，只是他没有这个词。马克思还是最早阐述所有制和货币消亡的关系的思想家。1875年，几乎是一个半世纪之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劳动产品不再通过交换来实现其社会性，因而不再是商品；个人凭“劳动券”领取消费品，而劳动券不流通、不积累、不生息，记录劳动，却不是货币；到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高级阶段，连劳动券也归于消失。（7）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得更直白：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就可以直接用劳动时间与实物量核算生产，无需再绕经“价值”这一迂回的表达，价值概念本身将失去存在的意义。（8）请注意这句话的分量：恩格斯设想的不是“更好的货币”，而是一套直接的实物核算体系，即一个世纪后投入产出表、再一个世纪后AI调度系统的思想雏形。同时也应注意其前提：这是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极度发达之后的高级社会形态，而非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强行套用的政策。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是敏感的，不仅全方位关注自然科学的进展，从时间和空间、天体演化、物理和有机无机化学；而且关注蒸汽机带动的科技创新的进展；而且关注世界市场，1825年以来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生产的社会化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缝，以及机器体系把活劳动一步步逐出直接生产过程的长期趋势。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推断：事后靠价格波动、危机与破产来协调的市场，终将被事前的、自觉的社会计划取代，货币将与商品生产一同退场。遗憾的是，马克思以为社会记账简单到人人可为，全然未预见到协调一个复杂经济需要何等规模的信息与计算。这个缺口，要由下一个世纪的论战和再下一个世纪的机器来填补。
4.奥斯卡·兰格：货币归结为一个计算问题
1920年，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1881—1973）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m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提出那个著名的世纪难题：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没有生产资料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真实价格；没有价格，就没有经济计算。（9）计划者纵有天使般的善意，也是在黑暗中摸索。哈耶克继而把论证推向更深处：症结不在算力，而在知识本身，关于每一台机床、每一块田地、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的特定时空知识是默会的、分散的、变动不居的，根本不会以数据的形态呈交给任何中央机构；价格之所以不可替代，因为它是唯一能把这些知识动员起来的通信系统。
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1904—1965）在1936年做出回应。（10）他不再否认价格的必要性，而是釜底抽薪：价格何必来自市场？中央计划机构完全可以模拟市场。沿用泰勒（Fred Manville Taylor，1855—1932）首创的试错法思路，公布一套试验价格，观察各处的过剩与短缺，过剩则降价、短缺则提价，如同瓦尔拉斯（Marie-Esprit-Léon Walras，1834—1910）的“拍卖人”那样迭代逼近，直至供求均衡；企业只须遵守两条规则：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使生产成本最小化。米塞斯所要求的“计算”，计划委员会用纸笔照样完成。反对者讥其为让官僚扮演拍卖人的乌托邦，但兰格模式的真正历史意义在于：它把货币与市场的存亡，从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改写成了信息处理与计算能力的技术问题。
约三十年后，兰格在临终前写道，倘若今日重写当年的答辩，事情会简单得多：把联立方程组交给电子计算机，顷刻即得其解；对手所指控的求解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已成虚幻，市场那种笨拙的试错，不过是前电子时代的一种计算装置。论敌们把这称作“电子计算机乌托邦”。但同样值得记住的是兰格的清醒：他明确指出，电子计算机非常适合编制计划，却不能取代复杂多变的市场；计算机与市场，是当代经济管理者手中的两件核算工具。这句留有余地的话为半个世纪后的争论预留了席位：决定性的问题从来不是“机器能不能算”，而是“机器能算到什么程度、市场还剩下什么不可替代”。
5.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矩阵：没有市场的价格是可能的
