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革命失败后，深陷政治危机的郭沫若希望通过“写自己的生活”来化解无法直接参与革命的现实困境。流亡日本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自传以期确立革命家的身份认同，但怀疑自传是否具有社会效用令其在写完第一部自传《我的幼年》后一度中断了创作。一封中共高层来信激发了他继续创作的信心，帮助他确立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个人生命史叙述对中国社会性质展开分析的创作方向，成为了其参与社会史论战的重要一环。自传中对走苏俄道路的认同，折射出了郭沫若政治思想的延续性；“以传写史”和“以写史论当下”的创作动机，彰显出了以自传化解政治危机的现实诉求；与此同时，在20世纪30年代自传热影响下，通过自传创作对话革命青年，亦构成了郭沫若转换革命能量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郭沫若；自传；社会史论战；政治危机；自我认同
郭沫若是最早进行自传创作的中国现代作家，时人对此已有共识，胡适在其《四十自述·自序》中就曾提及：“我的这部自述虽然至今没写成，几位旧友的自传，如郭沫若先生的……都早已出版了。”署名H.Y的论者在评价郭沫若的《我的幼年》时也指出：“正式地写自传，又是这般体材的自传，在新文学运动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从1928年创作《我的幼年》始，郭沫若持续创作了多部自传作品，并曾自剖过写作自传的动机：“‘你这样的文章为甚么要拿来发表？’我的解嘲的答案很简单，就是说：‘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不无讽刺地将自己在大革命失败后，尤其是因撰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一系列檄文而遭到政治通缉被迫流亡海外的危机与困顿展露无遗。而正如郭沫若所自剖的：“一个作家离开了祖国，脱离了现实，是写不出东西来的。在日本亡命期间，除了写些自传之外，主要的时间就用到历史研究上。”由此可见，郭沫若的自传创作带有非常显见的现实政治诉求，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深陷政治危机的郭沫若转换革命能量的重要方式。而且早在创作第一部自传《我的幼年》时，郭沫若就明确表达了他创作自传不是为了自我意义上的个人抒情，而是希望借助自传对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制度转换”的社会性质变化展开观察与分析，可看作是他积极参与“社会史论战”的大胆尝试。
本文即希望通过讨论郭沫若自传的写作缘起和思想内涵，揭示郭沫若自传创作的政治实践意义，考察作为政治实践的郭沫若自传是如何充当主体回应时代的方式的。
一 “章鱼吃脚”与“自我恢复”：自传作为方法与确立革命家身份认同
郭沫若在《我的幼年·前言》中谈及自传创作时曾表示他“不是想学Augustin和Rousseau要表述甚么忏悔，我也不是想学Goethe和Tolstoi要描写甚么天才”，着意表现出了对自传自我表述和抒情功能的摒弃。而强调《我的幼年》“没有一事一语是加了一点意想化的”，更显露出对文学家身份的自我否定。正如沈从文在《论郭沫若》中所指出的，郭沫若在自传中“暗示我们的是作者要作革命家，所以卢骚的自白那类以心相见的坦白文字，便不高兴动手了”。
据郭沫若自言，大革命失败之后的1927年末，他“从广东回到上海，不久便害了一场很严重的肠迭扶斯”。出院后郭沫若整理完成了在病床上写就的20几首诗作，以《恢复》题名结集出版。而“恢复”所指的不仅仅是郭沫若死里逃生后身体处于“恢复”状态，更象征着大革命失败后意在恢复革命元气的心理诉求，凝聚着郭沫若希图在“革命转换时期迎接新的战斗”的目的动机，而这一切都由郭沫若对文学家身份的自我否定所开启。
1928年正月十五至二月二十三日，郭沫若在日记中较为完整地记录下了自己的思想变迁，这组日记于1933年整理删改后发表，题为《离沪之前》。在《离沪之前》中郭沫若明确表达了对文学家身份的自我否定。如正月十六日的日记记载：“Anna买回高畠译的《资本论》二册……内山对她说‘很难懂，文学家何必搅这个’。我仍然是被人认为文学家的。”从这一自嘲中不难见出郭沫若对文学家身份的拒斥。而正月二十日日记中的一处自问自答也颇具深意：
——文学家为甚么总是一个苍白色的面孔，总是所谓蒲柳之资呢？
——那是一种奇怪的病人呢。或者也可以说是吃人肉的人种，不过他们总是自己吃自己罢了……人到病时不能进饮食，专靠着消费自己的身体。
无论是“苍白色的面孔”，还是“蒲柳之资”，还是“奇怪的病人”，无不显露出郭沫若对自身文学家身份的不满与否定。
