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 第3期
[摘 要]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所形成的“中心—边缘”文化格局中，非西方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文化依附与主体性失落的困境。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厚植文化自信底蕴，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枷锁；激发文化自为活力，摆脱“文化依附”的发展困境；以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强化文化担当意识，超越“零和博弈”的传统格局，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当代重新建构，推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通过“第二个结合”建构文化主体性的成功实践，为破解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推动文明现代转型拓宽了认知视野，为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思路，为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凝聚国际社会合作共识明确了价值遵循，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人类解放新道路描绘了光明前景，对“全球南方”国家超越“中心—边缘”文化格局、共绘人类文明新画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第二个结合”；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
“中心—边缘”范式是近代以来全球文化格局的主导叙事，是西方中心主义设置的文化霸权陷阱，通过将世界文化划分为主导性“中心”与依附性“边缘”的二元对立结构，达到侵蚀后发国家的文化主体性，使其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文化自卑与文化盲从困境之中的目的。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持续深化、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关键时期，“中心—边缘”文化格局依然深刻影响着全球文明秩序，成为阻碍多元文明平等交流的桎梏。如何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秩序、摆脱文化依附的被动局面、自主建构文化主体性，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关键课题。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申了“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明确提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的重大论断，系统阐述了文化主体性的形成逻辑。“第二个结合”绝非简单的理论拼接或文化调和，而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的古老文明、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的深刻的文化主体性建构工程。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推进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当代建构，既是对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历史之问的回应，也是对全球文化不平等格局时代命题的破解。以“第二个结合”为切入点，探讨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及其世界意义，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第二个结合”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机理，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发展中华文明提供学理支撑，而且能够为“全球南方”国家打破文化霸权、跨越文明隔阂、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重要动力，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破除人类文明等级秩序、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天下情怀与使命担当。
一、“中心—边缘”文化格局与文化主体性失落困境
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不仅造成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不平等，更逐步确立起以西方为“中心”、非西方为“边缘”的文化格局。在这一格局中，现代化、文明与进步的定义权被西方垄断，非西方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文化依附与主体性失落的困境。这一由资本逻辑催生、经由意识形态再生产不断维系的不平等文化格局，既是理解当今时代全球文化发展问题的重要语境，也为探讨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中国范式提供了问题缘起与现实参照。
（一）西方文化殖民与“中心—边缘”文化格局的形成
文化殖民绝非孤立的文化现象，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性扩张的产物，始终依附并服务于资本全球增殖的要求。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的空间运动规律，他指出：“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所谓“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是指资本为加速流通、缩短周转时间而不断改进交往手段，从而在时间上压缩空间距离，使全球市场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结的整体。资本的无序扩张本性，决定了它必须不断突破地域界限，将一切尚未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卷入资本运动的洪流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资产阶级不断开拓世界市场，生产与消费的世界性关联呈现出日趋紧密的趋势。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逐，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突破地域界限，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中心国家剥削边缘国家”的经济秩序。然而，从资本的空间扩张到文化意识形态的生成，仅停留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层面尚不能充分揭示其转化的逻辑。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早已表明，意识形态并非独立悬浮的作为思想王国的精神现象，而是根植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之中，意识形态的产生与变化始终与物质生产条件紧密相连。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沿用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提出了三元空间辩证法。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的建构是由空间性实践（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空间的表征（经由知识与权力构想的抽象空间）与表征的空间（主体亲历的象征性生活空间）三者共同构成的关系场境。在三元空间辩证法的观照下，资本的空间扩张不仅重塑了“空间性实践”即全球的物质生产格局，更通过“空间的表征”深刻地塑造着人们对空间秩序的理解方式与价值判断，进而将这种不平等的空间结构，内化为边缘地区的主体在“表征的空间”中的生活体验与文化认知。也就是说，不平等的空间结构并非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而是经由“空间的表征”的生产转化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被标榜为“启蒙”“文明”“现代”“进步”“先进”等，被确立为衡量一切的“中心”标准。而不符合或无法解释这一标准的其他民族文明则被贬斥为“蒙昧”“野蛮”“传统”“停滞”“落后”“未开化”等，被置于话语与认知的“边缘”地带。“中心”地带不仅垄断了物质生产与政治权力，更垄断了对“现代性”“进步”“理性”的定义权与解释权；“边缘”地带则在接受这些定义的同时，逐渐丢失了自我表述的能力，其历史经验与价值体系沦为需要被“中心”地带审视、改造或拯救的对象。
