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消费恢复偏弱，并非单一价格因素所致，而是居民就业和收入基础不稳、未来刚性支出和债务压力较大、优质供给不足、流通体系不畅、消费环境不优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消费券、补贴、以旧换新等短期政策具有阶段性托底作用，但难以形成持续扩张动力。提振消费应从短期消费刺激转向长效机制建设，重点通过稳就业、增收入、优化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缓解家庭债务压力，扩大高质量商品和服务供给，健全城乡流通体系，加强市场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推动消费由阶段性修复走向持续性扩张。
关键词：提振消费；短期消费刺激；消费能力；消费预期；消费环境
作者简介：董志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后。
引用格式：董志勇，武晨.消费提振的现实约束、政策边界与长效机制建设［J］.改革，2026（6）：1-15.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也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随着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已经不只是短期稳增长的临时性政策工具，而是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强经济韧性和推动供给体系升级的重要任务。从发展趋势看，在外部需求不确定性上升、传统投资边际效应下降的背景下，居民消费在稳定增长、带动就业、引导投资和促进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近年来，为促进消费恢复和扩大，相关部门围绕消费券发放、耐用品补贴、以旧换新等领域持续出台系列政策举措。这些政策在降低当期购买成本、释放部分延迟需求、带动重点行业修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在汽车、家电、家居、文旅等领域表现出较强的短期带动效应。但总体来看，当前消费恢复仍面临持续性不足、结构分化加剧等问题，这表明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作用具有明显边界。此类政策可在一定时期内降低交易成本、激发购买意愿、促进需求释放，却难以形成支撑消费持续扩张的内生增长动力。
当前制约消费提振的因素已不再局限于单一价格层面，而更多体现为支撑消费持续扩张的基础性、结构性条件尚不具备。当前制约居民消费持续扩张的因素仍然较多，既包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不高、低收入群体消费基础较弱、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收入约束，又包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优质供给不足、流通体系不畅、市场秩序和消费环境有待优化等结构性因素。在这些基础条件未得到有效改善的情况下，短期消费刺激政策虽仍有必要，但其作用更多体现为托底、短期修复和阶段性拉动，难以从根本上支撑消费持续扩张。
基于此，本文首先阐释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地位的变化及其政策含义，进而梳理消费理论的主要解释路径，构建“消费能力—消费预期—消费实现条件”三维分析框架，从三大维度剖析当前消费扩张面临的现实约束，然后讨论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运行逻辑、功能边界及其边际效应递减特征，阐明促消费政策为何需要由短期消费刺激转向长效机制建设的内在逻辑，最后提出促进消费持续扩张的长效机制建设路径。
一、消费定位之变：从增长结果到战略支点
理解当前消费政策调整的动因，首先需要重新认识消费在当前发展阶段的功能定位。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需格局、增长动力结构以及国民经济循环模式发生深刻变革，消费已不再只是经济增长的被动结果和总需求中的一般组成部分，而是逐步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畅通经济循环、牵引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一）发展阶段转换下消费由增长结果转向内生动力
在工业化中前期，经济增长的主要任务往往是扩大生产能力。基础设施不足、产业体系不完整、资本积累水平较低，决定了投资扩张和产能形成在经济增长中具有突出作用。在这种发展条件下，消费虽然始终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更多体现为经济增长带来的结果变量。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扩大、产业供给能力增强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经济运行的主要约束正由“能不能生产出来”转向“生产出来以后能不能被有效需求承接”。在外部需求波动加剧、传统投资边际效应递减的背景下，居民消费因覆盖面广、持续性强、内生性高，日益成为稳定经济运行的关键变量。消费需求的释放，直接关系到企业销售、利润实现、就业稳定和收入增长。2000—2025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货物与服务净出口贡献率波动较大，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则随宏观经济周期变化而起伏。2016—2025年，最终消费支出在多数年份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贡献来源，反映出消费在增长动力结构中的主导地位持续增强。