不管是病中写就的诗集《恢复》，还是流亡日本之前的日记《离沪之前》，都显示出了郭沫若试图打破沉闷、重新投入战斗的决心与斗志。《恢复》集中的《怀亡友》一诗，郭沫若借对革命志士孙炳文的怀念，揭示出革命陷于低谷期的现实困境，但尽管“革命势力呀已经是五零四散”，郭沫若却明确表达出“我们现在也没有一个人抱着悲观，我们相信我们是操着最后的胜算”的执着到底的革命意志。“要酿出一片的腥风血雨在这夜间，战取那新生的太阳，新生的宇宙！”郭沫若在《战取》一诗中对昂扬的革命斗志的表达，有意将《战取》抄录进日记都足可见其反抗沉闷、决意奋起的激昂情绪与思想，以及对力图寻求“战取”与“新生”的革命家身份的强烈自我认同。
然而一心想做革命家的郭沫若面临的现实处境却是“沉闷”“混沌”，处于“病中”的，因此如何在革命顿挫期寻求“自救”与“自我恢复”，如何转换形式，以重新投入政治实践，成为了郭沫若确立革命家身份认同的关键。在日记《离沪之前》中郭沫若明确表露出了其认为可行的“自救”之道，记录了自己陪伴三个儿子一起阅读日本儿童杂志《小孩之科学》的经历，他从章鱼吃脚以自救——“章鱼的脚断了一两只，并不介意，有时养料缺乏的时候，自己吃自己的脚。往往有没有脚的章鱼，脚失后可以再生，大概经过一年便可以复元”中联想到“文艺家在做社会人的经验缺乏的时候，只好写自己的极狭隘的生活，这正和章鱼吃脚相类”。之后的日记中，郭沫若再次提及“人到病时不能进饮食，专靠着消费自己的身体”，正是从“章鱼吃脚自救”和“人生病时只能消费自己的身体”中，郭沫若获得启发并寻找到了自救方法，即在革命顿挫时期，可以选择通过“写自己的极狭隘的生活”来转换革命能量，化解无法直接参与革命实践的现实困境。
尽管流亡日本之后郭沫若才开始进行自传创作，但事实上在蛰居上海之时，郭沫若就已然开始思索并决定要以“写自己的极狭隘的生活”这一方法来进行自我“恢复”了。郭沫若流亡海外时期的一系列自传创作正是其在大革命失败后，经历了对文学家身份的自我否定和对革命家身份的自我认同，为了化解自身危机、重新投入革命实践所找寻到的方法。
二 注重社会性质分析：中共高层来信与郭沫若自传创作方向的确立
尽管郭沫若一再宣称其自传创作的政治目的性，《我的幼年》也着意叙写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换的时代变迁，插入了不少关于社会性质或社会关系的分析。如描写庚子之变后的教育变革新象，家塾中的教材及课外读物由传统的四书五经变为“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新书报时，郭沫若即着意置入了社会性质分析：“庚子之变，资本帝国主义的狂涛冲破了封建的老大帝国的万里长城。在一两年前还视变法为罪大恶极的清庭也不能不依照资本社会的模型来改造自己的国度了。”但在实际写作过程中，郭沫若却常常沉浸在对家乡与亲人的思念中，花费了不少笔墨展现故乡四川的乡土风情与父母对自身性格心理的熏染，洋溢着对父母亲情的眷恋，而其因五嫂产生青春期性的萌动和对学堂中同性恋情感的叙写，也充斥着较为强烈的情感色彩与主观情调，逸出了其所设定的以自传进行社会分析的创作意图。《我的幼年》创作于1928年3—4月间，彼时的郭沫若大病初愈即因政治避难流亡日本，自传写作因此不可避免地携带着通过书写童年记忆化解孤独漂泊的情感需要。
《我的幼年》中这难以克服的“文学性”令郭沫若格外沮丧，原本他关于自传创作是有着非常具体详尽的系列写作计划的：“本来还想继续的写下去，写出反正前后在成都的一段生活，欧战前后在海外的一段生活，最后写到最近在社会上奔走的一部革命春秋。”结合其后创作不难看出，“反正前后在成都的一段生活”对应的即是《反正前后》，“欧战前后在海外的一段生活”即是《创造十年》，“革命春秋”则是对应《北伐途次》。但是在完成《我的幼年》后郭沫若却并没有继续写下去，其间中断了一年，郭沫若曾解释过这样做的原因：“这样枯燥的文字，自己在叙述的途中都已经感觉着无上的厌倦了……我便采取了最新式的革命的刑罚：把这个脑袋子锯了下来。”“自己实在有点怀疑，我疑惑我这样的文章对于社会上究竟有无效用……假使白空地写出一些无意识的文字出来，不仅文字是白无意义，连写的本身也就是一项罪恶。”之所以中止自传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郭沫若对自传创作所能发挥到的社会效用与社会影响产生了怀疑，在郭沫若看来，“一言一动都应该以社会的效用为前提……对于理想社会实现上的政治的价值要占一切价值的首位”。
而一封中共高层的来信极大地打消了郭沫若关于自传创作社会效力的疑心与顾虑。郭沫若在《反正前后·发端》中详细阐释了其自传创作方向得以调整与转换的因由，并有意将《反正前后》的创作与一封神秘来信之间建立关联。据郭沫若的叙述，这位神秘写信人是深谙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革命家，很有可能来自中共高层领导。