从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来看，这种由资本空间运动所形成的文化意识形态与“中心—边缘”文化格局，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逐步形成并不断稳固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西方以暴力掠夺为主要手段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本，将血腥的殖民掠夺粉饰为“开化未开化民族”的使命，宣称帮助殖民地走上“真正的救赎之路”，以此为其武力征服披上神圣的外衣；到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西方在加紧掠夺全球资源和抢占世界市场的同时，在殖民地建立西式教育体系、强制推行宗主国语言、灌输西方价值观念，瓦解殖民地民众的本土文化认同与反抗意志，为经济殖民的纵深推进扫清思想障碍；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西方掀起瓜分世界、抢占殖民地的狂潮，通过将“西方中心论”“社会达尔文主义”“文明等级论”嵌入学术领域，不断固化“文明与野蛮”等二元认知，从思想上巩固殖民等级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传统殖民体系逐步瓦解，西方转而借助经济援助附加条件、文化产品隐性输出等手段，将自身发展模式与价值观念强行包装为现代化进程中唯一的文明进步范式，为其推行新殖民主义和延续全球剥削秩序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辩护。正如陈先达先生所指出的：“西方文明优越论和以救世主的姿态向外输出西方文明与文化殖民，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几百年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观。”因此，文化殖民绝非所谓的文明对野蛮的启蒙与馈赠，而是资本全球扩张所必然催生并不断维系的意识形态工程。它使得“中心—边缘”的空间等级结构在文化层面获得了自我论证与自我再生产的机制，从而以更为隐蔽而持久的方式维护着资本全球积累的总体秩序。
（二）非西方文明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依附与主体性失落困境
在“中心—边缘”不平等的文化格局下，非西方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容易陷入文化依附与主体性失落的困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自我合法化的线性历史叙事，将自身文明描绘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普遍标准”，潜移默化地重塑着殖民地民众对文明形态与发展路径的认知。而文化殖民的深层危害，在于它会催生被压迫民族内部的“自我殖民”心态。部分被压迫民族把“他者”规范内化为“自我”规范的参照，片面批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发展道路，在内部瓦解民族凝聚力与文化自信心，最终形成对西方的文化依附心理和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危机，导致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消解。而这恰恰呼应了资本全球扩张的内在逻辑，即经济上的剥削需要精神上的顺从作为保障，当被压迫民族从思想上认同自身的“边缘”地位时，便不会再质疑“中心国家剥削边缘国家”的不平等秩序，甚至还会主动配合这种秩序的维系与再生产。这种由思想控制形成的“自愿依附”，远比暴力统治更具渗透性与持久性。即便殖民体系瓦解，“中心—边缘”格局仍能通过被压迫民族的认知内化持续发挥作用，成为制约被压迫民族实现民族复兴与文化自信自强的深层精神桎梏。时至今日，不少曾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和地区，其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仍然带有前宗主国的文化印记，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当然，也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在特定历史阶段选择自我封闭。这种选择看似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实则是在外部强势压力下对外来文化的消极排异，其结果是桎梏了本民族文化生命力，最终必然导致本民族文化陷入僵化停滞状态，同样会丧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清朝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清政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固守自身的发展模式与文化体系，严格限制中外经济文化交往交流，看似守住了本土文化的疆域，实则因拒绝吸纳人类文明成果、切断与世界发展大势的联结，让民族传统文化失去了革新发展的契机而日趋僵化。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与强势冲击下，这一举措使得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一步步陷入了被动落后局面。由此可见，“全盘西化”与“封闭自守”看似相反，但其核心症结实则同源，即未能在“中心—边缘”的不平等格局中坚守并激活自身的民族文化主体性。前者在文化依附中陷入“自我消解”，后者在封闭禁锢中走向“自我停滞”，两者终究都会陷入民族文化主体性失落的困境。
二、从“第二个结合”看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中国实践
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问题，源自近代以来中国被动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而引发的现代性危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不断冲击并挤压中华文明原生的自主发展体系，中华文明从自主发展的文明形态沦为被西方定义和审视的文明形态。因此，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只有摆脱资本逻辑宰制、对传统私有制与旧生产关系实行根本性变革、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自主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对文化主体性建构问题的回应。
（一）厚植文化自信底蕴，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枷锁
作为世界古老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依托广袤的农耕文明沃土与多元民族的交融互鉴，逐步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融合诸子百家思想精髓的稳固而鲜明的文化体系。中华文化既具备内生性的自我革新力，又拥有极强的传承韧性、凝聚力与辐射力，使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东亚文明格局的“中心”位置。正如北宋思想家石介在《中国论》中阐述：“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其军事实力与经济优势强行冲击中国传统秩序，试图将中华文明纳入西方现代文明体系之中，不断解构中华文化的“中心”地位与“辐射”势能。面对由屹立于世界文明之巅到被人视为文化边缘的巨大落差，以及西方工业文明的绝对优势，诸多知识分子开始陷入认知迷思，将近代以来被动挨打的根源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赋予西方文化先进性和优越性色彩，甚至主动抛弃中华文明的主体身份，主张以“全盘西化”作为救亡图存之途。正如我国现代哲学家贺麟所描述：“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即便是到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由于现代化经验相对匮乏，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盲目推崇西方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的不发达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唯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对于非西方不发达国家来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这种“言必称西方”的错误观点，在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在本土思想文化领域的内化，制约着中国人民对文化发展路径的分析和判断。要破除由资本逻辑主导的文化霸权与认知迷障，就必须立足自身文明根基，确立起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此重塑民族文化的价值立场与发展方向。
