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步云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 要：“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重要话语表达。将二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有助于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政治观、政绩观与治理观之间的内在贯通关系。在理论维度，“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构成互为前提、双向赋能的辩证统一关系，共享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根基，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场域，并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根本保证。在历史维度，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民心、解放人民，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立国奠基、为民立业，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聚焦发展、富民兴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人民至上、追求为民造福，二者的互动逻辑呈现出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的演进脉络。在制度维度，党的使命担当、民主集中制、全过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协商民主、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制度优势，共同构成二者双向转化的制度密码。新征程上，应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从价值内化、目标传导、实效检验三个方面健全机制，推动“最大的政治”持续转化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最大政绩”。二者相互转化的深层逻辑，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执政智慧的理论结晶，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为谁执政、如何执政的根本命题。
关 键 词：最大的政治；最大政绩；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党建思想；国家治理；中国式现代化
一、问题的提出
政治方向与治理成效如何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既高度重视政治方向的根本性、全局性，也强调治理成效必须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等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观与政绩观的内在统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是这一内在统一性的集中体现。
中共中央关于习近平党建思想尤其是其核心要义“十四个坚持”的系统阐释，以及对学习贯彻这一思想的总体部署，进一步凸显了新时代党的建设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正确政绩观本质上是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和执政理念在领导干部履职实践中的集中体现。将“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贯通起来研究，既是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也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规律的重要视角。学术界围绕“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积累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关于“最大的政治”，有学者从层次结构上揭示其递进逻辑［2］；有学者从共产党人群众观视角阐释“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的理论内涵［3］；有学者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属性切入，论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的战略价值［4］。关于“最大政绩”，有学者从共产党执政规律出发论析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规定［5］；有研究梳理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思想体系［6］，论析“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的实践路径［7］；还有研究聚焦政绩观偏差的表现与成因，提出纠偏对策［8］。
总体看，既有研究为进一步讨论奠定了基础，但仍有三个方面需要深化。第一，对“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的贯通性研究不足，二者的价值统一、实践互构和制度转化机制尚需系统揭示。第二，对二者在百余年党史中的演进脉络梳理不足，未能充分展现新时代相关论述的历史积淀。第三，在比较视野和制度机理层面的阐释尚显薄弱。基于此，本文将“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着力回答以下问题：二者各自的理论内涵是什么，内在关系如何把握；二者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如何互动演进；二者在实践中双向转化的制度机理为何，置于中西比较视野下有何制度优势；新时代如何通过制度机制建设，推动“最大的政治”有效转化为“最大政绩”。
二、“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的内涵界定及逻辑关联
将“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纳入统一分析框架，首先需要辨析二者各自的理论意涵。“最大的政治”是指特定历史阶段中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人民利益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影响的中心任务；“最大政绩”是指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所创造的、能够切实增进人民福祉并经得起历史、人民和实践检验的治理成效。二者构成互为前提、双向赋能的辩证统一关系：政治观规定政绩观的根本方向，偏离“最大的政治”，政绩就可能异化；政绩观检验政治观的实践成效，脱离“最大政绩”，政治就容易流于空谈。
（一）“最大的政治”：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方向与中心任务
“最大的政治”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观。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问题。列宁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重视民心与正道，“民惟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理解和把握“政治”提供了深厚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政治视为具有统率性和全局性的核心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10］这里的“政治”关系人民根本利益、国家前途命运和民族复兴伟业的根本方向，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政治。中国共产党讲政治，核心在于坚持人民立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从党的理论发展看，“最大的政治”作为具有明确时代指向的命题，可以追溯至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44］此后，他又提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11］194、“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11］234等重要论断，把政治方向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实现之中。江泽民提出“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12］，胡锦涛强调“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也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13］，这些论述都延续并发展了这一思想脉络。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最大的政治”提出一系列重要论断，形成了层次清晰、逻辑递进的理论结构。从“人心是最大的政治”［14］、“民心是最大的政治”［15］、“民生是最大的政治”［16］，到“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17］，其内涵由价值维度拓展到民生维度、发展维度和战略维度。人心和民心揭示党的执政根基，民生明确治国理政的现实着力点，中国式现代化标明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中心任务。