来信肯定了郭沫若自传《我的幼年》的社会意义与思想价值，认为《我的幼年》“真是有意义的作品……这种现身说法的作品是必要的”，而这正是郭沫若一直以来意在寻找的，帮助马克思主义更好地中国化，更广泛地为人所接受的方式。受到后期创造社冯乃超、李初梨、彭康诸人的影响，郭沫若更为努力地阅读了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的相关理论著述，并着手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作品。但在阅读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真正令郭沫若头疼的是，如何“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而使它中国化”。中共高层来信肯定了《我的幼年》以自传这种“现身说法”的形式来分析社会更容易获得广泛的影响力，这无疑令郭沫若有拨云见日之感，因为这一评价充分确认了郭沫若尝试以写作自传来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好地中国化、大众化操作的有效性。郭沫若不无兴奋地言说这封中共高层来信之于其自传创作所起到的“定心丸”作用，言及“我自己实在有点怀疑，我疑惑我这样的文章对于社会上究竟有无效用……然我何幸在今天却意外地接到了这封未知同志的来信呢”，可见这封重要来信肯定和激发了其继续进行自传创作的信心与决心。
更重要的是，这封高层来信还直接对郭沫若的自传创作提出了明确期待，而且从表达期待的措辞与语气上来看，甚至含有几分下达政治指令或者至少是做出方向性指示的意味：
你的目的是在记述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向资本制度的转换，但这个转换在你那幼年时代其实还未完成。这个转换在反正前后才得到它的划时期的表现……然而它的转换终久还是没有完成，而且运命上是永远不能完成的。中国的资产阶级要想完成它本身的革命，而他的同阶级的帝国主义者却不肯允许。这是资本主义本身中的矛盾，帝国主义者唯一的地盘是不能让中国的幼稚的资产阶级起来占领的。所以中国的幼稚的资产阶级永远只能做帝国主义者的买办，而中国便永远肩戴着一个半殖民地的运命。这个运命果真是永远的吗？不然！解决这个永远的诅咒的威力是无须乎细说的。中国总是飞跃，总是不能不飞跃，自五卅以来年年的事变不已经铁石一样地证明了这个事情。所以我想你想继续写下去的反正前后或欧战前后乃至你最近的革命春秋，无非也就想叙述这些铁石的事实。同志，你假如是这样，我希望你迅速的写下去罢！
这封颇具政治指示意味的来信深刻言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只能充当帝国主义的帮凶与买办，无法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并且明确提出希望郭沫若能够通过自传写作揭示中国当前仍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注重社会性质分析——正是中共高层来信为郭沫若后续自传创作所指明的方向。在此之前，郭沫若一直困惑于如何将自传“编织进他的革命思想谱系之中”，而自《反正前后》起，郭沫若的自传创作展现出了“接受劝告”后的强烈目的性，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携带政治任务的特殊创作，如郭沫若所言“我感谢你的激发，我也接受了你的劝告，我现在提起我全部的勇气来继续我这项工作”，“我现在就把这部书来做我的回信”。而所谓的“接受劝告”即是依据中共高层来信的指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中国社会性质展开深入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正前后》成为了“一份表达郭沫若对中国近代社会与革命的认识的文件”。也正是自《反正前后》始，郭沫若确立起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重社会性质分析的自传创作方向，使得其写作很大程度上具备了转换革命能量的政治实践意味。
三 参与社会史论战的自传创作与郭沫若政治思想的延续
冯乃超在批评郭沫若的自传创作时曾指出：“有许多青年很大的期待等候作者的小说，但是他们当《我的幼年》及《反正前后》出来过后，表示失望。”造成青年读者期待视野落空的主要原因就是郭沫若在自传写作中有意放弃了对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转化为一种偏向于社会性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构。对此沈从文也曾表达过相类的观察，他认为《反正前后》“给了年青人以好的感想，它那同情的线是为‘思想’而牵，不是为‘艺术’而牵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成为了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与关注，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自20世纪20年代末掀起，一直持续到抗战全面爆发。