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的“源头活水”,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主要是在这一理论而不是在其他民族理论的指导下探索出来的,但这一理论只是为中国共产党认识民族现象、民族问题与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提供了一种基本立场、原则和方法,而非现成的答案。正确运用这一理论与不断推进其中国化时代化是不断化解国内民族问题的必然要求,而这须以科学系统深入地理解这一理论的体系和原理为前提。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体系庞大、内容丰富,要科学系统深入地理解其体系和原理,首先须科学把握它的理论方位和结构、“民族”概念,其次须科学理解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现象、民族与阶级的关系、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民族问题、民族主义和民族运动、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民族自决权、民族交往和民族融合、民族发展和民族团结、民族文化、“民族文化自治论”和民族的区域自治、民族语言、各民族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等方面的基本思想及要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民族理论 体系 原理 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简称“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的“源头活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体现与守正创新的伟大实践。然而,经典作家生前并未声称要创建一个民族理论,实际上,他们是在阐发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及论述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时论及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后人在学习和研究他们论著的过程中发现,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现象、民族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种问题的思想事实上已经构成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理论体系,因而将其称为经典作家民族理论。这也是人们一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所指。这个事实表明,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体系需要后人依据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文献归纳提炼。为此,自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文献在十月革命后正式开始在中国传播的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人进行了长期研究,产出丰富成果,其中学术界全面性、系统性的研究及成果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
总体而言,学术界的已有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侧重如何从整体上理解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思想的研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20世纪50—60年代有关方面编写、全国各地民族院校使用过的一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名的课程讲义(试行本),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名的一些民族院校教材,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和一些论述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发展史、民族工作史的著作、论文集、文献资料汇编书籍和民族类工具书的“导言”等。二是侧重如何理解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之某一次级理论,或某一基本观点、思想、概念的研究。这类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比较集中的议题主要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民族的定义、民族融合等;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末期比较集中的议题主要有民族的定义、民族形成的上限、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普适性、民族问题、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发展繁荣等;21世纪以来研究比较集中的议题主要有民族的定义、民族问题、民族主义、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民族交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等。
上述已有研究成果为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体系和原理的提炼与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必要参考。然而,对照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简称“中央‘马工程’”)提出的“四个分清”目标任务来看,已有研究还存在着不少薄弱之处和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主要有:学术界以往在如何理解经典作家理论基本观点方面长期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及争论,在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体系及原理的理解上形成的共识很不够,其中还有不少学者对经典作家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民族融合等理论的理解存在着断章取义、教条式理解,甚至错误理解的问题;不少学者以往在提炼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体系时,更多是从经典作家针对民族平等、各民族权利的论述出发的,而不是从经典作家针对民族解放、促进各民族交往与团结、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论述出发的;对个别重要议题缺少必要研究,如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方位问题,还没有专题研究成果问世;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解读与提炼,鲜少有研究从理论体系和原理的角度着眼,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人们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不利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及实践的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更不利于铸牢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因而,亟待加强和改进相关研究。
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它对我们如何正确科学地认识中国和世界的民族现象、民族问题及其发展规律,以及如何科学有效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提供的只是一种基本立场、原则和方法,即理论原理,而非现成的答案。换言之,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前提是正确科学地把握这一理论的体系和原理。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文献为基本依据,从最能反映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基本立场(为谁代言)、基本原则(价值判断标准和理论边界)和基本方法(哲学原则和基本分析方法)的十五个方面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进行再提炼,以求能更科学地向世人呈现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体系和原理(的主要内容)。
一、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方位和结构
理论方位指在一个特定的理论体系之中或知识领域,某一次级理论所处的“坐标”。任何一种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中都有特定的方位,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及其所属的不同层级的理论。就此而言,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属于经典作家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次级理论、有机构成,而绝非一个完全独立或孤立的理论。只有把这个次级理论放置到经典作家思想体系、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既明确它的上位理论,又明确与其联系密切的平行理论,同时准确理解它与上位理论的关系、与各个平行理论的关系,才能准确把握它的要义。换言之,后人在解读、提炼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时,不能仅仅关注经典作家聚焦或涉及民族的论述,也不能就民族谈民族,而是还要关注经典作家关于与民族有紧密联系的、其他人们共同体的论述,和与民族问题有紧密联系的其他社会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的论述,更要把经典作家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论述与他们阐发唯物史观、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共产主义学说的论述贯通起来加以理解。
本文之所以从一开始就强调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方位,完全是一种问题导向。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一问题学界以往几乎没有进行专门研究;另一方面,以往的一些研究之所以在解读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时出现断章取义、教条式理解,甚至错误理解等问题,绝大都与没有把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放置到特定方位中加以理解直接相关。
