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安讲坛第438期，CF40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受邀发表演讲。

黄益平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呈现易冷难热、供强需弱的特征，其主要原因包括公共部门的超高储蓄、要素市场扭曲导致要素价格低估、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消费的倾向、劳动力工资水平被压低，再叠加房地产、人口老龄化、地方财政压力等多重风险因素。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再平衡虽有进展，但仍远远不够，供大于求的矛盾依然突出，而且大国经济的外溢效应引发全球警惕，依靠出口平衡国内供需矛盾的空间已大幅收窄。

黄益平认为，当前的经济发展目标聚焦到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扩大内需，只有把这两方面工作都做扎实，才能推动经济形成良性循环。

在他看来，宏观政策要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但在本轮调整中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角色，而是需要打出一套宏观政策、市场化改革、资产负债表重组、“投资于人”以及与伙伴国携手共同成长的政策组合拳，比如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公共福利，让资源更多由市场、企业与居民来配置；也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适度加杠杆，帮助各类微观主体修复资产负债表；可以考虑更大力度地划转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增强居民的保障水平和消费信心等。

以下是黄益平的演讲全文。

经济增长模式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夏季达沃斯年会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是好的。同时，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稳定、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速度偏快，结构性矛盾突出，发展方式粗放，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物价上涨压力增加，体制机制性障碍还没有根本消除。”

二十年过去了，现在热议的很多问题，似乎与当年提出的那些问题有相似之处。

从图1中GDP增长率和CPI走势可以清晰观察到阶段性变化。按时间大致划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供求关系开始呈现“供强需弱”的特征。之前我国经济经常面临高通胀压力；之后通胀压力显著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供求格局发生了转变。

另一个关键节点出现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此之前，中国经济整体呈现易热难冷的特征；危机之后则转为易冷难热，经济持续面临下行压力，政策层面多次出台稳增长措施，但增长短暂企稳一段时期后又出现新的下行压力。

当前宏观经济的核心特征正是易冷难热，从供求关系看，集中体现为供强需弱。

图1：中国的GDP、CPI和投资率，1980-2025（%）

制造业产能的数据也能印证供强需弱的特征：中国占全球制造业的30%以上，连续15年全世界第一。全球500种制造品，中国在220种产能全球第一。从2025年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来看，中国74.8%，美国76.8%，德国77.7%，日本76.3%，全球78.2%。我国与主要经济体及全球均值差距并不算大，但整体仍略偏低。

“供强需弱”的原因

形成“供强需弱”格局有很多原因，这些原因之间并非相互排斥、彼此独立，其中不少其实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

1、高储蓄率

首先，高储蓄率既是当前“供强需弱”格局的重要成因，也可以说是这一格局的直观结果。从图2可以看到，中国的国民总储蓄率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很高的水平。还有一个储蓄率更高的国家没有列入，就是新加坡，大约是50%左右。

如果把国民总储蓄分为居民部门和公共部门，可以发现，我国居民部门储蓄率确实偏高，2024-2025年数据大致在35%左右。不过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相比，差距并不算特别显著，比如印尼的居民储蓄率也达到35%，其他不少经济体同样处于较高水平。

图2：各国国民总储蓄率，2024或2025年数据（%）

有人将其归结为东方文化崇尚储蓄、注重长期规划。不否认这类文化因素的影响。但居民储蓄率偏高显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居民更多需要依靠自身储蓄来应对未来风险。

居民储蓄率虽高，但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并非特别突出。我国国民总储蓄率整体偏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公共部门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相对较高。举个例子，地方政府获得一笔土地出让收入后，用于直接消费的比例通常很低。因此，公共部门超高储蓄是推高我国国民总储蓄率的重要因素。

2、要素市场扭曲

十几年前我们做过相关研究，发现中国改革进程中存在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我们将其称之为不对称的市场化。自1978年启动经济改革以来，我国整体方向始终是市场化推进，但不同领域的市场化步伐并不一致。所谓不对称的市场化，其核心表现是：产品市场很快就基本全面放开，而要素市场的扭曲依然较为突出。在我关注的金融领域，这一特征尤为明显。“金融抑制指数”显示我国该指数显著高于世界多数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对金融体系仍存在较多干预。

要素市场未能同步放开，背后有多重原因，与我国改革初期采取的渐进式改革、双轨制改革密切相关。之所以进行双轨制改革，一个重要原因是避免休克疗法式的一步到位放开，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完善是渐进的过程，骤然全面放开容易偏离预期目标。双轨制的思路，是在保留原有体制运行的同时，放开新的市场轨道，逐步推动旧轨向新轨靠拢并最终并轨，这一模式曾在多个领域广泛应用。