如果说兰格给出了纲领，列昂惕夫就锻造了工具。1936年，这位哈佛的俄裔经济学家发表了投入产出技术的第一篇论文《美国经济制度中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Quantitative Input and Output Relations in the Economic Systems of the United States），把整个国民经济写成一张棋盘式的矩阵：每个部门既吸收其他部门的投入，又向其他部门供给产出；四个象限分别刻画部门间技术联系、最终使用、增加值构成。只要给定最终需求向量，对（I−A）矩阵求逆，便可一举算出所有部门所需的总产出。（11）国民经济第一次在数学上成为一个“可解的系统”。这项工作使他获得1973年第五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同一年，中国编制出首张覆盖61种产品的实物型投入产出表，1987年起确立五年定期编制制度。耐人寻味的是，这张表被计划与市场两种体制同时采用。美国用它核算国民经济，苏联国家计委的物资平衡表则是它的粗糙表亲。它在意识形态上是中立的：一台透视经济解剖结构的X光机。
比列昂惕夫更进一步的是苏联数学家康托罗维奇（Leonid Vitaliyevich Kantorovich，1912—1986）。1939年，他为解决胶合板托拉斯的机器分配问题发明了线性规划，并证明了一个哲学意味深远的定理：任何资源最优配置问题的对偶解，都是一组“客观制约估价”，即影子价格。（12）这意味着价格可以不经任何交易而被计算出来：价格不再必然是市场博弈的产物，也可以是最优化运算的副产品。米塞斯断言没有市场就没有价格；康托罗维奇用数学回答：有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就有价格。他因此与库普曼斯（Tjalling Charles Koopmans，1910—1985）分享了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6.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权力“理论和20世纪的非货币化实验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阐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原则时，提出了"资产阶级权力"（"bourgeois right"）这一重要概念：尽管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化，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但按劳分配仍然遵循着与商品交换相同的等价交换原则——每个生产者按其提供的劳动量领取相应的消费资料。这种"平等的权利"实质上仍是一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法权"，因为它只承认劳动量这一单一尺度，而忽视了劳动者在体力、智力、家庭负担等方面的天然差异，从而在形式平等的背后掩藏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资产阶级法权"只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步被超越。
1917年十月革命直到1970年代，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背景下，有过非货币化实验。实验一，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1918—1921）：余粮征集、实物工资、取缔自由贸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Yevgeni Alexeyevich Preobrazhensky，1886—1937）甚至把印钞机赞为向资产阶级货币制度后方扫射的机关枪。结果是工业产出崩塌、农民抗征、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列宁（Vladimir Lenin，1870—1924）以罕见的坦率承认此路不通，1921年转向新经济政策，恢复货币、市场与商业信用。货币被请了回来，这不是出于理论偏好，而是出于饥荒的胁迫。实验二，中国1958年的大跃进。以陈伯达（1904—1989）为代表的一些人把马克思关于遥远未来的论断演绎为现实政策，鼓吹“货币消亡论”“货币无用论”，借当年特殊的经济政治形势大刮“共产风”，供给制、公共食堂、无偿平调盛行一时，搞生产关系的强制过渡。与此相呼应，张春桥（1917—2005）在其《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中，将商品货币关系、按劳分配等原则归纳为“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主张通过政治运动加以彻底破除，为激进的平均主义和供给制提供了理论依据。（13）事实上，张春桥曲解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关于“资产阶级权力”（ "bourgeois right"）的思想。（14）
这些实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共同指向一条铁律：只要稀缺仍在、信息仍分散、协调技术仍然缺位，货币就不可能被法令废除。人们可以创造消灭它的形式，但是，其功能会立即寄生到别的宿主身上，而且往往更坏。货币只能被替代。问题转化为拿什么替代？
7.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控制论的实验
在20世纪，控制论者试图把这些部件组装成整机。1962年，苏联控制论之父格卢什科夫（Victor Mikhailovich Glushkov，1923—1982）提出OGAS方案，覆盖全国的计算机网络，实时采集企业数据、优化计划，进而以电子个人账户取代现金，让货币溶解进国家账本。在部门利益与财政系统的抵制下，这个激进的改革方案最终没有得到实验的机会。
