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郭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湖南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主要从事抗日战争史、记忆史、纪念活动史研究。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4项，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文化研究》《国家纪念日与现代中国》《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研究》专著3部。
［摘 要］晚清中国社会发生剧烈转型，万寿节庆贺即其重要观察对象。域外君主诞辰纪念文化通过传教士编纂的英华字典、清廷外交官出使日记、外人在中国创办的报刊等媒介，逐渐影响万寿节庆贺。这一节日的庆祝在外交礼仪、社会活动以及政治社会化等各层面渐次展开，皆与当时庆贺有根本区别。万寿节庆祝的这些变化，既有对中国传统万寿节庆贺的追寻，也有对域外君主诞辰纪念文化的学习模仿。这些变化是否可以归于万寿节的现代转型，尚可商榷。但政治现代性的形成，确实需要专业的国家外交、扩大的政治参与、有效的公共领域。就这些层面而言，万寿节无疑具有现代性价值。
［关键词］万寿节；晚清社会；现代性；仪式；中外交往
德刚提出“中国国家转型论”，认为“秦汉模式延续到清朝末叶‘鸦片战争’时期（1839—1842），就逐渐维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如今，晚清社会转型似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且学界往往强调“西方文明”这一因素，这属于典型的“冲击—回应”理论框架。中国传统的君主诞辰文化这一相当具体的社会文化亦有“趋西”态势，域外君主诞辰文化在晚清的铺展和传播逐渐影响中国传统的君主诞辰庆祝。域外君主诞辰文化在晚清的流衍问题被学界作简单化处理，尤其是其对中国传统君主诞辰纪念的影响较少被关注，且往往认为直到清末新政时，万寿节才发生某些实质性变化。但实际情况是远远早于清末新政，域外君主诞辰文化便传入且影响到万寿节庆祝。
中国君主诞辰庆典，自唐代始，称千秋节、天长节、乾元节、天宁节、千龄节、天寿节等，至明清确定为“万寿节”。在清代社会，该节与春节、冬至并称三大节，晚清时受域外君主诞辰文化影响，逐渐开始发生变化，成为具有“现代性”的节日。在晚清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慈禧太后的生日也被视作万寿节，故有更丰富的观察对象。现代性相对于传统而言，与“新的”“进步”等相关联，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至少可以指向“民族国家”历史实践中的某些问题。政治现代性包括专业的国家外交、扩大的政治参与、有效的公共领域等方面，具体到本文，指国家外交礼仪的理性化、普通民众参与国家事务、公众社会表达政治理念。晚清万寿节作为社会“现代性”的载体，描绘出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从“王朝政治”到“大众政治”的历史变迁图景。
一、传统“万寿节”与域外诞辰文化传播
“诞辰”一词，通俗而言，即“生日”，若将该词置于具体语境，则指称有所不同。古代中国诞辰文化丰富多彩，缘起于生命的原始崇拜和追求长寿。先秦时期，普通百姓的生日并不被重视，也没有形成普遍庆祝的习俗，仅重要人物的生日才会举行祭祀或宴会。各朝各代诞辰文化多行衍变，发展至明清时期，皇帝生日被称为“万寿节”，常伴京城和民间庆祝，活动规模宏大。同时，普通百姓生日庆祝也愈发普及，拜寿、长寿面、生日饼等的出现，皆与诞辰文化相关。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学界往往将之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社会自此迈入“近代”，那么万寿节庆祝是否开始随政治转型产生变化？这值得梳理。1869年，余庆子述及中国皇帝、皇太后万寿，各文武衙门本是每年都演剧、张挂灯彩，在官府则前几日、后几日并正日敲击五鼓，到万寿宫拜牌位。若遇到“十年一次整寿，各省府州县分城市乡村官商士庶各立公处庆祝，街方［坊］铺户悬灯结彩、陈设古玩等事，真是衢歌巷舞，国安民乐之景象”。但自太平天国起义后，因“劝民从俭”，故有停止。作者的追述若属实，便证明万寿节，尤其是逢十整寿的庆贺，便具有一定开放性。太平天国起义前，万寿节仍延续传统，颇具与民同庆之气象。不过，清政府因太平天国起事停止大肆庆祝万寿节。