文化主体性体现为在文化自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坚定的文化自信，是对在实践中形成的文化成果和价值观念的认同与肯定，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念。“有了坚定的文化自信，就能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产生深刻认同和坚定信念，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就有了底气和力量，也就有了自觉性和能动创造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就能名副其实地展示出来。”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深刻洞悉近代以来文化发展的历史困境，清醒认识到文化主体性对于民族生存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从而进行了文化主体性的自主自觉建构，在思想文化领域实现了从被动回应西方文化冲击到自主掌控文化发展方向的历史性转变。在“第一个结合”的推进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多地被视作塑造中国具体实际的文化基调和背景，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融通尚未成为理论建构的核心议题。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纵深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成为必然，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成为关乎文化发展方向的重大理论与现实议题。“第二个结合”把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国家文化建设的战略高度，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定位，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国具体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理解、认知”，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达到了新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作出的双重肯定：一方面，它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果证实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现代化的“阻力”，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要前提与内在支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上也能结出现代化的丰硕果实；另一方面，它引导中国人民以自主姿态重新审视自身文化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唤醒了中国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和坚定自信。“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魏征《谏太宗十思疏》）文化是民族的根，一个文脉断流的民族，何谈文化主体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文化对于民族生存发展的核心意义。当一个民族的自信不再源于“他者”的评判和承认，而是源于自身文化的内在吸引力，源于自身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成功实践时，那种在“全盘西化”与“封闭自守”之间摇摆的“内生性”危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这不仅巩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以自主文化立场重新确立了中华文明在全球文明格局中的定位，更以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方案打破了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中心主义”对现代化路径的垄断性叙事，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文化视角与实践参考。
（二）激发文化自为活力，摆脱“文化依附”的发展困境
作为诞生于西方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便与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碰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五四运动时期，有些知识分子对两者关系形成“互相冲突”的片面认知，将其视为两种不可调和的思想体系。其中，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将批判矛头指向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认为其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与民主科学的时代精神根本对立；以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等为代表的“尊儒反马”者则坚定捍卫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这些主张更多是在“体用”层面探讨文化，而文化主体性最终体现为能动地实现文化的自主更新，要巩固文化主体性，就需要回答“如何进行文化创新”这一问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政治报告，首次系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就表明全党以唯物史观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改革开放后，学界出现了“对立说”和“并存说”两种观点：“对立说”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与国学研究对立起来”，“并存说”则提出中国需要儒家思想，主张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中国哲学新体系。对于如何处理两者关系，实现文化的创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不懈探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文化主体性意味着文化自为，是对自身文化价值体系进行的自觉阐释与创造。“自为”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黑格尔哲学体系中。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唯有精神的东西才是现实的；精神的东西是本质或自在而存在着的东西——自身关系着的和规定了的东西，他在和自为存在——并且它是在这种规定性中或在它的他在性中（Auβersichsein）仍然停留于其自身的东西；——或者说，它是自在而自为。”他在《逻辑学》中指出：“于是自为之有的观念性，作为总体，首先转化为实在，而且转化为最牢固、最抽象的实在，即一。”