1971年至1973年，智利阿连德（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1908–1973）政府实施的控制论实验，核心项目名为协同控制工程（Project Cybersyn）。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尝试利用计算机技术和控制论原理，在国家级范围内实现实时经济管理与去中心化决策的激进实践。该项目由英国控制论专家斯塔福德·比尔（Anthony Stafford Beer，1926—2002）主导设计，旨在避免苏联式僵化的中央计划，转而构建一个具有适应性的“国家神经系统”。改系统由四个关键部分组成：Cybernet的通信网络；Cyberstride的统计软件；CHECO的模拟系统和位于圣地亚哥的Opsroom（操作室）。
阿连德政府试图走一条区别于苏联集权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设计理念与政治意图：实现反官僚主义，实时响应和工人参与。1972年是智利控制论实验的高光时刻，面对反对派发起的卡车司机大罢工导致的物资短缺，Cybersyn成功整合了民间运输资源数据，帮助政府绕过罢工封锁调配食品，维持了城市基本运转，被视为系统最成功的实战应用。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1915—2006）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新军政府视该系统为“社会主义威胁”，将其设备全部销毁或废弃，实验随之终止。
虽然阿连德政府始终维持价格管制与货币流通，但是，该实验常被后世“数字社会主义”理论引用，作为算法替代市场的早期案例。阿连德在智利搭建Cybersyn系统，无疑是在理念和技术上都是早产儿。技术层面的历史局限性包括：算力不足，一台大型机的性能不及今日一部手机的百万分之一；数据不通，信息靠纸表逐级上报、层层失真；维度爆炸，数百万种商品的联立规划远超求解能力；偏好黑箱，计划者不知道消费者明天想要什么；激励失灵，企业谎报产能，米塞斯所说的所有者责任无处安放。
阿连德代表的实验之后继续存在影响。例如如丹尼尔·萨罗斯（Daniel Earl Saros，?—）提出的“总目录”模型，设想用“效用点数”替代货币，属于21世纪的理论推演。(15)
8.1990年代：俄罗斯自由主义货币实验和启发
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主义货币与经济改革实验，同样以失败收场。叶戈尔·盖达尔（Yegor Timurovich Gaidar，1956—2009）主导的价格自由化与货币休克疗法，试图在极短时间内建立市场化的货币与价格体系，结果却引发恶性通胀、卢布信用崩溃与社会财富的剧烈重新分配，鲍里斯·叶利钦（Boris Nikolayevich Yeltsin，1931—2007）执政期间的俄罗斯经济陷入长期动荡，其代价至今仍在俄罗斯社会结构中留下深刻痕迹。仅凭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设计的货币制度，无法单独承担稳定货币秩序的历史重任。
当今时代已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式的货币选择，货币问题正在超越传统意识形态框架，进入一个结构与功能同时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阶段。货币的结构正从主权国家垂直发行的单一体系，转向多层次、多主体、多技术路径并存的复合形态，货币的功能也从单纯的交换媒介与价值储藏，扩展至可编程、可追溯、可自动执行的信息载体。俄罗斯的货币改革未能真正化解自身的货币困境，根源在于其改革路径始终未能跟上这一结构性转变，无论是货币局制度，还是随后的自由放任市场化改革，都停留在传统主权货币的框架之内进行调整，未能触及货币本身正在发生的技术性重构。
货币正在加速与意识形态若近若离，向中性化与技术化倾斜的历史。这是理解当代货币变迁最重要的前提。当货币的设计逐渐由算法、协议与分布式共识机制主导，而非某一政治哲学或经济学派的理念主导之时，货币本身的政治属性正在被技术属性逐步稀释。这一进程尚未完成，却已经构成货币消亡这一历史命题最重要的前置条件。未来货币演化必将超越任何单一意识形态所能规定的边界。急于求成的激进改革所付出的代价，却需要由最普通的民众来偿还。
9.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阿根廷货币制度崩溃与重建
20世纪90年代末，阿根廷为了消除恶性通货膨胀，实行了严格的货币局制度，规定阿根廷比索与美元按1:1的固定汇率自由兑换。随着美元国际市场走强，阿根廷比索实际汇率被严重高估，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政府只能靠大量借外债来维持这一体系。央行丧失了通过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自主权，面对1998年以来的经济衰退束手无策。2001年12月，随着市场对政府偿债能力产生疑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拒绝发放贷款，引发了严重的资本外逃和银行挤兑。2002年初，阿根廷新政府正式宣布放弃实行了11年的比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