事实上，太平天国起义前，受鸦片战争影响，1841年虽逢道光帝60岁整寿，但他“降旨停止升殿筵宴，所有该废员耆民等呈请，随班叩祝之处，着不准行”。该年万寿节只进行基本的常规仪式，如遣官祭祀太庙后殿、福陵、昭陵等，至皇太后前行礼，并“御正大光明殿，皇子及王以下文武大臣、蒙古王公、越南国使臣等行庆贺礼；御同乐园赐王子及内廷王大臣蒙古王公等食”。这些也是一般年份万寿节所行的庆祝方式，某种意义上已形成传统，虽逢十整寿并没有进行特别庆贺。整寿如此，其他年份更不用说。当然，道光帝晚年以节俭闻名，鸦片战争前已开始缩减万寿节庆典规模，这是出于中国内在原因而改变传统君主诞辰纪念的举措，与外患尚无关。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进行对外巨额赔款，万寿节更是难行盛大庆祝。
咸丰帝亦缩减万寿节庆典。1851年，咸丰元年，万寿节除常规仪式外，特别强调“是日，不御殿受贺，王以下文武大臣，于乾清门外行礼”。若就此而言，太平天国起事前，清政府并没有大肆庆祝过万寿节。若此，前述余庆子的回顾性文字并非事实，所谓衢歌巷舞的“普天同庆”景象，至少是鸦片战争爆发前的情形。这只是余庆子不明事实的书写，并非真正的普天同庆万寿节的场景。太平天国起事后，清政府的确布告“天下不靖”劝民从俭，但仅限于描述眼前事实，余庆子误认为是推翻过往的“突变”，导致错解不靖前的万寿节庆祝情况。从相关文献可知，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万寿节庆贺显然都被简化缩减。与此同时，与当时万寿节庆贺显著不同的域外君主诞辰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在中国的传播渐多。
19世纪，在华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和语言教学，编纂出版一批英华字典，这在客观上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从这些字典中，可以寻找到一些域外如何庆贺君主诞辰的蛛丝马迹。如“an officer of the royal household，whose business it was to compose a royal birthday ode，or celebrate some victory，etc.”，被翻译成“英国宫内之诗官，桂冠诗人（凡值国王诞辰及国有大庆，则赋诗庆祝）”。该字典出版发行虽已到清末，但也能展现某些西方君主诞辰文化，如桂冠诗人的诗赋。英华字典中还有“诞辰”“万寿”等词汇，但这仅表明文化理念的传播，较少产生实践认知。并且，这些字典的接触者基本限于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阶层。当然，社会层面传播的客观存在毋庸置疑，但普遍社会化认知的真正形成，显然也尚待时日。
域外君主诞辰文化在普遍社会化前，晚清大臣因各种原因在出使西方各国时，留下诸多关于新奇事物的记载，其中便有西方君主的诞辰庆祝。1866年，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回国休假，向清政府建议派员随同，便有了“斌椿使团”。该考察团的目的相当明确，即“将所过之山川形势、风土人情，详细记载，绘图贴说，带回中国，以资印证”。故首席代表斌椿撰写有详细考察日记，有一段关于法国君主诞辰庆祝的文字：“初六日，晴，系外国八月十五日。国王生辰，街市皆立大旗，通衢安玻璃灯数百万盏。城乡游人填塞，车行颇难。宫前大街长数里，陈百戏。夜放烟火，奇妙无比，有如中国流星起火者，高入云表，空中散五色明灯，璀璨满天。灯火通宵不息。有用电气灯照耀楼台，异光射目。”类似记载甚多，当时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随斌椿出使，在考察英国期间记下英国君主诞辰庆祝场景：“各处悬灯结彩四日，金吾不禁，胜似元宵。”另外，市廛阁巷楼檐都燃煤气灯，某官所“门首一灯如香盘，能自转”。君主诞辰庆祝作为一种文化，在工业革命带来的神奇物质文明影响下，受到出使官员特别关注。他们试图将之比拟为中国本土的如“流星起火”“元宵”等事物，进而更形象地向国人描绘和表达，也是为了缓解内心因陌生而产生的焦虑感。道光帝晚年提倡节俭，万寿节逢十整寿本有普天同庆的习俗，但对于这些官员而言，或许因没有亲身经历过，故将西方君主诞辰的“普天同庆”现象视若奇闻。
随着使外大臣对西方君主诞辰文化的理解加深，相关印象不再停留于“猎奇”。1876年，张德彝再度目睹英国君主诞辰，在描绘君主诞辰庆祝中的阅兵仪式、街头燃灯、外交茶会等活动时，已不再限于表面观察，虽有“御林军”“护卫所”等中国化理解，但“一切如前”表明似已习以为常。19世纪90年代前后，薛福成在日记中记载：“戌刻，赴阿林登街第二十号沙侯宅内筵宴，庆贺君主诞辰也。宴毕，复赴外部衙门茶会。”薛福成已谙熟西方君主诞辰庆祝中的外交礼仪。当时官员屡屡提及赴外部茶会，或许这才是与万寿节庆祝的真正差别处，西方君主诞辰被视作外交礼仪。