当然，强调消费的动力作用，并不意味着否定投资的重要性。投资仍然是改善基础设施、提升产业能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手段。关键在于，投资能否形成有效产出，越来越取决于消费需求能否持续承接。如果缺乏稳定需求牵引，投资可能转化为低效供给、重复建设甚至产能闲置；如果消费持续升级，投资则更容易转化为有效供给和新的增长动能。因此，消费由增长结果转向内生动力，反映的正是增长动力结构从偏重生产能力扩张，转向更加重视需求牵引、供给适配和供需动态平衡。这意味着，消费地位上升的根本含义，并非单纯体现为增长贡献率的提高，而在于其已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内生变量。
（二）新发展格局下消费由需求组成转向战略支点
在传统宏观分析框架中，消费通常与投资、出口并列，被概括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一理解强调消费对经济总量的拉动作用，但在以内需为核心、内外市场联动的新发展格局下，仅从总需求维度研判消费的作用存在局限性。消费不仅是需求端的支出项，还是联结生产、分配、流通和再生产的重要节点。从国民经济循环运行逻辑来看，居民购买商品和服务，助力企业生产成果实现其价值；企业获得收入和利润后，才能继续安排生产、扩大投资、吸纳就业和提升工资；就业和收入改善，又进一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若消费需求不足，企业销售受阻、利润下降、投资放缓、用工减少，居民收入增长也会受到拖累，经济循环就可能出现收缩。因此，消费并不是经济运行的终点，而是维系国民经济循环顺畅的重要支点。
庞大人口规模、多层次收入结构、多元化消费场景和完备产业体系，共同构筑起我国依托国内市场培育发展优势的基础条件。但市场规模只是潜在优势，只有当居民消费需求实现持续释放，企业方可依托广阔的本土市场进行产品创新、技术迭代、服务升级和商业模式调整，产业体系才能在国内需求支撑下实现分工深化和结构优化。换言之，消费能否扩大，不仅关系到居民生活能否改善，还关系到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能否真正转化为增长优势和竞争优势。
（三）高质量发展下消费由规模扩张转向结构牵引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为“量”的扩张，还体现为“质”的提升及其对供给体系优化的牵引作用。过去谈扩大消费，往往更多强调居民增加支出、扩大购买；而现阶段，居民消费需求已经从以基本生活资料为主，逐步转向侧重品质、安全、便利、体验、品牌和服务的发展型、享受型、服务型消费。医疗健康、养老托育、文化旅游、体育休闲、家政服务、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智能产品等，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方向。
消费结构变化是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信号机制。与单纯依靠行政推动或供给扩张划定产业发展路径不同，消费升级通过市场选择不断筛选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进而推动资本、技术和劳动向不同领域流动。在此过程中，消费不仅决定“卖什么”，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向何处升级”。
由此可见，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消费已跳出终端需求的总量范畴，成为牵引供给优化和产业演进的重要力量。需求升级为供给升级提供方向和市场空间，倒逼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完善服务标准、加强品牌建设和优化售后体系；高质量供给则反过来拓展消费场景、提升消费品质并创造新的需求增长点。只有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适应并创造需求的良性互动格局，消费才能真正成为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力量。
二、消费提振的理论逻辑和现实约束
尽管消费的地位稳步上升，但当前居民消费持续扩张仍面临较多掣肘。判断消费是否真正走强，不能仅参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总量指标，还需考察支撑消费持续扩张的内在条件改善情况。为此，本文梳理影响消费的理论机制，剖析现阶段消费扩张面临的现实约束。
（一）消费提振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消费行为本质上是微观主体在特定预算约束、跨期考量和市场制度环境下的最优决策。基于经典经济学理论，消费持续扩张是消费能力、消费预期和消费实现条件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消费能力决定居民是否“有能力消费”，消费预期影响居民是否“愿意消费”，消费实现条件则关乎潜在消费需求能否顺利转化为现实支出。三者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制约，共同构成消费提振的内在机制。
消费能力是指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实际可用于消费支出的资源基础，本质上体现为家庭在既定预算约束下的现实支付能力。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指出，当期可支配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因此，消费能力首先取决于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规模及其分配结构。在宏观层面，居民消费能力受到居民部门收入份额、劳动报酬增速以及再分配机制共同影响；在微观层面，则体现为家庭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共同决定的可支配资源。没有以收入为核心的消费能力支撑，任何刺激政策都只能是无源之水。
消费预期是指居民基于未来收入、就业形势、支出责任及宏观环境变化所形成的预期判断，并据此对当期消费和储蓄开展跨期配置的行为机制。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理论均表明，居民消费并非仅由当期收入决定，而是取决于对一生资源约束的整体判断；在引入不确定性条件后，预防性储蓄理论进一步指出，未来收入风险或支出风险上升，会提升居民储蓄留存意愿，从而抑制当期消费。与消费能力强调当前支付约束不同，消费预期反映的是未来不确定性对当期消费决策的抑制作用。