2002年阿根廷货币崩溃，本质上是一场自由主义货币改革方案的整体失败。在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货币局制度试图以固定汇率与美元完全挂钩为基础，借助规则约束彻底消除财政赤字与货币超发的政治空间，结果却以银行体系崩溃、社会秩序瓦解而告终。
至2002年5月，阿根廷官方失业率已超过20%(16)。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根廷的民间信用券体系正是在这一逻辑下诞生，数百万阿根廷人涌入所谓“以物易物俱乐部”（clubes de trueque），以自制的“信用券”（crédito）维系日常交换，这一现象最早可追溯至1995年布埃诺斯艾利斯附近贝尔纳尔镇的一次庭院集市，此后迅速扩展为覆盖数百万参与者的全国性网络。其运作最初依托互助交换网络（local exchange trading system，LETS）的记账原理，随后演变为印刷发行的实体票券，由“全球多重互惠交换俱乐部网络”（Red Global de Clubes de Trueque Multirecíproco）统一组织管理。参与者多为在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衰退中失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这一群体构成，恰恰揭示了正式货币体系失灵时，社会资本与互信网络如何填补制度真空。以物易物俱乐部网络的参与规模在此期间急剧扩张。据统计，2001年至2003年间，货币局制度取消，约有250万阿根廷人参与此类信用券体系。其规模之大，足以说明官方货币体系失效后民间自发秩序重建之速与之烈。(17)
从2001至2023年，直到2023年哈维尔·米莱（Javier Gerardo Milei，1970—）执政，阿根廷在20年的时间中，实际上处于民间信用制度和没有完全消亡的政府信用制度并存的“二元信用体系状态。真实历史是，一旦货币的官方形式死亡，货币作为交换媒介、价值尺度与储藏手段的功能，更为原始的民间自救形态重新显现。这一规律并非阿根廷独有，英国经济学家拉德福德（Richard A. Radford，1919—1984年）在其发表于《Economica》期刊的经典论文《战俘营的经济组织》（The Economic Organisation of a P.O.W. Camp）中早已系统记述，二战战俘营内香烟因其匀质、耐存、便于分割的物理特性，自发演化为承担货币全部职能的通货，甚至遵循格雷欣法则，品质较劣者驱逐品质较优者流通。(18)短缺经济中烈酒充当支付手段的现象，同样印证了这一规律的普遍性。简言之，货币的产生与消亡，从来不取决于理想的设计，而取决于稀缺与信用能否维持交换的连续性。
米莱执政之后，阿根廷经济仍未真正解决通货膨胀顽疾，虽然2025年通胀率降至31.5%，为八年来最低水平，其绝对水平依然远高于国际正常区间，货币信用尚未真正重建。(19)试图将加密货币引入阿根廷政策，因为2025年爆发“LIBRA”加密货币丑闻而失败。(20)自由放任式货币治理在面对新型技术货币时的制度性无力。阿根廷未能跟上货币结构与功能变化的时代节奏，恰是这场失败最深层的注脚。
10.加密货币：一种隐蔽的货币消亡模式
加密货币的历史作用不在于取代法币，而在于把货币的三重本质，即信息、劳动债权、社会记忆，从金银和国家信用里剥离出来，还原为纯粹的可计算对象。而AI的介入，恰恰加速了这场剥离，同时也抽掉了加密货币自己脚下的地板。第一,加密货币证明了货币可以是一套无需国家的协议，这是对货币物性的第一次彻底祛魅。比特币的真正贡献不是它的价格，而是它在工程上证明了科切拉科塔那句“货币即记忆”可以被字面实现。一个全球共享、不可篡改的账本，就是社会记忆的机器化身。一旦货币被公认为账本上的一条记录，它作为独立“事物”存在的理由就被掏空了一半。第二，AI与加密的结合，正在催生一种机器对机器交易层，而这一层根本不需要人类意义上的货币。这是最关键、也最少被谈及的一点。加密货币（尤其是稳定币和可编程代币）意外地找到了它真正的归宿：不是给人用的，而是给AI用的。当无数AI智能体在链上以毫秒级、零信任、可编程的方式彼此支付，如为一次推理付费、为一份数据流付费、为一段算力租用付费，这套系统就成了一个纯粹的能量与算力的记账层。它在形式上还叫货币，功能上已经是马斯克设想的那个直接核算物质流的系统的雏形。人类货币在这里不是被打败，而是被绕过。第三,当AI让价格发现变得近乎完美、让每一种资源都能被实时精确定价、让智能体网络能够直接以能量和算力为单位清算，那么投机—价格波动—财富储藏这一整套围绕加密货币生长出来的金融叙事就会枯萎。加密资产退化为纯粹的机器清算单位（此时它是记账工具，不是财富）。货币这个身份都在它身上瓦解。它帮着杀死了法币的物性与国家垄断，然后AI又抽掉了它自己的货币性。
加密货币证明货币可以是一套无需国家的协议；央行数字货币则证明货币可以是一条可编程的账本记录，可以设定用途、期限乃至负利率的智能票券。两个方向殊途同归：都剥掉了货币最后的物性与匿名性，把它还原为纯粹的信息。而一旦货币被公认为信息，科切拉科塔的命题就从隐喻变成工程说明书：货币即记忆，支付即记账。可编程货币其实已是半个计划。一张规定了用途与期限的数字券，与其说是货币，不如说是配给凭证的高技术形态。这就是为什么说数字货币是货币消亡的预演：它不是货币的强化，而是货币的临终形态，先化为账本里的数字，再化为算法里的变量，只待被吸收进一个更大的分配系统。
简言之，加密货币不是货币消亡的替代者，而是它的解剖刀和预演。它通过对货币的祛魅和去人化，最终连自身的货币身份也一并消解。可以说，数字货币是货币消亡的第一阶段，加密货币把它演绎得最激进、最赤裸。
11.token预示：用一种新的货币形态推动经典货币消亡
token有三重含义：其一，金融/加密语境的 token（代币）。这是通常说的加密代币、稳定币、平台积分、“万物代币化”（tokenization of everything）里的那个token。其二，AI语境的 token（词元）。这是大模型处理文本的最小单位，也是AI算力定价的基本单位，“每百万token多少钱”。其三，是这两者正在悄悄合流的那个东西。