因此，“最大的政治”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特定历史阶段中对人民利益和国家发展具有根本意义的中心任务，既体现党的政治方向，也反映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现实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18］这一重要论断把党的政治使命、国家发展战略和人民根本利益高度统一起来。
（二）“最大政绩”：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评判标准与主体责任
“最大政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绩观。政绩是领导干部履行职责、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政绩观是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干事创业中的集中体现，直接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方向。政绩观正确与否，不仅影响干部个人履职行为，更关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落到实处。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看，衡量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准在于是否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改善了人民生活、促进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9］，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绩必须是为人民创造的政绩，而非为个人升迁、局部利益或短期数字服务的政绩。“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相结合，构成中国共产党政绩观的重要理论与文化基础。
在理论脉络上，从毛泽东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到邓小平提出“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判断标准，从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政绩评判的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最大政绩”的重要论述，集中回答了“为谁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样的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问题。他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20］他从两个维度论述了“最大政绩”的内涵：其一，“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20］50，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确立为检验政绩优劣的最终尺度。其二，“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21］，明确了政绩创造的根本政治保证和组织保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为民造福就难以持续实现。
“最大政绩”的内涵可从三个方面把握。第一，价值标准是为民造福。政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20］50-51。片面追求经济增速的“数字政绩”、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寅吃卯粮的“透支型发展”，都是对政绩价值的扭曲。第二，时间尺度是显功与潜功、当前与长远的统一。真正的政绩既包括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成果，也包括打基础、利长远、惠后人的潜在贡献。领导干部既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也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重显绩、不重潜绩，都会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第三，内容维度是全面而非片面。新时代政绩评价不能唯GDP论英雄，而应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多方面成效。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生态环境改善、社会公平正义、公共服务提升，都是“最大政绩”的重要内容。
“抓党建是最大的政绩”表明，政绩创造具有鲜明的主体责任逻辑。党的建设是创造政绩的组织保障，本身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政绩。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作风建设，回应的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关系党的形象和威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20］28
（三）辩证统一：政治方向与治理成效的内在贯通
“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逻辑中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二者构成辩证统一关系。
第一，政治观规定政绩观的根本方向。如果背离“最大的政治”，政绩就可能偏离人民根本利益，甚至异化为个人政绩、部门政绩或短期政绩。中国共产党强调讲政治，根本在于确保一切工作都服务于人民利益、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离开这一根本方向，所谓政绩越突出，危害可能越严重。
第二，政绩观检验政治观的实践成效。政治方向是否正确，不能停留在口号和表态上，必须通过治理实践来检验。能否让人民生活持续改善，能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能否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检验政治方向是否真正落地的重要标准。脱离治理成效的政治，容易流于空谈；脱离人民评判的政绩，也必然失去价值根基。
第三，以人民为中心是二者共同的价值根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明确了政治的根基在人民，“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明确了政绩的标准在人民。二者共同回答了党执政的根本问题：权力为谁而用，发展为谁而谋，政绩由谁评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22］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二者共同的实践场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也是创造最大政绩的总平台。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建设等，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为民造福政绩的具体体现。“最大的政治”的宏大目标由此转化为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生态环境等可感可及的治理成果，并反过来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和民心基础。
第五，中国共产党领导是贯通二者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命题的提出者、阐释者，更是其践行者、落实者［23］。党既通过政治路线确定治国理政方向，又通过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干部队伍把政治方向转化为治理行动。抓党建是最大政绩，缘于党的建设关乎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没有党的领导，“最大的政治”就缺乏坚强组织载体；没有党的建设，“最大政绩”就难以保持正确方向。
三、“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双向转化的实践历程