无论英华字典，抑或外交官日记，在当时的传播范围都有限，国人多只能间接接触。外国人在中国——尤其在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的上海——创办外文报刊，其中许多内容和报道涉及“birthday”“anniversary”“monument”等，较早且频繁向国人介绍和传播域外诞辰纪念文化。诞辰纪念的名目甚多，如1869年《上海晚邮》（The Shanghai Evening Courier）介绍，根据美国国会法案，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诞辰被列为美国五个法定假日之一。1870年，贝多芬诞辰100周年，德国某剧院举办“贝多芬纪念音乐会”；1878年，马丁·路德诞辰400周年，其出生地Eisleben竖立了纪念雕像。该雕像中的路德身着长袍、头戴软帽，左手持《圣经》轻抚胸前，右手奋力挥去教皇诏书。基座四周各有图案，最前方是天使手持刻有“马丁·路德”之名的盾牌，另外三面分别描绘路德一生中的重要场景。各种诞辰纪念不限于君主、国王、总统，也包括许多伟大的“普通人”。
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亦大量宣传域外诞辰纪念，其中颇关注君王诞辰。当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时，“土耳机［其］国皇乘马出宫至会所，沿途张灯结彩，旗幡鼓乐，十分热闹，且有皇家眷属在京文武大小官员随驾”。该报道还略作引申：“土国正经兵衅之初，由能循例庆贺会事，而或亦因兵入境以会庆事，观本国及希腊人是否心齐，即可试其拒敌之心也。”这些报刊用中文向国人传播域外诞辰纪念文化，且阐发诞辰纪念的意义所在。
除域外诞辰纪念文化的传播，外国人还在中国进行诞辰纪念的实践。上海具有“滥觞”的意义，开埠后设立的外国租界内经常举行各国君主诞辰庆祝，这是当时重要的纪念文化现象。1855年5月24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生日，上海港口内停泊船只的甲板上悬挂各国旗帜。日落时分，英国“斯泰克斯”号和美国“马其顿”号炮舰鸣炮庆贺。这表明女王诞辰庆祝的外交属性，港口内无论哪国船只均悬旗庆祝。每逢英国女王生日，上海租界内皆举行相关庆祝，英国领事也借此开展外交活动。英国女王的生日庆祝较早便被视为爱戴君主及其尊贵地位的表现，甚至上升为一个民族表达“忠诚”的方式。如此，君主诞辰庆祝与国民性关联，不再是简单的仪式活动。
上海租界内的各国君王诞辰纪念渐成惯常。如1870年2月纪念华盛顿诞辰，停泊在上海港口的船只进行装饰，鸣放礼炮；1875年俄皇57岁诞辰日，黄浦内西方各国船只皆扯旗；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诞辰，上海租界内的外国人升炮升旗庆贺；1878年3月22日，为了纪念德国皇帝的生日，停泊在港口的战舰都进行装饰。19世纪90年代后，国外君王诞辰纪念似已司空见惯，故多数仅进行简要报道。从表面而言，君主诞辰纪念是一种新式纪念文化，从实践而言，则是一种外交礼仪。
二、万寿节的外交礼仪性
清政府在万寿节庆祝方面的改变，显然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清政府一开始在该方面确实没有任何经验，虽然早就开启了近代化进程，但对万寿节即便逢十整寿的庆祝，并没有做到如西方般普天同庆。该现象使万寿节的“现代性”之路充满探索韵味，域外诞辰文化从多条途径带给国人影响。这些文化铺天盖地而来，国人或清政府无法漠视，不得不与之接触并产生认知。
域外诞辰文化影响国人甚早且显著。1866年，斌椿与张德彝在描绘英法君主诞辰纪念时，便留下些许感悟的痕迹，但更多限于事实描述。或许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无法思考和书写这种诞辰文化背后的因素或内在思想逻辑。国人已察觉和认识到域外君主诞辰的外交礼仪性，可以实现包括外国人参与的普天同庆。1869年，余庆子注意到上海租界内的君主诞辰纪念，描绘英国君主诞辰之期，租界内“各行各船扯挂五色旗帜，十二点钟时，炮船放二十一炮，照例庆贺”；法国开国皇帝万寿之期，租界内“洋泾桥高搭彩台，各行各船亦扯五色旗帜，升炮作乐。夜间开放外国烟火，在法国之租界中国买卖行栈铺户张挂灯彩，同称庆祝，颇显和好之谊”。这些纪念情形显然并非仅仅是君主诞辰纪念，更多的属于外交礼仪。该作者故特别建议：“中国既与各外国和好通商，凡遇庆贺应同一体，如遇某国有庆贺之期，应先三日领事官函致中国官，请为示谕，口岸百姓照各国之仪注，同升庆意。如中国皇太后、皇帝万寿之期，上海道台亦先三日函请各国领事官，照各国祝送万寿之例，同升庆意。各口岸相同无二，诚真是普天同庆也，礼应如此，而行方成和好之道矣。”如此清晰的分析思路在当时相当“前卫”，道出君主诞辰纪念作为外交礼仪的现代性所在。至少到这个时候，中国尚没有将万寿节庆贺作为与其他国家往来的外交礼仪，但国际上，君主诞辰庆祝被作为外交礼仪手段已是惯例。