黑格尔所讲的“自为”，是精神在自我规定中保持自身同一，始终是绝对理念自我展开的内在环节，其主体是思辨精神而非现实的个人。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将“自为”从纯粹精神的思辨运动，改造为现实的人在实践中不断生成自身主体性的现实过程。因此，文化自为是人们在实践中对自身文化价值体系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建构。置于当代中国发展语境中，文化自为集中体现为中华文化的自主更新与创新发展，即立足时代发展要求，超越古今、中西、体用二元对立框架，对传统文化基因进行选择性萃取、结构性重组与创造性转化，最终建构起融汇古今、贯通体用的新的文化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于不同的时空语境与历史方位，“在思想文化维度上存在异质性，然而，两种异质性的思想文化的碰撞，却往往也能孕育更加具有生命力的新的文化形态”。更为重要的是，两者均是视域广阔、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社会理想、价值立场、实践理念、辩证思维、批判思维上存在高度契合性和协调性，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时依然可以承接中华文明既有的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的构想，均饱含对剥削压迫的批判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马克思主义以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美好目标，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仁者爱人”等民本思想，同样蕴含深厚的人民性底色；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务实思想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相生、物极必反等朴素辩证观念在理论化程度上虽然不同，但在反对静止片面的思维方式上遥相呼应；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剥削的深刻批判，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损不足以奉有余”式贫富悬殊的批判精神高度契合。这种“异”与“合”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两者“结合”的张力与基础：承认异质性，意味着“结合”不是简单“嫁接”或“套用”，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化用”与“提升”；把握契合性，则意味着“结合”不是外在“拼盘”，而是有机“融合”与“贯通”。正是基于这一前提，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通过“第二个结合”在“旧的文化生命体”基础上孕育出诸如“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等新概念新话语新论断。中国共产党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治国理政的新高度，用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理论指引，独立自主地审视和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实际问题，有效辨析并突破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其文化话语的垄断，成功摆脱文化发展和道路选择过程中的“依附”困境，实现了从文化自信到文化自为的跃升。
（三）强化文化担当意识，超越“零和博弈”的传统格局
西方文化传统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和本国优先底色，将个人价值和国别价值置于优先地位，注重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实现以及本国利益的优先地位；同时习惯于把事物划分为对立的两极，如胜与败、善与恶等，认为一方之所得必为另一方之所失，强调非此即彼的极端性。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传统，直接影响其文明演进的历程与发展道路的选择。西方个人主义与二元对立的文化传统，本质上是资本扩张内生的竞争性、排他性和征服性在文化上的表达。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将国际秩序视为“你输我赢”的博弈场域，引发“修昔底德陷阱”担忧。为攫取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维系霸权地位，西方国家四处兜售“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文明一元论”“文明优越论”等论调，试图改造或者取代其他文明，否定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价值，这进一步加剧了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与分歧。
文化主体性体现为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即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能够自主自觉地实现自身的创新性发展，“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平等参与人类文明对话，而且能够主动担负起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使命，有能力为解决全球发展问题、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思路和办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当代建构，不是回归中国古代史中的“天朝上国”“中央之国”，而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世界之中国”担当现代文明国家之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与西方文化传统不同，中华文化在对待外来文化时表现出了和平、包容、交融、互鉴的显著特征。“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处世准则，“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道德追求，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构筑了我国同周边国家的邻里互助关系，也超越了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和“零和博弈”思维，为世界文明描绘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图景。“由于中国独一无二的连续文明和独一无二的广土巨族国家，中国的发展天然带有更加宏大的文明复兴和民族复兴使命。”这就是说中国因数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史与超大规模的多民族统一体，使其发展带有双重使命，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同时，要以中华文明自身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程，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智慧与“天下”视野，“第二个结合”并不囿于回应自身发展的“中国之问”，更致力于为破解“世界之问”提供思想智慧与现实路径。中国共产党摒弃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狭隘民族主义，自觉以“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成果把握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型国际关系、和平发展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以共同发展超越单边优先、合作安全超越对抗排他、共同福祉超越局部利益，“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推动世界各国从“你输我赢”的博弈对立走向“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这些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是“第二个结合”的创新结果和生动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和社会共同体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观”相结合的辩证“合题”。它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逻辑主导的文明对立与“零和博弈”，为打破全球资本逻辑主导的不平等文化格局提供了重要价值指引；同时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舞台上日渐显著的影响力，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担当意识与宏阔的世界眼光，传递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美好期许，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力量。