“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的关系是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党对“最大的政治”的把握随时代主题而变化，所追求的“最大政绩”形态也随之更新。二者的互动演进既体现党的初心使命一以贯之，也反映不同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深刻变化。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民心的政治方向与解放人民的政绩追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对的最大历史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时期，党虽然尚未明确使用“最大的政治”这一表述，但“最中心的政治任务”“总的政治任务”等话语，已经体现出对根本政治方向的高度自觉。革命胜利的关键，在于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支持。党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始终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保护群众利益放在重要位置。毛泽东指出，只要真正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24］。刘少奇也强调，“一切为了群众，否则，革命就毫无意义”［25］。土地政策是这一逻辑的集中体现。从《井冈山土地法》到《中国土地法大纲》，党根据不同革命阶段灵活调整土地政策，使广大农民获得土地和政治地位，农民对党的高度认同汇聚为支撑革命胜利的人力物力。陈毅曾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26］，正是民生政绩反哺政治力量的生动写照。
统一战线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建设中，既坚持党的领导，又注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了战胜强敌、夺取胜利的广泛政治基础。毛泽东认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必须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27］。照顾同盟者利益，使党的政治主张更有效地转化为社会动员能力，使革命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这一时期“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的历史性汇合。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实现，既是党的政治目标的胜利，也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立国奠基的政治方向与为民立业的政绩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翻身成为国家主人，党面临的最大政治任务转变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这一时期的政绩追求也从争取民心、解放人民，转向立国奠基、为民立业。
社会主义改造在完成几亿人口大国深刻社会变革的同时，社会很少发生震动，生产不但没有下降而且逐年有所增加［28］。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国家工业化建设、“两弹一星”事业、教育卫生事业发展、人民生活初步改善等，构成了这一时期具有奠基意义的历史性政绩。尽管国家基础薄弱、外部环境严峻，但党依靠人民、组织人民，完成了许多旧中国无法完成的重大任务。这一时期的国家治理实践启示我们，政绩创造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坚持人民标准和实践标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工业基础和国防基础，也为党进一步认识政治方向与治理成效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聚焦发展的政治方向与富民兴国的政绩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1］163；“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29］。这一判断把政治方向、发展任务和人民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党对政绩的理解从单纯政治动员转向发展成效和民生改善。
改革开放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重大举措，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2010年与改革初期的1978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从2 165亿美元增加到5.8万多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由1.8%提高到9.5%，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30］，提前实现贫困人口减半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31］，人民生活实现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发展成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成为这一时期最鲜明的政绩主题。
快速发展也带来一些问题，如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城乡区域差距扩大、一些地方片面追求GDP增长等，说明发展并不天然等同于人民利益的全面实现。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正是对片面发展观和短期政绩观的纠偏。这一时期的实践表明，只有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人民生活改善、社会公平进步和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发展这一“最大的政治”才能真正成为人民认可的“最大政绩”。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至上的政治高度与为民造福的政绩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党对“最大的政治”的把握也随之上升到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同时强调“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把党的政治方向、人民立场、现代化目标和政绩标准贯通起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表达。
脱贫攻坚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转化为“最大政绩”的典型实践。到2020年底，我国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32］，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一重大成就改善了亿万群众的生活，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拥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共同富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重大实践，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持续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治理成效。与此同时，党中央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纠治“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推动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使“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的关系从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自觉和制度自觉。
四、“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双向转化的制度机理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把握“最大的政治”、持续创造“最大政绩”，根本在于建立和实行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通过价值引领、组织贯通、民主参与、资源统筹等安排，将政治方向的确立、政绩标准的锚定、治理行动的推进、治理成效的反馈有机衔接起来，形成闭环运转、持续优化的转化机制。
（一）党的使命担当：价值统一的内生根基
“最大的政治”持续转化为“最大政绩”，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价值锚定作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决定了党的政治方向必须始终指向人民根本利益，治理成效必须体现为人民福祉的改善。这种以初心使命为根本牵引的政治品格，赋予中国共产党鲜明的长期主义特征。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从“四个现代化”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战略蓝图通过制度化规划和连续性政策不断展开，一代接着一代干、一棒接着一棒跑的战略推进机制，防止了政策短期化、行为功利化和发展方向偏移。与之相适应，新时代的政绩评价不再简单以GDP增速和数字规模论高下，“而是把高质量发展要求制度化、标准化、具体化”［33］。高质量发展既看当期可见的显性成果，也看打基础、利长远的潜在贡献；既关注发展速度，更重视发展质量、民生温度和社会效益，从而有效遏制了考核机制异化为“包装政绩”、制造“数字繁荣”的形式化工具。