日本学者小野寺史郎提出，清末新政时期万寿节庆祝表达“国民”身份，才使之具有现代意义。这需要明确何为“现代”，若从现代国家身份的确定，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礼仪而言，国人早于新政前，即学习和认识到域外君主诞辰纪念文化。君主诞辰纪念被作为外交礼仪，未尝不是一种“现代性”的体现，当然，这种现代性更多地指政治方面，在外交方面表达一个主权国家的合理和专业行为。无论普通民众，抑或政府官员，接触域外君主诞辰文化且萌生某些认知，都要早于清末新政。1872年，时人有这么一个观点：“各国国皇生日曰万寿或各国旧例有节期好日。”所谓“节期好日”，虽以美国“七月初四日乃开国之日”“法兰西国改换民主之国，议定之日，乃九月二十二日应兴颂贺之事”为例，但实际上也已涉及“各国国皇生日曰万寿”。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下，时人认识万寿节或君主诞辰，显然没有办法超越域外的外交礼仪视野。
时人已经观察到域外纪念的外交礼仪性，及其主权国家的思想内涵。纪念日被称为“大日”，具体指美国国庆节：“七月四号即华六月初十日，为美国建国之期，美国人谓为大日，必高升各旗，大开宴会，以示自庆之意。各兵船亦皆会磋阵法，齐演战功，旗帜鲜明，器械精良，队伍整齐，纵人观其盛举。”西方国家若此，时人也注意到亚洲的日本实际上是“亚洲诸国之冠，今其君臣坐拥丰亨日享太平，因思先君当日受人之制，而始自立为国，其创业之艰难，亦非易事”，所以在“每岁建国之日，先将先君誓书宣与众听而后筵宴相庆，歌舞同乐，以示安不忘危，颂不忘规之义”。日本设置建国日，纪念先人创业艰辛，已将仪式活动视为国家是否强盛的表征，且上海租界内“美国统带兵船官夏德，复亦遵国制以行，先均升旗讲誓书与众听毕，放炮庆贺，各船皆放炮同庆，即英船之泊于黄浦者，亦放炮相贺，后方开筵歌舞以同乐，旁观亦称羡其盛举”。对此，时人也情不自禁地思考自己国家的某些纪念活动，如万寿节的普天同庆，故指出：“寿人可谓为礼，寿国安得不谓之礼，吾故从而断之曰，是礼也。”该作者立于中国传统的“礼”，界定日本、美国的建国日庆祝也是“礼”，其内在本质要求是实现万寿节的各国共庆，如日本、美国般将之作为外交礼仪，表达主权国家的形象，强调纪念活动中国家的独立性和主体性。
更何况外交往来礼仪问题也属当务之急，清政府面临外国人的外交礼仪诉求。1873年，因同治帝亲政，西方五国使臣要求觐见皇帝，表示祝贺。李鸿章等人提议“俯准各国使臣，于恭逢庆典，御太和殿受贺时，同班廷见，或就朝鲜琉球缅甸安南诸国使臣班次行礼，或先由总理衙门王大臣派员带领在仪仗外观礼，俟文武诸臣，及朝鲜等国使臣行礼后，带领西洋各国使臣另为一班瞻观”。礼仪方面，采取“听其或行中国跪拜之礼，或行该国见君免冠致敬之礼，俾得遂其瞻天仰圣之忱，而不强以所难”。西方各国从外交层面表明参与相关“庆典”的强烈意愿。1873年6月29日，日、俄、美、英、法、荷六国使臣在紫光阁觐见同治帝，首次在正式外交中没有行跪拜礼。《申报》报道该事，“本月初五日，早晨九点钟时，相引入朝亲见大皇帝并递各国国书”，见面时“仍各服其国之朝衣，仍各行其国之大礼”，总体以“中西辑睦和好永敦为主”。反之，外交礼仪发生的变化影响到清政府的重要“庆典”活动之一——万寿节庆祝。
如此背景下，普天同庆万寿节逢十整寿的习俗虽已中断有年，但有重启必要。1874年农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40岁万寿节，该日“在慈宁宫行礼，至礼成后，内廷自有筵宴，所请照例筵宴之处，毋庸举行。其在外公主福晋命妇着进内行礼”。这一年因日本侵台等，清政府不得不试图如往常般精简万寿节庆贺，但社会层面已然发生微妙变化。如南京，除官员前往万寿宫行礼，还于十日先后两日演戏庆贺，城内居民铺户皆悬灯结彩，街道上搭盖彩棚，清音鼓乐。且悬灯通宵达旦，灯光音乐彻夜不熄。该日“各衙门案件经官宪预先饬知书差捕役，暂停一日，随后再讯”。这些已呈普天同庆景象。杭州也开演夜戏庆贺，本来“只准演三天，现以众绅士之请，重准演。如不能安分，致有滋事等情，仍饬即行停止”。戏园夜戏座无虚席，极其热闹。南通等地“城厢市镇俱高搭彩棚，悬挂红灯，自十月初一日起至十三日止，烛光炳耀，鼓乐喧闹”。这些纪念活动具体形象，字里行间铺陈各种庆祝形式。
如此庆祝，基于该年是慈禧太后逢十整寿，这份特殊促使清政府尝试追寻和遵循先前惯例。当时的一份上谕揭示出清政府的有意，称“本年十月初十日恭遇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四旬万寿庆辰，谨照乾隆六年皇太后五旬万寿，加赏八旗年老人等成案。所有在京八旗官员及男妇太监等年六十以上者，均着加以恩赏。该部即遵谕行，钦此”。万寿节逢十整寿庆贺的形式试图实现“有章可循”。显然，社会性庆祝活动多出现于江浙富庶之地，但这个时候的万寿节庆祝尚非域外君主诞辰纪念般的外交礼仪。1878年光绪帝万寿节，此前虽已有停讯之举，但仍试图向西学习，故“查各国成例，每逢本国皇帝万寿日，各衙门均不视事，以申庆贺”。所以，江海关也“行各国之例”，封关停办公事。中西皆有停讯之举的成例，只是慈禧太后40岁万寿节时，尚没有涉及海关。万寿节庆祝向西方学习的趋势渐显，封关、停刑等已是惯例。
