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自五四运动以来，正是在不断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并不断创新发展，指引中国人民不断开拓创新，从胜利走向胜利。“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分析其思想解放的重要依据，有助于我们科学地把握其重大意义，坚定“四个自信”，开辟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广阔空间。
一、“第二个结合”破除了长期存在的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想观念，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新高度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使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一步确立了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破除了近代以来长期存在的文化虚无主义观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新定位，厚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使我们党在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上达到新高度。
（一）五四运动以后存在的文化虚无主义与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艰辛探索
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曾长期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导致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仁人志士发起了一系列救亡运动，但都不断失败。一些人对失败的归因经历了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到“制度上感觉不足”，再到“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的认识，最终从文化自负走向文化怀疑、文化自卑，丧失了文化自信，把中华传统文化视为中国现代化的阻碍。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文化虚无主义在不同背景下仍不时抬头。
五四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冲破了“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儒家旧思想、旧道德的束缚，极大地推动了思想解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思想、干部准备。对于五四运动在思想解放上的重大意义，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但是，“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如五四时期的不少学者主张全盘西化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是愚昧、腐朽、专制、落后的，西方文明才是科学、民主、进步的，甚至认为废除汉字才能救中国，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受到质疑和动摇，文化虚无主义大量滋长。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特别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极大地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不仅使我们党坚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而且为整风运动中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理论基础，具有重大的思想解放意义。虽然早在 1930年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可是这一观点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重视。相反，由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等革命沉痛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 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943年 5月，我们党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所要结合的中国实际、“中国具体实践”，不仅包括现实的“革命实际”，也包括“中国的历史实际”，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这就明确批判了五四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片面看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虚无主义有所纠偏，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但是，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作为“旧文化”的传统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往往“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而“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所以我们党在实际工作中，强调“不破不立”，对中华传统文化批判较多，引导“向前看”较多。从整体上说，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包含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意，但仍处于自为阶段，还没达到完全自觉以及自信的状态，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待发展。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对中华传统文化总体上坚持批判继承的方针，强调“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但在实际工作中，为了扫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我们对传统文化强调更多的依然是破除和批判，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方面，则“还没有做到”。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抉择。经由改革开放，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党中央明确强调既要“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又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政府、民间以及文化界、学术界做了不少诠释传统、承继传统的努力，但自觉地重建文化传统，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营养，尚未在全社会形成自觉共识。一方面是经济大发展中出现大拆大建，一些文化遗存被破坏，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被放在应有的重要位置。另一方面是由于国门打开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侵入，再次出现一股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思潮，一些人鼓吹“传统等同于落后”“西方等同于先进”，甚至使我国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文化安全受到重大威胁。党中央据此提出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视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要求。
纵观从近代到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中国社会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可以说，我们不少人长期缺乏自信，或自信不足。其重要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比较弱，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长期陷于传统和现代对立的思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费孝通曾经指出，这种错误思维“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做了‘现代化’的敌人”，甚至“要把传统的东西通通扫清，使人们认为中国文化这套东西都没有用了”。
（二）“第二个结合”强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刻把握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的现实条件，在强化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同时，在文化上也更加自信。面对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重大使命任务，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习近平明确指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摆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正是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使我们在魂脉和根脉的贯通中，既巩固文化主体性，又切实推进了文化创新、理论创新，破除了一些错误观念和思想束缚，从而在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上达到新高度。也正是考虑到文化内含的深厚历史底蕴，以及文化对经济、政治、制度等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习近平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第一，“第二个结合”的提出，突出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作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新定位。文化是一个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在 2013年 8月 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四个“讲清楚”的重大要求，强调“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此后，他又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基因和密码。”“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
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遗产、“资源”问题，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二者是互相促进、互相支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何以中国、何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其关键不仅在于地域乡土、血缘世系的联系，更在于文化的相通、认同。所以，中华民族的自信关键在于文化自信，没有深厚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便无从谈起。没有文化的相通、认同，中华民族就难以形成和保持多元一体的局面。
