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共同构成一个从制度保障、需求牵引、供给支撑，到创新驱动的有机整体和动态系统，各优势间的协同共生与相互赋能所形成的系统性集成，是塑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深厚根基。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推动四大优势实现整体性跃升，不仅是有效抵御外部冲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更是赢得未来系统性竞争主动权的战略抉择。因此，需要坚持系统观念，通过强化制度优势的统领性、激发市场优势的导向性、提升产业优势的现代性、激活人才优势的创造性，并着力推动四大优势的协同性，不断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作者：董志勇，北京大学教授

摘自：《人民论坛》2025年第2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2期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这四大优势高度凝练，精准回答了我国经济为什么“稳”、高质量发展为什么“行”。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演进速度与深刻程度远超预期。传统增长模式的边际效应逐步递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加速重塑，国际竞争的焦点已从单一的经济规模，转向包括制度效率、市场潜力、产业韧性与创新动能在内的综合国力比拼。在此关键转折点，我们能否于危机中育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根本上取决于能否准确把握并全面激活我国发展的深层优势与巨大潜能，推动这四大优势实现系统性集成与整体性跃升。

深刻认识四大优势的重要内涵

中国的竞争力，并非源于某一单项指标的突出表现，而是主要植根于四大优势共同构成的、相互依存的动态系统。深刻理解各优势的内涵及其协同逻辑，是推动其实现整体性跃升的认识论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根本保证与战略牵引。不确定性已成为当今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恰恰为中国的长远发展注入了弥足珍贵的“确定性”。这一优势的核心内涵在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首先，这种确定性体现在卓越的战略规划能力上。从连贯的“五年规划”到宏大的“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国展现出超越西方选举周期的一以贯之的顶层设计能力，使得国家发展具有高度的可预期性，并为全社会提供稳定的长期导向。其次，这种确定性体现在强大的社会动员与资源整合能力上。这种能力源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能够迅速凝聚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并在面对脱贫攻坚、重大科技攻关乃至特大公共卫生事件等挑战时，展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磅礴力量，将有限资源精准投向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最后，政策的连续性与风险抵御能力亦是这一优势的集中体现。这一优势有效保障国家大政方针的稳定延续，并在应对外部极限施压与内部风险挑战时，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系统韧性。更为重要的是，制度优势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作为“大脑”和“神经中枢”，为市场、产业、人才的发展提供稳定的宏观环境、清晰的战略方向与强大的政策合力。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内生动力与需求引擎。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奠定了发展的确定性框架，那么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则构成驱动这一框架高效运转的循环系统，其内涵远不止于14亿多人口的物理规模，更体现在由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支撑的强大购买力、层出不穷的新消费业态，以及能够显著摊薄创新成本的规模经济效应。对内，这一市场创造出巨大的规模效应与需求层次多样性。任何新技术、新产品一旦进入这个市场，便能通过海量应用快速降低成本，实现商业化闭环；同时，从一线城市的尖端消费到广袤乡镇的普惠需求，多样化的消费层级，为各种技术路线的产品提供了丰富的试错空间与应用场景，成为产业迭代与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对外，中国市场如同一个巨大的“引力场”，以强大的“需求引力”吸引着全球的资本、技术与高端商品，推动国际资源在更高层次上向中国集聚，从而显著提升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议价能力与规则塑造力。因此，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其不仅是消化内部产能、抵御外部冲击的缓冲器，更是为产业体系提供清晰需求信号，为全球前沿技术提供落地转化沃土，为各类人才施展抱负提供广阔舞台的重要引擎。

完整产业体系优势是物质基础与供给核心。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一优势赋予中国经济强大的供应链韧性与较高的产业协同效率。这意味着，从一枚小小的螺丝钉到复杂的航空航天器，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芯片的设计制造，中国产业体系具备较强的内部循环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在面对供应链中断威胁和外部技术封锁时，展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强大定力。同时，齐全的上下游配套，使得新产品从创意设计到大规模量产的周期大幅缩短，形成令全球艳羡的快速产业化能力。更为深远的是，完整产业体系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堡垒，而是一个动态升级的有机体。完整产业体系是将市场需求转化为现实产品的“供给中坚”，是技术创新从论文、专利走向生产线、走向市场的核心载体，也是吸引和承载人才就业创业、实现价值的关键物理平台。

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是活力根基与核心引擎。中国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正是将制度、市场、产业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与创新活力的“细胞”。这一优势正经历着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历史性转变。其重要内涵在于，我们不仅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源总量，更拥有日益提升的劳动力质量。每年数百万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构成持续释放的“工程师红利”，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最核心的要素支撑。与此同时，人才结构的持续优化与创新潜力的巨大储备，使得中国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科技领域，具有参与并引领全球竞争的底气。而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勤劳、智慧的优秀品质，与崇尚奋斗的社会文化，则为这一优势注入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动能。

综上所述，四大优势构成一个从制度保障到需求牵引，再到供给支撑，最终抵达创新驱动的闭环系统。四大优势彼此间形成的协同共生、相互赋能关系，正是其“整体性”的深刻体现与力量源泉。唯有将四大优势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才能把握住我们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深厚根基与光明前景。

深刻领会四大优势的战略意义

推动四大优势从静态的禀赋存量转化为动态的协同增量，是应对时代之变、夯实发展根基、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关键所在。

