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政治概念为根基,形成契合中国国情的框架性知识体系。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表述概念,构建了一套契合中国历史文化、反映中国政治规律、解释中国政治实践的体系化知识。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提出是将中国共产党治理实践进行理论提炼、在概念研究领域展开的初步努力,其以哲学基础、建构主体、建构方法和指导原则为基本要素,形成了“语际跨越式”“创新扩散式”“目标导向型”“主体互动式”和“领导集体标识型”五种类型概念。在考察“唯物史观”“国家治理”“协商民主”和“精准脱贫”四个典型政治概念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主体的词项选择,在思想交锋中对概念要素的规范确证,在社会情境下概念价值的建构,以及在知识生产下概念意涵内生演化的建构逻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要素;建构
来源:《政治学研究》2026年第1期
一、引言
人类文明史,也可以说是一部概念的形成、传承和变革史。谁懂得解读概念,谁就能够窥见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并从语言视角把握现代世界。政治概念是从中分化出的特定子集,特指所有关涉权力、秩序、权威与公共价值的观念形态。从范畴的层级关系来看,在人类的认知体系中,概念构成一切思维与知识表达的基本单元。中国政治概念进一步将范畴限定在特定文明与国家实体之内,其是指在中国历史传统、近代转型与当代国家建构中形成的,反映中国政治实践、制度安排与文化心理的特殊概念集群。这一范畴既源于中华古典政治思想的观念,也包含近代以来吸收、转化外来词语所形成的概念,还涵盖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中的创新表述。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则位于这一概念体系的核心层。它并非与中国政治概念并列,而是其中最具支配性与建构性的组成部分。
近些年,中国学者逐步认识到“政治概念”的基础性作用,既从一般意义上对政治概念演化史和本土政治经验的概念建构进行研究,也从个别政治概念入手,深入分析其内涵和外延,比如对“人民”“政党”“国家”等概念的解析。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好的政治”的追求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后,用中国特色话语表达出来,其中蕴含着人们对更好社会政治制度的一般认识。有学者提到过“中共政治概念”这一词语,指出“新时代以来,中共政治概念的时代化、国际化特征日渐彰显,以单元概念为基点在国际领域中展开意识形态争锋愈加激烈”。也有学者从历史学的视角关注了中国共产党概念史的科学化问题,并提出了编撰“中国共产党核心概念”的主张。还有学者提出党史研究者应该深入思考其多重属性和内在逻辑,打破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学科壁垒,打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维度,实现求真、求解和求通的有机融合。
总体来看,现有中国政治概念研究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还不够紧密,未能充分重视中国共产党在形塑和构建中国政治概念中所发挥的关键推动作用,未能系统提出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整体知识体系。毛泽东曾在延安批判盲目移植带来的“理论与实际分离”问题,“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中国政治概念的研究要充分考虑中国共产党对政治概念建构的主体性作用,形成基于中国国情的框架性知识体系,才有可能形成与西方概念史学派对话的中国学派。立足于此,本文旨在提出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核心命题,尝试回答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基本要素、类型划分和建构逻辑,以期为建立与中国实际相符的政治概念体系,生产与本国政治发展要求相一致的政治学知识,形成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做出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基本要素
基本概念是定规,使一门科学中所有研究所依托的科目拥有先行理解,以此引领一切实证研究。“概念”从其形式来看就不是政治中立的,概念和政治立场彼此勾连、相互制约。政治史学领域从观念史到概念史的过渡,本身就带着政治动机。科塞雷克的著名信条是,历史和社会基本概念不仅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表征”,而且是能够直接影响历史变化的“因素”,概念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任何概念在言说时就被赋予了一定的意图,政治概念更是肩负着交锋、说服、协商和战斗的使命。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表述概念,呈现了政治话语生产的创新能力,构建了一套契合中国历史文化、反映中国政治规律、解释中国政治实践的体系化知识。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是指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建构主体,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哲学根基,遵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基本路径,通过系统化、规范化的理论创造和话语塑造,用以描述、解释和指导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制度体系、价值目标与行动方略的特定概念体系。从现实的存在来看,面对这样一种独特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需要深入分析作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国家、政府、社会和人民之间政治关系的概念群。
现有学术研究多从“主体、行动、议题”、“主体、对象、内容和目标”或“对象、意义、词汇和场域”等维度分析政治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一定的启发性。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要回答意义是什么、谁来建构、建构逻辑以及科学性等问题。因此,我们主要从“基础、主体、方法、原则”四个方面来考虑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基本要素。哲学基础是其核心,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决定其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回答政治概念为什么存在,以及它的意义是什么。建构主体是概念的创造者、传播者和使用者,其通过自身的立场、利益和意识形态影响概念的形成。建构方法直接影响概念的可靠性和解释力,缺乏系统方法的概念建构可能导致内涵模糊或逻辑混乱。建构原则决定了概念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为概念的生成和应用提供指导框架,确保概念在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保持其核心价值。
(一)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