消费实现条件是指居民在具备支付能力并形成消费意愿的前提下，将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支出所依赖的外部制度和市场条件。它所对应的并非收入约束或预期约束，而是消费交易能否以较低成本、较高效率和较高安全性得以完成。制度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理论表明，交易并非零摩擦。即便消费者具备了消费能力和良好消费预期，如果面临高质量供给短缺、流通体系阻滞或市场信任缺失，高昂的交易成本同样会阻碍潜在需求向现实购买力转化。
综上，消费能力、消费预期和消费实现条件分别从预算约束、跨期选择和交易摩擦三个维度刻画了消费形成机制。消费能力决定居民“有没有资源消费”，消费预期决定居民“是否愿意在当期消费”，消费实现条件决定居民“能否顺利完成消费”。三者共同构成消费提振的基本分析框架，也为识别当前消费恢复过程中的关键堵点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基础。
（二）消费能力约束：现实支付能力仍然受到多重限制
消费能力首先取决于就业和收入基础。对多数家庭而言，劳动报酬仍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稳定就业和持续增收是形成消费能力的前提。就业不仅决定居民是否有收入，还决定收入是否稳定、是否具有增长空间。特别是对中低收入家庭而言，劳动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较高，一旦就业不充分、工资增长放缓或收入波动加大，居民消费支出便会受到直接影响。因此，扩大消费首先要解决的是居民能否形成稳定、持续的消费能力。
凯恩斯消费函数强调可支配收入对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从收入端看，2000—2025年，全国居民、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总体稳步提升，居民收入增长为消费扩张提供了重要支撑。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长期高于农村居民，农村居民收入虽保持增长，但绝对水平仍相对偏低，表明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存在较大差异。
从消费端看，2000—2025年，全国居民、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呈总体上升趋势，与居民收入增长方向基本一致。在居民收入增速放缓阶段，消费支出增速同步放缓，表明收入变化与消费扩张关联性较强。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长期高于农村居民，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虽稳步增长，但与城镇居民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在消费端进一步表现为城乡消费水平差距。
进一步看，收入增长并不等同于消费能力的充分释放。一方面，收入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仍然重要；另一方面，收入结构和收入分配格局直接影响整体消费扩张效率。一般而言，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新增收入更容易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高收入群体虽然消费能力更强，但新增收入中用于储蓄和投资的比重通常更高。若收入增长更多向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的高收入群体集聚，中低收入群体增收乏力，则居民整体消费扩张将受到抑制。
（三）消费预期约束：不确定性上升抑制居民当期消费倾向
消费能力决定居民能不能消费，消费预期则决定居民敢不敢消费。居民消费决策具有明显的跨期特征。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表明，居民通常会依据长期可预期收入、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收支安排以及未来风险状况决定当期消费水平。因此，当未来收入、支出和资产价格的不确定性上升时，即便居民当期收入没有明显下降，也可能压缩非必需消费、增加储蓄或提前偿债。
未来刚性支出压力是强化预防性储蓄的重要来源。教育、医疗、养老、住房、育儿等支出具有较强刚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会持续影响家庭对未来财务安全的判断。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面临的压力存在差异：年轻家庭以住房、婚育和育儿支出压力为主，中年家庭需同时承担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的双重支出，老年家庭则更加关注医疗和养老负担。由于这些支出往往具有较强的未来集中支付特征，居民倾向于减少非必需消费，将更多收入转化为储蓄。这种行为在微观层面有助于增强家庭抗风险能力，但在宏观层面则会降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家庭资产负债表变化进一步放大了消费预期约束。一方面，房地产市场调整削弱了部分家庭的财富效应。住房是居民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住房资产增值预期较强时，居民更容易形成财富改善预期，消费信心相对较强；而当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阶段，住房资产增值预期减弱，居民往往会重新评估家庭财富状况和未来偿付能力，从而趋于谨慎消费。另一方面，住房贷款等长期债务具有刚性偿付特征，会持续挤占家庭现金流，对其他消费形成明显挤出。尤其是中青年家庭和需偿还房贷的家庭，其收入中较大部分用于还本付息，非必需消费和服务消费更容易受到压缩。