这种模式的优势显而易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保持总体稳定，避免因旧体制突然退出、新机制尚未成型而引发经济混乱，对平稳过渡至关重要。但它也存在明显短板，会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双轨并存还容易滋生套利行为。如何持续深化改革，是我们长期面临的课题。

渐进双轨改革意味着旧轨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继续运行，而旧轨在效率上天然弱于新轨，要保障其平稳运转，客观上需要相应的补贴。而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最直接的方式便是通过要素市场的扭曲来压低要素价格，变相提供支持。举个例子，在改革早期，银行将低成本信贷大规模投向国有企业，本质上就是一种非财政性的隐性支持。

2010年我和陶坤玉研究发现，2009年要素市场扭曲相当于GDP的5.1%。根据美国智库CSIS甘思德团队2022年的报告，估计宽口径的产业补贴占GDP比率（2019年数据），中国是4.9%，美国是0.39%。他们的估计值与我们的测算差别不大，但我不认同他们简单化地将其全部归为产业补贴的说法。各地在招商引资中确实存在一定的产业补贴行为，但要素价格低估在更大程度上是为经济转型支付的成本，是转型过程中的隐性分担，而非单纯的产业扶持。

如果认可这种不对称的市场化的判断，即产品价格全面放开，而要素市场扭曲长期存在、至今尚未完全消除，那就意味着要素价格普遍被压低，相当于在很长时期内，对生产者、投资者和出口商都形成了隐性支持。而承担这部分成本的，正是要素的所有者，主要就是居民部门。这一独特的改革策略，在客观上形成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从这个角度看，“供强需弱”的格局与我国改革策略或路径的特殊性存在内在关联。

3、地方政府追求增长的行为

众所周知，改革初期我国实施了放权改革，大量资源配置权限从中央下放至地方，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也让地方能够根据本地实际来制定经济政策。同时，地区之间围绕GDP增长展开竞争，使得整体经济活力显著提升，地方政府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地方主政官员如同区域经济的CEO，核心工作就是招商引资、推进建设。从积极层面看，这确实有力拉动了经济增长，这是客观事实；但与此同时，发展过程中重投资、轻消费的倾向也十分突出。

试想，地方政府获得一笔土地出让收入后，更倾向于用于消费拉动，还是投入投资建设？客观来说，在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上，刺激消费见效慢、难度大，而通过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打造工业园区、推进工业化，则见效快、抓手实。这种行为模式不断强化，最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中“供强需弱”的整体格局。

4、劳动力过剩下的工资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劳动力长期处于过剩状态。在劳动力充裕的经济体中，实现经济起飞的普遍成功路径，就是从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起步。改革开放前几十年，我们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功。不只是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亚洲经济体，也都走过相似的发展路径，即依托充裕甚至过剩的低成本劳动力，大规模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形成显著竞争力，以此带动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

这种模式在一段时期内也会带来一个典型后果：由于劳动力供给过剩，工资水平被整体压低。经济在快速发展，工资却未能同步大幅上涨，直接导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不升反降。这也是很多东亚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共同出现的现象——居民收入占比下降，消费占GDP比重相应走低。这一格局，与我国当时的经济结构也是高度吻合的。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当劳动力市场由过剩转向短缺时，就会出现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蔡昉教授曾判断，我国大致在2006年前后跨过这一转折点。也就是说，2006年之前劳动力过剩问题十分突出，此后这一矛盾已明显缓解。但现在谈及就业市场，大家直观感受却是劳动力短缺并不突出，甚至不少人仍面临失业压力。

5、工资收入与财产性收入

过去十几年，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力形成了替代效应。按照一般规律，“刘易斯转折点”过后，劳动力工资本应大幅上涨，进而带动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显著提升。但这一现象在过去十几年间表现得并不明显，背后存在一些特殊原因。很多在其他国家历史上曾出现的趋势，在我国市场上反而不够突出，甚至不少人仍感觉就业压力较大，这意味着居民消费需求缺乏强劲的收入支撑。

也有观点认为，一方面劳动工资增长乏力，另一方面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全社会对财产性收入的需求日益提高。未来随着劳动力数量持续减少，工资水平在理论上会有所上升，但许多人除工资收入外，还需要依靠财产性收入来支撑生活。如果这部分收入无法有效补足，同样会制约消费需求的释放。

6、重大风险因素

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风险因素对供求关系形成了显著影响。房地产市场波动影响多个经济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包括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居民部门，对总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十分明显。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体系和政府财政预算构成长期压力。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简单总结一下，当前宏观经济呈现出“供强需弱”的格局，这一局面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刚才梳理的几个关键原因可以概括为：