不同于存在主义、实用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其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得到了阐释,还在当代学者的研究中不断深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阐释了社会的物质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还为社会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此框架下,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的动力机制,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
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为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科学研究,并以其作为基本方法来观察、分析和解释社会政治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的一套概念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精神、意识、观念、语言和概念等非物质性的存在,就其产生而言,是由社会物质关系构成的,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其政治理念和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系列政治概念,深刻反映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政治结构、法律制度、国家形式等上层建筑,科学地观察、分析并解释中国的社会政治变迁。
(二)建构主体: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正是基于这种主动的精神,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自己,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切很快孕育出推动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的新的文化生力军,巩固并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建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包括党的领导集体、党的领袖、党内思想家、理论工作者等。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所提出的政治概念主要见诸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央全会文件,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文件中。比如,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基于历史经验和政治实践的创新理论包含着一系列重要政治概念。在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中,党的领袖对于政治概念的提出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具体革命环境,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概念;邓小平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治概念;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的政治概念,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和稳定。
(三)建构方法:实践导向
卡尔·曼海姆认为,知识是“社会存在”的产物,具有社会性和集体性,思想并非完全源自个人理性,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结构和群体经验之中。社会科学的概念语义总体上保持着动态发展的特征,且由于人类生活情境和价值的多元性,一个社会科学概念往往存在着若干种主要定义,具有较强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当我们试图获取某一概念的准确含义时,通常是指概念变迁至某一时点、在某一语境下的社会主张的体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实践导向的建构方法是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相对应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导向哲学的典型代表,其核心在于“实践观”。这种哲学反对脱离实践的抽象理论,主张理论服务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概念并非先验存在,而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与社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认知工具。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不仅是实践的反映,也需通过实践检验其真理性,并随实践发展而动态调整。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基于实践政治学视野,遵循实践导向的建构方法,始终强调“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实事求是地尊重、发现、探究和揭示政治规律,获取关于政治规律的真理性认识。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从不断发展的政治实践中提取话语体系构建所需的实体内容,有效回应中国政治发展现实。
(四)指导原则:明确性、系统性和适用性
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指导原则是指在设计和使用概念时应遵循的基本规范和逻辑,包括明确性、系统性和适用性。明确性原则是指政治概念必须清晰、具体,避免歧义和模糊性,以便受众能够准确理解,并看到其文化意义。明确性原则要求概念的含义必须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并在指向特定的对象时,设定概念将要表达的意义(内涵),限定概念所能覆盖的范围(外延)。系统性原则是指政治概念能够融入整体政治体系,与其他概念形成有机联系,避免孤立或割裂。概念必须嵌入既存理论体系的结构网络,通过与其他概念的差异定位与意义互释形成逻辑闭环;还需要考虑理论结构的历史再生产逻辑,要继承传统知识谱系中的范式遗产,又要通过批判性重构实现概念内涵。适用性原则是指政治概念应与实际国情和社会需求相结合,能够在实践中有效指导政治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类型划分:基于政治实践的归纳
现有政治概念的类型划分,有以道德原则和理想为载体的“规范性政治概念”,也有以确定事物客观性质的“描述性政治概念”,还有按照社会科学概念划分方法将其分为非实体概念与实体概念。此外,有学者将中国现代基本政治概念分为主体性概念、价值性概念、行动性概念、制度性概念、主义型概念五种类型。人类大脑中概念的组织方式不仅反映了人类认知的普遍特性,还受到文化、历史和环境背景的影响。社会建构是人类认识和解释事物的一项重要活动,因为它在对基本实践活动做模糊的描述性解释与更明确地关注生产知识之间架起了桥梁。概念既不是关于外部事物与现象的简单反映或表征,也不是一成不变、普遍认可的认知之物。概念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其生产过程与知识生产者及其社会文化环境或特定情境密切相关,它是人们社会建构的结果。在知识的生产过程中,表征与社会建构相结合,主体与客体相联系,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一致,从而使知识不再是纯粹“再现”某些实在,而是“获取应对现实的行动习惯的某种东西”。