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变化可较为直观地反映家庭债务约束的累积态势。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2006年以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居民家庭债务负担明显提高。较高的居民杠杆率对消费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偿债支出对当期现金流的占用，还表现为家庭风险偏好的下降。负债水平越高，居民对未来收入波动、利率变化和资产价格调整越敏感，越可能选择增加储蓄、减少非必要消费或提前还贷。由此，债务压力并不只是家庭财务问题，还会通过影响风险预期和消费信心，转化为对消费扩张的持续约束。
因此，当前消费预期约束不能简单归结为主观信心不足，而是根植于明确的家庭财务基础和跨期决策逻辑。未来刚性支出压力强化了预防性储蓄动机，房地产调整削弱了部分家庭的财富预期，较高家庭负债则通过偿债挤出和风险敏感性上升抑制当期消费。在三重因素叠加下，即便居民拥有稳定收入来源，消费决策仍偏向谨慎。
（四）消费实现条件约束：需求落地仍受外部环境制约
居民在具备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后，还需依托完备的供给体系和良好的消费环境。消费实现条件包括三个方面：商品和服务供给能否适应居民需求升级；流通、支付、配送、售后和商业设施能否支撑便利高效的交易过程；市场规则、监管体系和权益保护能否形成安全可信的消费环境。
第一，供给适配不足制约消费升级需求释放。随着居民消费由生存型逐步向发展型、享受型和服务型转型升级，消费需求更加注重品质、安全、体验和个性化。但在一些领域，高质量供给仍然不足，供给结构与居民需求升级之间存在错配。一方面，部分商品供给充足，同质化竞争问题突出；另一方面，优质医疗、养老、托育、教育、文旅、体育、家政、健康管理等高品质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居民多层次消费需求。供给不足或质量不高，会降低消费体验，削弱潜在需求向实际消费转化的动力。
服务性消费变化可以反映居民消费需求升级。从服务性消费支出看，2013—2025年，全国及城乡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服务消费已成为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空间。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农村居民水平，农村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虽持续增加，但绝对水平仍相对偏低，城乡居民服务消费规模存在较大差距。从消费结构看，2013—2025年，全国及城乡居民服务性消费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表明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结构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居民消费需求逐步由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分城乡看，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占比长期高于农村居民，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占比虽有所提升，但总体仍低于城镇居民，说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仍存在一定差异。
城乡服务消费差距既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关，又与服务供给的可获得性和供给质量密切相关。在县域和农村地区，优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文旅、体育等服务资源相对不足，导致部分潜在服务消费需求难以转化为现实支出。因此，促进服务消费扩容升级，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还要增加高质量服务供给，改善县域和农村地区服务消费条件。
第二，消费场景和流通条件是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因素。现代消费愈发依赖社区商业、县域商业体系、物流配送、数字平台和线下体验场景的协同支撑。若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加之不同区域、不同层级市场间消费可达性分化显著，居民消费行为将面临时间成本、交易成本和选择成本偏高的问题，从而影响消费实现效率。尤其是服务消费和体验消费，其增长高度依赖现实场景承载能力，外部条件不足往往会直接制约消费扩张。
第三，消费环境和市场秩序会影响居民消费安全感和交易信任。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稳定性、售后服务规范性以及市场信息透明度，都会对消费行为产生实质影响。倘若消费环节信任成本偏高，即便具备支付能力和消费意愿，居民也可能因担忧风险而降低消费频率或缩减消费规模。因此，消费实现条件约束本质上体现了消费需求在落地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性、结构性和环境性障碍。
当前消费扩张受阻并非单一周期性冲击或短期交易疲弱所致，而是消费能力、消费预期和消费实现条件等深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表明，促消费政策着力点不能长期停留在交易环节，而应逐步转向长效机制建设。理解这一点，需要厘清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运行逻辑及其功能边界。
（一）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作用机制和现实意义
