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曙光，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摘  要：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历尽苦难、走向辉煌，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格局与趋势，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回首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成功推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期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成功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成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成功走出和平崛起的复兴新路，为维护世界和平增添了中国力量；成功担负起大国大党的世界历史使命，为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百年；人类进步事业；伟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1]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走过了百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不仅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趋势和格局，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为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作出了中国贡献

世界政治格局作为国际主要行为体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形成的一种力量结构，呈现出不断分化组合、变化发展的趋势。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世界被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帝国主义列强是国际政治舞台的绝对主角，左右着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广大民族国家除了扮演殖民地、附属国，服从宗主国的利益，没有别的出路。20 世纪初期，德奥意与英法俄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20 世纪30 年代到40 年代中期，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集团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英美苏中法为核心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成立。这两大集团的对立、斗争构成了当时国际政治的基本生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亚非大部分地区都是西方国家或日本的殖民地，保持名义上独立的国家，在亚洲只有中国、泰国、伊朗、土耳其、也门和伊拉克等国，在非洲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和南非。[2]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为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创造了有利条件，推动了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1945 年，朝鲜半岛挣脱日本法西斯的长期殖民统治，荷属东印度群岛赶走日本法西斯后，通过斗争和谈判结束了荷兰卷土重来的殖民统治，宣布独立；1946 年，菲律宾从美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1947 年，英属印度按“印巴分治”原则，分别宣布成立独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1948 年，缅甸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成立缅甸联邦，斯里兰卡(时称锡兰)独立，等等。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不少殖民地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但美苏两大战胜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日益凸现，雅尔塔体系确立了以美苏为主导的国际关系新体系，标志着美苏共同主宰世界的两极格局初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的中流砥柱，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 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继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人类发展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也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前进的信心”。[3] 毛泽东指出:“自从伟大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世界上人民胜利的局面就确定了，现在则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而使这个局面发展和巩固了。”[4]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树立了光辉榜样，在鼓舞和团结被压迫民族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方面发挥了独特的示范作用。20 世纪50 年代，世界上有多个民族国家在中国革命胜利的感召鼓舞下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1951 年，利比亚成为战后非洲第一个赢得独立的国家；1952 年，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月革命”，推翻了法鲁克国王的封建统治，废除了君主政体，于次年成立了埃及共和国；1956 年，突尼斯、摩洛哥和苏丹三个北非国家宣告独立；1957年，加纳成为战后黑非洲第一个独立的国家。20 世纪60 年代，世界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迎来了第二次高潮。以非洲为代表，在1960—1964 年间共有27 个非洲国家独立，其中仅1960 年一年就有17 个非洲国家独立，历史上称为“非洲年”。进入20 世纪70 年代以后，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呈现出一派波澜壮阔的景象。如科摩罗、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吉布提、塞舌尔等非洲小国都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20 世纪80 年代，非洲独立国家达到47 个。亚非一大批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冲破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沉重地打击了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据统计，仅以主权国家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主权国家只限于欧洲少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增至73 个，20 世纪末主权国家数增加到190 多个，第三世界已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5] 一言以蔽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各殖民地人民，促进了他们的民族觉醒，激发了他们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热情，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

二、为复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中国动力

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是20 世纪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苏东国家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搞清楚，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共产党的治理优势并没有充分彰显，集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曾经高高举起的科学社会主义旗帜在风雨中摇摇欲坠。

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社会主义犹如一艘失事的巨轮逐渐驶入没有希望的幽暗深渊。纵观全球，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15 个缩减到5个(中国、朝鲜、古巴、越南、老挝)，陆地面积占比由原来全球的24%缩小至7%，共产党数量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时期的180 多个减少为90 年代初期的130 多个。苏联、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蒙古等国先后发生剧变，共产党纷纷丧失政权。这些国家大多开始效法民主社会主义，实行以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市场经济，转向了资本主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大幅下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坠入低谷。一时间，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等歪理邪说甚嚣尘上，“历史终结论”“世界趋同论”“普世价值论”几乎主宰了世界的政治议程和政治活动，西方世界一片欢呼，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大肆鼓吹“20 世纪是最后埋葬共产主义的世纪”。面对不绝于耳的“共产主义失败论”思潮，国际上把社会主义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寄托于中国共产党。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遭受了重大挫折，留下了深刻教训。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 世纪90 年代初，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现实境况，中国共产党既没有惊慌失措悲观失望，也没有改换门庭另找出路，而是顶住了空前的冲击，矢志不移扛起科学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向前进。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6]“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7]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中，我们成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的制度优势、治理优势、发展优势全方位释放。