经典货币（法币）的三大支柱是：国家主权信用、作为统一价值尺度的垄断地位、作为财富储藏手段的功能。token形态从三个方向同时侵蚀它们：在计价尺度上，当“算力—能量”本位提供了一个比法币更稳定、更贴近物理现实的尺度，法币作为"价值标准"的权威被架空，就像有些国家央行今天调控的早已是利率而非货币数量，货币在自己的理论殿堂里已先行沦为幽灵。在流通中介上，token化让资产直接互兑，掏空了货币作为交换中介的必要性。在财富储藏上，这是法币最后、也最顽固的堡垒。只要还存在不可再生产的稀缺物，如特定区位的土地、原作、声誉、注意力，就仍需要某种储藏和索取权凭证。token会退守到这里，但此时它已不再是货币，而更像稀缺资源的所有权登记。
所以，token确实预示了一种新形态，但这个形态的历史意义是货币的自我了断，而非货币的改朝换代。加密意义的token取消了货币与资产的界限，AI意义的token提供了取代货币的实物本位，两者合流指向一个以“算力—能量”为基础、可编程、去中介的核算系统。它推动经典货币消亡的方式，不是打败它，而是让它变得多余。先夺走它的计价权，再夺走它的中介权，最后把它挤压到稀缺资源登记这个残余角落，而在那个角落里，它已经不再是马克思、马斯克所讨论的那个货币了。
12.UBI的超前历史意义：货币蜕变为纯粹信息
UBI（全民基本收入）则是分配一侧的预演。表面看，UBI在发钱，似乎强化了货币；辩证地看，它切断的恰是货币最深的根系，即货币与劳动的纽带。工资是货币流入千家万户的主动脉，也是货币驱人劳动的鞭子；UBI以普遍性、无资格审查、不强制劳动为特征，让收入与劳动脱钩，货币便从生存的强制退化为消费份额的凭证。这在马克思的坐标系里位置精确：劳动券把消费与劳动贡献相捆绑（按劳分配），UBI把两者解绑，恰是从按劳分配滑向按需分配的中间形态，一种半货币。当AI承担了劳动，把消费资格系于劳动贡献将日益荒谬；UBI的兴起不是货币的胜利，而是货币逻辑开始退役的信号。
13.马斯克的逻辑与远见：一个工程师的政治经济学
马斯克大概从未通读《资本论》，却用工程师的语言独立推导出了相邻的结论。他的推理链条值得完整复原。
13.1.重新定义货币。2025年末的一次播客访谈中他说得直截了当：货币说到底是一个劳动分配的数据库，是社会用来记录谁有权支配多少劳动的信息系统；他进而断言，货币作为一个概念终将消失。（21）在一个任何人可以拥有任何东西的未来，你不再需要这个数据库。请注意这个定义的谱系：它与科切拉科塔的“货币即记忆”、与本文第二节的“信息压缩器”完全同构。马斯克不从价值论出发，而从信息论出发，抵达了同一个货币本体论。
13.2.物理学框架。马斯克习惯把经济学还原为物理学：产出约等于能量乘以智能对能量的使用效率。在他看来，一旦AI提供近乎无限的智能、机器人提供近乎无限的劳动，经济的最终约束就只剩能量与物质，这正是卡尔达肖夫文明等级的语言。他多次表示货币届时将不再相关，并打过一个精妙的比方：货币会变得像氧气，极度充裕，以至于人们根本不再想起它，尽管它仍在背景中存在。这个比方比废除高明得多：氧气无人定价，不是因为被禁止，而是因为不稀缺。他还坦言灵感部分来自伊恩·班克斯（Iain Menzies Banks，1954—2013）的“文化”系列科幻，那个由超级智能管理的后稀缺文明里，货币根本不存在。
13.3.亲手搭建全栈。这是马斯克区别于一切书斋预言家之处：特斯拉的光伏与储能对应能量，xAI与自动驾驶对应智能，Optimus人形机器人对应劳动，星舰对应物质与空间。特斯拉2025年发布的第四篇总体规划，强调“可持续的富足”（sustainable abundance）。（22）他给出的时间表是：十到二十年内工作变为可选项，无人为生存而劳作；社会将实行“全民高收入”而非全民基本收入，商品与服务不虞匮乏；2025年12月他甚至公开表示，未来将不再有贫困，因而无需为孩子储蓄。他自估这一“良性情景”约有八成概率，并承认在其余情形下一切皆无定数；他同样看到了彼岸的深渊，如果计算机和机器人事事强于你，你的生命还有何意义？这一问，与马克思设想的“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恰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就马斯克的远见基于他看见了三条成本曲线：每美元的智能、每美元的能量、每美元的灵巧，正同时指数下坠并将在某点交汇，而交汇之处就是货币诸前提的塌方之处；并且他不满足于看见，而把自己变成了压低这三条曲线的最大工程力量。他的逻辑一言以蔽之：货币是为劳动稀缺加信息分散这一格局设计的数据库，而这两个前提正在被他自己的产品线拆除。
14.马克思和马斯克：两位先知，遇见货币消亡的两种结局
马克思和马斯克具有惊人的共同点：其一，两人都拒绝把货币视为自然物，而视之为历史范畴，一种与特定稀缺格局绑定的制度，格局变则制度亡。这在思想史上源远流长：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约公元前384–前322）早已指出货币因约定而非自然而存在，故可因约定而改变（23）；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的乌托邦人用黄金铸造便桶（24）；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1888年的《回顾》设想了无货币的信用卡社会（25）；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1930年预言百年之后经济问题将获解决，对金钱的贪爱将被视为一种可厌的病态（26）。马克思与马斯克站在这个谱系的两端。其二，两人都是生产力一元论者。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下名句：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7）那么，智能磨产生什么社会？马斯克用成本曲线给出了同一结构的回答。其三，两人锁定的引爆机制是同一个。“机器论片段”中那个吸收了社会一般智力、把活劳动排挤到生产过程之旁的自动机器体系，与马斯克的“AI加Optimus”是同一事物的两次命名；马克思由此推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将崩溃，马斯克由此推出货币作为概念将消失。一个从劳动价值论出发，一个从信息论与物理学出发，殊途同归。这种相隔百年的独立收敛，正是我们应当认真对待这一预言的最强理由。