“根脉”“命脉”的新定位，既充分体现了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化、制度的无比重要的意义。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和“源”，它不仅流淌在过去，而且在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所以，“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 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第二，“第二个结合”的提出，稳固了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权、话语权，破除了对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攻击，强化了党的文化领导权，为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开辟了正确方向。20世纪60年代，蒋介石在台湾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试图强化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反攻大陆”成为泡影的情况下争夺中华文化的正统、道统地位和话语解释权。事实上，台湾的这场文化复兴运动，不过是一场政治目的大于文化意义的文化复古主义活动。历史已经证明，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救不了中国，抵制不了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的侵蚀，也不能成为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强大的中国的文化基础。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区分中华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巩固文化主体性，并不是要僵化复古，而是立足时代要求，返本开新、推陈出新、守正创新。我们党提出“第二个结合”，旗帜鲜明地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弘扬者，驳斥了一切对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责难，不但极大地强化了当代中国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自信自豪，增强了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而且强化了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凝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第三，“第二个结合”的提出，破除了把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的思想观念，阐明了文化现代化的路径。传统和现代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文化不仅仅是‘除旧开新’而且也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现代化’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同时继续并更新了‘传统’。”中华传统文化中精华和糟粕并存，其“优秀”成分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只有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契合的，并顺应时代需要的，才是优秀的。习近平提出“第二个结合”，不仅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的评判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马克思主义解释，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指明了科学路径。
二、“第二个结合 ”破除了文化复古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思想观念，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深刻改变了中国。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发芽，不仅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还需要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既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需要，也是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路径，破除了文化复古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思想束缚，也使得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一）“第二个结合”破除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观念，批判了文化复古主义和排外主义
文化复古主义，是在近代中西文化的对撞中产生的一种文化思潮，主张回归古代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以重建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早期以康有为、严复等为代表。这一思潮虽然影响有限，但不时暗流涌动。近年来，文化复古主义又有所抬头，宣称共产党应“效汉武帝复古更化、拨乱反正，复归中华道统，施行儒家宪政”，“推动以儒家文化复兴为核心的文化建设，直至儒家文化掌握文化领导权”。
文化排外主义，就是以维护本土文化的认同、安全为名，对外来文化采取系统性排斥的态度。这种思潮坚持本土文化优越论，认为一切外来文化都水土不服，不符合中国国情。洋务运动时期的洋务派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表面上是要“新旧兼学”，实际上是站在旧学、中学一边，反对吸收借鉴西方思想文化。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有一部分人片面地把马克思主义斥之为外来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从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不适合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使中华传统文化边缘化，失去其正统、道统地位。新中国建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以这种排外主义思潮“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宣称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是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俄国的列宁和斯大林强加于中国人的，因此必须推翻。毛泽东对此作了批判。
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排外主义，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但无论是复古主义，还是排外主义，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违背文明发展规律，最终都只能导致中华文明在僵化保守中走向衰败。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推进文明创新，这是文明发展的规律。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表明，中华文明之所以能 5000多年绵延不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中华文明的“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弘扬传统，不等于机械照搬，更不等于恢复陈腐和落后，而是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没有创新，厚古薄今，墨守成规，不但不能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而且必然使中华文明失去活力，在外来文明的强大挑战中走向衰亡。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但从来不是排外的，而是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汇聚而成的，“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例如，“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同样，西方文明也受到了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也是东西方文明的共同产物，是“人类文化知识最高的发展”，不能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渊源和启蒙运动密切相关。启蒙运动作为欧洲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和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继承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自由平等观念的基础上，实现了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理论飞跃，并构建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体系。如很多学者所说，以人本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启蒙运动，并不是以西方思想为其独特资源的，而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很大影响。特别是 18世纪欧洲哲学，“无论从何方面来看，都可认出有中国哲学文化的影响”。18世纪的哲学时代所主张的理性，在黑格尔看来，不过是中国人所主张的道。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深刻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养分。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的问题，“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在辩证法思想上，马克思一直自认为他是黑格尔这位辩证法大师的学生，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深受老子思想的影响。马克思还对我国古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革命口号有过敏锐的观察，认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所以，马克思主义无疑“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
概言之，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马克思主义都可以说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不是偶然的，恰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中西文明优秀成果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包含着对人类文明普遍发展规律的思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实践也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排外主义，实际上是厚古薄今、以中拒西，把古今中西截然对立起来。而“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坚持立足本来，面向未来，吸收外来，强调“魂脉”和“根脉”的贯通，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
（二）“第二个结合”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中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打开了理论和制度创新的广阔空间
“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二者缺一不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创新，就在于“两个结合”，其中，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造就了其创新的时代维度，而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造就了创新的独特民族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像奔腾不息的河流，又像潜水静流，一直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制度创新。
就道路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 100多年的实践中走出来的，是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 18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走出来的，而且是从对 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走出来的。鸦片战争以后，仁人志士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进行了很多探索，“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制度都不适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正是“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而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后，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说，我们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首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始终把这条道路植根于中国具体实际，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沃土之中，因此具有广泛的现实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独特的实际是我们的特色，独特的绵延不断的 5000多年文明也是我们的特色，而且是最大的特色。“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
