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同治朝秘绘新图之举，是中国近代首次全国性的地图测绘活动。此番舆图勘绘的主要缘由在于咸同之交中俄界务交涉中，清朝地图绘制粗疏，内容陈旧，造成官方地理信息认知困难和过度依赖俄方地图。不过，1864年总理衙门奏请秘绘新图，并未将眼光仅仅局限于陆疆一隅，而是延伸到沿海沿江，乃至清朝全域。总署奏准之方案，虽以“新图”为追求，但此中之“新”，主要表现为立足于实测的地理信息之更新和精细，而非制图技术的革新与西化。最终，各地绘制出一批较为精详的新图，但离总署的最初设想尚有不小差距。这些舆图成果，在地方治理和后续地图绘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它远未改变清朝在界务交涉中亟缺陆疆精准舆图的局面。至光绪初年，此前存在的舆图困境非但未见缓解，反因边疆危机加剧而更显深重。

标题注释：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19世纪后期汉译中俄界图的绘制与影响研究”(25B0074)。

关键词：地图测绘/ 同治朝/ 边疆危机/ 界务交涉/

作者简介：易锐，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湖南 长沙 414000）。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26年第1期 第34-47页

清代舆图测绘是中国地图学史和清史研究领域颇受重视的问题。地图学史研究者一般认为，清廷共主持过两次全国范围的地图测绘：一次是在康乾时期，其成果为三大实测舆图；另一次是在光绪年间，其成果为光绪《会典舆图》①。与之相呼应，研究晚清边疆史地学和中外界务交涉史的论著，也多强调19世纪后期清朝在订约划界过程中，因缺乏新近实测精准舆图而造成的严重弊害②。迄今鲜有学者注意的是：同治初年，为改变中国在边防与界务交涉中的舆图困境，在总理衙门奏请下，清廷也曾秘密发起一场全国性的舆图勘绘③。这次秘绘新图之举，系近代中国首次大规模的地图测绘活动，不仅构成整个清代地图测绘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而且突出体现了晚清官方积极获取精确疆域地理信息以应对边疆变局的早期努力，还反映了洋务运动初期清政府为挽救内外危机而进行自救的韧性与困境。造成学界长期忽视这一史实的原因，主要在于目前已刊史料中相关信息匮乏且零散。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爬梳未刊档案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舆图、志书和时人文集等资料，努力还原同治朝秘绘新图的缘由和历程，进而揭示其实际成效与制约因素。

一 同治以前清疆域图绘制进程及精度问题

同治以前，清代疆域地图的绘制，具有多途并进的特点。举其要者，大体可分以下诸端：一是清廷利用西方近代测绘技术绘制的实测地图；二是清廷绘制的政书与志书地图；三是民间以康乾实测舆图为基础仿绘的疆域图；四是民间基本延续传统地图风格绘制的疆域图。这些不同发展脉络中的舆图，绘图风格各有差异，精确程度也不无悬殊。

清代舆图中，最引人注目者莫过于康乾时期的大型实测舆图④。其中，《皇舆全览图》是1708-1718年在康熙帝主持下，由欧洲来华传教士与清朝官员合作测绘的成果。该图系西方近代三角测量法在中国的首次大规模实践，采用了桑逊投影法和经纬度坐标体系进行绘制⑤。此后，雍正、乾隆两朝利用最新资料和测绘成果对该图进行增补和校正，形成《雍正十排图》和《乾隆十三排图》。《乾隆十三排图》完成于1762年左右，呈现的地理范围几乎涵盖了整个亚洲。此图标志着中国首次全国范围疆域测绘的完成，也代表了近代以前中国舆图绘制的最高水平。不过，也应看到，康乾实测舆图对疆界的呈现并非清晰完整。尽管中俄东段边界在1689年已经划定，但《皇舆全览图》仅在黑龙江与格尔必齐河汇合处绘有一处界碑。其后，《雍正十排图》《乾隆十三排图》也都未标出中俄连贯的线状边界⑥。同时，图中某些地区的测绘，也有不够精准之处⑦。更重要的是，这些实测舆图及其技术的传播较为有限。它们在近代以前对清朝并没产生太大影响，更未能根本改变中国舆图整体发展方向⑧。

相较康乾三大实测舆图，彼时官修政书《大清会典》和志书《大清一统志》中的疆域图，应用场合更多，流传程度更广，更能体现当时官方主流舆图绘制形态。只是学界历来重视康乾实测舆图，而对后者关注不够。康熙朝《大清会典》是清朝首部会典，完成于1690年，其政区总图《直省总图》⑨，所绘范围为直省加上盛京，此图虽在云南等地绘有界线，但总体相当粗略。雍正与乾隆朝编纂《大清会典》时，已有机会吸收实测舆图的成果，实际上这种吸收是有选择性的。其中一些区域图的绘制，明显有参考实测舆图的痕迹，但均未绘经纬度。作为总图的雍正朝《职方总图》⑩和乾隆朝《大清皇舆全图》(11)，不仅未采用经纬度绘法，且在轮廓上与实测舆图差距较大。完成于1818年的嘉庆朝《皇舆全图》(12)，其范围完整包括直省、盛京和藩部，而没有绘入任何属国和外邦，呈现较为准确的疆域轮廓。此图在沿边地区，以文字形式较为密集的标出中外边界。不过，该图既未绘制经纬网，也无连续边界线，实际很难判断边界的具体位置。

在《大清一统志》所附地图方面，康乾两朝都无总图。乾隆朝一统志中的区域图，并未如该朝会典一样吸收实测舆图的成果，而是继续延续粗略示意的传统地图绘法。到了嘉庆朝，重修的一统志中出现了疆域总图。《嘉庆重修一统志》中的《皇舆全图》表现出的疆域形态(13)，与上述嘉庆朝《皇舆全图》基本一致。不过，《嘉庆重修一统志》的区域图仍延续了此前一统志中的传统疆域图绘法(14)。

道光前期，民间出现康乾实测舆图的仿绘图。《皇朝一统舆地全图》系地理学家李兆洛于1832年编绘，亦被称为“李兆洛图”(15)。该图以董方立仿康乾实测舆图所绘地图为底本，并参考了乾隆以来的新资料，绘制较为精详。与此前疆域图相比，图中采取封闭的线条来表示疆界，更为清晰地呈现了清朝版图范围。其另一重要特点，是兼绘经纬网和计里画方网格，颇具中西合璧色彩。此图流传广泛，对日后舆图绘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朝前中期，在民间流传最广的单幅疆域图，或许要数“天下全图”系列舆图。该系列舆图，始于康熙年间黄宗羲所绘舆地总图，其后内容不断增补和修订，衍生诸多版本，但其绘图风格和形式得以延续。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6)，是其中较晚版本，绘于1811年。该图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地图形象绘法，比例明显失准，中外疆界亦颇为含混不清。“天下全图”系列舆图，在民间广泛传播，构成清朝官方舆图之外的重要一脉。

鸦片战争后数年内，国内涌现出一批介绍研究边疆史地的著作，其中附有不少地图。魏源于1842年完成的《海国图志》50卷，便绘有地球全图、区域横图、中国疆域沿革图等(17)。这些地图，虽有采用经纬线者，但清朝疆域绘制得相当随意，且缺少清晰的边界线。1848年徐继畬《瀛寰志略》一书上的《皇清一统舆地全图》(18)，舍弃了经纬网，粗略程度与《海国图志》较为接近(19)。同一时期姚莹《康輶纪行》中所绘《合订中外四海总图》(20)，则未绘经纬网，且明显更为粗陋。