就理论指向与实践目标而言,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共产主义理想服务的,是基于批判、反对一切剥削阶级的民族主义而提出的;经典作家之所以关注民族、研究民族、重视民族,从根本上讲是为了借助民族与超越民族,绝非“止步于”某一个、一类民族的利益。这是正确科学理解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原理的根本前提。然而,以往的一些研究在解读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时并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甚至没有这种意识。
本文认为,要科学把握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方位,须从纵、横两个维度着眼:纵向看,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共同体理论的次级理论。换言之,经典作家阐发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共同体理论是他们民族理论的上位理论,前者对后者具有统摄性;横向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民族理论是与阶级理论、国家理论、政党理论、历史理论、社会交往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平行的、联系十分密切的次级理论。这表明,要科学完整准确地理解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原理,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着眼,必须把民族理论与它的上位理论、与其平行的其他次级理论贯通起来理解,而不能仅仅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仅仅从民族的视角出发理解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现象、民族问题及其发展规律的论述,和关于无产阶级应该如何解决民族问题的论述。
就结构而言,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包括“认识论”“方法论”两大版块。其中“认识论”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关于民族现象的理论,主要揭示了民族产生、发展、演变、融合、消亡的基本规律,同时揭示了民族与阶级、国家等其他共同体或社会范畴之间的关系。二是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主要揭示了民族问题的本质、类型及其不同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内外条件、演化规律等;“方法论”是关于无产阶级科学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阐明了无产阶级解决资本主义民族殖民地问题、多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路线、方法及策略。
二、“民族”概念
概念是理论的基石、思想的出口。因此,科学理解经典作家“民族”概念是正确理解他们民族理论的逻辑起点。但在如何理解经典作家“民族”概念上,学术界过去长期存在激烈争论,其中不乏不正确的理解,典型表现之一是把斯大林1913年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针对现代民族(俄文нация)下的定义,当作对人类社会所有类型、层次的民族都适用的定义,即把经典作家针对一种特定民族下的定义普遍化,并以此为起点来解读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从而导致不少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误读。与之对应,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均有学者发文讨论与试图澄清经典作家“民族”概念的应有内涵,这虽然在不断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但并没有完全消解一些人对经典作家“民族”概念的曲解,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误读。
结合已有研究,本文认为,要科学理解经典作家“民族”概念,至少须把握以下两点:
第一,概念用词的跨语言转换。概念是对思想、观念的概括,其语言表征形式是词语,即词语不等于概念,二者是表与里的关系。汉译本经典作家著作中“民族”一词在作者原文字著作中对应的词语有多个,主要有“德文Volk、Nation、Nationalität,英文nation、nationality、ethnos、people,俄文нация,народность、народ、нациoнaльнocть等”。因此,只有同时关注经典作家用西文词语指对不同族体或社会机体及相关论述承载的思想,才能正确把握他们的“民族”概念。
第二,由上述第一条可见,“民族”在经典作家思想体系中是一个论述单位、泛义的概念,而非特指概念。也可以说,经典作家是在方法意义上使用“民族”概念的。一方面,他们论及的民族复杂多样,有不同的类型、层次。他们论及的“民族”至少包含了汉语文献中的“部落”“部族”“部落联盟”“酋邦”“国家民族”“组成国家民族的各民族”“族群”等族类共同体;另一方面,他们从未对什么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明确下过定义。斯大林1913年提出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并非关于人类历史上所有类型、层次的民族的定义。而且,斯大林论及的“民族”也有多种类型,现代民族只是其中的一种。因此,不能将斯大林对现代民族下的定义等同于他完整的“民族”概念,更不能将其与经典作家的“民族”概念画等号。
中国共产党根据经典作家关于“民族”概念的相关论述及思想,结合中华文明传统的民族观念和自身的民族工作实践,在长期思考的基础上于2005年从一般意义上对“民族”概念作了界定:“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这个界定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民族概念的集体共识,是在对人类社会各类族体的特征进行普遍概括的基础上提出的,背后的思想方法、基本立场和秉持的原则与经典作家一脉相承。它的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与之对应,汉语语境中的“民族”至少包括中华民族和今天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等不同层次的族类共同体,以及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但后来已经消失的族类共同体,如匈奴、突厥、鲜卑、契丹、西夏、女真等。
三、民族现象
“民族现象”是中国学者在总结提炼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思想时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用以承载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产生、发展、交往、冲突、聚合、分化、同化、融合、消亡等现象及过程所作的论述反映的思想。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民族现象”概念,但他们针对这一概念包含的各个具体民族现象的大量论述是客观存在的。“民族现象”概念的提出,既是中国学者总结提炼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一个成果,反过来又对人们进一步认识与总结提炼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提供了一个科学工具。而要科学理解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现象的理论,关键要把握如下两点。
民族的本质。按照经典作家的原意,民族是人的类生活、共同体和社会有机体的形式之一,有不同的类型和层次。在本质上,民族是人类社会相互隔绝的产物。民族的构成要素既有客观性成分,也有主观性或建构性成分,前者如共同的祖先、文化、生计方式等,后者如共同的历史记忆、情感、心理认同等。在这些构成要素中,文化和认同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也表明,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她自己,就在于有自己的文化和成员的认同,二者缺一不可。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丧失殆尽,成员对她的认同便没有依托,她自身作为民族也便不复存在。
民族演进的趋势。民族现象始于民族的诞生。民族诞生之后,便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民族交往的普遍发生而发展、演化,民族之间的竞争、冲突、交融、融合,以及民族自身的发展、壮大或分化、衰亡等均是这一过程的题中之义。经典作家强调,从总的趋势看,“民族是一种历史范畴”,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也即民族不论属于哪种类型、哪个层次,都会在共产主义社会及其迈向这种社会的历程中走完生命历程。正因如此,在人类历史上,有的民族已经走完生命历程,如上文述及的中国古代民族匈奴、突厥、鲜卑、契丹、西夏、女真等;有的民族还很年轻,如作为人类历史上较早出现的现代民族的法兰西民族、美利坚民族等;在未来社会还会有新的民族诞生,如斯大林在预测性地论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民族融合现象时提及的、由若干现代民族聚合而成的“区域民族”——这类民族是否会真正出现有待历史的验证,但从历史逻辑上看是符合民族、人类共同体演进规律的。而这些都是正常的民族现象。
可见,在经典作家看来,民族不论属于何种层次、类型,其生灭兴衰、分合重构均有着一定的客观规律;民族现象的消亡要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但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四、民族与阶级
阶级分析方法是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最基本的分析方法之一,经典作家阶级理论也是与他们民族理论联系最紧密的平行理论之一。关于第一点,以往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或多或少给予重视,但对二者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中的一般关系的讨论还不够系统。关于第二点,以往的研究则明显关注不够。因此,有必要作出补充讨论和分析。
民族与阶级的一般关系。按照经典作家的原意,前现代社会的民族一般属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一种,阶级则是人类“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的一些集团。
经典作家认为,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民族会发生阶级分化,但阶级力量才是阶级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而非民族力量。在资本主义时代,全世界范围、多民族国家范围的民族会分化为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一个民族的内部也会分化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经典作家强调,在阶级社会中,“当发生任何真正严肃而深刻的政治问题时,人们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来进行组合的。”因此,阶级对立是民族对立的根源,“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民族对立是民族问题的一种典型表现,这种情况发生在多民族国家之内会导致民族关系恶化、政局不稳,发生在国家之间会导致国际关系紧张,乃至国家间的冲突、战争。