三、从“第二个结合”看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全球南方”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通过“第二个结合”建构文化主体性的成功实践，以人民至上的价值逻辑超越资本至上的物化逻辑，以文明共生的包容思维超越文明冲突的霸权思维，既有效规避资本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与异化弊端，又合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从而科学破解了文化领域长期存在的“古今中西之争”，生成了中华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撼动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霸权。因此，中国在确立自身文化主体地位、走出独立自主文化发展道路的同时，也为世界多元文明自主探索发展路径、实现文明交流互鉴与共生共荣提供了重要借鉴。
（一）为破解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推动文明现代转型拓宽了认知视野
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作为阐述现代化现象的理论集合，把现代化描述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把现代对传统的否定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志。该理论主张现代化上的“西化”，认为贫困国家的落后是自己制度和观念上的落后造成的，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在制度和观念上进行“西化”，其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为确立自身统治地位而建构的意识形态工具。资本在瓦解原有社会结构的过程中，需要将一切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价值体系定义为“落后”“封建”，以此为其全球扩张扫清思想障碍。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类社会是在历史传承中不断演进、在创新发展中走向现代的有机体，其中不同国家和民族由于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现实国情等因素的差异，其具体发展路径、发展模式和实现方式必然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在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视野下，人类完全可能在立足本民族的文化根脉的基础上，走出一条既充分吸纳现代文明成果又能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局限的新路。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显然割裂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整体性，否定了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与合理性，本质上是违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脱离人类社会发展实际的片面理论。
“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历经沧桑岁月洗礼，却依然历久弥新、熠熠生辉，彰显出强大韧性与旺盛生命力。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特征，串联起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思想智慧，融入中华民族血脉，成为中国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共识，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提供了坚实而稳定的价值内核。“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赵翼《论诗》）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曾在晚年撰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语出《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旧邦”指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新命”指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命更新与现代转型。“旧邦新命”这一命题是文化主体性的深刻体现，它强调在传承和激活自身文化基因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而不是彻底地推倒重塑。作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是经由“第二个结合”，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通过“第二个结合”的创新性实践，中华文明把历史中国、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贯通起来，既扎根我国历史文化土壤，充分汲取中华传统文明的智慧精髓，又回应当今时代发展要求，赋予中华传统文明以现代活力，从而形成一种兼具内生动力与外在活力的新型文明体。这种文明体脱胎于中华传统文明，既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记忆与价值共识，又展现出面向未来的自主创造能力，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文明演进中兼具独特价值贡献与创新创造活力的文明形态，从而在人类文明史上成功破解了传统与现代对立的世界性难题。“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第二个结合”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与文化的沉淀积累，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窠臼，推动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中华传统文明升华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与时俱进的中华文明。这一实践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表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滋养的共生关系，要在“传统”的土壤中生长出自己的“现代”，这个相互生长的过程就是文化主体性的深刻体现。这也从根本上撼动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为当今世界多元文明的并存发展与现代转型提供了基于大历史观的开阔视野。
（二）为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思路