一是储蓄率偏高，相应的消费比重偏低；二是过去改革过程中存在不对称的市场化的特征，要素价格被一定程度低估，进一步放大了“供强需弱”的矛盾；三是地方政府长期以GDP增长为导向，重投资、轻消费的倾向也加剧了这一结构性问题；四是劳动力市场在“刘易斯转折点”前后均未能带动居民收入实现显著较快增长，对消费形成了明显制约。再叠加房地产、人口老龄化、地方财政压力等多重风险因素，总体来看，过去一段时期我国消费需求整体偏弱的特征已经十分清晰。

已经在再平衡，但还不够

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疑问：2007年温总理就已经指出经济增长模式存在问题，其实相关讨论更早便已开始，时至今日，为什么结构失衡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在很多人印象中，中国政府执行力强、雷厉风行，遇到问题通常能够及时应对，可在再平衡与结构调整上，却迟迟没有取得显著进展。对此，我并不完全认同。

不久前，法国总统府邀请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R）撰写了一份名为《巴黎报告》的研究，专门围绕全球经济再平衡展开讨论。今年法国将主办G7峰会，这份报告也正是为此准备。在这份关于全球再平衡的报告中，主办方邀请我负责撰写中国经济再平衡一章。我在文中首先提出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经济其实已经在再平衡了。很多国外同行对这一判断的直觉反应是不太相信。

但经济数据支持我的论断。过去经济结构不平衡，简单来说，就是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而消费相对不足。这一失衡在外部最受关注的指标，就是经常账户顺差、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国内产能大量向外输出。

可以看几组关键数据：第一，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11年的46.6%下降到2024年的40.6%；第二，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49.6%上升到2024年的57.1%；第三，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9.8%降至2024年的2.3%。尽管2018年后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重再次回升，该比重一直维持在2%左右或以下（2025年为3.7%）。

当年G20首尔会议曾就外部再平衡提出过指导性区间，即顺差或逆差占GDP比重不超过4%，即可视为基本平衡。以此标准衡量，中国近年来的水平明显在合理区间内。2018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比有所回升，2025年一度达到3.7%，虽然较前几年有所反弹，但仍未触及4%警戒线，只是这一变化值得关注。

因此，中国经济再平衡事实上已经在发生，与二十年前相比已经取得很大进步。

当然，再平衡虽有进展，但仍远远不够。目前我国消费占GDP比重约57.1%，投资占比仍在40%以上，供大于求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从国际比较看，全球平均消费率约为75%，而我国不到60%，说明消费依然不足，再平衡仍需持续推进，未来实现国内供求关系更加均衡仍是重大课题。

伦敦商学院教授海伦・雷伊（Helene Rey）曾对我的文章作出评论，她指出，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本国GDP的比重确实在下降，只是近期有所反弹，但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增长迅速，中国顺差占世界其它国家GDP或主要贸易伙伴GDP的比重反而可能上升了。这意味着，从我们自身看，外部失衡的相对比例在下降；但从贸易伙伴的视角看，中国顺差相对于其它经济体量的比重上升，会加大它们自身的调整压力。这一点也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大国经济的挑战

外部世界对我们失衡问题的关注度没有下降，核心原因在于，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已从小国经济成长为大国经济。小国经济无论进出口如何变化，都难以影响国际市场均衡，而成为大国经济后，通俗来讲就是“卖什么，什么就便宜；买什么，什么就贵”。即便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下降，自身再平衡取得进展，但产业快速崛起仍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巨大调整压力。

2024年4月初时任美国财长的耶伦到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她提出：中国新能源汽车规模如此之大，美国相关产业还能否发展？她担心大规模产能投向海外，会冲击美国汽车行业、就业与收入分配。

二战以后，美国主导全球化时，倡导各国依托比较优势分工，各司所长、互利共赢。但这套理念如今遭遇现实挑战，关键在于全球化必然伴随着结构性调整。比如中国擅长制造，澳大利亚擅长种粮，互通有无本是双赢，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国农民能否顺利转入制造业？即便可以，转型过程也极为艰难。这种结构调整的阵痛是各国在全球化中共同面对的挑战。

美国的问题尤为突出。作为全球化的倡导者与最大获益方之一，美国人均GDP显著领先其他发达国家，却也难逃结构性困境。耶伦特别提及美国小镇蓝领青年的就业困境，这早已超出经济范畴，演变为社会与政治问题。部分国家出现逆全球化政策，很大程度上正是国内矛盾的外化。

