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观点整理自刘世锦在CMF2026年中期论坛（总第73期）上的发言：
供强需弱是现阶段我国稳增长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突出症结。供强需弱源于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因素支撑的倾斜式增长方式。尽管扭转这一不平衡状态，要把注意力和突破口放到深化储蓄—消费机制改革，实质性降低储蓄率，相应扩大终端需求。
一、供强需弱的表现与形成的深层原因
所谓供强需弱，是人们在现实中经常会观察的一些颇为矛盾，经常被描述为K型发展的现象，比如创新活力涌动，人工智能、机器人、绿色技术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持续承压，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长；出口超常规增长，去年货物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近1.2万亿美元，另一方面，内需不足仍在加剧，投资去年全年负增长，今年前5个月累计同比-4.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0.6%；制造业和产业链具有全球竞争优势，但较多产业过剩严重，部分群体需求得不到满足。
供强需弱并非短期波动，而是源于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因素，包括GDP导向的地方竞争机制；基础领域和战略性产业中国有企业为主，较高比重的国有资本；以抓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重点的稳增长宏观政策导向；制造业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等，进而形成了一种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重生产、轻消费的倾斜式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是短缺经济，在过去相当长的供给不足时期，这一增长方式是适应的，而且是有优势的。即使中国经济由高速转到中速，由供给约束转到需求约束，只要还有投资的空间，这种增长方式仍可运行，而且表现出很强的惯性与韧性。然而，这种增长方式的有效运行仍是有边界的，这就是投资投不动了，出现负增长。目前已经出现这种状态。
二、终端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价格低迷、增速减缓的直接原因
供强需弱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用一个经济增长的高度和宽度框架加以分析。高度是指生产率提高所支撑的增长可能性空间的扩展，由技术创新、加强管理、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推动。宽度是指全部社会成员中不同部分，如分成十个组别，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对已有生产能力的有效需求。高度决定了可能达到的增长速度，宽度则决定了实际能够达到的增长速度。
供强提升了增长的高度，需弱则意味着增长宽度没有得到相应扩展。高度提升并不能代替增长宽度的扩展，还可能引起宽度上的问题，如人工智能减少现有工作岗位，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等。由此可以解释一种困惑：为什么创新驱动和新产业看起来发展不错，但增长速度依然承受的压力很大。
这里要引入终端需求概念。所谓终端需求，是指GDP中不再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部分，包括全部消费加上非生产性投资，或消费性投资，主要是与民生相关的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服务业投资。终端需求是从全部经济活动自然流程角度看的真正意义上的最终产品，是GDP中用于直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目的性部分。GDP减去终端需求就是生产性投资和净出口，这两项都是工具性的，是服务于终端需求增长的。
我国长时期内消费占GSP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大约低20个百分点，存在着一种结构性偏差。但由于相当长时间内房地产和基建高速增长，实际上掩盖了这一偏差。2022年以后，房地产大幅下滑，基建也在减速，原来被掩盖的消费结构性偏差“水落石出”，成为终端需求中一个“卡脖子”的短板。
近几年终端需求增长明显放缓，出现相对收缩，拉低GDP平减指数，使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长；加上投资特别是生产性投资过多，导致产能利用率下降。产能利用率过低，相应地投资回报过低，投资者不愿增加投资。这是当前投资滑坡的主要原因。
工业增加值增速尚不算低，主要是出口带动，近期也有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增加的带动。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净出口属于储蓄，相应减少国内消费。“出口强”是国内“消费弱”的原因之一，这种关联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三、把注意力和突破口放到储蓄-消费形成机制
供强需弱的背后是国民收入使用结构中的高储蓄、低消费。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储蓄率是明显偏高的。过去十几年，中国储蓄率最高曾超过50%,近年来略有回落，但都在42%以上。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全球各国储蓄率的平均水平大约在25%左右。从中国的储蓄构成看，主要来源于企业储蓄和住户部门储蓄，政府储蓄逐步减少，近年已成负增长。