综而观之，在同治朝以前的疆域图中，以康乾实测地图精度最高。但是，这类地图及其技术在后来并未广泛流传，其本身也存在不够准确之处，对中俄边界的标示亦显粗略。随着时间推移，康乾实测地图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内容陈旧的问题。这种状况，与同一时期的西方形成鲜明对比。17世纪中叶以后，以“科学主义”为特征的近代测绘技术和制图事业，在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中得以迅速发展，并在其国家治理、边界划分、殖民侵略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21)。在此背景之下，有着自身绘图传统的沙俄，也于17世纪末开始主动吸收西欧国家的制图技术(22)，并将其积极运用到对外殖民扩张活动中。咸同之交，随着中俄订约划界的持续展开，清朝舆图开始面临空前的挑战。

二 咸同中俄划界与清朝舆图困境凸显

在咸同之交中俄划界交涉过程中，清朝舆图所存在的内容陈旧、绘制粗疏等问题日益暴露。这不仅造成清朝官方对边疆地理信息的认知模糊不清，而且使清朝在界务交涉与勘界工作中不得不依赖俄方地图。沙俄则利用自身在地图测绘方面的优势，有意否定清朝地图的价值，并主导了界约地图的绘制。

清朝所面临的舆图困境，于西北界务上体现得较为明显。1860年11月14日《北京条约》签订时，俄方拿出其单方绘制的地图，让清朝代表画押。恭亲王奕等告以“此事不能凭尔国之图为据”，“应于明春”指派大员，“携带地图，互相履勘明白”(23)。尽管奕等人强调不能仅以俄图为据，但在随后的上奏中，又坦言“中国并无西界地图”，建议日后勘界大臣向伊犁将军索取相关地图(24)。

而在接下来的勘界筹备过程中，会勘西界大臣明谊和明绪发现，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并无边界舆图”(25)。这给两人的勘界筹备工作带来了相当困难。其中，“沙宾达巴哈”这一地名的确认，即让其颇费周折。1861年10月14日，明谊等奏称，“沙宾达巴哈此处卷图均无记载”，虽四处咨询西北地方官员，仍感迷茫(26)。“沙宾达巴哈”是中俄《北京条约》中多次出现的重要地名，系西界起点(27)。然而，时隔近一年后，因缺乏详细精准的地图等参考资料，清朝勘界大臣依然未能确定其地点。

鉴于缺少查勘西界所需的地图，明谊等人奏请将乾隆朝所绘相关地图颁发到伊犁等处。此处提到的地图，系1760年伊犁参赞大臣阿桂为巡查西北边界而奏请颁发。该图距此时已逾百年，期间西北边疆形势自有不小变化。明谊等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故称该图志“非俄境凭据”，但“可借与俄夷比论”(28)。为此，总理衙门行文内阁、兵部、理藩院，咨取地图(29)。后理藩院复称：详细检查，并无该图之案(30)。兵部则回复：仅一新疆地图内载有“哈萨克”“布鲁特”字样，决定将此图送予查办(31)。不过，这并非所需之图，总署旋将其送还(32)。与兵部情况类似，内阁检出一张西域地图送交总署，亦被送回(33)。从1862年2月19日总署的复奏来看，最终是从内务府检出伊犁回部图一张，天下全图一张，“内载有沙宾达巴哈等处地名，于查勘西界尚为有用”(34)。经过总署的努力，终于找到可能有用的地图，而“沙宾达巴哈”由此亦可确定位置。明谊收到总署颁发的地图后，照绘三份，咨送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各城将军大臣(35)。

随后，伊犁将军常清等派员在伊犁库中详细寻觅，检获乾隆年间旧颁新疆北路地界全图。其奏曰：“详加披阅，华夷界址，了如指掌。”(36)这表明，常清等人对此图感到满意。上述内务府和伊犁库中检出的地图，成为清朝勘界大臣的重要参考。明谊奏，“将所查各本境中外毗连之山川河湾形势，逐一按名绘图贴说”，以之详校总理衙门和伊犁发来的回疆各图志，“尚属无异”(37)。无论如何，经过清廷上下努力搜寻，会勘西界大臣终于有了一批在他们看来可供参考的地图。

然而，这些地图的价值与权威性却在界约谈判中遭到俄方严重质疑。对于1862年下半年清廷在塔城谈判中使用的地图，俄方代表巴布科夫(Бабков 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指出，我们“不能予以考虑”，“因为据他们说，它是一百年以前制成的，所以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并称：“中国的地图是一些对于制图学没有一点起码知识的人所制成的，不可能在办理现时的事务中加以遵循。”(38)这种批评之声，与上文常清所言“华夷界址，了如指掌”，可谓形成鲜明对比。

平心而论，以百年前的传统地图作为界务谈判参考，确实有其局限。但是巴布科夫因此完全否定该图意义，进而抨击中国人完全不具备制图学知识，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近代西方殖民者的地图标准和利益需求，对被侵略地区的地图及其文化进行居高临下、别有用心的贬低。其目的，是要通过树立西方地图和制图技术的权威，来主导中俄勘界和界图绘制的话语权，以实现领土侵占的最大化。

如地图史学家哈利所指出：“与枪支和军舰一样，地图一直是帝国主义的武器。”(39)俄国为侵占中国西北边疆，很早便在地图测绘方面进行准备。据俄方资料记载：经过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侦察工作”，沙俄政府“已经有可能把从额尔齐斯河到楚河和巴尔喀什湖的全部吉尔吉斯草原地区进行观察并绘成地图”。此后，俄方又在伊犁外围进行分区地形测量工作。1859年，“测定了谢米列奇和外伊犁边区内十七个据点的地理位置，其中有中国西部的两个主要城市：塔城和伊宁”。以此为基础，于1860年编成“比例尺每吋五十俄里的谢米列钦斯克和外伊犁边区地图”(40)。可见，在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前，俄方已完成对中国西北边境地区较为精细的测绘工作。

正因如此，在19世纪60年代初中俄关于西界的订约谈判中，俄国不仅在地图话语权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并且主导了界约地图的绘制。1864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有如下规定：“将一切分定界址绘图四分，图内分定界址，地名用俄罗斯字、满洲字合璧注写，两国勘界大臣钤印画押。并作此记约，用俄罗斯字、满洲字各书写四分，两国勘界大臣钤印画押，一并互换。”(41)就此条文来看，中俄双方似乎在互换地图上遵循着平等的原则。然而，这些地图都是由俄方绘制。这在订约之后明谊等人的上奏中有清晰交待：“现与俄使互换地图六分，均系俄人绘建。”同时，因考虑到伊犁、科布多及塔尔巴哈台应存图志，而“我国匠役照绘，恐与该使所绘图志不能画一，于立界时难为依据。是以仍属俄使杂哈劳等，饬令从人再行照绘数张，以便分送”(42)。可见，此时清朝在界务交涉中，已形成对俄方地图的强烈依赖。

三 总署谋求补救之法与奏准秘绘新图

在咸同之交，以恭亲王奕为首的总理衙门对中俄界务交涉进程始终予以密切关注，并通过奏请、议复和咨行等方式，为地方提供指导性意见和参考性资料。因此，奕等人对中国地图的诸多问题及其产生的种种弊害，有着较一般官员更加深切的感受。前述总理衙门为寻“毗连哈萨克、布鲁特地图”，四处询问，费尽周折，即为充分体现。正是在此背景下，总署积极谋求补救之法，并于1864年奏准秘绘新图。