马克思和马斯克的差异同样具有教科书般的对称性。马克思生活在计算科学尚不存在的时代，他的望远镜看得见阶级，看不见代码：他以为夺取所有权之后社会记账不过是简单簿记，全然未料协调问题需要一整个世纪的数学与硅片方能攻克。这个盲区，让二十世纪替他的急躁信徒付出了学费。马斯克生活在政治想象力贫乏的时代，他的望远镜看得见代码，看不见阶级：他从不追问那个马克思视为全部问题之核心的问题：机器归谁所有？如果Optimus大军是私人资本，富足完全可能不通向货币消亡后的自由王国，而通向一种更古老的东西：领主向依附者发放实物配给的庄园制，只不过领主换成了算法的主人。一句话：马克思有目的地而没有机器，马斯克有机器而没有追问。每个人都看见了对方时代所遮蔽的那一半真相。
由此可以给出分阶段展开，包括过渡路径的版本：现金消亡（已基本完成）；货币全面账本化、可编程化（进行中）；工资在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UBI走向全民高收入（初现端倪）；计划飞地从企业内部向电网、物流、医疗、公共采购扩张，市场收缩为系统之间的接口协议；可复制品进入免费层，货币退守区位、原作与声誉等残余稀缺；至于最终形态，则取决于四个前提能否同时满足，即近乎无限的廉价能源、成熟可靠的机器人劳动、可问责的分配算法，以及被正面回答的所有权问题。缺任何一项，货币都将继续存在；而强行超越任何一项去消灭货币，1921年的彼得格勒早已给出判词。
所以，货币消亡本身并无褒贬。它可能是自由王国的门票：人从必然王国中解放，劳动成为第一需要，货币如氧气般沉入背景：马克思的高级阶段与马斯克的良性情景在此重合。它也可能是数字庄园的门禁：须知货币虽是异化之物，却也是底层民众兜里最后一份通用权力。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1821—1881）在西伯利亚狱中写道，货币是铸造出来的自由。（28）消灭了货币而不解决权力，人失去的恰是这份无须向任何算法申请许可的自由；届时的配给凭证可以被设定用途、期限与忠诚条款，那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技术封建制。
蜡烛熄灭之后，房间是被众人共有的黎明照亮，还是只剩一盏由他人掌握开关的灯，这才是“AI与货币消亡”这道题真正的题眼。技术回答了马克思的时代无法回答的“能不能”，却把马克思的时代早已提出的“归谁、由谁、为谁”原封不动地推回到我们面前。马斯克造出了兰格梦想的计算机；历史则在等待有人回答马克思的问题。货币的黄昏已经可以望见。黄昏之后是长夜还是黎明，不取决于机器的算力，而取决于人类此刻的制度想象力。
15. AI推进和完成对传统货币体系支柱的解构
15.1.算力支柱解构。当年困死苏联计委的百万维线性规划，在今天的数据中心里是常规作业；强化学习求解的高维动态优化，其复杂度远超戈斯普兰面对过的任何问题。证据不必求诸未来，只需看现在的企业内部：科斯（Ronald Harry Coase，1910—2013）的企业理论早已点破，企业本是市场汪洋中的计划孤岛，其边界取决于内部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的相对高低。（29）AI压低内部协调成本的速度，远快于压低市场交易成本的速度，企业内部经济规模超过许多主权国家的GDP，其内部没有讨价还价，只有算法调度：预测、分仓、路由、定价一体完成。市场曾是人类拥有的唯一一台经济计算机；如今它只是诸多算法中的一种，且未必是最快的那种。“电子计算机乌托邦”之讥，正在变成平淡无奇的运维日志。
15.2.信息支柱的解构。哈耶克最深的论点是默会知识无法被中央获取，但传感器、交易流水与行为数据正把默会变为显明。平台在你表达需求之前就预测了你的需求：C2M反向定制让工厂按预测数据开工，亚马逊早在2013年就注册了“预判式发货”专利。（30）价格是滞后的、低带宽的信号；数据是前瞻的、高带宽的信号。哈耶克说价格体系是奇迹般的电报机。（31）他说得对，但电报终究被光纤取代了。
15.3.劳动价值支柱的解构。当AI与人形机器人使劳动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货币所计量的那个实体，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本身就在蒸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工资萎缩，货币失去主动脉；生存强制解除，货币失去鞭子。产品价格将坍缩至其能源与物料含量，正如信息产品的价格已坍缩至近于零。届时货币并非在所有领域同时死亡，而是节节退却：先从可无限复制的信息品退出（已经发生），再从可机器人化生产的物质品退出，最后固守于不可再生产的稀缺物，特定区位的土地、原作、声誉与注意力；而即便在那里，配给也未必采取货币形态，排队、抽签、声望与社会协商都是候选者。信任之墙同样在消解。当全民账本基于区块链和央行数据库，赋予社会完美的记忆，作为分布式记忆装置的货币就成了冗余备份。支付退化为记账，记账退化为日志；代币溶解于账本，账本溶解于分配算法。
结语