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生成是一种动态、开放、实践驱动的过程,这一形成逻辑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精髓,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创新中的实践智慧。针对概念的来源、传播、功能、互动关系及认同效应等维度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将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划分为语际跨越式、创新扩散式、目标导向式、主体互动式和领导集体标识型式五大类型,揭示不同概念背后的生成逻辑与运行机制差异。
(一)语际跨越式概念
语际跨越式概念是指那些最初在某一语言或文化背景下诞生,并通过翻译或文化交流传播到其他语言体系和文化情境中的概念。这种类型的概念突出其跨文化和跨语言传播的特点,强调概念在迁移和再语境化过程中的适应与转化。语际跨越式概念与中国共产党吸收传统思想或翻译引介国外政治学的进程有着紧密的关联,实际上形成了“由古至今”和“由外到内”两种跨越语境的方式。这些概念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和革命实践提供了重要借鉴,同时经过中国化的改造,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政治概念。这些概念的引入和传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传统和外部世界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密切交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传承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由古至今”的跨越源于古代传统思想体系中使用的“概念”,经由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引入选择而呈现。古代源远流长的“大同”概念既是一种政治理想,也是一种美好的伦理境界,其本质特征在于平等和谐统一。中国共产党将其置于世界历史视域中,将“大同”概念从“天下—国家”内涵导入了“共同体”内涵。“由外而内”的跨越源于对国外概念的翻译。中国共产党早期引入的政治概念,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阶级斗争、政党建设、妇女解放、无政府主义和现代化等方面。这一阶段翻译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和政治概念的形成和运用。
20世纪上半叶作为中国政治学著作翻译的奠基期尤为值得注意。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主要通过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杨匏安等知识分子,以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组建各类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团体、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形式展开,主要是进步知识分子的自发性传播,其受众也多限于知识分子之间。李达是将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和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评论和阐释译为中文的第一人。他把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日文版译成中文,这本书中关于“唯物史观”的政治概念对许多中国学者和中共党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1921年,李达翻译出版的荷兰社会主义者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以通俗、广泛的形式囊括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论题。同时,李达与人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毛泽东在1937年发表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主题的一系列政治概念也由此产生。
(二)创新扩散式概念
创新扩散式概念注重其在社会实践或知识体系中扩展的过程,突出了概念的创新性和动态传播特征。其传播的关键在于概念的创新性以及它如何影响社会或特定领域的知识结构和实践行为。与自然科学概念的普适性和统一性不同,社会科学概念具有较强的情境性和价值性,其概念要义多受时代变化和社会需要等要素影响。创新扩散式概念主要是那些在社会系统中已经存在,经由中国共产党对其进行深化提炼或移植再造并在社会系统发展中不断确立其主体、丰富和完善其内涵和外延的政治概念。概念的总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创新不断充实和完善的。埃弗雷特·罗杰斯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创新扩散理论关注新思想或技术如何在社会中传播的过程。从该过程强调的“创新点、传播渠道、时间和社会体系”四个要素来看,中国共产党善于发现、积极接纳、不断创造新概念,能够与时俱进提出新论述新思想新表达,然后与实践相印证,在经过社会系统的检验后提炼出诸多政治概念。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将社会系统中已经存在的顶层概念对应至中国情境进行概念再造,并在时代发展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其概念要义。比如,“现代化”概念最先源于西方,主要指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生成之初便带有西方不可忽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特征,并设定了相应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国情提出了既不同于苏联现代化,也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实现了概念的跨文化话语旅行,在中国文化与社会这一新的意义空间中发挥着新的语用功能。“现代化”不断与新的语词关联,完成现有意义的重构与意义生产,实现从“脱语境化”到“再语境化”的赋义过程。其他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均属于该类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行动叙事经由广泛传播形成了被社会普遍接受、认同并不断使用,且根据情境变化不断更新的政治概念。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顶层设计根据情境变化和时代需要,经历了由“两个文明”一起抓,“三位一体”协调发展,到“四位一体”全面推进,再到“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的深层递进。此外,诸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三者有机结合等均属此类。
(三)目标导向型概念