清政府官员也开始效仿西方外交礼仪。1880年4月，李鸿章在税务司公寓宴请英国公使，法国公使等同席。李鸿章在祝酒环节“祝英国君主寿”，英国公使也“还祝万寿”，宴毕观灯，进行茶话。法国新任公使后又宴请李鸿章等。官员们已将“万寿”或君主诞辰当作外交话语。1880年光绪帝万寿节，除常规纪念、衙门停讯等外，可从一封日本“长崎来信”中寻找值得关注的踪迹：“西八月初三日，即华历六月二十八日，旅居东洋之西人，知是日中国大皇帝万寿，均于公馆及船上悬旗声炮。各国领事及参赞官俱往驻扎长崎之中国领事公馆庆贺。晚间中国领事余云眉内翰盛设筵席，答礼在座者，有俄国水师提督与各国员弁等，并闻神户等处亦一律庆祝。”外国人庆祝清朝皇帝万寿节，竟自日本境内始，这些人被称为“东洋之西人”。如此举止行为超出常人认知，清政府驻日本领事还设宴答礼，西方国家与清政府皆在进行将万寿节作为外交事务的尝试。
1881年光绪帝万寿节，外国人开始在上海租界内悬旗庆贺，停泊在黄浦江的各国兵船、轮船皆悬挂五色彩旗。时人也将万寿节庆祝上升到“忠君爱国”的政治意味，称“际此圣节，得闻我中国典礼之隆兴，臣子忠君爱国之忱有加无已，亦群钦我皇太后功德显崇，福寿臻至”。忠君与爱国衔接，虽早已有之，但何谓爱国之“国”的问题，表明已赋予万寿节某种现代“国家”思想。1882年光绪帝万寿节，海外华人华侨开始使用现代庆祝方式。旅居横滨的“华商咸张灯挂彩，相与恭祝，日间演戏，晚上并施放各色花炮，一连三日，颇形热闹”。该年慈禧太后万寿节，旧金山华人也“大张宴乐，遥志庆祝，内建龙旗，外悬灯彩”。该日“晚间火树银花，俨同元夜，富家则矞皇华丽，小家亦共效嵩呼”。只是因前有华人爆竹滋事而禁止燃炮，但“饮酒高会欢呼快乐之声不绝于耳，于以知华人虽在异地犹不忘皇太后之德泽”。“龙旗”正是清政府作为“国家”的象征。这些新变化与“元夜”般的熟悉事物相比，既呈现普天同庆的氛围，也具有明显的“外交”蕴含。
1884年，慈禧太后50岁生日，又是逢十整寿，故“普天同庆”。据英文报纸：庆祝前两日，全城欢庆，清政府重臣进出皇宫，宫女们梳妆打扮，王子们在马车上欢快。驻北京的各国使团均悬旗志庆。庆典专门为外国人准备宫廷内的高空杂技表演，以及阅兵场进行禁卫军仪仗队军事演习。该军事演习被称为本是指英国君主生日传统庆祝活动的“Trooping the Colours”。这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沟通。不过，这篇报道认为庆祝活动“并不符合某些宫廷宠臣的口味”，军事演习也没有向普通民众开放，使其“失去部分最亮眼的色彩和活力”。军事演习伴随“The Chinese National Anthem”“Ma ma ni hao hu-t’u”的音乐演奏，主要由退役瑞士海军军官组成、身穿古老制服的外籍军团参与。演习结束后，清廷举办皇室派对并准备了丰盛的佳肴，特别为西方宾客准备叉子和勺子等西式餐具。最后，慈禧太后接见各位来宾，外国人单膝跪地表达祝贺。这篇报道相当详细，从中不难获悉清政府开始尝试，如何将君主诞辰纪念作为外交礼仪融入国际社会。
万寿节此后已然成为外交礼仪。1886年光绪帝万寿节，上海租界内混合法院关闭。各国驻北京使馆皆“挂国旗以伸祝贺，各国钦差并备职名红柬，于清晨齐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致贺，总署亦回片鸣谢”。清政府在黄浦江的军舰悬挂旗帜，上海地方官邀请欧佩罗出席庆祝，表示敬意。“标准酒店”举办晚宴，招待少数外国人和一些中国人，以示纪念。该年慈禧太后万寿节，上海县署及英法两公廨各巡防局皆停办公事，且“停泊浦江之中西各兵舰，亦于黎明时升旗致敬，隆隆之声良久始止，可谓一人有庆，四海同欢”。清晨，清政府军舰鸣21响礼炮。这种被赋予外交礼仪功能的万寿节实践，已具有相当丰富的现代性。
随着实践活动日益增多，国人也开始思考和理解万寿节的思想内涵。西方人说“泰西各国凡遇国际诞期，无不停公庆贺，即在商民亦皆如此，虽在他国，亦皆酌酒相庆，无非笃爱其君之心所积而发焉者也，中国则独不若是”。对此，国人的理由是“中国之臣民其爱君有甚于西人者等，体制所在，商民人等不得亲诣”，但本质上也有普天同庆的内在蕴含。因“中国之制度不同于泰西，泰西每年皆恭祝，中国则或遇十年整寿，听民间相与宴乐，以尽普天同庆之忱。若常年，圣节则不令民间共庆，盖于节用之中寓爱民之意焉，惟是商民之中，若有相与共庆者，则亦听其自然”。如此，庆祝方式的不同其实寓有“爱民”的政治理念。有人认为1886年光绪帝万寿节“照会各领事各兵船”以成“共庆之礼”，是清政府“中外共乐”的“第一次盛举”。若了解实况，则该认知不尽符合事实，这一年万寿节显然并非第一次中外共乐。但从外交文书的制度层面，该年确实是第一次“正式”外交照会，共庆万寿节。清政府自觉意识到万寿节的现代性，不仅是政治理念的表达，也是外交往来的方式。
清政府同时举行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两个万寿节庆祝。万寿节庆祝成为中外交往的表征，尤其在上海等地的租界。1887年光绪帝万寿节，黄浦江中“各兵船扯五色旗帜，英美两公馆均停办公事，以伸庆贺”。该年慈禧太后万寿节，上海各国领事署和黄浦江中“各兵船均扯旗以伸敬贺”，被视为“盛典”。万寿节逢十整寿庆贺已恢复民间共庆活动。在域外君主诞辰纪念文化影响下，万寿节已具有外交礼仪性。当然，万寿节并非只有外交礼仪性，逐渐偏重国家观念的表达，使之蕴含现代政治理念和主体国家思想。
三、万寿节的社会活动性