AI对货币的第一重作用确实是完善，使其无摩擦、可编程、全知全能；但完善即掏空。当每一笔交换都可被预测、被撮合、被记录、被清算于无形，“一般等价物”就退化为系统日志中的一个字段。货币的黄昏不会以废除法令的形式到来。会像煤气灯在电网时代那样，无人下令，自然熄灭。货币的完成，就是货币的消亡。
值得关注的是，主流货币理论早已悄悄把货币从模型里写掉：威克塞尔（Johan Gustaf Knut Wicksell，1851—1926）一个多世纪前就构想了“纯信用经济”；法玛（Eugene Francis Fama，1939—）与布莱克（Fischer Sheffey Black，1938—1995）在1970—1980年间论证了“没有货币的金融体系”在逻辑上完全自洽（32）；伍德福德（Michael Dean Woodford，1955—）2003年的《利息与价格》（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当代中央银行的案头书，提出彻底的在“无现金极限”下构建整个货币政策理论。（33）有些国家央行调控的早已不是货币数量而是利率；货币在自己的理论殿堂里，已先行沦为幽灵。
晚唐代表诗人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在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留下“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登乐游原》）著名诗句，描绘的是绚烂的夕阳景色，对美好事物短暂的惋惜之情溢于字面。在人类文明历史上，货币历史悠久而绚丽，在21世纪的此时此刻，因为AI对经济主体、形态和基础结构的根本性改变，正在不可逆转的走向黄昏，人们现在所看到货币经济的所有精彩，终究都是黄昏的余晖。
注释
[1]本文系作者于2026年7月8日为自媒体“新经济学家”（New Economist）公众号约稿。该文刊登在“新经济学家”2026年7月。
[2]ROGELBERG S. Despite his new trillionaire status, Elon Musk says money ‘will stop being relevant’ in the future because of AI[EB/OL]. (2026-06-12)[2026-07-10].https://fortune.com/2026/06/12/elon-musk-trillionaire-spacex-ipo-money-one-day-irrelevant-ai-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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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ARX K.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M]. Moscow: Verlag für fremdsprachige Literatur, 1939.
[7]MARX K.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M/OL]//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卷3.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0: 13-30.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75/gotha/.
[8]ENGELS F. Herr Eugen Dü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Anti-Dühring)[M/OL]. BURNS E, 译//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卷 25.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7.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77/anti-duhring/ch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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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LANGE O.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J/OL].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36, 4(1): 53-71. DOI:10.2307/2967660.
[11]LEONTIEF W W. Quantitative Input and Output Relations in the Economic Systems of the United States[J/OL].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36, 18(3): 105-125. DOI:10.2307/1927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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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春桥.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N/OL]. 人民日报, 1958-10-13[2026-07-11].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hineserevolution/zhangchunqiao/01-30/04.htm.