就结合的结果来说，“第二个结合”更加强调结合是双向的，而且是互相成就。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更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韵、中国风格，更有亲和力、感召力，而且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实践证明，正是因为坚持“第二个结合”，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打开了广阔空间，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智慧的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
比如说，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坚持“第二个结合”，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自强不息精神、革故鼎新精神、忧患意识、整体宇宙观念、协和万邦思想等，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六个必须坚持”，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文化建设上，吸收“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积极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建设上，借鉴“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等思想，提出了“七有”目标，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吸收“天人合一”等思想，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在外交工作中，弘扬“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思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党的建设上，对“心学”等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出了共产党人的“心学”，涵养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等等。
就制度创新来说也是如此。“第二个结合”既激活了传统制度的生命力，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我们扬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一统”智慧，坚持“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坚持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弘扬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思想理念，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使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更具活力；立足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实际，提出了“五个认同”，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借鉴传统的巡视制度、监察制度等，不断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党内监督体系，破解了党内监督的世界难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监督的理论和制度框架；等等。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所以是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概言之，“第二个结合”主张结合前提的契合性，强调结合方式的双向性，重视结合结果的创新性。这不仅打开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丰富宝库，巩固和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驳斥了文化复古主义和排外主义观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源泉，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维度，“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成为一种深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三、“第二个结合 ”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新高度
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由来已久。以1750年前后为转折点，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日渐强大，西方人日渐改变了对中华文明的学习、借鉴、尊重态度，转而以贬低、俯视的态度来看中国，构建起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古老的中国被斥之为“停滞衰败的帝国”“东方专制的帝国”“野蛮或半野蛮的帝国”，从而给曾经引领世界的中华文明蒙上了一层尘埃。不仅如此，以文明自居的西方国家还把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殖民掠夺，披上了文明的外衣，认为这是西方国家行使文明开化的使命，而把东方国家由此遭受的苦难认为是文明转型必须遭受的代价。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文化、理论、价值观念大量涌入，一种新的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他们宣扬所谓的“普世主义”信念，断言“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基于此，他们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说三道四，使得“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见顶论”等不绝于耳。国内一些学者也罔顾中国生动发展的实践，照搬西方的话语来剪裁中国。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破除种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既要构建我们的文明叙事，对历史中国坚定历史自信，也要以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际，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对当代中国坚定“四个自信”。无论是历史自信还是“四个自信”的构建，都需要坚持“第二个结合”。
（一）坚持“第二个结合”，为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叙事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光辉灿烂，但近代以来却陷入深刻危机，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这样的历史境遇再加上西方中心主义文明叙事的鼓噪，一些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文化自信，甚至把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当作包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澄清了对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认识，批判了那种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封闭僵化的历史的观点，强化了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明确指出“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豪迈宣言”，所以，“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正是因为中华民族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变革和开放精神为主导，才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
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正是在深刻阐述“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基础上，深刻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揭示了中华文明为何5000多年绵延不断的重要密码。其中，突出的连续性，表明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突出的创新性，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内生动力。突出的统一性，铸就了中华文明的内在凝聚力和连续发展的强大载体，“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突出的包容性，是中华文明能够吸收外来丰富养分、保持活力，从而能够连续不衰的重要因素，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突出的和平性，是中华文明能够与其他文明和谐共存，从而赢得突出连续性的重要保证。“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五大突出特性的高度概括，以强有力的逻辑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叙事，荡涤了蒙盖在中华文明头上的一切尘埃，还中华文明一个本来面目。
（二）坚持“第二个结合”，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叙事提供了理论基础
坚定文化自信，不仅在于历史，更在于现实。“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没有这一自主自信自立，我们就可能走上歧路、邪路、老路，难以凝聚起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磅礴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伟大成就都是在自主自信自立的基础上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实践，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也宣告了一系列西方中心论、西方经验唯一论的破产。而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我们立足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所以，“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对于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不仅要坚定战略自信，而且要基于中国生动发展的实践及其产生的宝贵经验，创造出不同于西方的新概念、新话语、新判断、新理论，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进一步说，我们必须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努力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让大家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而且，“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也应该承担起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
为此，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方法加以推进。“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智慧、道理哲理，是我们构建具有自主性、主体性和创造性的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丰富资源。强调“第二个结合”，使我们可以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能够提炼、发展出新的概念和方法论，如提出以“六个必须坚持”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能够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创新发展出新的理念，如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五个鲜明特色、独特“六观”等。
总之，“第二个结合”的提出，破除了长期存在的文化虚无主义、复古主义、排外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窠臼，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它极大地强化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强化了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及历史自信，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广阔空间。
作者：陈志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二级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