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中国革命该往何处去展开的，而为了明确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必须先弄清楚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因此社会史论战尽管形成了诸多学术性尤其是历史学领域的讨论成果，但从论战动因与缘由上来看，则带有非常显见的现实政治诉求。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理论分析中国古代历史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即是其积极参与社会史论战的重要成果，也被视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端。不过，容易被忽视的是，郭沫若的自传《反正前后》《黑猫》等也是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个人生命史叙述而对中国社会性质展开深入考察的参与社会史论战的大胆尝试。阿英在《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中即曾颇具洞见地指出郭沫若的“‘我的幼年’与‘反正前后’，是用着新的方法在描写他的童年和反正前后，唯物的分析这两个时代”。
《反正前后》1929年出版不久即被查禁，1932年现代书局将其更名为《划时代的转变》重新出版发行，无论是改版后的标题还是扉页的作品介绍都对郭沫若创作自传的政治意图多有揭示：“他抓住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向资本制度转换期中的主要现象，以他自己的思想的转变上完全表现了出来。”揭示出其以自传进行社会性质分析的创作动机。与《我的幼年》相比，《反正前后》滤去了不少有关私人生活与个人情感的书写，而更多地围绕“思想认识”选择材料与组织情节，以郭沫若在成都分设中学读书期间经历1911年夏早开国会请愿会议与四川保路运动的回顾叙事为中心，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问题展开了理论透视与分析反思。
而郭沫若自传中对发动政治革命走苏俄道路的认同，折射出了其政治思想的延续性。从1924年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起，郭沫若就逐渐开始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逐渐从追求个人主义的浪漫的“纯粹的文学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1924年8月9日在致成仿吾的书信中郭沫若即曾明确宣告过他的思想转向：
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斯主义的信徒了！……我们现在不能成为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文学家，纯粹的艺术家，纯粹的思想家……芳坞哟，我现在觉悟到这些上来，我把我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法全盘改变了……我现在是醒定了，芳坞哟，我现在是醒定了。以前没有统一的思想，于今我觉得有所集中。以前矛盾而不能解决的问题，于今我觉得寻着关键了。
而在经历与孤军派、醒狮派的论战，在得到瞿秋白的理论认同和推荐下，郭沫若赴广东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之后参与北伐，并在南昌起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想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认同是逐渐深化的。在大革命失败、隐匿上海期间，郭沫若也没有间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集中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细察《离沪之前》可知，仅在1928年正月至二月一个月时间内，郭沫若就曾在正月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一、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等多天阅读过《资本论》与唯物史观公式，以及瞿秋白译介的郭列夫《无产阶级之哲学》中的《艺术与唯物史观》一章等马列经典著作，并且尤其注重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唯物史观的消化与思考。