在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居民消费意愿偏弱的阶段，消费券发放、耐用品补贴、以旧换新、节庆促销等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类政策能够通过降低当期消费成本、强化激励效应和营造消费氛围，较快带动特定领域消费回暖，因而在稳增长、稳市场和稳预期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从政策工具看，短期促消费政策主要包括五类。一是消费券和直接补贴。地方政府通过发放餐饮、文旅、零售等领域消费券，降低居民即时消费价格，带动商户销售和线下客流恢复。二是价格促销和节庆消费。依托春节、国庆、地方购物节、夜间消费节等节点，通过政府搭台、企业让利、平台促销等方式制造消费热点，激发短期消费需求。三是汽车、家电、家居等耐用品补贴。通过发放汽车购置补贴、家电下乡补贴、绿色智能家电补贴、家居消费补贴等方式，推动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和大宗消费释放。四是信贷支持和金融优惠。通过降低消费贷款利率、提供分期付款等方式，缓解居民当期支付压力，扩大即期购买能力。五是农村和县域市场促销。过去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政策，主要通过财政补贴和渠道下沉，把耐用消费品推广至农村市场和低线城市消费市场。
这类政策之所以能够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其作用路径较为直接，能够直接降低当期交易成本，并对消费决策产生明显的边际影响。对于已有购买意愿，但因价格、时点或支付条件而暂缓消费的居民而言，补贴、折扣和金融优惠可以有效降低消费门槛，促使其提前或立即完成购买。特别是在汽车、家电、家居等耐用消费品领域，居民普遍存在更新换代需求，但受短期成本约束和观望心理影响而延后决策，因而短期交易刺激政策更容易形成阶段性放大效应。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行业需求低迷或市场信心不足时，这类政策具有明显的托底和修复功能。从现实政策看，消费券更适用于带动餐饮、零售、文旅等场景型消费回暖，家电和汽车补贴更适用于促进耐用品更新换代，金融优惠则有助于缓解部分居民的即时支付约束。因此，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并非无效，而是在特定阶段和特定领域具有明确作用。
（二）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功能边界
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作用并不具有无限外延。受消费能力、消费预期、消费实现条件等多重因素影响，当前消费扩张政策的功能主要体现为逆周期调节和阶段性托底，难以替代促进消费持续扩张的长效机制建设。准确把握促消费政策的逻辑转换，还需进一步厘清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适用边界。
第一，短期消费刺激政策更适用于具有潜在消费能力的群体和领域。从对象范围看，短期消费刺激政策更适用于具有一定支付能力、原本已有消费计划但因价格、时点或支付条件而暂缓消费的群体。对于这部分居民而言，短期消费刺激政策能够通过降低即时购买成本和强化消费激励，促使潜在需求更快转化为现实交易。相较之下，低收入群体、就业稳定性较弱群体以及未来支出不确定性较高的家庭消费的关键影响因素往往不在于某一次购买是否有补贴，而在于收入基础是否稳固、基本支出压力是否可控以及未来预期是否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一定价格优惠，居民也可能因预算约束和风险顾虑而保持谨慎。
第二，短期消费刺激政策易形成“脉冲效应”，难以持续支撑消费扩张。从时效特征看，短期消费刺激政策通常具有较强的时点效应和阶段性特征。消费券、限时补贴、以旧换新、节庆促销等政策，往往能够在较短时期内集中释放消费需求，形成销量上升、客流恢复和市场活跃度提升的“脉冲效应”。对于处于观望状态的消费者而言，这类政策能够通过时间窗口和价格激励改变其购买时点，从而在政策实施期内带来较为明显的消费增长。这类政策更多改变的是消费发生的时间安排，而不是持续性消费能力本身。特别是在耐用消费品领域，补贴政策往往会将未来一段时期内原本逐步释放的更新换代需求提前至当期实现，从而形成一定的需求前置效应。一旦政策退出或优惠力度减弱，前期集中释放的消费需求短期内难以再次实现同等规模增长，进而引发销售下滑风险。由此可见，短期消费刺激可以实现阶段性托底，却难以持续支撑消费扩张。
第三，短期消费刺激政策能够调节需求释放，难以修复需求形成的基础。从作用机制看，短期消费刺激政策主要通过调节相对价格、支付条件和购买时点，促进潜在需求释放，其直接作用对象是交易环节而非消费形成的深层基础。这类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当期消费门槛、改善即期支付约束、强化购买激励，但难以直接改变居民收入水平、就业稳定性、社会保障预期以及未来风险判断，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高质量供给不足、流通体系不畅、消费环境不优等结构性问题。因此，短期消费刺激政策作用于“需求释放机制”，而非“需求形成机制”；其能够改善交易条件，却难以替代收入增长、风险分担、供给优化、制度完善等长效机制建设。正是由于短期消费刺激政策仅能在特定对象、特定时点和特定机制层面发挥作用，促消费政策不宜长期停留在交易刺激层面，需转向夯实消费形成基础的长期塑造。
（三）消费提振政策需要由短期消费刺激转向长效机制建设
促消费政策之所以需要转型，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短期消费刺激失去作用，而在于当前消费约束性质已发生变化。在商品短缺和消费普及阶段，消费扩张面临的主要问题往往是供给不足、价格偏高和流通不畅。在这种条件下，通过增加供给、降低价格、改善渠道，便可在较短时期内带动消费增长。然而，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制约消费扩张的核心约束已由单一交易约束，转变为消费能力、消费预期和消费实现条件相互叠加的复合约束。这种约束性质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目标也必须作相应调整。若消费不足源于当期购买成本偏高，则政策目标应着眼促进即时交易、提振当期销量；但若制约消费的因素为增长不稳、未来支出压力较大、风险分担不足、供给和消费环境不优，政策目标便不能局限于拉动短期消费数据，而应转向增强持续消费能力、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和改善潜在需求转化条件。