以2022年为例，中国国家资金流量表数据显示，当年我国GDP总量约为120万亿，总储蓄55万亿，储蓄率46%，相对应的消费率约为54%。其中企业部门储蓄27万亿，居民部门储蓄27.6万亿，大体上各占一半。
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达到22.5%，从国际比较看明显偏高。企业储蓄率高与企业资本收益中分红少直接相关。2022年我国居民财产收入中只有10.2%来自于企业分红，低于全球55.7%的平均水平。历史地看，高增长时期投资资金需求量大，外部融资难且贵，企业倾向于自我融资，增加收益留存。更重要的是，国有资本占全社会企业资本较大比重，而国有企业长期不分红或少分红。2007年起推行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使这种状况有所改变。随着国企改革深化和国有资本治理体系改进，上市公司中国有资本分红增加，但仍有大量非上市的国有企业分红较少。企业收入占全社会可支配收收入比重偏高，并转为企业储蓄，这样就出现了全社会企业储蓄率高的情况。而企业储蓄只有一个用途，就是投资。
居民储蓄率也处在较高水平，但进入居民部门内部观察，把居民收入由高到低分组排序，就会发现主要是高收入群体的大量储蓄抬高了居民整体储蓄率。招商银行2024年年报显示，其金葵花客户（日均总资产在50万元及以上的客户）占其零售客户的2.49%，但却贡献了81.90%的资产；相比2023年，金葵花客户新增资产占全部新增资产的87.48%。这表明少数高净值客户拥有银行绝大部分的储蓄资产，而且呈现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的态势。其他银行的数据也显示了相似特征。有人认为，近些年我国每年新增十几万亿储蓄，引导居民把这些储蓄转为消费就可以了。这种只看总量不看结构，不了解、不关注高储蓄、低消费与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过大直接相关的观点，在理论和政策上都有很大的误导性。
四、如何推进储蓄-消费形成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投资负增长已经持续一年多的时间，5月份又叠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负增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未曾有过的，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再一次处在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务之急是恢复投资活力，实现投资的正增长。办法是实质性地降低储蓄率，相应增加终端需求。这与一些人的看法是不同的，也是理解现阶段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关键所在。
国民收入分为储蓄和消费。高储蓄下不来，低消费就上不去，这是一个简单的硬约束。降低储蓄率，增加终端需求，才能提高产能利用率，产能利用率达到较高水平时，就会产生对投资的实际需求，这正是中央一再强调的有需求有效益的投资。如果不降低储蓄率，不增加或实际上减少终端需求，用老办法强行增加投资，将会加剧供强需弱矛盾，把中国经济引向另外一个方向。
调整供强需弱不平衡状态，突破口在于改革储蓄-消费的形成机制，将过度储蓄转化为有效消费，这方面可提出若干改革重点领域和相应的量化政策目标。
第一，在不长时间，如三年时间内，把全社会储蓄率降到40%以下，企业储蓄率降低20%以下，将部分企业储蓄转化为消费，全社会消费率相应提升到60%以上。这也是具体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具体举措。直接途径是提高企业分红率，较大比例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实际上是国有资本分红的一种具体方式。
有人对国有资本如何划拨有诸多疑虑，比如国有资本真正盈利并能分红的并不多；一些领域的国有资本债务负担重，能有多少净资产说不清楚；国有资本分属不同部门和机构管理，划拨社保基金会有阻力等。
这些问题其实并不难解决，简单地说，就是从已经上市的国有资本中划拨。目前A股市值约120万亿元，初步估算国有资本市值在40%左右，可从中划拨一定数量如20万亿元进入社保基金。被划拨的国有资本不改变部门或机构隶属关系，只是在已有部门和机构下新设养老基金，管理划拨后的国有资本，形成新的运营职能和目标。从资本市场看，只是一部分国有资本转为养老金资产，增加了更多的长期耐心资本。
还应推动民营企业提高分红水平。通过完善公司治理、加强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引导长期价值投资理念等措施，鼓励企业将更多利润以分红形式回报股东，再由股东转化为消费支出。
第二，稳步推进税收制度改革，抑制基尼系数上升，逐步使基尼系数降低至0.4或以下水平，相应提高社会平均消费倾向，降低住户储蓄率。
从国际经验看，由中等收入阶段成功转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基尼系数大都在0.3-0.4之间，有的要更低一些。较为平衡的收入差距，可以把更多的国民收入转化为终端需求支出，缓解高增长时期形成的大量产能释放的压力。
当前我国税收结构以间接税为主，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比重偏低。从改革储蓄-消费形成机制的角度着眼，应推动增加对高收入阶层合理征税，重点是个税和财产税，相应增加政府部门收入。有人担心增加高收入阶层合理征税会影响其信心和预期，实际上这方面的负面影响不大，反而有助于增强政府保护产权的动力。有一种说法，“征税的能力边界”决定了“产权的保护边界”，因为保护产权就是保护税源。