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关系。按照经典作家的原意,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整体利益高于各民族利益;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各族人民共同利益、国家利益高于各民族利益。这是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一条重要原则,但以往的许多研究对此或语焉不详,或没有阐明。列宁明确强调,“工人如果把同‘本’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一看得高于同各民族无产者的完全统一,那就违背了自己的利益,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而“要使各国真正团结起来,它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要使它们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
无产阶级在民族斗争中的作用。经典作家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在反对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的斗争中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在帝国主义时代,各民族和各国中的无产阶级、“工人兄弟联盟”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各民族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即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且,“‘统治’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援助,必须坚决地积极地援助各被压迫民族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五、民族与国家
民族与国家是不同的范畴,形成条件、本质均不同,但联系紧密。而且,经典作家国家理论也是与他们民族理论联系最紧密的平行理论之一。关于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已不少,其中国际上的代表性研究当为苏联民族学界20世纪80年代围绕“民族过程理论”开展的研究及成果,国内的代表性研究当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基于改造苏联民族学界的民族过程理论而出现的民族与国家问题研究及成果。但已有研究对这两个范畴在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中的一般关系的讨论较分散,集中度很不够。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化性、补充性分析。
民族与国家的一般关系。关于国家是什么,列宁有一句名言:“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可见,在经典作家看来,阶级的产生早于国家的产生,民族的产生又早于阶级的产生,因此,国家社会也是“阶级社会”。依循这个思路来展开分析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与国家的一般关系,似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国家从前国家社会(即原始社会)的政治系统演化而来,民族的演化则从民族诞生开始、从前国家社会发轫。国家是民族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民族演化过程孕育而出,而后又与民族演化过程相互制约与影响,共存于统一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在阶级国家中,阶级关系既表现在民族之间,也表现在民族内部。
按照经典作家的原意,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民族在一个国家共处、同一个民族分布在不同国家中均是历史常态。率先在西欧出现的追求“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是最早的现代国家,其由“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结合而成,是“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的国家。这种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通例和‘常规’”。但也有例外情况:在西欧各民族君主国发展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时,“东欧由于自卫(抵御土耳其人、蒙古人和其他人的侵犯)的需要而加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早于封建主义的消灭”,即早于现代民族的形成,因而“建立了一些混合的多民族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些国家通常都由一个强大的统治民族和几个弱小的从属民族组成。”但实际上,即使在鼓吹“一族一国”的欧洲,“也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nationaliti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然而“这种情况最终会带来不小的好处:政治上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往往包含某些异族成分,这些异族成分同它们的邻人建立联系,使过于单一的民族性格具有多样性”。
民族国家的历史地位。经典作家指出,正是“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aten]的趋向,成为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从中世纪末期以来,“历史就在促使欧洲形成各个大的民族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欧洲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正常的政治组织,同时也是建立各民族和谐的国际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没有这种合作,无产阶级的统治是不可能存在的。”作为最早的一种现代国家或主权在民的国家,民族国家是当时最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国家形式,它虽然是资产阶级创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为资产阶级所独有。经典作家历来主张无产阶级应当积极地从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中借取可供推进社会革命的思想营养与实践成果。因此,民族国家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强调,“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他们说的这种民族当然是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
列宁还强调,“民族(笔者注:现代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如果不‘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如果不成为‘民族的’(‘虽然完全不受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识’),就不能巩固、成熟和最终形成。”因此,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必须首先夺得民族国家的政权或对被统治民族进行政治自决、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但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只能采取民族国家的外观,其实质必须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制国家。
对于民族国家诞生后与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推行扩张殖民活动而导致的资本主义民族殖民地问题,经典作家主张广大殖民地民族要对帝国主义实行民族自决,实现民族解放与独立,建立外观为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进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主张多民族国家内部遭受双重压迫的弱小民族要对内外统治民族实行民族自决,从而以此为基础联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形式上,经典作家历来主张建立统一的民主集中制大国,强调“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只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往往只是达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过渡性步骤”。还强调,“中央集权”是“一切国家迅速发展的最有力的政治手段。”“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连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明确指出,“鼓吹联邦制和民族自治并不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提出这类必然导致要求成立自治的阶级国家的要求,也不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所有民族中尽可能广泛的工人群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以便在尽可能广阔的舞台上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民族国家与现代民族或国家民族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依循经典作家的以上和前述思想,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民族国家对应的民族形态是现代民族(nation),即国家民族,而国家民族的出现使国家与民族并合,实现了政治系统、社会系统与民族单位的重合。与之对应,现代国家与民族的归合也便成为必然。而“国家民族也将是未来能够得到充分发展的族体形态”,原因在于:非国家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以自然、分散和个体的形式进行的,因而具有很大局限性;国家民族的发展则是与现代国家的发展统一的,其借助国家的职能和行为,在国家的调解规划下有序进行自己的经济、社会建设,因而具有非国家民族难以具备的有利发展条件。在此过程中,组成国家民族的各民族在现代国家创造的统一的政治秩序、市场体系和文化环境中持续交往交流交融,进而不断互相融合,边界模糊乃至消散,最终汇流归一于国家民族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本文认为,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探索过的“苏联人民”共同体建设,就是苏联的国家民族(当然,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民族或现代民族,而是一种超级现代民族,即由10余个以现代民族命名的加盟共和国组成的人们共同体)建设。这原本是一项符合现代国家、现代民族发展规律的正确方略,但遗憾的是,由于苏联不当的民族政策及其由此导致的“大俄罗斯主义”“地方民族主义”问题的抬头,使这一探索流于形式,最终失败。
六、民族问题