党的使命担当还通过自我革命得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和接受人民监督是内在一致的，都源于党的初心使命。”［34］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都是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重要制度安排。党的建设关系党能否始终代表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政治”能否不偏向，“最大政绩”能否不走样。一些学者将中国共产党定义为“使命型政党”。这一概念是对党的政治属性、组织目标和实践逻辑的概括性表达。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人民解放、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指向，由此形成的战略连续性、目标稳定性和组织执行力，与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中因选举周期、利益集团博弈和政治极化所导致的政策摇摆形成鲜明对照。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近年来在诸多议题上的尖锐对立，从反面说明了缺乏共同使命整合的政党政治难以稳定实现政治目标与治理绩效的统一。
（二）民主集中制：决策与执行的制度效能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基础。它能够把政治方向转化为决策程序，再把决策程序转化为治理行动。“民主”环节通过调查研究、民意吸纳、专家论证、协商讨论等方式，使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进入决策过程；“集中”环节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转化为各地区各部门的具体行动。二者结合，既防止决策脱离群众，也避免执行分散无力。相比之下，西方分权制衡体制制造了大量“否决点”，不同政党之间相互掣肘，政治意图向治理成效的转化面临持续的制度性梗阻。美国联邦政府因预算僵局多次“关门”，重大立法常因参议院冗长辩论规则而搁浅。美国学者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否决制”［35］，认为该体制已从防范暴政的设计异化为阻碍有效治理的障碍。
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效能，集中体现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党中央根据国家发展全局和人民根本利益确定中心任务，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根据职责分工推进落实，基层组织将政策落实到具体群众和具体事务之中。这样的组织体系，能够保证“最大的政治”在层层传导中不变形、不走样，也能保证“最大政绩”的评价标准不被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短期利益所遮蔽。群众路线是民主集中制在工作方法上的重要体现，也是“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双向转化的方法论保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党能够在确定政治方向时把握民心民意，在创造政绩后接受人民检验。政治方向、治理行动、群众反馈、政策校正由此形成闭环。从认识论看，党对人心民意的把握必须经由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才能真正实现；从实践论看，政绩优劣不能由少数领导自我评定，“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政绩观，就是最有生命力的政绩观”［36］。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协商民主：共识凝聚的制度机制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其直接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指向是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贯通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环节，使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全过程中真实、广泛、持续地参与，把人民意愿、社会智慧和各界力量持续输入治理过程，是“最大的政治”根植民心、“最大政绩”接受人民检验的重要制度保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37］，为理解“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的双向转化提供关键视角。党的领导居于核心地位，确立政治方向、统筹发展全局，为政治目标向治理成效的转化提供根本保证。统一战线依托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政协和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民族宗教工作、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等渠道，将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专业智慧和社会资源整合到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中，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协商民主提供制度化的表达与协调平台，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多种形式共同构成共识凝聚机制，“使不同群体在制度框架内实现有序沟通、利益整合与共识生成”［38］。三者有机结合，使党的主张更好地转化为社会共识和共同实践。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西方竞争性选举制度中，民主被压缩在选举环节，资本、媒体和利益集团深度影响政治议程，普通选民对政策过程的持续影响十分有限。当选领导人兑现竞选承诺，往往以财政赤字或发行国债为代价，造成政治承诺与治理实绩之间的落差，政治极化导致政绩评价标准碎片化。相较而言，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持续参与、广泛协商和制度化监督，为“最大的政治”向“最大政绩”的转化提供了更稳定的民主基础。
（四）集中力量办大事：战略资源的统筹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39］这也是“最大的政治”向“最大政绩”转化在资源配置层面的重要保障。这一制度优势的实现，贯穿战略识别、资源动员和协同执行三个环节。党能够从国家发展全局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判断特定阶段“最大的政治”所指并将其转化为国家战略；进而统筹各方资源，集中力量解决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大问题；再通过组织体系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基层和具体群众。上述三个环节构成从政治判断到资源聚集再到治理产出的完整链条，推动在关键历史节点创造出单个部门或市场主体无法独立实现的重大治理成就。相比之下，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中，政党首要目标是赢得选举，公共利益常被政党博弈所遮蔽，经济政策受制于利益集团，难以真正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制度本身的纠错能力也多停留于程序层面。
脱贫攻坚、重大科技工程、生态文明建设等实践，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效能的有力印证。脱贫攻坚中，党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组织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将消除绝对贫困的重大政治任务转化为历史性治理成就。这一过程充分说明，只有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资源统筹优势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具有全局意义的“最大政绩”。在民生保障领域，通过转移支付、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我国已初步建立起覆盖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基本社会保障服务的制度体系，将党的政治承诺转化为制度供给和民生政绩。需要指出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并不意味着忽视市场机制，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在一般经济社会活动中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在关系国家安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任务上更好发挥制度优势，把战略集中与社会活力有机统一，推动“最大的政治”更加稳定地转化为“最大政绩”。