而此一时期集中的理论补课也为之后《反正前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在《反正前后》中郭沫若主要通过“现身说法”的方式，通过回溯其所亲历的早开国会请愿运动，揭示出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无望，着意暴露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与未完成性。此外，郭沫若还力图呈现辛亥革命并未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与主要矛盾。《反正前后》花费了不少笔墨揭露苟延残喘的封建社会制度所存在的种种弊病，集中批判了四川总督尹昌衡与胡景伊忙于权力争斗无心改造社会与造福国民的反动行径。在自传《黑猫》中郭沫若通过叙写辛亥革命后乡间土匪猖獗，本土与客家人之间因势力斗争频繁引发斗殴凶杀，买办资产阶级为了做官方便，成都一夜之间城内四五十家速成法政学校遍地开花，以及四川军政机关及教育界诸种腐败问题，着意揭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并未得到改变，乡间与城市依然充斥着种种危机与乱象。
郭沫若在自传中反复表达与确认辛亥革命后中国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折射出其以自传创作为方法参与社会性质论战，希图对话以陶希圣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倾向于认定中国当时已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动机。这一意图在《读〈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已然表达得很清楚，郭沫若在读罢陶希圣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一书后，草成《读〈中国封建社会史〉》一文发表在创造社的理论刊物《新思潮》上，郭沫若意在揭示，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由于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无力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无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才是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隐蓄着对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的判断。
而这一判断与观点早在1925—1926年间在与孤军社郭心崧、林灵光等人的论辩中就已逐渐形成。郭心崧在《中国经济现状与社会主义》中指出“中国内则产业还未发达，外则在于资本主义各国注视之下，欲蔑视环境，举行社会主义革命，非但成功之可能性很少，恐怕反会阻害产业上之发展”，林灵光在《读了〈穷汉的穷谈〉并〈共产与共管〉以后质沫若先生并质共产党人》中也明确表示，“我们只须采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而不变更现经济制度，已可达到共产的目的，且可免除时机未熟之社会革命的危险了”，都认同在不改变国家现有社会性质的前提下，通过采取社会主义政策，继续在中国维持和发展资本主义。其中，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主张远未触及政治革命的范畴，显然是受到了他们的老师河上肇的影响。作为经济学家的河上肇，“并没有对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做出区分，从而不可能认识到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重要意义。河上肇甚至诉求在保持现有政权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从而以不流血的方式进步到共产主义”。郭沫若对此显然十分不认同。早在1924年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过程中，郭沫若就敏锐地意识到国家政权的性质之于社会革命的重要性。以郭沫若的观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只有发动政治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才能救中国，明显流露出对十月革命的憧憬和对走苏俄道路的认同。