作为经济学者，我的基本判断是：一国若认定全球化总体利大于弊，就应通过国内公共政策化解结构性矛盾，而非简单诉诸贸易限制。但各国政策选择并非我们能左右。

需要明确的是，当经济体量达到一定规模，供求变化会显著影响全球市场与他国决策。即便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占比下降，也会给许多国家带来重大调整挑战。特别是我国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产业链高度集中，大规模出口极易对他国产业造成冲击。当各国普遍担忧产业安全、就业稳定与收入分配时，作为大国经济，我们必须思考如何与世界协同发展。小国出口多会被认可，大国规模扩张则会带来调整压力，这是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正因如此，“供强需弱”现在已成为突出的宏观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产能过剩反复出现，原国家计委（现国家发改委）几乎每年都会预警部分领域产能过剩、避免盲目投资，治理过剩产能也持续多年，但并未阻碍中国经济实现年均近9%的高速增长。核心原因在于，过去我们是小国经济，国内“供强需弱”的缺口主要通过出口消化，形成“海外引进技术、资本、原材料，加工后低成本出口”的国际大循环，靠外需消化国内过剩产能。

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大国经济的外溢效应引发全球警惕，他国政策反应明显变化；另一方面，各国纷纷通过关税等贸易手段防范市场冲击。依靠出口平衡国内供需矛盾的空间已大幅收窄。

“供强需弱”虽是长期问题，但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过去它主要是结构再平衡问题，是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要求，而现在则直接关系到短期增长能否稳定。我国产能利用率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近年出口仍保持强劲，制造业产业链完整的优势明显，但出口快速增长也同步加剧了外部担忧，不只是美国、欧洲。

“十五五”规划提出两大重要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扩大内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两者顺序调换，扩大内需已从长期目标转为短期紧迫任务。如果扩大内需不能尽快见效，出口再遇阻碍，大量产能可能沦为实质性过剩，进而引发投资回报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深刻阐明了扩大内需的战略意义。如何有效扭转供需失衡，已是当前经济工作的关键。

转向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扩大内需

今年两会期间，大家注意到GDP增长目标有所调整，从以往的5%左右改为4.5%-5%，我认为这一调整是十分恰当的。图3引自普林斯顿大学熊伟教授的研究，红线是每年实际GDP增速，蓝线是两会确定的年度增长目标。

图3：GDP增长目标与实际增速（%） 

Chang, Jeffrey, Yuheng Wang and Wei Xiong, “Taming cycles: China’s growth targets and macroeconomic interventions”, manuscript,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25.

2012年是一个明显拐点：此前目标多定在8%左右，实际增速往往大幅超过目标，完成任务相对轻松；2012年之后，增长目标持续下调，实际增速与目标高度贴近、紧紧咬合。

这些年增长目标不得不逐步下调，即便如此，最终实现目标也往往需要全力以赴。而为了确保当年达标，各地倾向于采取见效快的短期举措，难以布局见效慢的长期改革。这种做法很容易透支后劲，反而进一步加剧经济下行压力。

我非常赞同适度下调增速目标，本质是为转型留出空间。我最近与学生、校友一起跑步，对此有体会。常跑步的人都知道，起步过猛很容易后劲不足、中途跑崩；只有一开始节奏放缓、打好基础，才能跑得更久、后续还能稳步提速。经济发展与此道理相通。从这个角度看，今年的目标调整恰逢其时。如果我们把更多精力聚焦到两大战略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扩大内需，摆脱对短期速度的过度追逐，未来的经济增长反而会更扎实、更可持续。

新的政策导向就是要走双循环发展道路，从过去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主，转向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国内经济大循环能否顺畅运转，关键在于抓好两个核心环节，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二是扩大内需。只有把这两方面工作都做扎实，才能推动经济形成良性循环，为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奠定坚实基础。因此，这两个环节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供给：关键行业演变

从供给端来看，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产业不断升级换代的过程。而当前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下一步产业升级能否持续推进、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

客观而言，我国经济发展始终伴随着创新，但过去的创新与当下的创新有着明显区别。过去的创新更多以模仿、学习为主。比如早期发展制造业时，我们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很多都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已经成熟的品类，只是由于他们的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相关产业逐步转移到我国深圳等地区，我们通过跟随学习、快速模仿，实现了产业的快速成长。可以说，那个阶段的创新，核心是一个学习、追赶的过程。但现在，我国产业发展越来越逼近全球经济技术前沿，对原创性创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关于中国能否持续推进原创创新，国际社会和国内都有不同看法。我能明显感受到，国际上对中国创新能力的认知已经发生了很大转变。过去很多国外专家对中国的创新能力不屑一顾，认为中国只能生产廉价产品，无法做出高质量、具有创新性的成果。提到中国创新，他们常引用的两个说法，一是盗窃知识产权，二是依赖政府补贴。而去年的“DeepSeek时刻”给很多人带来了极大的视觉和认知冲击。