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思想在他们的民族理论中具有极端重要的地位,在学术界是共识,以至于人们过去把“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也称之为“经典作家民族问题理论”。当然,这里的“民族问题”概念是需要区分广义和狭义的。把“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等同于“经典作家民族问题理论”,即广义的用法;把“民族问题”中的“问题”等同于“矛盾”,即狭义的用法。本文取狭义。对什么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问题,经典作家没有明确下过定义,他们只是从不同角度阐释过民族问题的若干特点,其中一个代表性论断为:“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经典作家论及的民族问题既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问题的一部分。可见,经典作家论及的民族问题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范畴。被西方学者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称为民族主义研究之现代主义范式代表性人物之一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也讲,“马克思主义者口中的‘民族问题’,实则是一牵涉政治、科技与社会转型的大问题”。与之对应,学术界以往对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思想的研究也较热烈,然而,回顾学术史可以发现,过去的许多研究在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国家问题等关系的分析上存在语焉不详或有失偏颇的问题,而这几个关系恰恰是科学理解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思想的关键之所在。因此,有必要作出深化性、补充性分析。
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关系。从根本上讲,经典作家对民族问题的分析是建立在阶级问题、国家问题分析基础上的。列宁强调,“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还强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把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也放在同样的历史的基础上”。按照经典作家的原意,民族问题的产生既有民族差别方面的自然原因,也有生产关系、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其中后者是决定性因素。私有制、剥削制度是阶级社会民族问题产生的总根源。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即消灭私有制、剥削制度以及以其为基础的一切思想观念与社会运行机制,为各民族中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日益打成一片与各民族互相融合创造条件,是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
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及根本解决之道。按照经典作家的原意,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一国范围内的民族压迫、民族不平等与民族纷争问题;二是国际范围内的民族压迫与民族解放问题,即民族殖民地问题。列宁还指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一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二是“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而要解决压迫问题,首先要维护民族平等,承认被压迫民族有民族自决权,决不允许任何民族享有任何特权;其次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毫不妥协地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民族主义。无产阶级要解决国内民族问题,首要任务是创造合适的社会制度,而“唯一能够创造条件保证不同民族和睦相处、兄弟合作的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
民族问题的存在时限与解决之路的长期性。在经典作家看来,民族现象的消亡要到久远的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实现,而只要有民族存在,就会有民族问题产生,就需要解决民族问题。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是各民族繁荣发展的时期,这决定了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仍然会长期存在,既表现为随着社会条件的发展与变化,旧的民族问题解决了,新的民族问题还会产生,还表现为同一种民族问题会以不同的表现长期存在。因此,民族问题的解决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无产阶级而言,“在革命的各个不同阶段上民族问题具有和该历史时期的革命性质相适应的各种不同的任务”,因此,“民族问题只有和发展着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才能得到解决”。
这里有必要指明,中国共产党依据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概念的相关论述及思想,结合自身的民族工作实践、理论探索和中华文明传统,于1992年从一般意义上对“民族问题”概念作了界定:“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这个界定着眼于民族问题与其他社会现象的联系性,拓宽观察和研究民族问题的视野,它的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七、民族主义与民族运动
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世界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之一”,其诞生早于马克思主义,民族运动则是经典作家对进步性民族主义的代称。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就是基于批判、消解和借助民族主义与解决因消极性民族主义导致的民族压迫问题而产生的。因此,深刻把握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对完整准确理解他们的民族理论十分重要。但国内学术界在经典作家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上长期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只是在近二十年才取得明显进展。而要深刻把握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必须正确理解如下几点。
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对于什么是民族主义,经典作家也从未明确下过定义,他们只是从侧面论述过民族主义的若干特点,其中一个代表性的观点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如果从思想史的视角观察,典型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最早出现在西欧启蒙运动时期,是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探索人类进步的一种视角、途径,“它与世界主义是相对的,又是相辅相成的,都属于那个时代的思想精华”,最高目标是建立民族国家。可以说,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以本民族利益诉求的实现与满足为旨归的意识形态、社会运动。马克思主义则是基于批判与推翻资本主义统治而产生的、不分民族的“人民的理论”,是“为人类求解放”、指导“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目标是建立没有阶级剥削、没有人压迫人,且使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根本上是对立的,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社会理想是超越一切个体民族的利益的,从而占据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
各民族利益与无产阶级利益的关系。经典作家强调,无产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之一。在阶级社会中,民族主义代表的往往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这两个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它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使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
民族主义的特性。按照经典作家的原意,民族主义有着鲜明的两重性:既能为反对民族压迫、实现民族解放与独立提供理论依据,为社会进步提供有效的政治建构和认同,也与民族本位、偏狭及排外相通。因此,经典作家在对民族主义从一般意义上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不同性质的民族主义做了区分,肯定了进步性的民族主义,批判性地吸纳了民族主义积极的社会功能。他们之所以肯定进步性的民族主义,是为了借助民族主义天然具有的社会凝聚功能,以实现推翻民族压迫、革除民族不公的革命目标。同时,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出现的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利益、人民大众利益的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始终给予严厉批判,例如“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精致的民族主义(即民族文化自治论)”“狭隘的民族主义”“大民族(沙文)主义”等。因此,经典作家始终力主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殖民地民族、多民族国家内部遭受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的各弱小民族运用民族自决权这一思想武器追求民族解放与独立,进而在实现民族平等的基础上联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集中制国家。
对待民族主义的完整立场。概括讲,批判、借助和吸纳是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的完整立场,而它们之间“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的反动性、积极性做了明确的区分,只将反动性和消极性赋予“民族主义”,而将积极性和进步的一面称之为“民族运动”。也就是说,经典作家若论及“民族主义”,均为批判,若论及“民族运动”,则均为肯定。
八、民族平等