巩固拓展四大优势是应对严峻复杂外部环境的必然要求。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完整产业体系优势的结合，为我们提供了最为可靠的战略纵深。庞大的内需能够有效吸纳和消化国内产能，降低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而完备的产业链则能确保在关键环节不被“卡脖子”，维持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这一内循环的畅通，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统筹引领下，通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关键核心技术进行集中攻关，并依托丰富人才资源优势实现突破，从而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主动。这意味着，我们正从过去被动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转向依靠内部市场的需求牵引和完整产业的供给支撑，辅以制度保障与人才驱动，构建起一个更具韧性、更安全可靠的发展模式。

巩固拓展四大优势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四大优势的整体性跃升，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与动力源泉。在这一动态过程中，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扮演着“需求引擎”的角色，其多样化的消费结构和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为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诞生提供丰沃土壤，不断创造出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品和服务的迫切需求。完整产业体系优势则作为“供给中坚”，能够敏锐捕捉市场信号，凭借其强大的配套能力和快速产业化能力，将前沿技术概念迅速转化为满足市场需求的高质量产品。这一从需求到供给的顺畅转换，离不开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所提供的“创新火种”。而贯穿始终、提供根本保障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一优势通过营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制度环境，确保整个社会经济肌体的健康与活力。四大优势的协同发力，能够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极大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从而加速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新质生产力如泉涌般蓬勃涌现。

巩固拓展四大优势是赢得未来国际竞争主动权的战略抉择。如今的国际竞争维度和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其不再是单一产品、单一技术乃至单一企业的竞争，而是升级为系统与系统、生态与生态的全面角逐。国际竞争的核心，正转向对规则制定权、技术创新策源地、产业生态主导权以及国家发展韧性的综合比拼。在此背景下，推动四大优势整体性跃升的战略意义，在于塑造一种基于系统效能，难以被复制和超越的高维度、可持续的竞争优势。通过将四大优势攥指成拳，形成的“1+1+1+1>4”的叠加效应，正是我国体系化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深刻把握四大优势的巩固拓展路径

当前，推动四大优势实现整体性跃升，重点在于破除要素流动壁垒，加强系统集成，推动优势之间从简单的“物理叠加”转向深度的“化学融合”。这要求我们将四大优势视为一个共生系统，制度提供组织力与确定性，市场提供规模与需求引力，产业体系提供供给与韧性，人才提供创新与迭代活力。

强化制度优势的“统领性”，打造支撑整体跃升的一流治理生态。首先，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扫清制度障碍。其次，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制度优势，将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力量拧成一股绳，聚焦国家最紧迫、最重大的战略需求，既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资源调动中的重要作用，又激发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为人才搭建能够心无旁骛、奋力攻关的高水平平台。最后，通过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在我国汇聚、融合与再创新，将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对全球优质资源的强大向心力。

激发市场优势的“导向性”，释放驱动系统循环的巨大内需潜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能否充分释放，取决于我们能否有效解决“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这一关键问题。因此，激发市场优势的导向性，需要从源头上入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系统性地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这需要实施多维度的“收入倍增”计划或类似的实质性政策，从根本上筑牢消费信心的经济基础。同时，为畅通经济循环，需要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工程持续纵深推进。此外，在需求潜力逐步释放、市场循环不断畅通的基础上，实现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动态平衡。

提升产业优势的“现代性”，筑牢面向未来竞争的实体经济根基。完整产业体系是我们的宝贵家底，但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的风险依然存在。需要让这一体系真正焕发现代竞争力，重要路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首先，把“补短板”作为当务之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聚焦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等薄弱环节，进行“强链补链”，全面升级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性与安全韧性。其次，在“拉长板”上持续发力，巩固并拓展我国在新能源、通信设备等领域的领先优势，打造难以替代的竞争壁垒。更为紧迫的是，需要大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实现产业体系的效率变革与动能重构。面向更长远的未来，更需战略性布局前瞻性领域和未来产业，下好“先手棋”。

激活人才优势的“创造性”，构筑支撑创新驱动的人才中心与高地。在培养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建立与产业需求和科技前沿相匹配的学科体系与培养模式。强化理科基础教育，突出工科实践能力，探索跨学科融合培养，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彻底转变。在使用端，实施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以促进国内人才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充分释放人才红利，支撑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更为根本的是，需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除“五唯”现象，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完善相应激励与容错纠错机制。

推动四大优势的“协同性”，实现“化学融合”的系统效能倍增。要超越部门界限，进行顶层的系统设计与集成。一方面，探索建立“战略—市场—产业—人才”的跨部门协同机制。同时，需要着力打造“政产学研用金”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另一方面，重点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通过“四链”的深度缠绕与相互赋能，真正将四大优势熔铸为一体，锻造出基于系统效能而非单一要素的、更高维度的、可持续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展望未来，我们需要认识到，巩固拓展四大优势是一项关乎国家长远发展与民族复兴伟业的宏大战略抉择。这要求我们坚持系统观念，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和精准有力的系统集成，让制度、市场、产业、人才四大要素协同共进。具体而言，就是要用制度创新把全国统一大市场做“顺”，彻底扫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内生动力；用市场需求把完整产业体系做“强”，以强劲的需求牵引供给升级，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迈进；用现代化的产业平台把人才的创造力做“实”，让人才的智慧拥有最广阔的实践舞台和价值实现通道。最终，立足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命题，将制度、市场、产业、人才四者拧成一股绳，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通过四大优势的协同发力与整体跃升，中国必将在新征程上不断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