像DeepSeek这样的企业，既没有窃取他人知识产权，也没有获得政府补贴，却研发出了极具竞争力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回过头来看，国内其实有很多优质的创新成果，不仅国际社会低估了我们的创新能力，我们自己也常常忽略。

事实上，我国已有不少新兴产品实现了全球引领。更重要的是，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为我们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接下来的关键在于抓住机遇、持续发力，在原始创新的道路上稳步往前走，推动产业升级持续突破。

图4是我从德国一家研究所下载的全球专利市场份额。图中红色球体代表中国，可以看到，中国在多个领域的专利市场份额已经处于领先地位。当然，美国在不少领域依然保持着遥遥领先的优势，但不可否认，中国的相对崛起势头非常明显。

图4：全球专利份额

EconSight: The Technology Company, “China technology focus in new 5-year plan for 2026-2030”.

技术革命的机会

有人认为，我们在技术创新上原创能力仍有不足，更多优势体现在应用层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从0到1的突破相对薄弱，尤其在中美科技竞争背景下更为明显，但从1到100的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我们做得相当不错。作为经济学者，我并不认为这是短板。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曾说过，“从技术革命中获益最大的国家不一定是发明了技术的国家，而是能够快速、很好地应用的国家。”我们在技术应用上确实具备优势，如果能抓住这一轮机遇，把应用做到极致，完全可以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迈上一个大台阶。在此基础上，我们再逐步提升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与世界领先国家展开竞争，这可能更加务实。

毕竟我们仍是发展中国家，想要一夜之间在所有技术领域实现原创领先，并不现实。核心技术与原创能力的提升，本身就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的过程。而抓住当前难得的机遇，把经济发展好，才是我们当前最关键、最紧迫的任务。

AI的索罗悖论？

在计算机等新技术普及的过程中，曾出现过“索罗悖论”：计算机随处可见，却没有在生产率上体现出明显进步。现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不少人也在质疑，AI领域是不是已经出现泡沫？

不久前，我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交流时也问到了这个问题。他的观点是，人工智能算不上泡沫，即便存在泡沫，也是一种理性泡沫。因为一项有潜力的新技术出现时，任何国家、任何企业都不想被甩在后面，只要最终有真实成果落地，前期的投资就不能算是浪费。本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泡沫破裂时，大量投资看似浪费，但当年的热潮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技术，也催生了一批优秀的企业。

在人工智能领域，我的同事沈艳等做了初步分析。从宏观数据看，人工智能目前尚未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形成统计上显著的正向拉动；但在微观层面，无论是企业还是行业，AI对效率和生产率的提升已经可以观察到实际效果。

也就是说，微观上改善效率的证据已经出现，只是仍处在初期阶段，至于宏观层面何时显现效果，还有待观察。如果参照当年计算机技术影响生产率的规律，或许再过一段时间，人工智能就会对整体效率提升发挥巨大作用。

“木头姐”（Cathie Wood）是一位专注于新兴技术的投资者，她对人工智能这类通用技术驱动经济增长的前景十分乐观，甚至认为到2030年全球经济增速有望达到7%。这个判断是否准确尚难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通用技术大规模落地后，完全有可能带动经济提速，显著提升效率，这对于我们而言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因此从供给端来看，前景总体是乐观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有不少成功案例，也有很多具有潜力的方向。

需求：消费如何回升

“供强”还有改善空间，“需弱”尤其消费需求不足是当前最主要的矛盾。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由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对此一直有争论。我认为，不用绝对地二选一，两者之间保持一个适度比例对大国经济而言可能更为重要。

新加坡的储蓄率非常高，但并没有影响其持续增长。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9.8%的历史高点，经过金融危机后快速回落，2012年后基本稳定在1%-2%的区间，2025年回升到3.7%。而新加坡的这一比重常年接近20%，却没有出现明显问题，原因就在于它是高度开放的小国经济，产品大量出口，外部市场能够消化。但对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说，如果消费和投资的比重差距持续过大，未来的难度只会越来越大。

提振消费在当下变得至关重要，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就是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消费占比长期偏低，说明很多需求没有被真正满足。即便我们强调长期主义，强调为未来持续增长积累资本，最终还是要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因此消费提升是天经地义。