民族平等是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最重要的原则、范畴之一。经典作家站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立场提出了各民族不分大小、历史长短、社会发育水平高低,一律平等,没有优劣和贵贱之别,古往今来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都对世界文化的共同宝库作出过贡献的思想,从而阐明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这也是中国民族学界过去最为关注、用力最多的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之次级理论之一。但回顾学术史可见,以往的不少研究在解读这一论述时存在疏漏、偏颇之处。本文认为,正确理解这一理论须把握如下几点。
经典作家和资产阶级思想家主张的民族平等的区别。经典作家的民族平等理论代表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彻底的民族平等主张。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主张民族平等,但他们主张的民族平等实指以主权国家为框架的现代民族之间的平等,并不承认组成现代民族的各民族或族群之间具有平等社会地位。经典作家主张的民族平等既包括现代民族之间的平等,也包括组成现代民族的各民族或族群之间的平等。二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主张的民族平等是以民族为中心的,以实现本民族利益及其最大化为旨归,为此不惜侵略、践踏其他民族;经典作家主张的民族平等则是以无产阶级、人民大众为中心的,以实现与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各族人民共同利益为旨归,因此始终强调民族平等是维护和巩固民族团结的必要前提。
主张民族平等的目的。经典作家之所以主张实现民族平等,是因为:一方面,在阶级社会中各民族之间是不平等的,各民族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彻底的团结与联合。恩格斯强调,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用以对抗旧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伪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义。”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承认各民族平等,……同时又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另一方面,在国际和一国范围实现民族(不同层次的民族)平等是实现民族团结、社会平等和民族融合的阶梯,终极目的是借助民族平等这个阶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平等、解放与自由联合。换言之,无产阶级必须坚决避免将民族平等、尊重民族差异绝对化,因为只要将其绝对化,就等于退向了民族主义。因此,不分民族地把无产阶级、人民大众联合起来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必须以社会主义原则制定促进民族平等的政策,以促使各族人民日益打成一片。
实现民族平等的原则和策略。按照经典作家的原意,坚持民族平等要求必须反对任何民族享有任何特权,同时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列宁强调,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任何民族都不应该有任何特权,各民族完全平等,一切民族的工人应该团结和打成一片”。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国范围内的大民族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历史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这样才能消除民族间最微小的、尤其是大民族在历史上给弱小民族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要以保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为手段,逐步消灭多民族国家内部因历史原因造成的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由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处理好民族关系,首先要帮助后进民族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使各族人民平等地共享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成果。
九、民族自决和民族自决权
民族自决和民族自决权是现代民族理论的一对重要概念,但其在不同民族理论之中的涵义大为不同。它们在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之中有严格的内涵,但社会上长期有一些人把西方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民族自决、民族自决权混淆,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无条件地主张民族自决的,以致出现个别民族分裂分子打着“民族自决”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过去对经典作家民族自决和民族自决权理论已有较多研究,但不少研究在原则性问题上存在解读不到位或语焉不详的问题。本文认为,要正确理解经典作家的这一理论,须把握如下两点。
“民族自决”“民族自决权”概念的内涵。按照经典作家的原意,民族自决指被压迫民族对压迫民族实行政治自决和分离、独立;民族自决权指资本主义时代一切遭受异民族、大民族压迫的民族都有实行政治自决的权利。这既是经典作家在革命时期指导被压迫民族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基本原则,也是他们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阶段的民族问题的一种策略或手段,而非终极目的。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主张民族自决和承认民族自决权,是为了反对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剥削阶级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民族主义,即为了反对、推翻统治民族对被统治民族的奴役与压迫。
必须强调的是,无产阶级承认被压迫民族有实现政治自决的权利不等于赞成一切民族分离。列宁指出,“民族自决权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权,即在政治上从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来说,“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并不就等于要求分离、分裂、建立小国,它只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我们主张“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实行经济上的分裂,或者想实现建立小国的理想,相反,是因为我们想建立大国,想使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
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原因和原则。经典作家承认民族自决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的一种表现,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和社会主义原则。他们强调,无产阶级赞成一切被压迫民族有政治自决的权利,但“同时又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无产阶级政党“真正的主要的任务不是促进各民族的自决,而是促进每个民族中的无产阶级的自决”。也就是说,民族自决的原则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而绝不能让民族自决权“成为工人阶级实现自己专政权利的障碍”。马克思主义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各个被压迫民族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统一的民主集中制国家。
主张民族自决的前提。按照经典作家的原意,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各民族要求政治自决的前提是本民族遭受着其他民族的统治与压迫,否则,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反动,就是对各民族工人阶级、各族人民共同利益的背叛,就是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和各民族平等团结关系已经确立的条件下,一切的民族自决要求都是与社会主义原则相悖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原则的误读与滥用,都必须无条件地坚决反对。经典作家从来都主张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联合建立尽可能大的、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国家,因为这样的国家更有利于组织社会大生产,从而更有利于为迈向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在苏联成立后的实践中走样与遭受挫折,但这并不影响经典作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理想所具有的感召力。
十、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
民族交往、民族融合是民族现象中与民族冲突、分化相对的运动,经典作家始终十分肯定民族交往、民族融合,留下大量论述,形成民族理论之次级理论。相比较而言,学术界以往对经典作家民族交往理论的研究很不够,对民族融合理论的研究虽然不少,但在如何理解经典作家“民族融合”概念、看待民族融合的基本立场上长期存在激烈争论。本文认为,要正确把握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的基本思想,须把握如下两点。
“民族交往”和“民族融合”概念的内涵。按照经典作家的原意,民族交往指民族走出封闭状态,与其他民族在生产生活物资、人员、信息、文化等方面往来的现象与过程。这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要;民族融合既指民族之间的聚合、自然同化现象及过程,也指共产主义社会的民族消亡现象与状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民族融合的三种情形。经典作家论及的民族融合具体包含三种情形:一是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被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自然同化的现象及过程。如恩格斯在论述欧洲的民族聚合现象时指出的:一些“民族(people)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或长或短地存在过一个时期,但后来却成为某一个更有生命力因而也能克服更大困难的较强大的民族的组成部分。”这里的“生命力”并非军事征服的能力,而是文明的吸引力。这种事例在经典作家论著中有很多。二是两个或多个民族聚合为一个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民族实体的现象及过程。如马克思在论述古代雅典的民族聚合状况时指出的,古代“雅典的四个部落由于杂居在同一地域,彼此之间的地理界线已逐渐消失,而在阿提卡融合为一个民族。”这种事例在经典作家的论著中同样有很多。事实上,马克思笔下古代社会的“部落”,在汉语语境中很多时候与“民族”同义,因此,中华民族的形成无疑属于第二种情形,而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无疑又包括大量的第一种情形。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民族消亡现象,即人类社会一切层次、类型的民族在共产主义社会融合为一体,民族现象与民族隔阂完全消失。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回答“第二十一个问题:民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将继续存在吗?”时讲道:“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从而也就自行消失。”不难看出,前两种情形是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现象,后一种则是预测性的。