关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在早期西方哲学中，“他者”往往被统摄于“自我”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者”独立存在的价值。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以主奴辩证法揭示“他者”的存在是人类自我意识形成的先决条件，这就将“他者”概念主题化。在拉康看来，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相对于主体在“他者”面前需要得到认可而言，处于中心地位的“他者”应被认可。齐泽克深受拉康的影响，采用了“无意识主体”观念，他认为“大他者”是支配现实认知与意义生产的无形符号网络，意识形态正是通过“他者”凝视完成对主体的缝合。在后殖民理论中，“他者”概念被萨义德运用于分析西方对东方的话语建构。在西方看来，东方是一个“他者”，“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西方通过将东方想象为野蛮、落后、沉默的“他者”，在话语层面完成了对自身“文明”“先进”“理性”的自我确认。西方人为地制造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等级化对立，遮蔽了“自我”与“他者”之间本应有的辩证互动关系。西方线性史观正是这种话语建构的典型体现，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置于发展序列的前端，而新兴民族国家则被划入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不同阶段。各民族的内在发展逻辑和发展特点被忽略或掩盖，西方现代化被炮制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唯一路径”，西方文明形态也被预设为历史终极形态。这种叙事将非西方固化为西方文明自我镜像的参照物，从而为资本全球扩张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结构提供了话语支撑。在此境遇下，“全球南方”国家往往难以避免两种路径：要么牺牲主权被迫融入西方国家构建的不平等秩序中，造成社会动荡、文化失语，陷入“水土不服”的发展僵局；要么遭受西方国家的单边制裁和结构性封锁，在时代浪潮中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
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这就是说中国人要站在自身的立场和角度，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独立思考、自主判断，坚定不移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华文化主体性，首先意味着中华民族在面对外来文明时所表现出的独立自主精神。“第二个结合”所确立的主体性，是一种承认并积极涵纳“他者”的主体性，它既不通过贬抑“他者”来确证自我，也不因面对强势“他者”而丧失自我认同的根基，而是在“自我”与“他者”的辩证互动中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第二个结合”既强调坚守自身文化根脉和民族特性，尊重本国发展的内在规律，摒弃文化依附心理；又注重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合理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坚决反对封闭保守、故步自封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正是在文化主体性的强大支撑下，中国既不垒“小院高墙”，也不搞“脱钩断链”，而是正确处理独立自主、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坚持“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国际合作等诸多领域，不断创造出新的理念和模式，如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人文经济学”的重大命题、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创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等，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确证了现代化理论的多元性，解构了“西方化=现代化”的错误论调，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唯一性和霸权性。中华文化主体性支撑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也雄辩地证明，“全球南方”国家完全有权利也有能力摆脱对西方经验的依附，能够立足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发展需求，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彰显民族特色、着眼长远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中国与其他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发展诉求，都是从反抗西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中走出来、站起来的。在“全球南方”群体力量崛起、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线性史观的局限性日益凸显，“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必定为“全球南方”国家处理好“自我”与“他者”的辩证互动关系、在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争取发展主动权提供可资借鉴的全新思路。
（三）为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凝聚国际社会合作共识明确了价值遵循
西方现代化进程伴随着殖民扩张与文化霸权，始终以“中心—边缘”的不平等秩序与非此即彼的竞争逻辑为底色。它将文明差异曲解为文明优劣，并以“文明优越论”为意识形态外衣，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提供合法性辩护，最终造成全球贫富鸿沟持续扩大、生态环境恶化、文化多样性格局遭到破坏、全球发展失衡与国际治理效能不足等困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社会最终将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全球化是多元交织、多维共生的动态过程，是世界各国文明求同存异的互动过程。各种文化彼此联系、相互依存，文明交流互鉴已然成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要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发展困境，顺应文明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迫切需要一种能够超越文化霸权、兼顾自身发展立场与多元文明共生需求的价值引领，以从根本上打破资本逻辑主导的文明排他性与等级化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主体性”既包含自身文明的价值传承和现代转型，也包含自身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对话交流。经由“第二个结合”所巩固的文化主体性，内在蕴含着平等包容、交流互鉴的文明观，既拒绝文化霸权，也摒弃文化孤立，在坚守自身文化立场的同时，充分尊重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与文明形态，推动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共生共荣。一方面，中国始终秉持“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价值观念，尊重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彰显了人类文明多样性的重要价值。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文明“协和万邦”“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万物并育”等价值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深度融通，强调“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身历史土壤，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尊严。这种价值立场跳出了非此即彼、赢者通吃的思维陷阱，以文明多样性替代文明一元论，以命运共同性超越利益排他性，打破了西方国家鼓吹的排他性、唯一性和绝对性，为多元文明共存发展和交流对话确立了平等性原则。