从政策逻辑看，短期消费刺激政策更多属于需求管理工具，其目标在于调节当期交易规模；而长效机制建设则属于制度供给范畴，其目标在于重塑消费形成基础。当前，消费约束的性质已经由交易摩擦为主转向制度性约束为主，因而政策重心的转换具有内在必然性。促消费政策逻辑的转换，本质上是对消费增长来源及政策作用方式的重新理解。消费持续增长不仅取决于当期交易成本，还取决于居民是否拥有稳定收入来源、是否能够有效分担未来风险，以及是否处于便利、优质且可信的消费环境之中。唯有将短期需求管理嵌入长效机制建设框架之中，推动政策重心由交易刺激逐步转向消费形成基础的长期塑造，消费提振才能避免陷入“刺激—回落—再刺激”的循环困境，并从阶段性修复迈向内生性、可持续扩张。
四、消费提振的长效机制建设
鉴于消费提振的关键不在于扩大当期交易规模，而在于夯实居民消费决策所依赖的长期基础，消费提振的政策重心也应从短期消费刺激转向长效机制建设。总体而言，消费提振长效机制需紧扣消费能力、消费预期和消费实现条件三条主线，并依托政策协同和治理优化筑牢制度保障。
（一）提升消费能力：以收入增加和收入分配优化夯实居民消费基础
提振消费首先要破解“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相应政策应摒弃短期刺激思路，统筹推进宏观制度优化和微观场景落地，并重点面向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收入水平有限的中低收入群体精准施策。
第一，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夯实消费能力形成的微观基石。就业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消费能力持续提升的重要基础。一是支持中小民营企业发展，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条件，提升经营主体稳岗扩岗能力。二是加大对生活性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持力度，发挥其就业容量大的优势，扩大就业岗位供给。三是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推动人力资源供给与产业需求有效衔接，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四是面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完善就业支持政策和公共就业服务机制。对吸纳重点群体就业的企业给予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和税费减免，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同时强化岗位信息对接和就业指导服务，提高就业服务精准度。通过统筹推进稳岗扩岗举措，为居民增收和消费潜力释放提供有力保障。
第二，拓宽居民增收渠道，增强消费能力的可持续性。除工资性收入外，还应通过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支持个体经营和灵活创业、完善农村流通体系等方式，提高居民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水平。例如，可借鉴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经验，依托特色产业、“共富工坊”、乡村旅游、电商助农等，拓宽农民和低收入群体增收来源，提升收入形成与消费转化之间的衔接效率。与此同时，还应继续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补齐乡镇商贸中心、冷链物流、快递进村等短板，加大绿色智能家电下乡、适老化家居改造等政策向农村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倾斜力度，推动居民新增收入高效转化为现实消费。
第三，优化收入分配机制，定向释放县域和低收入群体消费潜力。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其收入改善更容易转化为现实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发力点。一是完善工资增长的制度安排，推动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稳步提升。通过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化运行、优化技能人才薪酬激励机制，增强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夯实居民增收制度基础。二是强化再分配调节功能，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力度，通过加强税收调节和发放补贴等方式，切实减轻低收入群体支出压力。三是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县域市场的政策倾斜，通过加强产业扶持、完善县域商业体系和物流配送网络等方式，提升县域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便利性。四是着力缩小城乡、区域和群体收入差距，通过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提高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等措施，增强消费增长的内生动力。通过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协同发力，有效提升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释放潜在消费需求。
（二）稳定消费预期：以多层次制度兜底和资产负债表修复降低预防性储蓄
即使具备当期消费能力，若面临高昂的未来刚性支出和债务压力，居民依然会选择增加预防性储蓄。稳定预期的核心在于“减负”和“化险”，即通过制度安排降低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缓解资产负债表收缩带来的压力。