而郭沫若后来在自传创作中，如在《反正前后》中多次强调“中国的觉醒了的新兴资产阶级，任你怎样的努力，怎样的挣扎，总不外是一个沐猴而冠，总打不破这样一条宿命的金刚罢”，辛亥革命“形式上虽然号称革命，而实质上则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成功，它一直到现在都还脱离不了封建的势力”，否定资产阶级作为中国革命领导阶级的可行性，强调必须彻底地和帝国主义作斗争，必须彻底地改变中国现有的社会性质，希图通过政治革命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无不折射出其政治思想的延续性，是对经历了批判地接受河上肇的部分理论及与孤军社的论辩分歧后所形成的坚持走苏俄道路政治思想的发展与延续。
四 “以传写史”与“以写史论当下”
那么，郭沫若何以选择用自传这一回忆文体来阐释时代？这或可从他对自己进行中国古史研究的目的阐释中找到原因：“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而在《读〈中国封建社会史〉》中郭沫若也强调：“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每每要求我们回顾过往的轨迹。中国近来渐渐生出了对于中国社会的史的研究，就是这个动机的表现。”郭沫若正是希图以“清算过往”重新分析历史的方式来确定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从而帮助中国革命认清前路。这一意图非仅局限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写作中，也体现在其流亡海外的一系列自传创作中。
冯乃超评价郭沫若“能够用社会学者的态度去观察”，充分揭示出了郭沫若注重社会性质分析的自传创作特色。而郭沫若在自传创作中主要是通过“以自己看出一个时代”与“以现在的眼光写过去”这两种方法展开社会性质分析的。
不仅郭沫若自述过其自传创作的重要方法是“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申报》1932年1月21日登载的现代书局售卖广告中对《反正前后》的描述也是“记述作者在辛亥反正前后之生涯和当时社会变革之真相”。在《反正前后》中，郭沫若对个人生命经历的叙写也多是围绕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变革展开的，从“在嘉定中学校里被开除说起，说到上成都读分设中学……写到川汉铁路的情形，国有商办的争端，保路同志会的成立，清廷的应付，和端午桥岑春煊的剿抚激起革命，直叙到反正后，赵尔丰的被杀，尹昌衡遇刺客才止”。而其在以展现封建包办婚姻为主要内容的自传《黑猫》中，也着意将自身婚姻悲剧与封建婚姻制度相关联，并有意将个人婚姻悲剧上升为具有普泛意义的社会共性问题：“一九一二年，这便是中华民国的元年。这一年在我是有两重的纪念：第一不消说就是我们的中国说是革了一次命，第二呢是我自己结过一次婚……这也是那种过渡时代的一场社会的悲剧。”着意将个人婚姻悲剧与辛亥革命后中国依然没有摆脱掉封建社会诸多弊病的社会性质判断相关联。郭沫若在自传创作中有意将个人生命与时代历史相同构，正是希望通过个人生命史叙述对中国社会性质展开深入考察。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自传作为郭沫若参与社会史论战的方法被赋予了“以传写史”的责任与使命。
而在“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之外，“以现在的眼光去分析”过去种种，并有意识地对过去的思想认识加以校正和反思更是郭沫若自传创作的重要特色。正如《申报》在关于《反正前后》和《黑猫》的宣传广告中所指明的，“郭沫若先生将自己的过去种种用现在的眼光去分析，更能够用社会学者的态度去观察”。为了彰显当下的政治主张与思想立场，自《反正前后》开始，郭沫若就格外注意将自己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后所形成的思想认识与自传中所叙及的过往的思想态度相对照。如《反正前后》中郭沫若在叙写自己就读于成都分设中学时期英文老师英文程度极低，讲课老是望文生义、误人子弟的相关内容时，就有意将学生时代凭直觉生发的印象感受与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影响后的思想认识相并置：
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为甚么会发生出这种现象的原因，即使要追求它的原因也只是在个人的良心或者是社会的道德上去寻求，所以不是归之于社会的腐败便是归之于个人的昧良，更进一步便是说整个精神文明的堕落……
我们现在不消说是已经知道了，很明白的知道了……外国人到中国来所施行的教育不消说只是在教育奴才，我们从外国请来的一些导师不消说都是些他本国不要只能到这半殖民地的海外来投机的妖怪，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你怎么能够希望它有甚么好的教育，有甚么好的人才出现呢……中国是只有飞跃的，有产阶级的文明虽然无法产生，然而无产阶级的文化的素质它已充分具备着了。