万寿节“普天同庆”之状，原本多出现在逢十整寿庆祝时。不过，随着社会各方面转型的不断推进，普通商民开始积极庆祝一般年份的万寿节。1892年光绪帝万寿节，清政府驻日本长崎理事署提前命令华人“各商家悬灯结彩”。当日黎明，张子豫等人朝冠朝服在理事署大堂行朝贺礼，东西各官员皆穿礼服到理事署道贺。理事署内举行酒会，设“筵席以宴东西官”。理事署内外及楼上点燃灯球，放花炮。其他如大浦广马场新地等租界中各商家遍挂明灯，争奇斗胜，东西人士携男挈女争先恐后地观看。不仅海外，杭州地方官亦在万寿宫前分班叩祝，驻防旗营暨僧寺道观、西人教堂皆悬挂红灯，上书“万寿无疆”的金字；阳春戏班在头门外搭台演戏三日，嘉兴和秀水两县的梨园子弟“袍笏登场，笙歌迭奏，藉以鼓万姓腾欢”。这些活动基本属于普通民众的自发庆祝，或受域外君主诞辰纪念影响，每年皆“普天同庆”。这也恰从侧面反映出社会民众的需求。
1894年，慈禧太后60岁万寿节的庆贺往往被人诟病。清政府大肆庆祝该次万寿节，与其50岁万寿节庆贺一样，也需“循例”，以求合理性，于是查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奉上谕今岁圣母七秩大庆，海宇臣民同等寿域”。早在1892年，清政府便开始筹备这次万寿节庆祝，关于筹备过程、具体仪式、庆贺方式等，多从“旧例”寻找依据。这里需要明确此次万寿节庆祝，有哪些细节值得注意，以表明其受域外君主诞辰纪念影响。同时，这次万寿节庆贺虽然贯穿王朝观念，但是否也流露出现代国家思想，或是某种无意的现代性。至少，万寿节庆祝的某些仪式操演作为表征，尽可能朝西学习，与西方接轨。
各地方商军民等“一律张灯结彩，点缀升平，遥伸庆祝”。有的地方“通宵不闭，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真有与民同乐之象”。租界内庆贺万寿节已非新鲜事，逢此，上海英国租界内传谕“各铺户令于初九、初十、十一，三日一律悬灯结彩祝万寿，各铺户闻之莫不欢欣鼓舞。各倩名匠钩心斗角扎就各种灯彩，并于门首高扯黄色龙旗，又扎彩䌷于门楣，大书‘一人有庆，万寿无疆，普天同庆，薄海腾欢’等字样”。法租界各铺户也兴高采烈、斗胜争奇，皆于门前结彩悬灯，异彩缤纷。室内陈设古玩玉器，即今日所谓的“博物馆”或“陈列馆”。当时国人对这些庆祝景象已不陌生，可注意的是门首所悬“黄色龙旗”。清政府虽早有悬挂该旗的相关规定，但普通商户悬挂并不多见。黄龙旗代表清政府，在租界内悬挂有象征“国家”的意味。
不惟如此，时人开始明确将万寿节庆祝与国家观念相结合，虽仍然是“忠君爱国”之谓。上海外国租界内，各绅商曾悬灯结彩纪念“西人五十年通商之期”，若能于万寿节张灯庆寿，且“较去年庆贺开埠踵事增华，愈加工巧，庶几西人见之，知我华人忠君爱国之忱”。这也正好回答了“慨自中倭开仗。西人尝云，中国民人于国家胜负之数，漠不相关，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不加喜戚于心，不如倭人之亲其君上。此语虽不尽确切，然可于租界张灯一小事觇之”。当然，这也是“泰西各国邦交，最重如立约通商遣使，驻京之国遇有庆吊，往往特派使臣前往”。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次万寿节庆祝正值战事。租界内悬灯结彩庆贺万寿节，不仅关涉外交往来，更是国人对于战争中国家胜负的关心，涉及爱国心。这里的“忠君爱国”或许容易被归于旧观念。但若指向关切国家，显然非封建的“忠君爱国”观念所能概括，已含有现代爱国理念。
万寿节中西同乐已为常事，也习惯于被作为外交礼仪。不过，慈禧太后60岁万寿节庆贺，在这些方面更显水到渠成。各国驻北京公使皆愿“入观”，皇太后万寿节被用以彰显“敦睦之谊。迭与总署商议，总署初意谓各公使观见有案可循，必欲在禁廷择地，似有不便。继以各公使情殷，祝嘏入观称贺为千载难逢之盛举，可一不可再，不忍稍拂其意。欣然允诺密上封章，奉旨所有各国使臣，着于本月十五日在文华殿觐见”。如此做法在当时并非全新，但对于普通民众仍属新鲜，已隐约传递出“现代性”政治思想。
即便万寿节非逢十整寿，社会层面也开始真正的“普天同庆”。1895年慈禧太后万寿节，杭州后市街万寿宫搭盖彩棚，悬挂灯彩。万寿宫外演戏一天，强调“不禁居民往观，以昭与民同乐之意。大井巷清河坊等处，各店铺亦结彩悬灯，以申祝敬”。停泊在黄浦江的各国兵舰高悬五色彩旗，遥祝万寿。1897年慈禧太后万寿节，北京“各使馆及领事署，同升国旗，以志庆贺。京师西直门大街，法国使署门首高立四竿，各顶上缝斗方一块，大书‘华洋同庆’四字，门上对联：柔远人怀诸侯万国同钦天下母；敷文德振武备三朝共籁女中尧”。万寿节庆祝呈现华洋同庆的景象。