第一，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夯实居民消费预期的制度基础。社会保障制度越公平、可及和可持续，居民面对未来风险时的焦虑越低，消费决策越稳定。特别是要聚焦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群体，强化其收入稳定性保障。针对快递、外卖、网约车等新业态劳动者及农民工群体，应加快完善劳动保障制度，推进社会保险跨区域衔接。通过降低该群体面临的职业风险、平抑收入波动，提升其现实购买力，推动消费扩张和就业增长形成良性循环。同时，需建立适配人口结构变化、就业形态变化的动态调整机制，增强居民对医疗、失业、养老等领域的风险保障预期，缓解因预期不稳而引发的过度储蓄行为。
第二，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以全生命周期“减负”增强跨期消费能力。公共服务不仅具有民生保障功能，还具有稳定消费预期的作用。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有助于降低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并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因此，应针对不同生命周期群体实施差异化减负供给。例如，针对当前青年群体的“养娃成本”焦虑，国家层面已明确自2025年起实施育儿补贴制度；部分地区率先探索出“现金奖励+购房补贴+职业保障”的综合减负方案。对于老年群体，可强化医疗保障和长期护理支持，如织密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慢性病管理、康复护理等资源延伸至社区和家庭。
第三，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增强长期消费能力。农业转移人口能否在城市形成稳定预期，直接关系到其消费水平高低和消费结构是否合理。一是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领域享有更加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二是完善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和住房支持政策，增强其家庭在城市稳定发展的预期。三是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稳定性和增收能力。通过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权益均等化，引导其消费结构由生存型、短期型向发展型、长期型转变。
第四，稳妥推进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缓解债务对消费的长期挤出效应。资产负债表状况直接影响居民的风险偏好和财富预期。一方面，要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做好保交楼和风险处置，加快构建租购并举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防止风险向居民财富预期传导；另一方面，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合理降低存量房贷成本、优化还款安排，支持合理住房需求，减轻中青年家庭长期偿债压力。此外，必须规范消费金融发展，加强对过度借贷、诱导借贷和高息负债的监管预警，防止高成本债务侵蚀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
（三）改善消费实现条件：以高质量供给升级和市场治理优化畅通供需循环
消费能否最终实现，取决于潜在需求能否被高质量供给承接，并在安全、便利、信任的市场环境和流通体系中完成交易。为此，需将宏观层面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微观层面的重点消费场景创新紧密结合。
第一，面向特色产业和新型消费，以场景创新和供给适配激发区域消费潜能。不同地区的促消费模式不能简单“一刀切”，而应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推动供给从“有”向“优”升级。例如，文旅资源丰富的地区应推动流量消费向综合消费转化。与此同时，应加快培育数字消费、绿色消费、体验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推动农业特色地区发展新业态，提升地方资源的消费附加值和转化能力。
第二，面向生活性服务业扩容，以标准化建设和社区商业融合提升消费转化效率。医疗健康、家政服务、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是消费升级的重要载体，但长期存在标准不一、信任不足、供给不均衡等问题。为此，一方面，应强化数字化和标准化支撑，完善职业资格、技能培训、服务评价和信用记录机制，推动服务实现“可比价、可评价、可追溯”，以标准化降低消费者搜寻成本和决策成本；另一方面，应在城市更新和社区治理中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和智慧社区服务综合体建设，将服务消费供给和社区场景深度融合，提升居民日常消费的便利性、可达性和体验稳定性。
第三，面向大宗消费和城乡流通，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降低实体交易成本。消费潜力的顺畅释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低摩擦、高效率的流通循环。一方面，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增强县域商业体系、冷链仓配和售后服务网络能力，让更多高品质商品“下得去、卖得动、售后跟得上”；另一方面，在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领域，推动以旧换新由购买端补贴进一步延伸至全链条治理，不仅要提升补贴发放的精准度和透明度，还要加快完善旧物回收、环保拆解、再制造和二手流通体系。同时，应强化价格和质量监管，防止“先涨价后补贴”等行为侵蚀政策红利。通过打造“生产—销售—回收—再利用”的全生命周期闭环，将短期政策刺激逐步转化为流通优化和产业升级的长效机制。