为改善自身在对外交涉中对地理信息掌握不清的问题，总理衙门在1863年下半年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要求地方官员咨送当地志书。10月29日，总署行文奉天府府尹、直隶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湖北巡抚、江苏巡抚等官员：“本衙门办理中外交涉事件，于各省沿江、沿海及边隅各处舆地情形，必须周知，庶遇事较易核办，相应咨行贵府尹、督、抚，希即转饬所属沿江、海、边各府暨直隶州，将该处志书各备一部呈由贵府尹、督、抚，赶紧陆续咨送本衙门查收。仍于文到后，先将该省通志咨送一部，以备查核。”(43)相关官员在收到总理衙门来函后，按其要求，陆续办理。二是请内阁刷印《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等书。同在10月29日，总署行文内阁：“本衙门办理各国事务，应需各项书籍以资考证。兹将应用书籍开单咨行贵阁转行武英殿，按照单开各项书名，每项刷印一部。”(44)11月18日，武英殿将库内书籍收存情况开写清单如下：《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有)、《新疆识略》(有)、《大清会典》(有)、《康熙字典》(有)、《大清一统志》(无)、《西藏图志》(无)、《方略》(无)(45)。从中可见，总署所开书名，多与边疆有关，而武英殿所存此类书籍也不完备。24日，总署派员赴武英殿领取《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等书(46)。

总理衙门采取上述两项措施，对其了解清朝疆域形势，尤其是沿边地区情况，无疑具有扩充参考资料的意义。不过，这并不能根本解决此前边疆地理信息认知模糊的问题，更无法改善过去边界地图陈旧和粗疏的问题。欲解此燃眉之急，还须从绘制地图入手。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奕等人向朝廷提出“别绘新图”的主张。1864年1月28日，奕等人就舆图问题专门上奏，强调地图对于国家的重要性，“现当整顿边防之际”，对于边疆地区情形，“尤宜于平日加意讲求”。进而指出，无论内府旧图，还是过去的志书和政书，都存在不够准确和陈旧过时的问题，“倘仍执旧图为据，其间谬误必多”。显然，即使是过去最为精确的康乾实测舆图，也因年代久远和形势变化而不足为据。因此，必须就现在疆域形势，“别绘新图”(47)。

关于“别绘新图”的方案，奕等人也在奏折中作了说明：“拟请旨饬下各省将军大臣督抚转饬各府、州、县地方官，亲自履勘。”先绘各省总图，再分府、州、县各绘细图，汇为一册，不仅须将边界内外之山川形势、城镇村落方向、道里远近险易，一一查明载入，而且居人住牧多少、台卡营汛驻扎处所官兵数目，也要详注册内。如册内不能尽载，即在图内详加贴说，“务须明白周详”。从中可见，奕等人不仅对新绘细图的必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对于实施方案也有较为周详的考虑。其中，“亲自履勘”“务须明白周详”等要求，表明总理衙门对此事高度重视，希望地方能严格落实。因担心地方官敷衍，奕等人特别强调：“断不准草率从事，致有疏漏舛错等弊；亦不准惮于履勘，辄将从前旧图照绘塞责。”同时，在时限上作出明确规定：于奉文后，“宽予限期，于半年内一律办齐”，咨送总理衙门(48)。

奕等人在正折之外，又以密片详细阐明奏请勘绘新图之由。前述正折在陈述重绘新图之必要性时，只是泛泛论及今昔形势大异，而以往地图难以胜任边防之需；此密片则明确结合中俄订约划界的事实指出，地图方面的缺失是导致沙俄明侵暗占和中国丧土失地的要因。“若使该国未经侵占之先，中国边境大臣援据图籍，讲求疆界，实力巡查，何至任其潜盖卡房，年复一年，暗行侵越，以致酿成不可救药之势。”换言之，在总理衙门看来，中国地图的落后局面，已严重制约清朝保疆卫土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既然如此，日后便不能不重视地图之绘制。密片指出：“不但沿边各地方与外国外藩接壤处所，必须一一详查，加意绘画；即内地之沿海通商各口，凡有外国租赁房屋居住之处，亦必将其地方形势，山川城镇，道里方向，有无险隘，逐细搜求，详载图册。”(49)可见，尽管奕等人最为重视的是陆地边境区域的地图绘制，但其视野并未局限于此，而是进一步延伸到容易引起中外交涉的沿海通商各口等区域。

那么，为何要在正折之外，又附密片进一步奏陈上述内容呢？奕等人解释说：“恐奉差各员，不知此系为自理疆圉起见，设或张大其事，传闻稍讹。”如此一来，“不但该处居民惶惑，且恐外国惊疑”(50)。显然，这主要是为保密起见，以免民间和外人得知后，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上述正折和密片上陈之后，当日得到上谕批准。次日，总理衙门便马不停蹄地致函直隶、两湖、两江、两广、闽浙、浙江、福建、江苏、山东、江西等沿海沿江督抚，通知办理新绘细图之事。同时，告以绘图方法与要求：“先开二寸见方之格，每格当地方五十里计。”以此计里画方为基础，再绘制相应区域山川形势、城镇营汛，并强调切不可稍有敷衍，务必做好保密工作。同日，又致函盛京、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各将军，库伦、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叶尔羌、驻藏、西宁各大臣，云贵总督、广西巡抚：“办理各国交涉事件，往往因地界未能分明，以致办理难以速结。”应就现在形势，将“沿边与外国接壤之区绘一总图，再分府县各绘细图分别于后，汇为一册”。考虑到盛京和广东的特殊性，总署又在致盛京将军函夹单内称：“沿海地方，现与外国通商各口，尤关紧要。应将现在各海口何处可以停泊、可以进口，其宽狭浅深、有无防守营汛，及外国通商口岸租占地基形势，有无险要，一并逐处详细查明绘图贴说，造册一律办理。与沿边全境地方绘入总图，再为分界细图，不厌精详为要。”并在致两广总督函夹单内指出：“粤省之钦州地方，有与越南接界之处，亦应将接界一带处所，系何地名、何处管辖，其山川形势有无险要，并有无居民城郭，地段长短若何，一一详载图册之内，无有遗漏为要。”(51)其关于绘图之法与强调保密措施的言论基本与沿海沿江督抚行文一致。总理衙门还于夹单内详细介绍和摘录了嘉庆年间朱云锦所撰《豫乘识小录》中的《地图说》，并特别录入朱文附录的张应科《林县险要图说》，俾地方官有所依仿。

随后，总理衙门另行将28日正折和所奉谕旨抄录，知照相应官员。这些官员除上文总署直接致函的所有对象外(52)，还加入了陕甘总督和河南巡抚，共计24位地方大员(53)。其中，包括边疆地区5位将军、6位大臣，直省地区7位总督、6位巡抚，基本涵盖了清朝辖境(缺四川、山西二省)。一场全国范围的舆图勘绘活动，由此拉开帷幕。

四 各地绘制新图的进程和方法

自1864年2月起，各将军、督抚陆续收到总理衙门关于秘绘新图的知照及其抄录的奏折、谕旨等。受距离远近、内忧外患等因素影响，各处收到相关文件的时间颇有差异。较早者，如吉林将军景纶在2月3日便收到总署来函(54)。伊犁将军常清应是收函最晚的官员之一，其时已到5月1日(55)。

一些官员在收到总署咨文后，态度较为积极认真，立即着手办理。如两江总督曾国藩，考虑到两江统辖三省，幅员辽阔，遂商定由李鸿章绘呈江苏地图，由沈葆桢办理江西地图。安徽为其驻扎之地，则由他本人负责安徽地图。此外，“长江数千里，近年中外交争，关系最重”，有必要另绘一图，亦归他自己办理(56)。黑龙江将军特普钦随即“飞咨所属各城地方官查照奏咨各节，并指示办法，分路亲身履勘”(57)，表示将严格按照奏咨所示，认真办理绘图事宜(58)。两广总督毛鸿宾认为“此实目前切要之图，而为疆吏分内应办之事”，乃“立定程式，开示规模，通饬各府、厅、州、县一律查勘绘造”(59)。