1897年慈禧太后万寿节，还有特别值得注意者，即上海道宪蔡钧所设舞会，具有典型的社会性，民众的政治参与急速扩大。该舞会得到清政府“特授”，即“特授江南苏太兵备道蔡和甫观察钧大会中西宾客于沪北洋务局行辕”，目的是“崇庆典睦邦交敦宾谊”。上海道宪举办舞会源于“英帝后六十年践祚之庆，各西员无不娱宾致贺，媚兹一人”，所以“观察公下车伊始首重尊王，以西国尚有此忠君戴主之心，何可堂堂中土，贻笑外邦，于是大宴宾朋，藉志贺忱而彰国体”。宾客包括“西国驻沪各领事及各翻译各兵船主水师提督并名望”。其中还使用到“胥捐政体”“有益于国计政事”等。这显然已属于现代国家角度的叙事。舞会设于“泥城桥路六十三号之洋务局。是会也，在中国岁纪中，宜珥笔以书者也。即与会西人，亦宜记此盛事，以示不忘。夫以中国大员而设舞会娱宾，此为嗃矢”。该事“岂仅寻常酬应已哉，直以中外为一家，力扫一切歧视他族之见。故能以西人之所尚，除中国之官气，毅然行之，不以为难”，则“中外之情，自此益通。即西国文字语言，亦视为必不可少。其在西人，亦可戢其轻视华人之见，与中国益敦辑睦。然则蔡观察之此举，所关不亦巨哉”。西人以前“素苦拘行华礼”，舞会中相见，则“仿西礼，握手问好，自觉情意更亲”。这被视为“联络邦交永固于东西，当于此会基之矣”。该舞会共发出请柬600余份，到会500余宾客。这是一场颇具现代性意义的舞会或仪式，使万寿节的社会活动性更为饱满。
这个时候，万寿节普天同庆已是惯例，换言之，社会民众的政治参与度急剧加强，开始参与国家事务，有效提升了政治现代性。1898年光绪帝万寿节，杭州万寿宫内外悬挂灯彩。文武各官身穿朝服，齐集万寿宫官厅，大家“趋入行三跪九叩首礼”。有戏班“演剧一天，不论军民人等，均准入观，以示与民同乐之意”。街道上各店铺也“悬灯庆贺，租界之中新辟及领事公馆亦升旗悬彩，以致贺忱”。普通民众已开始积极参与万寿节庆祝活动。
万寿节庆祝作为一项社会活动，逐渐具有公共性，开始接受普通民众参与，这本是一个社会现代性的基本面。换言之，万寿节庆祝从仅限于官员参与的封闭仪式，转变为普天同庆，其中离不开西方因素的影响，同时也表明普通民众的觉醒，社会参与度增强。
四、万寿节的政治社会性
1900年正值光绪帝30岁万寿节，既逢十整寿，也因报刊事业发展，该年关于万寿节的报道数量数倍增长。该年万寿节庆祝尤为特别者，即开始被作为载体，成为有效的“公共领域”，传递时政讯息，凸显其政治社会化意义。
这次万寿节庆祝，上海“英公廨瓮司马循例搭彩棚传雇各梨园前往演献”，发出请柬邀请各国领事赴宴“以彰盛典”。各地方万寿宫是万寿节庆祝的重要空间场所，万寿宫前往往“搭彩棚”，以彰显与民同庆景象。演剧也是重要庆祝活动，旗营中“梅青院恭设宝座，各协领率属恭祝如仪”。驻杭州的各国领事官“俱升旗志庆，城内大街自清河坊起至三元坊止，各店铺悬挂灯彩，并制灯匾灯对或彩画群仙祝寿图等，光明炫耀”，雇佣“清音滩簧楚曲等，以祝无疆之寿”。其实，这些已属万寿节的惯常纪念。
兴中会等革命团体在这个时候已成立，故有人借万寿节庆祝书写时代政治：“然彼少年者，亦断无败坏大局之心而已，成败坏大局之势。至于今日少年者，穷无所归，假使自悔负气之太盛，立言之未纯，先存恕己恕人之心，再积必谨必诚之念，出而附李鸿章诸臣之后，追随而羽翼之。以少年之血气，而植以老臣之根柢，以少年之才，猷而进以老臣之阅历，徐以弭其党祸，渐以复其新机。而老臣自知春秋已高，亦亟亟焉，诱掖后进，使之有以相继庶几十年，而后不致叹后起无人也。呜呼，皇上圣明之主也，群臣亦忠良之臣也，自优礼耆臣之诏一出。吾知群臣同心同德，感激涕零，必交相劝勉曰，愿我同僚共矢大良以报，皇上又必互相嵩呼曰，愿我皇上万年有道，以大庆于天下。”光绪帝30岁万寿节被用以表达少年与李鸿章等耆老的关系，描绘这个出现“党祸”的年代，寄希望于少年与老臣能够携手共进。如此显著的时政叙事凸显万寿节庆祝的政治社会化色彩。
20世纪这一新世纪的到来，万寿节庆祝也忽如一片“惊叹”，其中不乏戊戌维新变法因素的影响。当节庆与政治挂钩时，便能观察到其中的某些政治现代性。《清议报》的保皇改良背景使相关报道亦多存立场偏向。张克诚述及皇帝30岁万寿节时，描绘吉隆坡侨居华人，因“京畿不靖，未得确耗，只议张灯挂彩”。当他听闻“雪兰莪举行庆典”，便乘火车前往，见“哦埠华人门首咸树龙旗，张灯结彩，门内恭奉皇上御像，大树皇帝万万岁”。庆贺活动只是外在表象和形式，这些海外侨民借此寄希望于“我皇复辟”，即“天将文明我中国之疆域”，且“古今中外求大同略小异”，大声呼吁“天其将华盛顿我中国哉，天其将唐虞三代我中国哉”，从此“国家振兴，人民又安”。有人亦视“恭祝万寿为合群起点，即书楼之筑，亦无非教忠教孝”。“大呲叻全埠华人”庆祝万寿节皆安分守己，正表明国教文明，人们皆知“尊君亲上”“敬畏上天”，甚至还可引申到“孔教者我华人之国教也，合群之事，兴教为先”。保皇思想非常明显地体现于万寿节庆祝。
侨民社会还纷纷筹款，以备庆祝之需，这些都体现了相当现代政治性的“忠君爱国”。如新加坡侨民除捐资恭祝，还将“所有余资建筑学堂，敬为题额曰‘光绪万寿学堂’”，如此不难“仰见圣德入人之深，而远岛绅商爱戴之诚，固与学堂千秋不朽”。这些举措“令外国瞻仰，见我华人皆有忠君爱国之心，而不可以轻侮也”。该年光绪万寿节庆贺被用以申国事。有人希望皇帝能“救中国之民，中国存一日，则皇上寿增一日，我等能行皇上所欲行之事一日”，过去“中国向来压于数千年民贼独夫之下，禁百姓议论国事，于是习非成是，以国家为昏庸骄佚威暴无伦而据有天下者怀中之物。而遂无国家思想，视国家之政治为红顶花翎荒耄就木二三衰废老臣之事业，而遂无政治思想……皇上欲士民上书，是欲士民时时以国家何以存亡，政治何以措施为念。苟无国家思想，政治思想，何能上书，是欲士民生爱国心，而免于奴隶也。政变以后，又申是禁，以至人无国家政治思想，而祸逮至于今日”。维新变法失败被归于“端刚二贼”，仍希望通过万寿节庆祝伸张变法思想。光绪帝30岁万寿节正值戊戌变法失败后，故有人提倡给“皇帝买保险”以示庆祝万寿节，彰显“同胞之忠君爱国”，表明“皇上之寿，即以保中国之寿，即以保我四万万同胞之寿”。维新派人士仍然寄希望于皇帝。