第二，更紧迫的压力在于，如果消费起不来，“供强需弱”的矛盾会进一步凸显。在国际市场环境日趋复杂、外需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过剩产能会越来越突出。产能过剩意味着投资效率下降、资源浪费，经济增长也就难以持续。从这个意义上说，提振消费已经不只是中长期结构再平衡的问题，很可能直接关系到今年、明年经济增长能否稳住，是一个非常急迫的现实问题。

当然也要看到，我国的消费其实已经在回升。消费率的最低点出现在2010年，到现在已经提升近10个百分点，只是回升速度偏慢，过程比较艰难。

过去两年，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比如以旧换新，我就享受了这个政策红利。我的旧手机已经摔的不成样子，于是买了一部新款手机，原价近万元，按照以旧换新政策，抵扣了3000元，体验很不错。但问题是，我今年买了新手机，未来两三年内，即便有补贴也不会再换新手机。从数据上也能看出，以旧换新政策推出初期，需求会短期集中释放、快速反弹，但一个季度后就开始走弱，三四个季度后甚至转为负增长。本质上，这是把未来的需求提前透支了。

因此，从根本上提振消费最终要靠两点：一是有钱可花，二是有钱敢花。前者是收入问题，后者是信心问题。所有旨在促进消费的政策，要想真正形成可持续的增长，最终都要围绕这两点发力。以旧换新这类短期刺激政策并非没有道理，但很难形成长期、稳定的消费动能。

中国线上消费品牌指数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和合作者开展的一项研究。我们利用淘天全网的数据，构建了一个线上消费品牌指数，目的就是为线上消费产品提供一个可观测的品质指标。我们在线上购物时，最容易看到的是价格信息，但商品的品质没有指标。比如二手车市场，同样开了八年的车，普通消费者大多不是专家，根本看不出内在品质的差异，这就导致消费者最终倾向于只买最便宜的。

柠檬市场理论是经济学中用来描述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的经典理论，柠檬市场也叫次品市场（“柠檬”在美国俚语里是“次品、烂车”的意思）。简单来说，在一个市场里，卖家比买家更清楚商品的真实品质，买家很难分辨好坏，只能看到价格，这时候大家不敢买贵的，只敢买便宜的，结果就是优质产品卖不出去、慢慢退出市场，最后剩下的全是劣质产品，整个市场越来越差甚至萎缩。

有些平台反复强调“全网最低价”，甚至承诺买到更低价就赔付，这种导向对市场产品质量结构会产生什么影响？所有厂商都被迫去做便宜货，因为贵的、品质好的卖不出去。 当然，降低价格可以倒逼企业提升效率，但效率提升是有极限的，一旦过了临界点，再往下压价格就只能牺牲产品质量。这正是我们做这项研究的初衷，市场不能只有价格信息，还需要有可靠的品质信息。

图5：中国线上消费品牌指数

资料来源：中国线上消费品牌指数，https://nsd.pku.edu.cn/xzyj/zsfb/zgxsxfppzs/index.htm

消费品牌指数

我们基于数据，分别为商品和城市构建了两个指数：一个是消费品牌指数，衡量的是一个城市里消费者所购买消费品的平均品质水平；另一个是消费品牌购买力指数，衡量的是该城市消费者在消费品上的总体支出规模。

可以看到，品牌购买力排名前十位的城市是上海、北京、杭州、深圳、广州、成都等，这基本符合常识，经济越发达的城市，整体消费购买力自然越强。有些出乎意料的是，消费品牌指数排名前十位的城市是合肥、郑州、南京、南昌、淮安、杭州、临沂、淮北、周口等，这些并不是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那样发达的城市。

我们分析发现，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第一，外来劳动者占比越高，品牌购买力指数越高，品牌指数越低。大量外来建设者为城市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自身消费水平相对较低，购买的多是低价、基础款商品。这一群体占比越高，越会拉低城市整体的品牌指数。第二，体制内劳动力占比越高，品牌指数越高。这部分人群收入未必是最高的，但保障更稳、预期更明确，因此有钱敢花。

这说明，提振消费的关键还是收入和信心这两个根本问题。把经济总量做大只是一方面，社会保障水平、居民收入预期、收入分配结构才是支撑消费持续增长的基础。

图6：消费品牌指数

资料来源：中国线上消费品牌指数，https://nsd.pku.edu.cn/xzyj/zsfb/zgxsxfppzs/index.htm

快消新锐品牌榜

我们也研究了不少快消新锐品牌，这部分就不展开细说了。我主要想分享的是，从品牌榜单中能明显看到，目前做得好的主要有两类产品。

一类是传统强势品牌，比如华为、苹果，即便定价较高，也依然有很强的市场接受度，因为品牌信息透明，消费者对品质有明确预期。

另一类表现出色的，是我们称之为快消新锐品牌的产品，很多都来自新兴赛道，比如婴儿防晒、宠物用品、美妆等，很多细分品类过去并不被大众熟知，甚至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如今都发展得非常好。