从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至2018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了174倍，年均增长8. 1%，人均GDP 实际增长了70 倍。1952 年中国GDP 仅679 亿元，1978 年为3679 亿元，2010 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中国GDP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78 年的1. 8%，上升到2020 年的16%以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以上，远高于世界同期年均2. 9%的增速。改革开放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7 亿多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国书写的扶贫故事，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赞誉。《纽约时报》评价，极端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赫芬顿邮报》则指出，世界减贫成绩“最大的功劳来自中国”。[8]

从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多谋民生之利，善解民生之忧，努力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美好愿景。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 亿人，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的国家之一。2020 年，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Gallup)公布了2019 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在全球144 个接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以94 分位列第3，这同世界上一些国家社会分裂不断加剧甚至造成严重的政治动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两大奇迹，说到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创造的奇迹，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前所未有靠近世界舞台中央，前所未有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在全世界高高擎起了科学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强劲的中国动力，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低潮中走向复苏。

三、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

启蒙运动时期，西方国家先后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西方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围绕“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个历史性课题，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创造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半总统制等多种制度模式，私有社会制度在现代西方到达了最高阶段和最完善程度，推动人类制度文明和政治文明进入了新阶段，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欧洲方案。

自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奠基以来，西方先后发动和引领了以蒸汽技术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技术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率先走过了“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走进了“人的独立性”阶段，率先完成了现代化的使命。西方三百多年的发展进步，证明了社会制度的欧洲方案相对于过去的一切制度，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20 世纪，欧洲制度文明升级为普世模式的同时，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送来了“末日审判”，欧洲霸权之势盛极而衰。随着美国的崛起，欧洲中心主义逐渐演变成以美国为支柱的西方中心主义。今天，美西方的制度方案依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主导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议程和制度安排。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从理想到现实、从运动到制度的伟大飞跃。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史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只有原则性设想，没有经历具体的制度建设实践。列宁领导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成熟定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列宁直接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时间太短，来不及完成这样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尽管列宁时期有一些好的理念、好的做法，但并没有发展为成熟定型的科学制度体系。此后，苏联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在制度建设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一些经验，也走了弯路、犯了错误。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倾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方案以失败而告终。纵观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七十多年的历史，苏联共产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搞清楚，没有完成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的重大任务。

“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9]近代以来，中国早期的制度探索无不以欧洲方案为最初的参照系，康梁的改良方案、孙文的旧式民主革命方案，都是欧洲方案的中国翻版或再版，都未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未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一直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在国家制度建设上不懈探索，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主张。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宝贵探索与尝试；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建设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权，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在局部的成功实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国体和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政体全面形成。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领导人民进一步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当代形态、中国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成功实践样本，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崭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模板，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制度母版，它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一种全新的制度，是具有原创性的制度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涵盖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内政外交国防各个领域，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完善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开创了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崭新阶段和崭新形态，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提供的制度方案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创造。它创造了一套以社会主义为性质定向的制度体系，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和制度体系的普世地位；它创造了一套一党领导、多党参政合作的新型政党制度，打破了西方政党制度的唯一性；它创造了一套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制度体系，颠覆了资本操控的西方制度逻辑；它创造了一套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的制度体系，超越了党争纷沓、相互倾轧、议而不决的西方民主制度；它创造了一套以和平主义为主轴的外交政策，摆脱了西方制度的霸权逻辑和修昔底德陷阱，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给全人类留下的宝贵财富。

四、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

提供了全新选择

走向现代化是各个国家的共同追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方率先完成现代化的任务，也成功创造了现代化的西方模式。西式现代化的制度方案，在政治体制上表现为三权分立制、总统制或议会制，在政党制度上表现为两党制或多党制，在经济制度上表现为以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现代化不仅是发达国家的过去，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在与未来。现代化是否存在唯一的路径依赖? 这是困扰后发国家的一个问题。