不过，也有不少地方大员在得知这一任务时，深感棘手，继而向总理衙门表示绘图存在困难，提出限时半年无法完成，请求能够宽限。对于这些请求，总理衙门虽强调上谕已定，不能轻易延期，但考量实际情况，一般也不得不同意。以下对各地请求展限之情况，稍作梳理，制成表1。

从表1来看，较为普遍的展限缘由有两类。其一，自然环境影响。这主要涉及北部边疆地区，包括人迹罕至、大雪封山、蚊虫肆虐、江河泛溢等原因，呈请者有科布多参赞大臣、吉林将军等。其二，忙于镇压起义。这一时期地方官员镇压的起义主要有陕甘新疆回民起义以及太平天国的残余，呈请者有陕甘总督、福建巡抚等。除以上两大类主要情况之外，尚有其他一些情况，如绘图较为复杂，半年时间过短；部落冲突，无法绘图；范围过大，短期内难以完成；等等。在所有申请缓期的地区中，新疆的情况最为复杂。因为新疆受界务交涉、回民起义、外患入侵等诸多因素影响，当地舆图绘制较其他地方更为困难。

关于舆图绘制方法，总理衙门在咨照中作了简要说明和规定，地方官基本遵照总理衙门所示方法饬令下属办理(74)，但也有一些督抚有进一步的改进和变通。闽浙总督署浙江巡抚左宗棠接到绘图咨文后，致函总理衙门，高度肯定新绘舆图意义重大，并对总署提出的绘图之法，“与晋司空裴秀分率、表望诸法，宋沈括《笔谈》所载取飞鸟数之说”予以引申，使各守令有所依仿。他还在计里画方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拟采取的测量方法，指出“须照地形平径准算，其由崎岖迂曲占去若干里之数概须除去，其方向应用罗盘之二十四号，始较精密”。并阐明地图着色和图例方案，强调“总以确实地形为主，不取美观也”(75)。上述言论，较总署方案均有细化或补充。从中可见，左宗棠不仅对绘图事宜高度重视，而且对测绘方法具有较为深入的认知(76)。左宗棠所陈方法，受到总署重视。随后，因吉林将军景纶感到绘图存在困难，总署乃向其详细介绍此法(77)。

江苏舆图的绘制，由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布政使丁日昌主持，两人对绘图之法颇为留心。他们意识到：“今昔既殊，事机亦异。非用割圜消息之法，按县实测，则株守故纸，谬误必多。”因此，先是派员前往各地，“会同地方官绅详细履勘，参仿裴氏地图六体之法，逐处施以实量”。其后，遵仿康熙、乾隆年间内府舆图格式，参考李兆洛图之定本以及《豫乘识小录》地图测绘诸法进行绘制(78)。引人注目的是，丁日昌还专门下发《饬行清丈条议》，以数千言的篇幅详细介绍测绘仪器的制作与使用以及舆图绘制的体例与算法等(79)。

除了上述专门方法的讨论，尚有提出变通绘图体例者。如定边左副将军麟兴致函总署称：蒙古“游牧处所路途里数不能得知远近，向以台站为数”，请示绘图能否以台站为数，“以二寸画格，一格为半台，两格为一台”(80)。总署表示：蒙古游牧不以里数为衡，“既系实在情形，自可通融办理”，以原定画格之法为半台，两格为一台(81)。

精确舆图的测绘，本是专业程度极高之事，非有专长者难以胜任，但在总理衙门关于重绘舆图的奏请和咨文中，仅指出地方长官等应严饬所属官员亲自履勘和详细绘制。从相关资料来看，大多数由地方高级官员主持和督促，中下级官员负责直接测绘工作。如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得知任务后，“派营务等处章京富勒斐音图、巴彦图、萨勒哈春，委笔帖式达运泰、该哈苏五员办理此事”(82)。较特殊的是广东省，专门聘请了当地知名学者负责办理。1864年3月，两广总督毛鸿宾致函总理衙门，详细论及这一问题：“绘图舆图，必须习于开方经界，而又兼精勾股重差之法，乃能为之。其间建置沿革，又须熟于掌故，通知时事之人。”因此，他与署理广东巡抚郭嵩焘商定，造访名士数人，令其专办此事(83)。从《广东图说》可知，毛鸿宾与郭嵩焘为绘制广东舆图而延请名士专办之言不虚，负责绘图之人为陈澧、邹伯奇、赵齐婴(84)。陈澧为当时著名学者，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在地理学方面亦有造诣。赵齐婴为陈澧学生，对舆地学素有研究。邹伯奇则为物理学家、数学家，在舆图绘制方面造诣极高，备受时人推崇(85)。

舆图测绘还涉及总理衙门未予专门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财政开支。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有数位官员就此问题与总理衙门进行商讨。其中，景纶函称：“至此次委员查办，必须携带糇粮锅帐。一切经费，为数浩繁。本省并无闲款可筹，现在皆由库项内动用。”(86)总理衙门表示可以动用库饷，但必须注意“撙节支销”(87)。对于广东省的情况，毛鸿宾指出：“所需经费，捐廉为之。”(88)即决定通过广东官员捐献养廉银来支付这笔开销。江苏省为绘舆图专设舆图局，“所需经费浩繁”(89)。为保证绘图进度和质量，丁日昌则决定预先拨定经费。经详细统计，各项“总在二万五千千文之数。委员薪水、书办工食、总董束修不在其内”(90)。

按总署所奏准的期限，各地应于半年内完成绘图。1864年8月起，总理衙门开始陆续收到地方寄来的地图。8月24日，收到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寄来地图和细册(91)。9月6日，盛京将军玉明、奉天府尹德椿亦寄来图册(92)。9月中旬，两江总督曾国藩向清廷进呈安徽地图和长江图。因担心体例不合和时间迟误，他奏称：“与各省所呈之图，未知体例相符否？总理衙门原折，限半年内汇齐，本应于七月初恭进，因臣前有金陵之行，迟误月余。”(93)其实，安徽省地图是完成得较早的。其后数月之内，总署又陆续收到定边左副将军明谊、科布多参赞大臣广凤、西宁办事大臣玉通等寄来的地图(94)。1866年，广西、广东省方提交全省舆图(95)。更迟者，江西省、江苏省舆图到1868年才得以完成(96)。至此，同治朝秘绘新图的工作基本结束，现将绘制情况制成表2。

五 新绘舆图的成效与舆图困境的延续

从地方官员对绘图情况的汇报、总理衙门对舆图成果的评价以及目前所见舆图本身的质量等方面来看，同治朝新绘舆图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的地区还完成得相当出色。但总体上看，与总理衙门的最初要求尚有差距。尤其是边疆地区迟迟未能完成精细新图，造成了清廷在后续界约议订中舆图困境的延续。