目标导向型概念是出于实现特定社会、政策或实践目标的需要而产生和应用的概念,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性,本质是服务于特定的社会功能或实践需求。目标导向是行为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关注个体如何通过设定和追求目标来驱动自己的行为。政治概念的建构既要考虑自身知识体系的完善,展现知识共同体内在认同的研究议程,也要适应环境,服务于国家战略与发展。目标导向型概念来源于历史和实践,服务于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发展规律、有效治理国家、求得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价值诉求。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会根据不同阶段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纲领和目标,在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过程中提炼解决问题的政治概念。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从历史本身看,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在长周期政治历史中积累的知识,不仅具有时空上的连续性,而且具备高度的应用性。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现象和问题本身就是“中国的”,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导向的概念生产过程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基本方向。比如,“新民主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形成的具有独创性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概念。它解决了一个以农民为主、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问题,科学地回答了近代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揭示了近代的发展规律。再比如,“枫桥经验”这一概念,从地方群众实践上升为国家治理普遍知识,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指向,充分展现了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累积脉络。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目标导向来指导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在反复的实践中实现认识的“飞跃”,创造性形成相应的政治概念。新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越是涌现出来,由此产生的自主知识存量就越会不断增加。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在中国的实践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面对世界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减贫事业提出了“精准扶贫”;为推动乡村发展提出了“乡村建设”“乡村振兴”;为生态环境建设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公共卫生事业提出了“健康中国”等。这些概念均属于此类。
(四)主体互动式概念
概念不是凭空而成的,是在主体间互动中建构的。主体互动式概念强调在群体或个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概念逐步获得明确性,并且在协作中达成共识,突出多主体之间的共识建立和集体智慧的凝聚。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建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但在概念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在与不同主体的互动、交往和沟通中建构政治概念的,其核心特征在于通过动态化的主体间性实现概念内涵的公共化重构。主体互动式概念建构的第一种类型表现为对既有概念的代际传承与创造性转化。无论是概念再造(修复旧概念)、概念移植(引入概念的本土释义)还是概念粘合(概念组合化简的新生概念),都是在已有概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变革创新的结果,既能以同义转化的方式被行动者所接受和吸收,亦能以异义转化的方式被行动者所部分吸收或改造。例如,“文明交流互鉴”概念虽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尚未诞生,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文明”“交流”“互鉴”等概念为其提供了历史语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明观则为其提供了思想理论渊源,与此同时,在其正式诞生之前存在的多种相似概念或不同概念同期使用等现象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文明交流互鉴”概念正式形成的语义基础。
主体互动式概念的第二种类型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其他不同主体间进行知识和意义的共同建构,在持续频繁的互动中不断形塑,并在持续交流中达成共同的理解。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知识体系是政治学家、理论宣传工作者以及政治实践者三类主体共同搭建的结果,政治学家是知识体系的开创者和奠基者,理论宣传工作者通过在普及性出版物中进行系统写作并不断探索宣传方法以提高政治理论体系普及度,形成大众化的知识氛围,政治工作者则是在实践中践行理论并形成经验提供相应的实践智慧,由此形成了既具普遍性又具专业化的知识体系。
(五)领导集体标识型概念
领导集体标识型概念通常与特定领导群体或组织的核心价值观和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这类概念不仅帮助凝聚组织内部的集体认同,还起到外部象征身份的作用。领导集体标识型概念具有较强的文化和象征意义,常常用于标识组织的集体身份,强化群体内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领导集体标识型概念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中具有显著政党特点的概念类型。这种概念与领导集体相联系,主要是由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各类重要会议、讲话、政策文件中率先提出并频繁提及的词汇、观点、思想或论述,而后经由党的会议一致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概念形成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新的政治概念,还通过实践推动这些概念的演变和发展。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所接受。该概念既突出了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历史作用和卓越贡献,也反映了该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经验结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点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既是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是三个核心亚概念。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不断推动中国共产党原创性政治概念的产生。这些概念中既包含着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精准把握,又涵盖了对复杂国际形势下中国角色与担当的深刻认知。概言之,领导集体标识型概念的提出既能充分反映所处时代背景、实践实际提出的客观需要,又能体现中国共产党人之于该时期回应现实问题的主观能动性,还蕴含了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贡献。
四、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建构逻辑:基于四个概念的考察
科学理论的发现与概念范畴的建构离不开特定的载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理解中国共产党这一关键变量是认识和观察中国政治概念的一把钥匙。从概念之树的角度衡量,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是中国政治概念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时空情境,选择政治概念进行变革、重塑与再造的结果。本部分重点考察“唯物史观”“国家治理”“协商民主”和“精准脱贫”四个典型政治概念,探讨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建构方式。