两相对照之下，无疑更有利于凸显作者当下的思想主张与革命信仰，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所滋生出的资产阶级文明是畸形不足的，但却孕育和攒聚出了无产阶级文化的力量。
在其后创作的自传《黑猫》中，郭沫若逐一回溯和暴露了辛亥革命后铁路学校停办、川路公司停摆，未能实现革命预期，无法实现产业振兴的社会现实，并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未能实现社会性质和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变作出了分析，而他所采取的阐释方式依然是将归咎于官员个人腐化的学生时代的思考和意识到民族资产阶级受制于帝国主义得不到独立发展因此无力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现阶段的思想认知相并置：“我在当时自然不曾想过除开满清政府和旧时的封建社会之外还有一种大怪物，使你中国的铁路乃至其他的产业都无法经营，那经营铁路及其他产业的人都不能不腐化，我只以为这是我们大哥耽溺于腐化的生活而遗误了国家的大业。”如此操作，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所坚持的政治立场与主张无疑变得清晰可见并得以凸显。
而这正是郭沫若以自传作为方法参与社会性质论战的重要原因。自传作为一种记忆书写，着眼点不在过去而在当下，是立足于现实处境与心态对过去经历的选择重组，包孕着“以写史论当下”的目的动机。而这一动机不唯体现在郭沫若的自传创作中，其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历史小说也都处在这一思想发展的逻辑延长线上。郭沫若先后创作了《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秦始皇将死》《楚霸王自杀》等历史小说，后结集为《豕蹄》于1936年出版，在《豕蹄·序言》中郭沫若指出，其“目的注重在史料的解释和对于现世的讽喻……在这个集子之前我也做过不少的以史事为题材的东西，但我相信聪明的读者，他会知道我始终是站在科学的现实的立场的。我是利用我的科学的智识对于历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释或翻案”。强调“始终站在现实的立场”，揭示出了郭沫若20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学术与文学创作活动，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自传创作、历史小说创作等所蕴含的共同追求与政治命意，即注重与现实对话，通过“以写史论当下”的方式向外界传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思想认识。
这一时期的郭沫若流亡海外，处在政治避难期，无法直接从事革命实践，国内严酷的出版审查环境也导致其只能选择以“写史”这种曲笔的方式参与到思想界论争中去。郭沫若 “以传写史”和“以写史论当下”的自传创作动机，彰显出了其意在化解政治危机的现实诉求。自传创作看似是回忆书写，却处处渗透着他“心忧革命”的现实政治关怀，而这也是郭沫若选择以自传这一形式参与社会性质论战的重要考量。
五 对话革命青年：郭沫若与自传热
此外，对话青年的强烈政治诉求也构成了郭沫若自传创作的重要动机。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在市川安顿下来后，创造社同人成仿吾去欧洲途经东京时曾去看望过他，并告诉他国内谣传其已被押解回国秘密杀害，北平的报纸登载过相关消息，还有青年专门为他写了悼念长诗。郭沫若听后十分感动，他表示：“国内国外的年青朋友们这样对于我关心，不是他们给予了我无上的安慰和鼓励，不是他们使我感觉着有强有力的支柱在扶持着我吗？无论在怎样环境中，你得拿出勇气和耐心来，更坚毅地生活下去。你虽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工作岗位，你不应该专门为全躯保妻子之计，便隐没下去的。”充分体现出了郭沫若虽深陷政治危机，却依然意在参与社会革命的强烈愿景。事实上，漂泊海外的十年间，郭沫若始终心系革命。他十分羡慕自己的老友成仿吾能够参加长征，翻越雪山草地胜利到达陕北，寻找到新的革命根据地。“虽然蛰伏在海外，但他随时关心着中国革命的未来”。