按总理衙门提出的方案，为保证新绘舆图的准确性，必须经过实地履勘，并以计里画方之法绘制。尽管各地情况殊异，贯彻程度不一，但一般都或多或少派员进行履勘，参照相关图志进行考订，采用计里画方之法完成绘图。如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寄送地图时，附函说明：齐齐哈尔等处陆续将所勘情形绘图造册送来后，将其与旧存图案详加校对；有与旧图不符或从前遗漏者，均依现查形势绘图(106)。盛京将军玉明等在送交盛京地图时也表示，曾“密饬内外各城旗民地方官，亲历各所属境，逐处履勘”(107)。总理衙门对此图亦感满意：“现据咨送图册，既觉条晰缕分，复可参订互考，洵属留心边境，详慎得法。”(108)相比黑龙江、盛京等地，一些南方省区实测程度更高，测绘技术更为先进，所绘舆图也更为精细。1864年9月，两江总督曾国藩向清廷进呈安徽地图和长江图时，有如下说明：两图“遵照总理衙门所开二寸方格，每格当五十里，推测星度，按方绘填”(109)。江苏省舆图更是引入矩度等西方测量工具，采用当时罕见的地形高程测量技术(110)，在同治朝所绘诸图中最为精详。曾国藩曾致函丁日昌称：“苏属舆图以勾股按地实测，四至八到一目犁然，为近来舆图之最善者。”(111)1868年11月曾国藩日记载，观苏、松、常、镇、太五府州新图，“中国自有地图以来，以此为最精矣”(112)。足见此图在当时出色之程度。

不过，即使是绘图较为用心的省区，所绘舆图也在实测和精度等方面存在不足。如广东省舆图的绘制，曾专请名士办理，采用了经纬度坐标，但并未进行全域实测。1866年的《广东图说》对此有如下说明：“省城之经纬，是实测所得，真确不误”；其余府、厅、州、县治所，“不尽出于实测”，因此，是图“较详于旧图”，但“未必尽得其真”(113)。负责广东省舆图绘制的陈澧，在致友人函中亦曾袒露：他承担地图绘制之事三年，业已完成，然而因以官图为底本，“仍不知其确否”(114)。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区一再延期，甚至无果而终。新疆的情况，即为典型。同治年间，新疆内忧外患交织，动乱不安。在此危局之下，新疆保全疆土尚且不易，遑论绘制舆图。由于绘图事宜一再延宕，清廷于1873年12月28日寄谕陕甘总督左宗棠：“镇迪以东，俱总督统辖之地。着即详细查明，绘图呈览。”左宗棠奉旨之后，迅速上呈地图。但当时边陲军务尚殷，左宗棠也只是“大略绘具图说”(115)。因此，新疆舆图绘制长期没有实质性进展(116)。新疆的情况并非个例。从总理衙门档案来看，吉林、西藏、内蒙古、甘肃等都曾向总署申请展限，但其绘图未见后续，最终不了了之。

尽管未见总理衙门对同治朝新绘舆图作总体性的评价，但从上述情况也可窥知，实际成效离其最初设想和要求尚有不小差距。此外，总理衙门咨取《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一事，也可印证这一点。《皇朝中外一统舆图》系胡林翼、严树森主持绘制，完成于1863年。该图以康乾实测舆图为底本，绘有经纬网与方格，范围较李兆洛图更广。此图在同光时期颇受官员和学者重视，时人评价更在李兆洛图之上(117)。1866年10月15日，总理衙门咨行湖北巡抚曾国荃：“办理中外交涉事件，于各省沿江、沿海及边隅各处舆地情形，必须周知，庶遇事较易核办。”《皇朝中外一统舆图》洵称善本，请印数部装订成编，咨送备查(118)。曾国荃将此图刷印装订之后，于1867年1月12日寄达(119)。从中可见，1866年总理衙门咨取该图，与1864年提议“别绘新图”的考量一致，都是希望能有助于应对中外交涉。同时，这也反映了总理衙门感到新绘舆图的进展和效果并不理想，否则也无需专门寻求此图。毕竟，《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也存在所据底本过旧、信息缺乏更新的问题，且胡林翼绘图之初衷只是为方便与太平军作战，其中绘制最为精细的是长江流域(120)。因此，此图也不足以满足对外交涉需求。

正因同治朝的新绘舆图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特别是未能改变新疆等陆地边疆地区缺少精细舆图的现状，故在光绪前期的界务交涉中，此前存在的舆图困境仍在延续。1880年4月23日，使俄钦差大臣曾纪泽致函总理衙门，指出中方舆图存在的严重误差：“遍查俄、英、德、粤各本舆图，伊犁皆较阿克苏偏东一度左右，中国舆图则阳湖李氏及鄂刻两本，均偏东三度有奇，并无伊犁西偏及或与阿克苏南北相望之说。”此处被指明显有误的“阳湖李氏及鄂刻两本”，即为李兆洛图和《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在此基础上，他明确表达了对中西舆图差异的看法：“中国测望之法，所凭者仅一指南针，不知电极之南北，并非天元之真南北，又不讲求里差、岁差之理。窃以为舆地之学，西精于中，不啻倍蓰。”(121)显然在曾纪泽心里，西图的精确程度和测绘技术远超中图。“舆地之学，西精于中，不啻倍蓰”一语，则几乎否定了中国地图在精确层面的应用价值。正因曾纪泽高度认可西方舆图在界务交涉中的作用，他在筹备谈判和对俄交涉期间，非常注重搜寻和购买西方地图，并常常将中西舆图比照使用(122)。相比1879年崇厚擅订的《里瓦几亚条约》，1881年曾纪泽与俄方签订的《改订条约》，在疆土方面挽回了不少损失。曾纪泽的成功，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其对西方精确地图的高度重视，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曾纪泽对西方舆图的依赖，也反映了清廷自身缺乏精细舆图的无奈。由于新疆长期缺乏精准舆图，1884年2月17日，因西北勘界之需，总理衙门又向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刘锦棠提出，应“通饬各路，别续新图，重加考订，咨送本署备核，谆戒各路帮办及分界大臣，毋再草率了事”(123)。此时，离同治年间总理衙门奏准绘制新图，已逾20年。

尽管如此，同治朝新绘舆图的成果，在晚清仍发挥了一定作用。其作用之一，是被地方官员作为辖区治理的重要参考。如1866年两广总督瑞麟等人就新绘广东地图纪称：“抚斯图也，足以辨广轮之数，足以稽井笇之储，念填抚之胥闲，想维娄之匪易。”(124)1868年江西舆图绘制完成后，江西巡抚刘坤一在《刊修江西舆图序》中指出：该舆图除上呈之外，省内“各衙署均存一分，以备稽考”。同时，鉴于“各图皆尺余巨幅，不便收藏，且虑日引月长，为虫鼠风雨所剥蚀。爰删繁摘要，绘成缩本，刊订成帙”。在他看来，据此图册，“守土之吏，一展卷而四境情形悉登几案，因是以观风察俗，远抚近驭，于因地制宜之道，未必无小补”(125)。类似的言论，也见诸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奏折中(126)。其作用之二，则是作为编修官书或绘制地图的资料来源。张謇有谓：清光绪朝史馆所征各省之图，或临时实测，“或沿用乾隆及同治朝省图，或用放大外人印行之图”(127)。光绪朝绘制会典舆图时，有的省份即以同治朝所绘省图为底本。如1892年新修《广东舆地图说》称：广东全省旧图，“以同治间所修为最”，“今据为底本，分途测勘”(128)。此处“同治间所修为最”之图，即前述1866年的广东省舆图。总体看来，同治朝新绘舆图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内方面。

六 结语

同治朝秘绘新图之举，是中国近代首次全国性的地图测绘活动。这一事件表明：晚清官方并非如过去许多学者所认为的，到19世纪80年代末才开启全国规模的地图测绘，而是在20余年前已进行类似的实践；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并未因自身地图陈旧落后就在界务交涉中被动依赖西方地图，而是较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这也说明在洋务运动初期，清政府为改变内外交困的处境而实行的自救活动之领域，较之学界通常认知更为广泛。