第三，宏观调控和各级政府职能的重心要由供给侧转到消费侧，应将宏观刺激政策支出的50%以上用于解决供强需弱问题，重点放在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对消费如何驱动经济增长，社会上有一些困惑。推动储蓄-消费形成机制改革，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户消费，首先是创造新的消费市场空间，使过剩产能成为不过剩，还可能出现产能不足，带动新的有效投资。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扩大消费能使更多人群，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分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增加他们的美好生活需求得以满足的获得感。同样重要的是，这部分群体的消费扩大，重点是发展型消费的扩大，实际是人力资本投资，是“投资于人”的具体体现，为创新驱动提供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支撑。
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消费，商品消费补贴作用有限，重点要放到住房和社保两个明显短板上。
一个农民工在农村可能有200平米的二层小楼，但一年回去不了几天，其他时间挤在城市10平米的的地下室。按统计数据，他可使用的住房面积达到210平米，但实际住房状态相当困难。进城农民工等群体在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住房结构性错配。要通过住房保障政策和城乡资源重组配置，加快解决农民工等新市民的住房困难，同时也为房地产企稳并恢复正常增长提供真实需求。
通过国资划拨社保、财政补贴、短期刺激资金支持和完善社保缴费等途径，力争十五五时期，覆盖中低收入人群最多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收入有一个明显提升，与当前增加终端需求、稳定宏观经济增长的要求相匹配。在目前诸多消费刺激政策措施中，这项改革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是居前的，对稳增长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有观点认为提高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金收入，对扩大消费作用不大。此乃似是而非之谈。事实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人口养老金收入水平过低，在多个方面不利于释放全社会消费潜能。一是直接制约1.7亿养老金领取者的消费能力；二是农村父母养老金不足，需要其子女提供更多的“代际转移”，进而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三是弱化3.7亿正在缴费群体的未来预期，促使其被动增加预防性储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5.5亿人，其中95%是农村居民，占到全国参保人数的一半左右，是现阶段全国养老保障体系中收入较低、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消费倾向最高的部分。从这个角度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人口养老金不足的缺口，制约着中国一半左右人口的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容忽视的全局性影响。
五、尽快扭转供强需弱需要澄清的一些认识问题
有观点认为，重生产、轻消费的增长方式长期存在，过去我们也经常讲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但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以后也未必延续不下去。以往我们长时期处在短缺经济状态，进入需求约束阶段后，还有一定的投资空间，但目前这些条件都不复存在。投资负增长已出现较长时间，表明这个增长方式要延续下去的难度越来越加大了。
也有观点认为，扩大消费、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是一个民生问题，应该量力而行，不能操之过急。这种看法在过去很长时间是有一定道理的。当下面临的局面是，不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不增大终端需求，产能利用率无法提高，投资就难以恢复增长，实际增长速度将会明显低于潜在增长率。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既是民生问题，更是一个宏观稳增长问题。以往我们遇到增长乏力要抓投资，现阶段则要抓消费，道理实际上一样的，只是时过境迁，有增长潜能的领域不同了。
还有观点认为，结构性机制性改革虽然重要，但远水难解近渴，短期内还要依赖宏观刺激政策。结构性改革与宏观政策各有功效，并非只能二者择一，结合使用往往会有更好效果。事实上，有些结构性改革，如上述国资转社保，短期内就可以见到成效。有些改革，如降低基尼系数，政策目标确定后有所作为，短期看可能是慢，长期看实际上是快。以短期刺激政策替代或回避实际上可以推进的结构性改革，将会使问题拖得时间更长，付出的代价更高。日本是最先提出并实施量化宽松、零利率负利率的国家，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并未呈现实质性摆脱通缩、恢复增长活力的经验。近年研究日本经验者甚多，中国应从中汲取教训，而非重蹈覆辙。
扭转供强需弱的不平衡状态，中央的判断是明确的，解决问题的路径也是清晰的。从国际经验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大都创新乏力、产业竞争力不足，而中国目前的短板是“供强需弱”。从逻辑上说，解决需求侧问题较解决供给侧问题相对容易，但并非没有难度。供强需弱与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因素深层绑定，从原有的增长框架中走出来，由投资和出口为主驱动转为创新和消费为主驱动，加快确立新增长框架，需要新一轮思想解放，形成新的社会共识，摆脱“路径依赖”，面对并解决从理念认识、利益关系到政策手段、工作方法等的转变问题，推动供强带动需强，形成供需动态互促的新循环，稳住宏观经济大局，同时为长期稳定增长提供持续的增长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