[14]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资产阶级权力"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国家权力性质的批判，二是对分配领域中"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分析。这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权力"的系统批判：政治上表现为国家机器的阶级统治性质，经济分配上则表现为按劳分配中残存的商品交换法则和形式平等原则。马克思强调这些"资产阶级"残余并非道德缺陷，而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生产力和文化水平的必然产物，只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步被超越。
[15]SAROS D 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End of Capital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M/OL].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DOI:10.4324/9781315814001.
[16]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 Y CENSOS (INDEC). Encuesta Permanente de Hogares octubre 2002[R/OL]. Buenos Aires: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 y Censos (INDEC), 2002. https://biblioteca.indec.gob.ar/bases/minde/eph_adic_oct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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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 Y CENSOS (INDEC). Índice de precios al consumidor (IPC)[R]. Buenos Aires: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 y Censos (INDEC), 2026.
[20]此LIBRA项目并非Facebook于2019年发起的同名项目。2025年2月14日晚，米莱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文推广一款名为LIBRA的加密代币，声称该项目属于“私人项目”，旨在为阿根廷中小企业与初创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附上代币合约地址与项目官网链接。米莱发帖后，LIBRA代币价格在半小时内飙升，市值一度突破45亿美元，代币上线后不久，操盘团队即开始大规模套现，市值蒸发逾40亿美元。这场丑闻此后持续发酵，削弱了阿根廷发展加密货币监管框架与产业雄心的政治基础，使阿根廷原本借助亲加密货币总统上台所带来的行业发展预期趋于停滞。这一事件因此成为阿根廷加密货币引入尝试遭遇重大挫折的标志性案例。
[21]NIKHIL KAMATH. Elon Musk: A Different Conversation w/ Nikhil Kamath | Full Episode | People by WTF Ep. 16[Z/OL]. (2025-11-30)[2026-07-1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i7Fz7208c.
[22]THE TESLA TEAM. Master Plan Part IV[EB/OL]. (2025-09-01)[2026-07-10]. https://www.tesla.com/master-plan-part-4.
[23]ARISTOTLE. Politics[M]. JOWETT B, 译//BARNES J.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卷 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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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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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11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