此次舆图勘绘的主要缘由在于，咸同之交中俄界务交涉中，清朝地图绘制粗疏与内容陈旧，造成官方地理信息认知困难和过度依赖俄方地图。1864年总理衙门奏请秘绘新图，首要目的即是试图改变清政府在陆地边防和界务交涉中缺乏精准可靠地图的困境。不过，总署并未将眼光仅仅局限于陆疆一隅，而是延伸到沿江沿海，乃至清朝全域。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清朝过去那种孤立地看待边疆和沿海事务的政策取向，开始发生转变(129)。故总署一再申言：“本衙门办理中外交涉事件，于各省沿江沿海及边隅各处舆地情形，必须周知。”(130)换言之，这一时期西方殖民入侵和中外关系格局演变，在客观上有力地刺激了清朝掌握更具精确性、即时性、全局性的疆域形势和地理信息。为确保新绘舆图的准确性，总理衙门特别强调，各地方必须进行详细履勘，并以计里画方之法绘制地图。值得指出的是，总署并未提出采用西方较新的测绘技术；其所主张的“计里画方”，虽颇为乾嘉以来讲求地图精确者所推重(131)，但实系中国相当传统的绘图方法(132)。因此，总署虽以“新图”为追求，但此中之“新”，主要表现为立足实测的地理信息之更新和精细，而非制图技术的革新与西化。其时，为避免民间和外国的猜疑，总署还极为重视绘图的秘密性，屡陈“秘绘”舆图之必要。从中可见，时至19世纪60年代，“外国在华存在”通过不平等条约体系已逐渐“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133)，以致清政府测绘地图都需考虑外人感受。

从落实情况来看，地方基本都按照总署奏准的方案，由高级官员主持和督促，中下级官员负责直接测绘工作。期间，大多数省份派员进行实地履勘，参考相关图志进行考订，并以计里画方之法完成绘图。一些地方官还发挥自身主动性，如左宗棠、曾国藩、丁日昌、麟兴等人，在测量、仪器、算法、体例等方面予以改进和变通，并有参用西方测绘技术的情况。最终，各地绘制出一批较为精详的新图，尤其是江苏、安徽等南方省份的地图完成得相当出色。不过，同治朝新绘舆图的成效，离总署的最初设想尚有不小差距。除了较为普遍的延期之外，不仅一些地区所绘之图较为粗略，而且不乏无果而终者。即使是完成质量较高的省份，所绘舆图也在实测和精度等方面存在不足。究其原因，其一，内忧外患交织的环境在客观上影响了绘制新图的进展和质量。其二，当时国内缺乏精通数学和先进测绘技术的人才。其三，一些地方官员也存在对舆图测绘认识不足与敷衍拖延的情形。此外，清廷的筹划与部署也有失误和欠妥之处，这包括没有深刻反思中国舆图在测绘理论和技术层面与西方的差距、缺少对专业测绘人才的选拔和训练、未能专门考虑测绘经费开支的问题，限期半年完成，时间有些过短，等等。进一步言，上述各端问题，又牵涉中外格局、政治理念、知识体系、教育制度等深层因素的制约。而这些盘根错节的制约，非清朝短期之内可以突破。

总体看来，同治朝新绘舆图的成果，主要是在地方治理和后续舆图绘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它未能实现清廷绘图之初衷，特别是未能改变陆地边疆缺乏精细舆图的局面。至光绪初年，此前存在的舆图困境非但未见缓解，反因清朝边疆危机进一步高涨和中外界务交涉日益频繁而更显深重。为应对这一迫切难题，19世纪末期，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地理学者开始搜购和译绘西方地图。与此同时，清廷以续修光绪会典为契机，在全国展开了一场规模更大、要求更高、为期更长的地图测绘活动。

注释：

①对于上述地图测绘，学界均有深入研究。关于康乾三大实测舆图的测绘，可参见汪前进：《〈皇舆全览图〉测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院1990年；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白鸿叶、李孝聪：《康熙朝〈皇舆全览图〉》，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康言：《地理伙伴：绘制清朝时期中国地图的中西合作(1685-1735)》[Mario Cams,Companions in Geography:East-West Collaboration in the Mapping of Qing China(1685-1735)]，莱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17年版。关于光绪《会典舆图》的测绘，可参见王一帆：《清末地理大测绘：以光绪〈会典舆图〉为中心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1年。

②参见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③对此事件，过去专门研究中国地图学史和测绘史的代表性著作基本未予提及，近年有个别学者初步涉及这一问题，但因资料所限，主要着眼于江苏南部地区的情况，且关注重点在地形测绘层面(参见王一帆、张佳静：《同治初年江南地区地形测绘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2016年第2期，第174～188页)。

④相关地图，可参见汪前进、刘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年版。

⑤参见席会东：《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页。

⑥对此现象的解释，可参见宋念申：《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26、265页。

⑦如新近研究指出，《皇舆全览图》中陕西的偏移距离将近60公里(参见韩昭庆等：《康熙〈皇舆全览图〉长城以南地区绘制精度的空间分异》，《清华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第33页)。

⑧参见余定国著，姜道章译：《中国地图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成一农：《“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页。

⑨康熙《大清会典》卷九五《直省总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4804～4805页。

⑩雍正《大清会典》卷一三一《职方总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第8267～8268页。

(11)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卷六三《大清皇舆全图》，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199册，台北：世界书局1988年影印本，第84～85页。

(12)嘉庆《钦定大清会典图》卷八七《皇舆全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2977页。

(13)《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皇舆全图》，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影印本，第1页。

(14)晚清以前的《大清会典》和《大清一统志》所附地图，未能充分吸收康乾实测舆图的成果，特别是摒弃了经纬网绘法，以致精度有限，应与以下因素有关。其一，《大清会典》和《大清一统志》所附地图，有其自身绘制传统，与实测舆图体系有别。其二，康乾实测舆图所采用的西方测绘技术，对清朝官员来说存在理解和运用的困难。其三，今人极为强调的地图“精确性”和“科学性”，在时人看来并非如此重要[参见陈旭：《清代“天下总图”的知识谱系及其近代转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23年，第279页；成一农：《“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第162～165页]。

(15)《皇朝一统舆地全图》，林天人编撰：《皇舆搜览——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明清舆图》，台北：“中研院”数位文化中心2013年版，第90～91页。

(16)《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林天人编撰：《皇舆搜览——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明清舆图》，第86～87页。

(17)魏源：《海国图志》卷二，国家图书馆藏，道光二十四年古微堂刻本。

(18)徐继畬著，田一平点校：《瀛寰志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9页。

(19)有学者对此现象进行了解释，指出地名是二位学者关注的重点，地图不过是其辅助工具[参见马世嘉：《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Matthew W.Mosca,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页]。

(20)姚莹著，欧阳跃峰整理：《康輶纪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18～521页。

(21)参见约瑟夫·康维茨：《1660-1848年法国制图学：科学、工程与国家治理》(Josef Konvitz,Cartography in France,1660-1848:Science,Engineering,and Statecraft)，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于京东：《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地图绘制与国家建构——卡西尼地图与近代法兰西的国家测绘工程》，《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第130～144页。

(22)瓦莱丽·基维尔森：《沙皇的制图：十七世纪俄罗斯的土地及其意义》(Valerie Kivelson,Cartographies of Tsardom:The Land and Its Meanings in Seventeenth-Century Russia)，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23)《奕桂良文祥奏俄国地图呈览并请豫派大员查勘折》(咸丰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到)，《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32页。