五、正确政绩观引领“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双向转化的机制构建
推动“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良性互动，关键在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确政绩观是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发展理念和治理能力的综合体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人民群众需求更加多元，一些干部仍不同程度存在政绩观偏差。应围绕价值内化、目标传导、实效检验三方面构建机制，形成方向正确、传导有力、评价科学、反馈及时的制度闭环。
（一）以价值内化机制筑牢思想根基，解决好“为谁干、为什么干”的问题
价值内化是“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双向转化的逻辑起点。只有把人民立场、初心使命和正确政绩观内化为干部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才能从源头上防止政绩观偏差。第一，强化理论武装。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纳入干部教育和党校教学重点内容，引导干部深刻理解“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内在统一。讲清楚政治观和政绩观的关系，使干部认识到讲政治与创政绩的根本指向，都在于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利益。第二，强化党性修养。通过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党性分析、警示教育等制度安排，引导党员干部经常对照初心使命检视自身，防止在权力、利益、名声和升迁面前迷失方向，做到始终以“公”字托底、以“民”字为本，确保每一份政绩都不偏离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对政绩观偏差苗头要及时提醒、纠偏和问责。第三，强化人民立场。引导干部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重要标准，真正把“国之大者”和群众身边事统一起来。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生态环境等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既是为民造福，也是巩固民心。第四，强化实践锤炼。正确政绩观不能只靠课堂灌输，还要在基层一线、改革前沿和急难险重任务中锻造。推动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在调查研究中把握民情，在解决问题中增长本领，在接受群众评价中校正政绩观。
（二）以目标传导机制提升体系效能，解决好“怎么干、如何落地”的问题
价值层面的方向自觉，必须通过组织化、程序化的目标传导机制转化为治理行动。目标传导机制的核心，是确保党中央关于“最大的政治”的战略意图准确分解、逐级落地，最终凝结为真切可感的治理成效。第一，健全战略分解机制。把党中央关于“最大的政治”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各地区各部门可执行、可评估、可持续的目标任务。东部地区要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先行探索方面走在前列；中西部地区要在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和生态保护中找准定位；基层治理要把宏大目标转化为具体的公共服务和群众工作。第二，健全跨周期推进机制。许多真正惠民利民的政绩都需要长期积累，生态保护、教育质量提升、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工作往往超出单一任期。应完善中长期规划、五年规划与年度计划之间的衔接，建立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改革跨任期推进机制，鼓励干部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防止急功近利。第三，健全协商参与机制。把协商民主嵌入决策、执行和评估全过程，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专家学者、基层群众等作用，使目标制定更加符合民意、集中民智、凝聚共识。重大民生政策、重大改革举措、重大项目安排，都应通过制度化渠道广泛听取意见，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政策执行的社会认同。第四，健全责任落实机制。完善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式督办机制，防止“上热中温下冷”和“层层空转”。避免简单加码和机械考核，防止基层陷入形式主义负担。目标传导既要有压力，也要有支持；既要重结果，也要重过程。
（三）以实效检验机制校准民心标尺，解决好“干得好不好、由谁评价”的问题
政治方向是否正确，政绩创造是否有效，最终都要接受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实效检验是“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双向转化形成闭环的关键环节。第一，完善综合考核体系。应改变单纯以增长速度、项目数量、显性数据评价政绩的做法，把高质量发展、民生改善、生态效益、社会稳定、风险防控、共同富裕、党的建设等纳入综合评价，通过考核指挥棒引导干部把精力用在打基础、补短板、惠民生、利长远上。第二，突出群众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40］应健全群众满意度调查、第三方评估、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机制，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生态环境等领域，把群众感受作为重要依据，将群众反映强烈却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纳入督查问责范围。第三，强化奖惩约束。对脱离实际、劳民伤财、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行为，应严肃追责问责；对敢于担当、久久为功、创造实绩的干部，应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第四，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正确政绩观既反对乱作为，也反对不作为。推进改革创新难免遇到风险和失误，要严格区分探索失误和违纪违法、无心之失和谋私之错、改革试验中的偏差和明知故犯的错误。对符合容错条件的干部大胆容错、及时纠错、澄清保护，为敢闯敢试、担当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41］。第五，形成反馈优化闭环。实效检验应当成为政策调整和治理优化的重要依据。对考核评估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反馈到目标制定、资源配置、干部教育和制度完善等环节。通过“价值引领—目标落地—实效检验—反馈优化”的闭环机制，提高治理成效，持续巩固民心基础和执政基础。
六、结语
“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逻辑的两个重要命题。二者贯通起来，回答的是一个根本问题：权力为谁而用，发展为谁而谋，政绩由谁评判。中国共产党的答案始终是人民。从理论上看，“最大的政治”规定政绩创造的方向，“最大政绩”检验政治方向的实践成效。二者统一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统一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时期，始终围绕人民利益和民族复兴推进二者互动转化。从制度上看，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集中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制度优势，为二者双向转化提供了坚实保障。新征程上，人民需求更加多元，发展任务更加复杂，风险挑战更加严峻。越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越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只有始终坚持人民标准、实践标准和历史标准，才能把新时代“最大的政治”不断转化为经得起检验的“最大政绩”；也只有不断把治理成效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持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民心基础，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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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池步云．“最大的政治”与“最大政绩”：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逻辑贯通与机制协同［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5）：124-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