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不过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看齐的过程，东方向西方过渡的过程。发展中国家欲求实现现代化，不仅硬件要西方化，软件也要西方化；不仅要全盘引进欧美的发展模式和现代科技，也要全盘复制欧美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西方”是衡量发展中国家道路、制度、文化和价值观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唯一标准。东西方的发展差异，被扭曲为传统与现代、愚昧与先进的对立。然而，事实并不如理论设想地那般顺利，一些仿效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比如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至今仍深陷拉美陷阱之中，非洲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更是困难重重。广大发展中国家追寻现代化的曲折历程说明，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不可逆转，但现代化的道路可以选择。欧美率先享受到了现代化的成果，但并不意味着西方道路、制度、治理体系、发展模式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选择。

走向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的伟大梦想。鸦片战争以来，面对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苦苦寻求通往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无论是魏源的“师夷制夷”主张，还是洪秀全的“天国”理想；无论是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措施，还是维新派的“变法”改良，都先后宣告破产。1911 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现代化清除了最大障碍。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被称为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在三座大山压迫的环境下，国民党政府的现代化梦想不可能成为现实。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现代化事业才真正启航。1954 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0]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是全新的课题，苏联模式是唯一可供参考借鉴的实践样板，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是当时中国领导人迫不得已的选择。然而，中国毕竟不是俄国，苏联模式挪搬到中国，水土不服的症状很快表现出来。是继续以俄为师，还是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我们党选择了后者，开始了“以苏为鉴”的实践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但这时期也出现了脱离实际，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严重失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严重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1964 年第三届全国人大规划的四个现代化蓝图并没有完全展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遭遇重大挫折。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再次将现代化提上国家发展议程。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明确到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到21 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17 年，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第一步是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是2050 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以来，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成功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创造了全球惊羡的发展奇迹。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华民族从地球的边缘走向了现代化的最前沿。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不是西方资本现代性道路的翻版，而是以“社会主义”为底色、以“中国特色”为标志、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1]中国式现代化，是自主发展、自力更生的现代化，不会走依附西方的发展之路，不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不会放弃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不会走两极分化的发展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发展，不会走自然异化、生态凋敝的发展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是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相协调的现代化，不会走物质主义膨胀的发展之路，不会让人民在现代化途中失去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现代化，不会走殖民扩张、暴力掠夺的发展之路，不会重蹈西方大国国强必霸、霸极必衰、兴衰覆亡的历史周期律。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动摇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普世地位，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定式，“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2]

五、为维护世界和平增添了中国力量

和平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追求，国强必霸则是近代西方的历史逻辑。回顾西方近现代史，16 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建立了海洋霸权，瓜分了世界；17 世纪，海上马车夫——荷兰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世界霸主；18、19 世纪是英、法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纪，最后成就了“日不落帝国”；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德国和日本相继崛起，试图通过战争建立新的世界霸权，可惜违背世界潮流，难以如愿；20 世纪是美苏争霸的世纪，也是美国完胜的世纪；21 世纪，霸权思维、冷战思维仍然是西方大国筹划国际关系的主导逻辑。

国强必霸并非普世的历史逻辑。国强必霸逻辑是基于西方历史得出的结论，不能用来裁剪中国的事实，不能以此来预测中国的未来。中国以什么样的方式崛起，崛起后选择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只能从中国的历史事实中来寻找答案。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和平主义的发展道路，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中国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14 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场胜利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在东方主战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在3500 万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 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 亿美元”。[13]中国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为捍卫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旗帜鲜明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和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和践行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向世界作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世界上反华势力从未停止过颠覆活动，武力干涉、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始终在西方的筹划之中。在西方大国的怂恿下，周边有些小国狐假虎威，有恃无恐，不断地试探和挑战中国底线，将中国的克制视为软弱。个别大国拉偏架，企图破坏和平的国际环境，终止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以牺牲核心利益为代价，决不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同时也始终保持最大程度的定力与耐心，坚持以和平谈判解决纷争，不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期间，中国被迫卷入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中印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越自卫反击战等，其目的是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和平生活，捍卫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而不是为了征服和掠夺。