(24)《奕奏报遵旨酌拟查勘东西边界大员情形附三：奏报俄夷呈进俄夷地图拟令查勘西界之员会办事》(咸丰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奏折，档号：406013469；《奕等又奏东界地图已有三分西界地图请派出之员向伊犁将军索取片》(咸丰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到)，《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63页。

(25)(28)《附件明谊等奏陈关于筹备查勘西界办法五条》(咸丰十一年)，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11、1211～1212页。

(26)《明谊等奏俄督派员前来会谈并接总理衙门行知改期明年会勘西界折》(咸丰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第1205～1206页。

(27)《北京续增条约》(1860年11月14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0页。

(29)《总理衙门咨查毗连哈萨克布鲁特地图》(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本文所引档案，如非特别标注，均出自该处，下文不再一一标出)，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36-001-02-003。

(30)《理藩院咨覆并无毗连哈萨克地图》(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档号：01-36-001-02-004。

(31)《兵部咨送新疆地图》(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档号：01-36-001-02-005。

(32)《总理衙门送还新疆地图》(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档号：01-36-001-02-006。

(33)《内阁咨送西域地图》(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到)，档号：01-36-001-02-007；《总理衙门送还西域地图》(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档号：01-36-001-02-008。

(34)《明谊明绪豫商事宜五条》(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到)，《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3页。

(35)《明谊奏已咨俄国分界官并派委员赴本境详校折》(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到)，《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册，第217页。

(36)《常清钞录派员查勘地界原奏并绘新疆全图》(同治元年五月初五日到)，档号：01-36-001-02-010；《常清景廉奏派员分赴西南北卡外周围履勘折》(同治元年五月初四日到)，《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册，第231页。

(37)《明谊又奏已于六月二十日抵塔片》(同治元年八月初七日到)，《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册，第365页。

(38)伊·费·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译，陈汉章校：《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25、228页。

(39)布莱恩·哈利：“地图、知识和力量”(Harley Brian,"Maps,Knowledge,and Power")，乔治·亨德森、马文·沃特斯通编：《地理思想：实践视角》(George Henderson and Marvin Waterstone,eds.,Geographic Thought:A Praxis Perspective)，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40)伊·费·巴布科夫：《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859-1875年)》，第235～236页。

(41)《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10月7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18页。

(42)《明谊锡霖博勒果素奏分界已照俄使议单换约以完巨案而顾大局折》(同治三年十月十八日到)，《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70～1271页。

(43)《总理衙门咨取志书》(同治二年九月十七日)，档号：01-36-001-02-023。

(44)《总理衙门咨取新疆志略、大清会典、方略、大清一统志、康熙字典、西藏图志、西域图志等书》(同治二年九月十七日)，档号：01-36-001-02-024。

(45)《武英殿派员赴领书籍》(同治二年十月初八日到)，档号：01-36-001-02-028。

(46)《总理衙门派员领取书籍》(同治二年十月十四日)，档号：01-36-001-02-029。

(47)(48)《请饬各处详绘细图并帖说造册以备查考》(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档号：01-36-001-02-035；《奕等又奏请饬各省勘绘新图折》(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3册，第1003页。

(49)(50)《总理衙门另行函致各处慎密绘图》(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档号：01-36-001-02-036；《奕等又奏密陈勘绘新图之故片》(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3册，第1004、1004～1005页。

(51)《总理衙门绘具地图宜认真慎密办理密片一件钞录并恭录谕旨知照又朱絅斋地图可仿照办理》(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档号：01-36-001-02-038。

(52)按，上列23位官员头衔，因闽浙总督兼任浙江巡抚，实为22人。

(53)《总理衙门具奏沿海沿边省分应令统具地图一折钞录原奏恭录谕旨知照》(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档号：01-36-001-02-037；《封面及目录》，档号：01-36-001-02-000。按，总理衙门清档目录中，标明“信二十三件”，并列出所有寄送对象，但西宁办事大臣出现两次，而没有列入的陕甘总督和河南巡抚日后有收函回复，故本文将收函官员记为24人。

(54)《景纶绘画地图恐半年不能告成动用经费请准开销由》(同治三年三月初一日到)，档号：01-36-001-03-027。

(55)《常清绘画舆图请展限办理由》(同治三年七月初四日到)，档号：01-36-001-03-048。

(56)《遵旨绘呈安徽地图并长江图说折》(同治三年八月十六日)，《曾国藩全集》第7册，“奏稿之七”，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版，第407页。

(57)《特普钦接到绘画地图咨文饬属遵办由》(同治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到)，档号：01-36-001-03-007。

(58)《特普钦密饬所属如法绘图不得草率张皇并将密件收存内署由》(同治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到)，档号：01-36-001-03-008。

(59)《毛鸿宾绘画地图拟延名士专办所需经费捐廉办理由》(同治三年二月二十日到)，档号：01-36-001-03-022。

(60)《广凤等接奉绘具地图折稿俟山雪消化即饬员办理由》(同治三年二月初十日到)，档号：01-36-001-03-015；《总理衙门所拟绘图办法即可照办由》(同治三年二月十三日)，档号：01-36-001-03-020。

(61)《毛鸿宾绘画地图拟延名士专办所需经费捐廉办理由》(同治三年二月二十日到)，档号：01-36-001-03-022。

(62)《毛鸿宾绘图请展限由》(同治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到)，档号：01-36-001-03-088。按，该文件有目无文。

(63)《景纶绘画地图恐半年不能告成动用经费请准开销由》(同治三年三月初一日到)，档号：01-36-001-03-027。

(64)《景纶绘画一节办理稍就惟山僻迂远等处请展限三个月绘送由》(同治三年七月初一日到)，档号：01-36-001-03-047。

(65)《皁保绘画地图请再展限三个月由》(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档号：01-36-001-03-090；《总理衙门绘图一事准予再行展限由》(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档号：01-36-001-03-091。按，上述文件有目无文。

(66)《熙麟现在驻军庆阳尚未到任已密咨护督详绘地图汇送由》(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到)，档号：01-36-001-03-033。

(67)《明绪绘图一节请俟与俄国换约后再将边外地图绘送并希宽限办理由》(同治三年五月十二日到)，档号：01-36-001-03-041。

(68)《常清绘画舆图请展限办理由》(同治三年七月初四日到)，档号：01-36-001-03-048；《总理衙门绘图一事酌量情形再行展限由》(同治三年七月十二日)，档号：01-36-001-03-052。

(69)《明绪现赴伊犁商办军务绘图一事交锡参赞接办由》(同治三年八月初二日到)，档号：01-36-001-03-060。

(70)《徐宗干遵绘地图上游各府请展限由》(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到)，档号：01-36-001-03-063；《总理衙门绘具地图酌量展限由》(同治三年八月三十日)，档号：01-36-001-03-066。

(71)《总理衙门绘具地图照依缓办由》(同治三年九月十二日)，档号：01-36-001-03-073。

(72)《文盛、阿尔塔什达因蒙古争界未能绘图现饬催办由》(同治三年十二月初一日到)，档号：01-36-001-03-092。按，该文件有目无文。

(73)《景纹绘画两藏等处舆图一节已饬催各处赶办先行知照由》(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档号：01-36-001-03-099。按，该文件有目无文。

(74)如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在致总理衙门函中，详述了计划采用的绘图方法，几乎完全依据总理衙门所示绘图之法而行[参见《明绪绘图一节请俟与俄国换约后再将边外地图绘送并希宽限办理由》(同治三年五月十二日到)，档号：01-36-001-03-041]。