更有意思的是，刚才提到的制造业与供给端创新，在消费品领域体现得尤为突出。现在这些成功的新锐快消品牌，90%以上都是国产品牌，而非国际品牌。并且这些国产品牌的定价不比国际品牌低，有的甚至更贵，依然能被市场认可。这也说明，我们的创新是多元丰富的，不只是体现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绿色能源等产业上，同样也体现在消费品领域，通过数字技术与市场需求深度结合，催生出大量全新的产品和赛道。

图7：快消新锐品牌榜

未来经济走向

未来经济走向非常清晰，最重要的就是“双循环”。

其中，产业升级换代很关键。过去十几年我们经济增长持续面临下行压力，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产业升级换代推进得不够顺畅。一方面，已经丧失竞争力、本该退出的行业没有及时出清，不少传统行业的过剩产能问题至今依然突出；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规模和支撑力还明显不足。虽然在部分领域新兴产业发展很快，但也出现了一哄而上、扩张过快带来的新问题。

总体来看，产业升级换代既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同时也蕴藏着大量机遇。我和风险投资行业的朋友交流，他们普遍认为，现在又迎来了一个创新创业的黄金时代。当通用性技术革命到来时，整个经济结构、商业模式都可能被重新定义，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新机会。

其中既包括国内经济再平衡过程中消费需求提升带来的机会，也包括通过供给创新创造出新需求，很多消费者原本并不知道这类产品，但好的供给创新一出来，迅速在市场上打开局面。

从宏观格局看，我们确实面临巨大挑战，经济转型绝非易事，但如果从微观层面观察，当下很可能正站在一个新的爆发节点上，会迎来创新创业机会集中涌现的时期。

政策组合拳

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不只是单纯的周期性问题，并不是像过去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那样，靠强有力的宏观政策托底，经济就能平稳走出来。这一次的情况没那么简单，需要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有五个方面：宏观政策、市场化改革、资产负债表重组、“投资于人”、国际经济秩序。

1、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宏观政策适时发力是顺理成章的,相信今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有新的部署。难点在于，宏观政策既要稳增长，又要有效缓解“供强需弱”的矛盾，如果把握不当，反而可能加剧这一矛盾。因为我们过去更擅长刺激供给，不擅长直接拉动消费，对决策部门来说，这确实是个难题。一旦发力刺激，资金很容易流向投资和生产领域，导致下一阶段供给更强、需求相对更弱，但要直接有效刺激消费，路径和抓手又并不清晰。

很多专家认为，财政政策在本轮宏观调控中应当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为财政政策可以更精准地直达部门、行业和具体领域，发力更直接。当然，在加大财政支持的同时，也要注重平衡供需结构，不能一投放资金就只搞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否则只会让“供强需弱”的问题更加突出。

货币政策同样要发挥作用，重点应放在有效提振需求上。这些年央行也在运用和调整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相关措施要精准落地才能真正起到效果，要把握好总量和比例，不能过度使用，因为货币政策本质上是总量政策。比如现在强调“投资于人”，央行是否可以考虑设立“投资于人”专项再贷款？如果能切实落地，效果应该不错。

总体而言，宏观政策要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但在本轮调整中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角色。一些国家推出强力的宏观政策，通常是在经济面临严重危机之时。我们当前虽然存在下行压力，但还远未到需要采取强力刺激的阶段。

2、市场化改革

更为关键的是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的改革方向。这项改革对供给与需求两端都至关重要。

从供给端看，由市场配置资源，意味着投资与产能决策要顺应市场信号。近两年热议的“内卷”问题，成因复杂，但尤其要警惕地方政府不规范的招商引资行为，这类行为容易脱离市场需求盲目扩产，既没能有效提升技术水平，反而快速放大产能，加剧过剩压力，压低投资回报。坚持市场决定投什么、投多少，同时规范产业政策，限制并清理不合规、不合法的产业补贴，正是当前明确的治理方向。

从需求端看，深化市场化改革，有助于让市场主体与居民部门获得更多收入。举个例子，地方获得的土地出让收入，往往由政府集中投向大项目，追求立竿见影的GDP效果，相当于全部用于投资，储蓄率是100%。如果把更多公共资源投向民生领域，而非全部集中搞建设，居民的消费率自然会相应提升。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公共福利，让资源更多由市场、企业与居民来配置，比单纯由政府主导配置更有利于消费提振与经济良性循环。