21 世纪，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方针，在不确定性中营造确定性，走出了一条共建、共享、共赢、共护的安全新路。针对西方的强权政治、结盟机制和冷战思维，中方主张彼此多拆墙、少筑墙，把对话当作“黄金法则”，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观；针对西方奉行的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及排他性安全观，中方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主张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针对大国必战、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中方倡导“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为谋划21 世纪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作出了新设计，为避免重蹈修昔底德陷阱贡献了中国智慧。

今天，世界仍笼罩在霸权的阴霾之中，但霸权终结的曙光已经展露在新的地平线上。21 世纪，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随着国际反霸力量的壮大，“美国说了算”的霸权秩序必将终结，但不意味着必须由别的国家取而代之，更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国以和平的方式成功崛起，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同时，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标志着世界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力量进一步增长，世界舞台上维系和平的筹码进一步增大。一个强大的中国不是世界和平的威胁，相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中国越是强大，维系世界和平的力量就越大，终结霸权主义的筹码就越足，重建国际正义秩序的能量就越大。中国和平复兴，既改写了昔日大国霸权扩张的发展逻辑，也改写了大国崛起后称王称霸的历史宿命。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昭示我们，大国崛起并非只有靠战争起家、掠夺致富一条路，以和平的方式发展，以文明的姿态崛起，将是未来世界的优先选项。中国的强大，意味着国际霸权格局必将走向终结，意味着“强而不霸”将取代“国强必霸”上升为新的历史逻辑，意味着人类将有望迎来一个没有霸权的新时代。

六、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共产党自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以来，始终坚守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人类情怀，“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14]在为中国人民谋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同时，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早在1953 年12 月，周恩来会见印度代表团就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时提出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15]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是中国第一次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作出的历史性贡献。1974 年2 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他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6]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为团结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苏霸权的统一战线，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20 世纪70 年代，西方资本主义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战后美苏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出现重大变化，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更趋平衡，长期被冷战阴云笼罩的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更加强烈。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了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对时代主题的转换作出了科学判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7]“从全局看，在本世纪和下一个世纪相当一段时间里仗打不起来。我们不要丧失这个时机，而要利用这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和平时间好好发展自己”。[18] 邓小平提出的“和平发展时代主题论”为在复杂变幻国际局势中徘徊不定的国家与民族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苏联解体以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极力推进世界单极化进程，谋求建立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在千年更迭、世纪交替之际，江泽民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趋势，认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的事实，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的中国主张，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多极化进程，创造世界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

21 世纪初，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世界格局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重要时期。面对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重要历史时期，面对全球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民族宗教矛盾和领土边界争端时起时伏的严峻压力，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 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的中国主张，生动体现了我国的外交宗旨，宣示了我国的外交理念。中国不仅积极担当、主动扮演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先锋，而且以自身卓越行动为世界的和谐发展、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前所未有靠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有条件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解决人类共同难题，共建美好世界提供了一揽子中国方案。其一，为破解全球“发展赤字”，中方倡导“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方案，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倡导“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中国推动建设“一带一路”，主导成立亚投行、金砖银行、上合组织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架构，为疲软的世界经济注入了中国动力。其二，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中方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认为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也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超越了大国主导、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其三，为破解全球“信任赤字”，中方倡导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公道正义、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正确义利观，坚持以义为先、义利兼顾，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为开创人类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其四，为破解全球“和平赤字”，中方倡导新安全观、新型大国关系，承诺永不称霸，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中国贡献。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对立志于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作贡献的中国共产党而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彪炳史册，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保持一往无前的奋进姿态和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以初心铸就伟业，以使命引领征程，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接续百年荣光，为人类进步事业书写新的时代篇章!

参考注释

[1]《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年版，第40—41 页。

[2]参见艾周昌:《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研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7 页。

[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6 页。

[4]《毛泽东文集》第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85—186 页。

[5]参见薛龙根、孙建社、刘建宁主编:《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7 页。

[6]《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83 页。

[7]《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20—321 页。

[8]李婕:《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最大》，《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 年1 月16 日第3 版。

[9]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求是》2019 年第23 期，第4 页。

[10]《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413 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29 页。

[12]《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年版，第26 页。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 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版，第667页。

[14]《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1 页。

[15]《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第342 页。

[16]《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第520、520—521 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05 页。

[18]《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621 页。

[19]《江泽民文选》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420 页。

[20]《胡锦涛文选》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352 页。

原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