民族交往和民族融合关系。按照经典作家的原意,民族交往是民族融合的必要条件,民族融合则是民族交往的必然结果;扩大民族交往有利于民族融合,即为各民族互相融合创造条件。民族交往是民族生产所需,而在各民族不同形式的交往中,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一般均会融合于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恩格斯讲,“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而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的历史上是普遍存在。
看待民族融合的基本立场。经典作家认为,消除各民族的隔绝状态,积极为各民族团结融合成更高层次的共同体创造条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它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使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还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经典作家之所以对民族融合持积极态度,体现了他们对民族发展规律的尊重与致力于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追求。因为在他们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对立会完全消除,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作为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必须为后者积累条件。
经典作家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者赞成各民族“自由的、自愿的接近和融合”,反对各民族的“闭关自守”,也反对强制实施民族同化政策,推行强制融合。他们之所以反对在民族融合问题上采取强制措施,是因为其既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相悖,也会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维护与巩固起反作用。对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前论及当时的俄国在强制推行“国语”——俄罗斯语言文字的连带效应时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提醒极具警示意义:“我们当然赞成每个俄国居民都有机会学习伟大的俄罗斯语言”,但“强迫(棍棒)只会引起一种后果:使伟大而有力的俄罗斯语言难以为其他民族集团所接受,主要是会加深敌对情绪,造成无数新的摩擦,增加不和和隔膜等等。”换言之,尽一切努力为各民族互相融合创造条件,使其自然而然发生、成为必然性结果,而非直接地、强制性推动,更有利于各民族自愿地、积极主动地互相融合成更高层次的民族共同体。
必须强调的是,经典作家对人类历史上民族融合现象的肯定,是一种基于进步观念的历史性分析,必须辩证理解。换言之,经典作家虽然肯定历史上的融合现象,但这是一种乐见其成的立场与态度,并不意味着他们肯定导致这种结果的所有行为,如民族间的征服和战争。
十一、民族发展与民族团结
民族发展是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时期最普遍、最重要的民族现象,民族团结则是民族关系的理想状况和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主题的有机构成。而各民族普遍发展与民族之间的团结天然性地存在张力,这种张力往往成为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因此,经典作家对二者及其关系留下丰富论述,对此,学术界的研究明显存在薄弱之处。本文认为,正确理解经典作家关于二者及其关系的基本思想,关键要把握如下几点。
“民族发展”和“民族团结”概念的内涵及关系。按照经典作家的原意,民族发展指民族社会机体的规模由小变大、发育水平由初级走向成熟的过程;民族团结与民族联合同义,指各民族为了某种共同的目的而进行联合的状态与过程。民族发展是民族演进过程的重要表现,民族团结则是多民族国家维护政治统一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主张的民族发展、民族团结的差异。经典作家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立场看待民族发展与民族团结的。换言之,在他们看来,促进民族发展与民族团结要坚持阶级立场、社会主义原则,要通过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壁垒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来统领民族发展与民族团结。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原则是笼统的民族发展,由此而产生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局限性,由此而产生了难解难分的民族纠纷。无产阶级不仅不维护每个民族的民族发展,相反,还提醒群众不要抱这种幻想,无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周转的最充分的自由,欢迎民族的一切同化,只要同化不是强制性的或者依靠特权进行的。”列宁据此强调,“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它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不这样做就站到反动的民族主义市侩一边去了。”
这里必须说明:一定要把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少数民族权益、提高后进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笼统地强调的民族发展区分开来。二者有根本的区别:前者是以社会主义原则、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统领民族发展,后者是以民族主义原则、各民族的利益统领民族发展。
阶级团结和民族团结的关系。经典作家强调,要用阶级团结统领民族团结。这在学界是有共识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和原则。经典作家指出,“资产阶级唆使一个民族的工人反对另一个民族的工人,千方百计分裂他们。觉悟的工人懂得,消除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各民族间的隔阂具有必然性和进步性”,而我们“为了无产阶级的胜利,必须不分民族地把一切工人联合起来”;“我们的任务不是把各个民族分开,而是把各民族工人团结起来”;“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一国之内各族工人在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合作—教育组织等等中打成一片。”
经典作家基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实践还强调,“跨民族的组织形式是培养同志情感的学校,是拥护国际主义的最有力的鼓动”,但是,“工人如按民族来组织,就会局限在民族的小圈子里,彼此被组织上的壁垒隔离开来。这样,所强调的就不是工人彼此共同之点,而是他们彼此不同之点,……因此,民族的组织形式是培养民族狭隘性和民族保守性的学校”;“实践表明,把同一国家的无产阶级按民族组织起来只能使阶级团结的思想归于毁灭。同一国家内一切民族的所有无产者应当组成一个不可分的无产阶级的集体”。这些论述反映的情形对今天的中国仍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这里必须强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民族平等原则,主张保护少数民族权益、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与坚决反对民族主义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必须正确理解。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主张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为了消除旧的阶级统治造成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与实现不分民族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平等,而绝不是要让各个民族以自我为中心地独自发展,更不是要纵容各民族的狭隘民族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任何民族都不应该有任何特权,各民族完全平等,一切民族的工人应该团结和打成一片。……因为只有这种团结一致才能保证民族平等和人民自由,才有利于社会主义。”
十二、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本质特征和内核,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它自己,关键在于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文化,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认同才有依托,没有自己的文化,民族便成为空中楼阁。而如何看待民族与文化的关系、民族文化与阶级文化的关系,也是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但回顾学术史可见,学术界以往对经典作家关于民族文化的思想极少进行专题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本文认为,正确理解经典作家关于民族文化的思想,关键需要从以下两方面把握经典作家看待民族文化的基本立场。
民族文化的阶级性与“两种民族文化”。在经典作家看来,民族文化是不断发展的,因为一定社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因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历史的产物,具有阶级性、时代性。列宁强调,“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即历史上的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反映统治阶级思想、利益的文化与反映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思想、利益的文化。
经典作家据此进一步分析了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的区别及实质。他们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族文化“是一种资产阶级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文化,其目的是用民族主义的毒素来毒化群众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族文化则“是一种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文化,其目的是用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群众。”因此,统治阶级“笼统说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因为资产阶级的整个利益要求散播对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的信仰。”