自1928年起，连续十年间，郭沫若先后创作了《我的幼年》《反正前后》《黑猫》《创造十年》《初出夔门》《北伐途次》《创造十年续编》等多部自传作品。他的一系列自传创作的出炉，也与20世纪30年代的自传创作热潮密切相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一个自传创作与出版热潮，作家自传一时间成为了最受青年读者欢迎的读物之一。以《良友》画报为例，自1930年第45期始，“现代成功人物自传”专栏连续刊载了7篇现代成功人物自传，传主包括著名画家徐悲鸿、足球名将李惠堂、医学家丁福保、教育家邝富灼、交际博士黄警顽和女权运动者王立明等数位成功人士。1935年1月《良友》半月刊重新恢复为月刊之际，《良友》“又组织了一批自传，每期刊出一篇”，结果同样深受读者欢迎，“编辑部经常收到读者来信，表示赞许”。其中一位来自长沙的读者写信表示“《良友》每期的‘名人生活回忆录’给我非常的感动……我特地写信给你们致谢，并望你们能继续多登几篇”。读者写信要求杂志社能够“继续多登几篇”的正向反馈反映出了自传深受读者喜爱的情况。而另一封读者来信，更是准确点明了名人自传由于很好地满足了青年读者的期待视野与阅读趣味而广受追捧的原因：“他们的奋斗历程、苦学经过，往往能启发年轻人立志奋发……成功人物生平的介绍，既非说教，只以真实人物的事例作楷模，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给人教益。” 由此可见，自传尤其是名人自传广受青年读者欢迎。郭沫若之所以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了一系列自传创作，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希图以分享个人生命经历的方式对话青年，特别是对话大革命失败后处于困顿迷茫的革命青年，通过坚定地传达政治思想与革命信仰以期实现其政治意图的落地。
那么，郭沫若自传创作的政治效用究竟如何呢？从读者接受上不难看出，首先，郭沫若的自传创作在出版实绩上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反正前后》“一九二九年出版，即轰动一时，后因某种误会，停版将及二年，现因读者纷纷要求再版”，改名为《划时代的转变》后出版。傅润华立足于“认识输出”这一角度，认为《反正前后》达到了郭沫若所预设的政治意图：“《反正前后》，颇能畅所欲言地，发抒他这一种认识，所以在他自己本意方面看，或是在他著书意识方面看，这本书是成功的。”黄伯钧在为《黑猫》所写的书评中也指出，“我以为郭先生在写着小说，但是他所研究的可还是另一种非热情的东西”，“非热情的东西”揭示出了郭沫若自传拒斥文学性而注重现实政治诉求的创作意图，在《我的幼年》之后，郭沫若调整了写作方向，从个人情绪的抒发转向有意识有目的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重社会性质分析的尝试与探索，尽管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青年读者们渴望阅读到郭沫若有关“革命春秋”的期待视野有些落空：“不爽快地想他那XXXX的坚苦生涯首先‘暴露’出来似乎更能满足我们的热望”，但从读者反馈上看，郭沫若有意通过自传创作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好地中国化、大众化的目的确乎被青年读者们接收到了：“能使我们更不囫囵吞枣般地，更能够分析地，切实地接收着他的见地，对于我们读者，尤其是对于奔马般的热情青年，效力是更加强烈的了。”就连沈从文也在《论郭沫若》中对郭沫若通过《我的幼年》与《反正前后》鼓动青年的做法有过评价，称郭沫若是“在年青人心上，注入那爆发的疯狂的药”。由此足可见，郭沫若以自传创作的方式转换革命能量、对话革命青年的意图得到了有效实现，并一定程度上与青年读者展开了良性互动。
除了在与青年互动的过程中发挥了社会效用之外，郭沫若自传的政治实践意义更是得到了中共高层的认可与确证。抗战时期，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写给郭沫若的书信中言及：“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1945年9月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与郭沫若见面时也曾专门提到：“你写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郭沫若重新提笔叙写《反正前后》，正是来源于中共高层的理论激发与政治指导，而毛泽东的致信与面告郭沫若又反过来进一步肯定了《反正前后》的政治意义。
总的来看，郭沫若的一系列自传创作使其流亡海外时期无法直接投身革命活动，从而选择以自传作为方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社会性质分析，将个人生命经历与社会发展变迁相融合，有意识有目的地参与社会性质论战的政治实践方式，他通过“以自己看时代”与“以现在的眼光写过去”，赋予了自传“以传写史”的责任使命和“以写史论当下”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自传作为一种成功的青年读物在20世纪30年代兴起也引起了郭沫若的极大兴趣，通过自传创作对话革命青年，也是其所寻找到的化解政治危机、转换革命能量的有效途径。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文化教育中心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