第四，面向消费环境治理，以信用监管和公平竞争降低交易风险。针对平台经济、预付式消费、直播带货、医疗美容等信息不对称和纠纷高发领域，应强化行业规范和穿透式执法，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坚决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同时，健全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线上线下一体化投诉处置和小额纠纷快速裁决机制，降低消费者维权的时间成本和不确定性成本。运用数字化监管手段加强事前风险预警，避免风险累积演化为系统性信任损失，让“买后可维权、维权有效率”成为常态。
（四）以政策协同和地方治理优化健全消费提振长效机制
健全消费提振长效机制并非简单否定短期消费刺激，而是要把短期消费政策嵌入长效机制建设的框架之中，通过治理体系优化推动消费内生增长。
第一，增强短期政策的结构性和制度嵌入性，提升政策效率并防止刺激依赖。一是聚焦升级型和带动型领域，增强政策乘数效应。促消费政策应更多投向能够带动产业链延伸、就业吸纳和服务供给扩容的领域，避免低效、同质化的普惠式补贴，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二是将促消费政策与供给升级和场景创新结合，打通“供给—场景—需求”链条。推动文旅、体育、健康、养老托育、以旧换新等领域的供给创新和场景创新，使政策支持从单纯刺激购买转向提升消费体验和供给质量。三是建立评估和退出机制，强化政策激励。对补贴、减免、试点等政策工具应设置明确目标、期限和绩效指标，实施动态评估、及时纠偏和有序退出，防止政策固化和路径依赖。
第二，强化宏观政策联动，形成“财政—货币—产业—区域”协同发力的政策合力。一是优化财政政策，突出“投资于人”，增强消费基础能力。通过加大对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保障等领域的投入，降低居民未来支出不确定性和刚性负担，推动财政支出有效转化为消费信心和消费潜力。二是优化货币政策，通过结构性工具降低合理融资成本，改善企业和居民的金融环境。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和普惠领域，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稳定合理信贷供给，降低中小微企业和服务业融资成本。三是优化产业政策，促进供需适配，提升高质量供给能力。围绕服务消费、新型消费和绿色消费的供给体系建设，着眼标准、质量、品牌和创新能力，提升供给对需求升级的响应速度。四是优化区域政策，畅通城乡消费循环，拓展消费空间，提升承载能力。通过完善县域商业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引导消费场景和消费需求由中心城市向都市圈、县域和农村延伸扩容，扩大消费市场的有效半径。
第三，优化地方治理和激励机制，把促消费由阶段性专项行动转化为常态化治理目标。消费提振能否形成长效机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是否具备持续推进的激励和能力。为此，应适当弱化单纯以投资扩张和短期增长为导向的考核方式，提升居民收入、消费率、就业质量、公共服务、消费环境等指标在地方治理评价中的权重，推动地方政策重心从“拼投资”转向“稳就业、促增收、优服务、强环境”。同时，还应建立以消费和民生改善为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形成可量化、可追责、可改进的闭环治理机制，推动地方在供给优化、环境治理、公共服务扩容等方面形成持续激励。
第四，强化政策实施的差异化、精准化和数字化，提高长效机制的落地效率。鉴于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在就业结构、收入水平、债务负担和消费场景上存在显著差异，促消费政策不能停留于统一部署和一般号召，而应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组合政策。对于就业承载力强但短期受冲击较大的地区，可优先强化稳岗支持和服务业纾困；对于县域和农村地区，应突出流通下沉、公共服务补短板和耐用品更新；对于青年家庭、老年群体、农业转移人口等重点群体，则应实施更具针对性的减负、保障和服务支持政策。同时，应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政策对象识别、过程监测和效果评估能力，减少政策资源错配，提高治理响应速度和政策执行效率。只有实现短期工具与长期机制、中央部署与地方治理、统一框架与差异实施之间的有效协同，消费提振才能真正由阶段性修复转向内生性、可持续增长。
五、结语
当前居民消费恢复偏弱，不能简单归因于价格因素，而应放在消费决策所依赖的长期条件中加以理解。就业和收入基础不稳、未来刚性支出和债务压力较大、优质供给不足、流通体系不畅、消费环境不优，共同构成制约消费持续扩张的深层因素。由此，当前消费提振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当期交易成本约束逐步转向影响持续消费的制度条件约束。这也决定了，促消费政策不能长期停留在交易刺激层面。消费券、补贴、以旧换新等政策在特定阶段仍具有稳市场、拓需求和促更新的重要作用，但其效果受居民收入稳定性、未来支出预期、资产负债表状况、供给适配程度、消费环境等的影响。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可以作为必要的逆周期调节工具和修复性手段，但难以单独承担推动消费持续扩张的功能。
因此，提振消费的政策重点应逐步由短期消费刺激转向长效机制建设。要从消费能力、消费预期和消费实现条件三方面统筹推进稳就业增收入减负担、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扩大优质供给、健全流通体系、加强市场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只有把短期需求管理政策嵌入长效机制建设之中，形成“短期有托底、中期有改善、长期有机制”的政策体系，才能推动消费从恢复性增长走向内生性、可持续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