经典作家对两种民族文化的区分是基于文化的阶级性而作出的,不是指文化的民族形式,其实质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主张和国际主义精神来观察与解决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民族问题,因为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民族问题往往与阶级问题交织在一起。
民族文化的时代性与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文化不但有阶级性,还具有时代性。与之对应,任何一种民族文化或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内容,都有精华与糟粕之分。对人类历史上各种经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政治形式及其反映的文化,经典作家历来坚持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方法,因而并非对各民族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化全盘否定,而是在肯定其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批判性地吸纳其中的优秀成分。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主张要传承、弘扬我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根源之一。
因此,经典作家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取消民族文化,而是赋予它内容”,“无产阶级文化不是排斥各民族的民族文化,而是以民族文化为前提并且滋养民族文化。”进而强调,在无产阶级文化、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允许“在卷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当中,依照不同的语言、生活方式等等,而采取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换言之,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必须使“各民族中民族文化的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利益和要求,符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和要求”,同时符合于“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同时,还必须避免将包容、尊重各民族的文化绝对化,忽视文化的阶级性、时代性,无原则地提倡“民族文化”。
十三、“民族文化自治论”与民族的区域自治
“民族文化自治论”是第二国际时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鲍威尔、伦纳等(即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针对如何解决奥匈帝国的民族问题而提出的民族纲领。列宁对此论的定性为:“最精致、最绝对、最彻底的民族主义”。然而,21世纪以来,由于我国边疆地区民族团结问题的凸显,国内一些学者提出了与“民族文化自治论”异曲同工的调整中国现有民族政策的主张,引发学术论争,并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究其根源,主要在于一些人对“民族文化自治论”的实质及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以及对经典作家对此论的分析了解不够。因此,本文认为十分有必要扼要阐述经典作家对此论的批判和分析。
“民族文化自治论”的本质。此论认为:民族就是那些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结合成的、具有共同性格的人们的集合体,是自治的个人联盟,是与地域无关的文化共同体;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自治不应当建立在地域基础之上,而应是一种“文化自治”,由同一民族的成员选出自己的民族委员会行使权力,只管理本民族的文化事务,而不涉及政治问题”。鲍威尔甚至宣称,民族文化自治必然会“成为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无产阶级的立宪纲领”,因而主张“各民族无产阶级都应当提出自己的民族自治要求。列宁指出,此论的实质就是要求“每一个公民都登记加入某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就是一个法律上的整体,有权强迫自己的成员纳税,有本民族的议会(国会),有本民族的‘国务大臣’(大臣)。”鲍威尔、伦纳等人之所以提出此论,是为了用其替换奥匈帝国内部被压迫民族的“政治自决”要求,从而达到维护奥匈帝国完整的目的。也正因为此,他们否定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的历史进步性、必要性,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立场。此论在国际共运史上产生的消极影响极为深远,一度成为第二国际时期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解决本国民族问题、世界范围资本主义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纲领的重大思想障碍,尤其是对与奥匈帝国有相似民族国情的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产生直接影响。
从基本立场、价值取向来看,“民族文化自治论”着眼的是各民族自身的文化诉求,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理念。其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立场的背离之处主要体现为:否定了民族文化的阶级性。因为此论要求“把同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而把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分裂开来”。
经典作家对“民族文化自治论”的批判。此论的提出者与赞成者均没有区分民族主义的两面性。经典作家在目睹因此论的实践而使原先基于跨民族建立的、统一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分为六的惨痛事实后,深刻揭露了此论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危害性,认为归结起来讲,此论的目的就是力图“在某种‘公正’划定的范围内巩固民族主义,‘确立’民族主义,借助于专门的国家机关牢固而长期地隔离一切民族”;其主张只会“驱使大家走向民族主义,因为它主张人们按民族标准‘划分’,主张‘组织’民族,主张‘保全’和培植‘民族特点’,——这些都绝非社会民主党所应做的事情”,因此,此论不仅不能解决民族问题,反而会“使民族问题更尖锐,更紊乱,更容易使工人运动的统一受到破坏,使工人们彼此按民族隔离开来,使他们中间的纠纷加剧下去”。
因此,列宁还强调,“只要不同的民族住在一国之内,它们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民族文化自治论”主张按民族分学校,就是要在学校教育上把这种联系隔断;“我们的任务不是把各个民族分开,而是把各民族工人团结起来。我们旗帜上写的不是‘民族文化’,而是各民族共同的(国际的)文化”,我们“应当竭力使各民族的儿童在当地统一的学校里打成一片;应当让各民族的工人共同贯彻无产阶级在学校教育方面的政策”。
这里必须说明:经典作家反对按民族分学校,是为了批判“民族文化自治论”和反对民族主义,这与后来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如苏联、中国等)出于各民族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而为便利少数民族就学、促进各民族成员受教育机会公平而开设民族学校是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民族区域自治相对于民族文化自治的超越性。正是因为“民族文化自治论”非但不能解决民族问题,还会加剧民族问题,经典作家才提出了通过区域自治解决民族问题的构想。他们认为,区域自治相比民族文化自治有两个突出的优点:一是区域自治的实行“不是没有地域的空中楼阁,而是居住于一定地域上的一定居民”;二是“区域自治不是把人们按民族划分的,不是巩固民族壁垒的,相反地,是打破这种壁垒,把居民统一起来,以便为实现另一种划分即按阶级划分开辟道路的。”消除民族壁垒,实现民族团结、联合,以及为各民族互相融合创造条件是经典作家一贯的主张,也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思路。而民族区域自治的出发点正是各民族的团结与合作,着眼的是打破民族壁垒,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团结与交融、增进各民族的共同性,而不是强化民族差异,更不是树立民族间的壁垒。毫无疑问,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及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提出用民族区域自治的方案替代民族自决的方案解决当时的中国民族问题提供了基础性理论依据。
十四、民族语言
民族语言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经典作家关于民族语言的论述及思想是理解他们民族发展规律、民族平等、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等次级理论的基础性内容,然而,已有研究对此关注明显不够。本文认为,要深刻理解经典作家关于民族语言的论述及思想,至少须把握如下几点。
语言与民族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这里的共同体就是广义的民族。“历史表明:民族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对每个民族的成员是共同的、对整个民族是统一的。”
民族的形成发展与民族语言的形成发展联系紧密,可以说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不同侧面。恩格斯在研究古代欧洲语言区域变化时就指出,欧洲语族的形成和近代民族及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直接联系,“语族一旦划分,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täten]开始向民族[Nationen]发展。……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aten]的趋向,成为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这表明古代欧洲语言格局的变化、民族国家的出现伴随着古代、近现代欧洲各民族迁徙与交融的过程。类似的事例在经典作家的论著中可以列举出很多。按照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进一步讲,民族语言随民族的产生而产生,也随民族的发展而发展。每个民族的历史经历、知识积累、精神禀赋乃至性格特征等都会通过民族语言表现出来。