(75)《左宗棠详叙认真绘具沿海地图不取美观各情形由》(同治三年二月十三日到)，档号：01-36-001-03-017；《咨复总理衙门绘具舆图情形》(同治三年)，刘泱泱等校点：《左宗棠全集》第14册，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498～499页。

(76)这与左宗棠对舆地之学的兴趣和研究有关(参见孙占元：《左宗棠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309页)。

(77)《总理衙门绘画经费核实办理并缕述绘法由》(同治三年三月初十日)，档号：01-36-001-03-030。

(78)《遵旨绘造江苏全省舆图情形折》(同治七年闰四月二十二日到)，《曾国藩全集》第10册，“奏稿之十”，第124～125页。按，有学者指出，冯桂芬的测绘理念对江苏省地图测绘有较重要影响(参见任桂磊：《从冯桂芬测绘方法看中国近代地图绘制的转型问题》，《历史地理研究》2024年第1期，第134页)。

(79)《饬行清丈条议》(同治七年)，赵春晨编：《丁日昌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1～1074页。

(80)《麟兴绘画地图情形可否以台站为数请示遵办由》(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到)，档号：01-36-001-03-026。

(81)《总理衙门绘画地图转饬各监长遵照章程慎密办理由》(同治三年三月初四日)，档号：01-36-001-03-029。

(82)《明绪绘图一节请俟与俄国换约后再将边外地图绘送并希宽限办理由》(同治三年五月十二日到)，档号：01-36-001-03-041。

(83)《毛鸿宾绘画地图拟延名士专办所需经费捐廉办理由》(同治三年二月二十日到)，档号：01-36-001-03-022。

(84)毛鸿宾等修：《广东图说》，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4页。

(85)郭嵩焘在日记中对其与上述学者讨论舆图问题的情形也有记载(参见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第9册，同治三年四月十八日，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4页)。

(86)《景纶绘画地图恐半年不能告成动用经费请准开销由》(同治三年三月初一日到)，档号：01-36-001-03-027。

(87)《总理衙门绘画经费核实办理并缕述绘法由》(同治三年三月初十日)，档号：01-36-001-03-030。

(88)《毛鸿宾绘画地图拟延名士专办所需经费捐廉办理由》(同治三年二月二十日到)，档号：01-36-001-03-022。

(89)《舆图局详江北舆图请饬在宁开局办理由》，赵春晨编：《丁日昌集》上册，第646页。

(90)《饬行清丈条议》(同治七年)，赵春晨编：《丁日昌集》下册，第1074页。

(91)(98)《特普钦绘送地图并造具细册咨送由》(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到)，档号：01-36-001-03-056。

(92)(99)《玉明、德椿咨送全省地方图册由》(同治三年八月初六日到)，档号：01-36-001-03-061。

(93)《曾国藩奏为遵绘安徽全省并长江图由》(同治三年八月十七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奏折，档号：098977；《遵旨绘呈安徽地图并长江图说折》(同治三年八月十六日)，《曾国藩全集》第7册，“奏稿之七”，第407页。

(94)参见《明谊咨送地图册结由》(同治三年十月十八日到)，档号：01-36-001-03-084；《广凤咨送绘画地图由》(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档号：01-36-001-03-098；《玉通咨送西宁府图册》(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到)，档号：01-36-001-03-096。按，以上文件均有目无文。

(95)参见苏凤文等撰：《广西全省地舆图说》，国家图书馆藏，同治五年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舆图组编：《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页；毛鸿宾等修：《广东图说》。

(96)参见曾国藩等修：《江西全省舆图》，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遵旨绘造江苏全省舆图情形折》(同治七年闰四月二十二日到)，《曾国藩全集》第10册，“奏稿之十”，第124～125页。

(97)因资料所限，本表为不完全统计，但可初步判断，未列入此表的地区，大多未能完成绘图，下文对此有进一步说明。

(100)(101)《遵旨绘呈安徽地图并长江图说折》(同治三年八月十六日)，《曾国藩全集》第7册，“奏稿之七”，第407页。

(102)参见苏凤文等撰：《广西全省地舆图说》。

(103)参见毛鸿宾等修：《广东图说》。

(104)参见曾国藩等修：《江西全省舆图》，第9页。

(105)参见《遵旨绘造江苏全省舆图情形折》(同治七年闰四月二十二日到)，《曾国藩全集》第10册，“奏稿之十”，第125页。

(106)参见《特普钦绘送地图并造具细册咨送由》(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到)，档号：01-36-001-03-056。

(107)《玉明、德椿咨送全省地方图册由》(同治三年八月初六日到)，档号：01-36-001-03-061。

(108)《总理衙门收到全省图册二套由》(同治三年八月十五日)，档号：01-36-001-03-062。

(109)《遵旨绘呈安徽地图并长江图说折》(同治三年八月十六日)，《曾国藩全集》第7册，“奏稿之七”，第407页。

(110)参见王一帆、张佳静：《同治初年江南地区地形测绘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2016年第2期，第178～181页。

(111)《舆图局详江北舆图请饬在宁开局办理由》，赵春晨编：《丁日昌集》上册，第646页。

(112)《曾国藩全集》第19册，“日记之四”，同治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第98页。

(113)毛鸿宾等修：《广东图说》，第6页。

(114)《复杨柳岑书》，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90～491页。

(115)《绘具新疆图说片》(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刘泱泱等校点：《左宗棠全集》第5册，第509页。

(116)关于新疆地图绘制的后续情况，参见刘传飞：《清光绪前中期新疆普通地图的绘制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2期，第130～141页。

(117)参见《会典馆奏折》(光绪十五年七月初十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5册，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按，总理衙门在奏请新绘舆图时并未主张参考《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其原因当在前者旨在通过实测来呈现最新疆域形势，而后者系仿绘地图，且存在底本过旧的问题。

(118)《总理衙门咨取湖北刷印中外一统舆图解禀送本署由》(同治五年九月初七日)，档号：01-34-006-08-001。

(119)参见《曾国荃咨送刷印中外舆图由》(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七日)，档号：01-34-006-08-002。

(120)参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121)《伦敦致总署总办》(庚辰三月十五日)，喻岳衡校点：《曾纪泽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66～167页。

(122)参见刘志惠整理：《曾纪泽日记》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18、1059、1062、1074页。

(123)《总理衙门新疆各界形势宜照章程五条复加测绘咨送本处备核等由》(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一日)，档号：01-17-057-03-003；《总理衙门拟与刘钦使论新疆事宜书》，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八九，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3266页。

(124)毛鸿宾等修：《广东图说》，第2页。

(125)曾国藩等修：《江西全省舆图》，第3页。

(126)参见《进呈江苏全省舆地图说疏》(同治七年)，赵春晨编：《丁日昌集》上册，第23页。

(127)《江苏测绘舆图议》(1914年6月)，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4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6页。

(128)李瀚章等撰：《广东舆地图说》卷首，国家图书馆藏，宣统元年广东参谋处重印本，第4页。

(129)参见马世嘉：《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型》，第306页。

(130)《总理衙门咨取志书》(同治二年九月十七日)，档号：01-36-001-02-023；《总理衙门咨取湖北刷印中外一统舆图解禀送本署由》(同治五年九月初七日)，档号：01-34-006-08-001。

(131)参见任桂磊：《从冯桂芬测绘方法看中国近代地图绘制的转型问题》，《历史地理研究》2024年第1期，第125～126页。

(132)关于“计里画方”是否有助于提升地图精确性，目前学界尚有争议(参见成一农：《对“计里画方”在中国地图绘制史中地位的重新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12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年版，第24～35页)。

(133)罗志田：《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92、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