另一方面，中国努力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汇聚起了人类文明的最大同心圆。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摆脱文化依附困境，同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扩大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世界影响力，也推动人类文明交往从单向输出转向多向互鉴，从强制同化转向包容共存，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框架下的各种论调。此外，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气候变化、贫富分化、地区冲突、增长乏力等全球性挑战日益凸显。任何单一文明都无法独自应对，唯有通过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互鉴与交流合作才能找到出路。根植于“天下大同”“万国咸宁”“四海一家”等中华民族博大智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力寻求和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这一理念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直指资本全球化造成的发展失衡与治理困境，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课题给出了中国答案，必定为凝聚国际社会合作共识、携手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提供价值指引。
（四）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人类解放新道路描绘了光明前景
西方现代化在极大地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却也使人自身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性存在。在西方资本逻辑与“工具理性”的支配下，金钱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在实践中常常让位于利益追求，人逐渐丧失自主意识与精神追求，沦为马尔库塞所警示的“单向度的人”。正如马克思深刻揭示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异化状态进一步激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人类对自然展开无节制的掠夺与征服，原本有机统一的共生关系演变为占有与被占有的对抗性关系，生态危机日趋严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被扭曲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金钱关系和剥削关系，合作与共生让位于竞争与替代，社会两极分化、人际关系疏离等问题愈发突出。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率先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但其以资本为中心的内在结构决定了它无法实现，也不可能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目标，其本质上是“资本本位的现代化”，并非真正意义上“人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的现代化”这一命题的深刻把握，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现实确认，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仁者爱人”“唯人为贵”等价值理念的当代传承与升华。人的现代化指向坚持人民至上理念，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有经济、技术、制度的进步，都围绕人的需求展开、为人民福祉服务，最终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的全面发展目标，这既是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精神内核融入现代化实践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目标。随着世界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当前人的现代化问题日益凸显，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无法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中国依托“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成功走出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以文化为支撑、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价值诉求、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全新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始终把人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中践行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通过脱贫攻坚战，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保障了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解放的切实担当；通过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着力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有效破解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困局；通过健全社会法治、拓宽民意渠道等，让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精神需求得到极大满足；通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培育人民精神品格，使人民在文化滋养中实现精神富足。这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建设中的实践成果，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思想相结合的生动体现，这一实践让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内核得到现实印证，也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根基。因此，立足“第二个结合”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坚守民族文化根脉，也是确立文明自主品格的内在要求，更是其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深层文化密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出现代化的新图景。”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为指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为邦本”的价值理念为滋养，以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从价值立场、发展路径与制度安排上打破资本逻辑的宰制，确立起人民作为现代化主体与目的的核心地位。这不仅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物质主义膨胀、两极分化严重的固有局限，更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人类探索更宽广的解放道路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推动人类文明朝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更加公平正义、更富人文温度的方向不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