民族交往与民族语言的交融和融合。交往是民族生存所需,民族交往要顺畅则必须要语言相通,而各民族的语言相通则会反过来助推双方或多方在语言、文化上的相互学习、吸收,其结果之一就是民族语言交融的现象增多,逐渐形成不同层面的共同语言,尤其是多民族共通、共享的语言。自古以来各种国家的官方语言、工作语言就是这种共同语言。人类历史上各民族语言的交融与融合是各民族交融与互相融合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当然需要,因为不管是民族交往、经济发展、文化交流还是社会变革都离不开语言相通。
民族语言的发展规律是民族发展规律的具体表现之一。经典作家为此将民族的消亡与语言的消亡联系起来,设想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由于各个民族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长期合作,从这些语言中将首先产生出一些最丰富的统一的区域语言,然后这些区域语言再融合为一种共同的国际语言”。这种语言发展的未来结果有待验证,但从历史逻辑上看是成立的。
看待和处理民族语言的基本原则。按照经典作家的原意,马克思主义者看待和处理语言与民族、民族语言融合与民族融合的关系必须树立辩证思维:一方面要认识到民族语言融合和集中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人们只能顺应这个趋势而无法违背;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民族语言多样性的价值,对处于不利地位的民族语言或弱势语言给予必要保护。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统一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而言,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十分重要的,必须将其纳入国家文化统一性建设规划之中加以重视与持续推进,但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也是需要的,也要做好相应的工作,因为这既是坚持民族平等的具体体现,也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客观要求。
十五、各民族的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天然地存在张力。马克思主义是致力于解放全人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学说,要求从根本上超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然而,经典作家一方面既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另一方面又都是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因此,如何理解经典作家关于各民族的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及其二者关系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理解他们民族理论的关键点之一。对此,以往的研究虽然有不少讨论,但在系统性、具体性上仍需深化研究。本文认为,正确把握经典这方面的思想,关键须把握如下几点。
各民族的爱国主义的含义。在经典作家思想中,爱国主义是得到充分肯定的观念、情感。爱国主义是在广义的民族和国家产生之后逐步产生的,萌芽于原始社会的人们对氏族、部落的依赖和眷恋。这种情感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累世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感情积累,逐渐发展和巩固为一种对祖国的深厚的爱。各民族爱国主义中的“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仅包含了该国人民赖以生存的疆域、土地、山川河流,还包含了该国的语言文字、文化、历史以及人民本身。在祖国这个特定的范围中,祖国的兴衰、存亡、荣辱与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在历史发展中,爱国主义成为国家社会的成员最高的价值标准、道德原则。在实践中,各民族的爱国主义具体表现为对祖国河山、人民、历史、文化等的热爱,以及为祖国、民族的兴盛而自愿奋斗、献身的崇高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爱国主义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经典作家都是朴素的爱国主义者。但是他们指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内容及其性质、特征是不一样的。列宁强调,“祖国这个概念要历史地看待。在为推翻民族压迫而斗争的时代,……祖国是一回事;在民族运动早已结束的时期,祖国则是另一回事”,“关于祖国和保卫祖国的原理不可能”“在一切条件下都同样适用。”经典作家据此区分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
经典作家认为,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有进步与反动之分。当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期时,他们用“爱国”“保卫祖国”的口号动员、组织群众对内推翻本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外反对侵略,建立和保卫资产阶级国家,这时他们的爱国主义有助于社会发展进步,因而是值得肯定的。但当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与巩固统治地位以后,受资本本性、民族主义偏狭性的驱动,其爱国主义的局限性很快就会暴露出来:对内加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对外推行殖民扩张,这时他们的爱国主义口号就成为他们对外发动侵略与压迫其他民族,和愚弄本国人民参加其侵略扩张行动的工具。
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祖国遭受外敌入侵时,表现为无产阶级为保卫祖国而英勇抗敌、追求民族解放与独立;当祖国处于剥削阶级统治之下时,表现为无产阶级为人民的解放、民族的平等而发动革命、推翻剥削制度,从而实现国家民主;当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现实,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建立后,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表现为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团结奋斗。
各民族的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一般关系。按照经典作家的原意,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一致的。这在学界是共识。因为无产阶级的终极使命是解放全人类,因此其追求的根本利益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要求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彻底消灭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使全人类得到解放。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并不排斥爱国主义,相反,它要求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坚持国际主义,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
经典作家强调,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以尊重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为前提的,其反对资产阶级的狭隘爱国主义,也反对一切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国际主义原则不相符的其他阶级的爱国主义,如德意志封建制度维护者的“空虚的爱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庸俗的爱国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等。
结语:应深化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体系和原理的研究与传播
毫无疑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而这一重要思想就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本源”、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和赓续“我们党在民族问题上的一贯主张”的基础上产生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个事实告诉人们,没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甚至说就没有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路。百年中共党史充分证明,什么时候我们用好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这一思想武器,我们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就顺畅;什么时候我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立场、原则和方法,我们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探索就会遇到挫折。由此可见,进一步提炼与宣传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在当前仍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既是深入揭示、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学理的内在要求,也是优化调整与推进民族学一级学科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建设、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还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内在要求。
上文述及的十五个方面不是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体系和原理的全部内容,但笔者认为它们能够大致反映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基本立场、原则和方法,即经典作家理论体系和基本原理,尤其对人们回应与澄清学术界以往在解读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时出现的一些偏差、曲解,乃至误读,以及由此造成的思想误区与实践问题,是能发挥帮助作用的。然而,本研究仍然是粗线条的。毕竟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加之学术界以往的研究离完成中央“马工程”提出的“四个分清”目标任务还有不小距离。为此,我们倡议学术界有志于本研究的同仁,应基于问题导向而携手推进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体系和原理的提炼、对话和宣传,并将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民族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建设之中。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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