1901年梁启超的祝典一说，常被人视为纪念促进现代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宣言。他阐述“祝典”的重要性：“祝典乌乎起，所以纪念旧事业，而奖厉［励］新事业也。凡天下一事之成，每不易易，恒历许多曲折，经许多忍耐，费许多价值，而后仅乃得之。故虽过其时，不忘其劳，于是乎有以祝之。其祝之也，或以年年，或以十年，或以五十年，或以百年，要之借已往之感情，作方新之元气，其用意至深且美。”故西方国家有如美国7月4日、法国7月14日等不少“祝典”，但是“中国向无所谓祝典也，中国以保守主义闻于天下。虽然，其于前人之事业也，有赞欢而无继述，有率循而无扩充，有考据而无纪念，以故历史的思想甚薄弱，而爱国、爱团体、爱事业之感情，亦因以不生”。祝典虽然与万寿节有别，但梁启超实际论述也涉及“耶苏［稣］降生一千九百年之祝典”，没有严格区分二者。梁启超关注到西方国家纪念活动与政治思想的联系，这是一项涉及“爱国、爱团体”的社会事业，而国人归于保守主义。纵观历史，时人早于梁启超，已将光绪帝万寿节庆祝与国家、政治思想相关联。
1902年光绪帝万寿节，普天同庆中传播“变法自强”。津沽商民“感念乱离，眷怀君国，特开祝典。于日出学馆置酒，召宾群相称贺，中国国徽飘飐半空，车马辐辏道旁，观者咸相嗟叹，父老咸皆举额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甚至有感泣者”。时人将“变法自强”视为目标，希望“凡我国臣民感激奋发力洗旧染污俗，咸与维新，斯无负我皇上保国爱民之至意，敢以今日之庆祝，为我国否极泰来转弱为强之造端”。这是庚子事变后国人借万寿节庆祝所生感慨。
该时期万寿节庆祝开始具有相当开放的特征。如包括两湖书院监督梁集巷太史在内的十余名清政府地方官员，在两湖书院后院操场，观看诸生合演打靶等“十一种武学功课，圣泽如海，天步方艰，盖以讲武之忱申贺，嘏之典意至伟”，该比赛共进行三小时整。如此庆祝方式前所未有。清政府官员主动邀请外国人一起庆贺万寿节亦成常态。1901年光绪帝万寿节，上海道台袁树勋在洋务局设席，邀请驻沪各国领事官及文武各官饮宴庆贺。1902年慈禧太后万寿节，清政府明令民众庆祝，步军统领衙门先期会同巡视五城察院“传谕内外城各铺户，自初八日起至十二日止，各在门前结彩悬灯，同伸嵩祝。至初七日两宫圣驾由颐和园还宫至寿皇殿行礼，随仍警跸，赴颐和园。当皇太后由石路乘轿往还时，内奏事口传，懿旨准小民瞻仰慈颜，一时白叟黄童咸在跸路两旁跪接，熙熙皞皞真觉升平景象如在目前”。显然，万寿节庆祝的开放性和政治表达越来越明确，可视为当时社会有效公共领域的形成。
五、结语
晚清万寿节通过传教士编纂的英华字典、清廷外交官出使、外人在中国创办的报刊等媒介，逐渐受域外君主诞辰纪念文化影响。万寿节庆贺方式逐渐发生改变，被作为外交礼仪、社会活动，以及政治社会化的载体，皆与传统万寿节庆贺有根本区别。这些变化是否可以归于万寿节的现代转型，尚可思考。但政治现代性的形成，确实需要专业的国家外交、扩大的政治参与和有效的公共领域，就这些层面而言，万寿节无疑具有现代性价值。事实上，早在19世纪70年代，万寿节便开始了“现代性”庆贺。
万寿节庆祝的现代转型经历了颇长时间。这种并非一蹴而就的现代化表征，恰恰予人细致观察晚清社会现代转型的可能。从社会层面观察万寿节庆祝活动，甚至能颠覆某些既有认知。社会的变化往往容易被忽视，沈艾娣指出：“‘传统中国’的古老形象一成不变，加之近代历史学家往往强调社会结构变化缓慢，以至于人们无法想象，晚清时期飞速变化的时尚潮流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但事实上似乎的确如此。”若从万寿节庆祝细察社会，“飞速变化”无处不在。换言之，许多论述仍简单地停留于以政治剧变论断变迁，忽视社会层面的变化，这显然不恰当。晚清万寿节庆祝是观察社会现代转型的窗口。小野寺史郎所言万寿节的现代性，主要指光绪帝万寿节庆祝与变法自强的联系，就其政治社会性而言，自有其见地。但若仅据此认定万寿节的现代性转型始于庚子事变之后，或仍有可商之处。事实上，在专业的国家外交、扩大的政治参与、有效的公共领域等方面，万寿节庆祝于此前已颇多表现。若将这些方面纳入考察，则万寿节所呈现的“现代性”因素，不仅出现较早，其内涵亦较小野寺史郎所论更为复杂。如此说来，万寿节庆贺事作为晚清社会现代性之一瞥，所折射的并非单线演进的历史图景，而是传统延续、外来影响与社会变动相互交织的多重面相。
附 本 文 题 录
1. 郭辉：《晚清社会“现代性”的仪式表征——以万寿节为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26年第3期。
2. 郭辉.晚清社会"现代性"的仪式表征——以万寿节为视角[J].社会科学辑刊,2026(03):188-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