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公共政策体系也要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当前我们有两大核心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扩大内需，这里存在一个值得警惕的风险，即新质生产力发展过快，而就业配套跟不上，“供强需弱”的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比如人工智能大规模落地，工厂用工大幅减少，居民工资收入与就业机会下降，消费从何而来？

我曾与美国前财长鲁宾交流，他提到美国小镇蓝领青年的就业困境，未来中国也可能面临类似挑战。作为乐观的经济学家，我认为技术会摧毁旧职业，也创造新职业。但江小涓老师的观察让我深受启发，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革新摧毁的工种和就业机会，已经超过新创造的岗位，经济整体的就业密度在下降。

即便高端行业蓬勃发展，被替代的普通劳动者也很难顺利转型。这就对公共政策提出了严峻要求。我们的技术创新应当坚持就业优先导向，技术应服务于人，而非简单替代人。企业家追求效率无可厚非，但政府需要设计新的政策框架与工具，确保在技术进步与结构转型过程中，老百姓始终有钱可花、有钱敢花。

3、资产负债表重构

房地产市场调整已经对居民家庭、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造成了明显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抑制了国内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适度加杠杆，帮助各类微观主体修复资产负债表。

中央政府尽管也存在一些隐性债务，但整体负债率相对较低，而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很多并未直接体现在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地方政府不具备破产条件，一旦出现偿付困难，最终责任仍需中央层面承担。因此，可以通过一轮系统性的资产重组，由中央适度扩大杠杆，缓解其他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压力，为经济恢复创造条件。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就是这么做的。如果我们大量经济主体持续被债务负担、资产缩水困扰，内需和投资都会被严重压制，经济很难真正企稳回升。

另外，社保体系的资产负债表也不太健康。目前社保基金整体仍存在较大资金缺口，尤其是在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村居民这部分群体上，保障水平偏低，缺口更为突出。尽管近年政策在逐步改善，但每年提升的幅度仍然偏小。我认为，可以考虑更大力度地划转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对社保体系进行一次力度更大的结构性调整，真正增强居民的保障水平和消费信心。

4、“投资于人”政策

“投资于人”是近年来一直强调的方向，值得下大力气推进。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好。

“投资于人”就是完善全生命周期的民生保障，包括提升教育质量、改善医疗服务、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同时，“投资于人”也是积累人力资本，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支持就业创业，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支撑。

未来，无论是地方政府、各类机构还是社会层面，都应更多地将投资重点从传统的“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这既有利于扩大内需、改善民生，也能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5、负责任的大国

作为一个大国，我们面对的外部环境与国际规则正在深刻变化，要以负责任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近年来，国际经贸规则讨论日趋激烈，部分发达国家不断质疑我国在多边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地位。2024年美国国会曾通过相关法案，主张不应再让中国享受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认为中国经济体量已不再适用相关安排。对此，李强总理在2025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世贸组织（WTO）当前和未来谈判中将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这一重要表态，清晰展现了我们主动承担大国责任、顺应全球治理变革的诚意与担当。

未来，如何与全球经济伙伴共同成长、互利共赢，将是我们面对的重大命题。如果仍停留在“我产品质优价廉、理应占据市场”的传统思路，发展空间只会越来越窄。如今很多国家更关注产业安全与结构调整，单纯的价格与质量优势已不足以化解外部顾虑。

在这方面，我们也在积极探索新路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下设的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就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倡导成立、2016年正式落地的重要平台。一方面，从中国发展实践中提炼务实可行的政策经验，努力形成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南方共识”；另一方面，为企业出海寻找新思路，鼓励企业深度融入当地经济，就地生产、创造就业、贡献税收，既缓解国内产能压力，也实现与东道国的利益融合。

我几年前曾提出“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的设想。我国绿色能源产业优势显著，但也面临产能过剩与贸易壁垒压力，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正迫切需要绿色产品支撑能源转型。这就像当年美国的“马歇尔计划”，通过资金与产业支持帮助欧洲复兴，最终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美国，既巩固了盟友体系，也推动美元走向全球。这类共赢式合作值得我们认真谋划。

从国内视角看，即便“供强需弱”的矛盾短期内难以彻底化解，只要持续优化外部环境，加强国际合作，我们依然拥有广阔的增长空间。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合作，竞争冲突相对温和，比如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在部分市场遭遇抵触，但新能源摩托车在不少非洲国家深受欢迎，当地电力基础设施薄弱，我们给当地架设光伏板，解决了能源供应问题。总体而言，国际合作仍有很大空间。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不再是简单向外输出产品，而是与伙伴国携手共同成长，这才是长期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腾讯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