(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主体的词项选择
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建构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词项的选择。新词汇的引进,意味着新思想的移入。在现代逻辑中,凡是能充当命题结构中的概念变项的语词都叫词项。这里使用的术语“词项”包含了词语和词组,因为有时候借用的还不是词语,而是一个词语组合。概念虽非等同于词语,但是特定的思想意识以词语为载体并被表象出来后,这个特定的词语就演变成为一个“概念”。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强调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决定,而人的意识、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唯物史观”在中国政治理论中的出现以及使用,就是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后来又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观察中国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
首先,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自身阐释与剖析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基本概念。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以唯物史观为基点,着力论证唯物史观在整个马克思学说中的重要价值,并围绕它展开对其他学说的分析。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早期领导人充分认识到中国实践的需要,在考虑到中国历史社会条件的基础上,选择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不仅将其作为分析中国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工具,还以其深刻洞察中国历史上独特的社会结构,特别是理解农村与农业经济的关键地位。
其次,中国共产党在自我反思中不断清理、辨析、修正概念,使其表述更为自然、阐释更具效力,从而更好地发挥解释功能。瞿秋白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书中,将“规律”或“规律性”纳入“唯物史观”概念的内涵;李达引入“意识形态”一词解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强调“社会之基础为经济关系,其上层建筑为政治法制有意识形态,经济关系中之生产力苟有变动,则经济关系势必改造,因而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亦必改造”,这都是在理论辨析中丰富和明确概念的表现。1924年,面对《孤军》杂志刊出潘立山讨论经济问题的通信,认为俄国先揭共产之旗,与经济发展先进国先发生阶级斗争的预言不符的误读,李春涛通过发表文章,提出“唯物史观”概念内涵并不含有决定论的因素,与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观点有别。
“唯物史观”逐渐被看成是一种解释世界的“原则”和科学的“范畴”。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实践,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唯物史观”得到了具体的历史阐释和建构。在“唯物史观”概念语义的扩张中,从“经济”要素认识和解释开始,并逐步增加“社会制度”要素的比重。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适应时代变化,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任务的变化,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从初期的革命理论到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建设的重视,再到新时代对全面发展的关注,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历史过程中不断调整,以更好地适应新的历史条件。
(二)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交锋中规范确证概念要素
在过去20多年的讨论中,在概念层面,“治理”到底是“空洞符号”,还是无所不包的“伞状术语”;究竟是多样性的价值取向,还是存在一种最佳的治理模式,以及哪种模式为典型方案;还有“治理”内部的要素优先顺序,都存在很大的学术争论。作为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治理”以及“国家治理”的生成与演变更是蕴含着复杂的历史脉络和理论张力。
“国家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学术思想争论和中国政治实践充分考量的基础上所选择的政治概念,并随之成为指导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概念。“国家治理”以及“治理”这一上位概念本身都具有模糊性、宽泛性以及多样性,在学术话语体系中变成了“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汇’”,以至于寻找一个统一的“治理”概念面临不小挑战。这种思想争辩反映在学术界上,出现“治道”“治理”“管治”等几种用法,经过学术界内部的选择以及对中国社会实践的观察,最后确定为“治理”,为“国家治理”概念的确证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概念的形成,置于“古今之变”与“中西之辨”的双重视域下,探究其理论渊源和话语转型的思想争论。“国家治理”这一概念的提出既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实践与治理智慧,又受到现代西方治理理论(governance)的译介影响,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的话语创新与制度调适。
同时随着国家职能的内外部调整,“治理”一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讲话和官方文件中使用频率不断增加,这一变化不仅推动了对“治理”概念合法性的接受,也为学术概念转化为政治概念创造了语言上的契机。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的核心内涵正式得以确立,并与党和国家的战略发展相匹配。治理概念借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要表述得到了更全面、更明确的界定,并应用到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和运行过程各领域。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这些判断成为官方对“治理”概念的基本界定,为理解“国家治理”概念奠定了总基调。
(三)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情境下建构概念价值
概念的价值意义源于对社会情境的深度解码。情境作为社会科学概念体系的构成性要素,既决定了概念的指涉范围,也凸显了概念在经验世界中的价值。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建构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与现实情境,其核心特征在于通过对社会矛盾的精准诊断、对发展需求的动态回应,赋予概念以鲜明的实践导向与价值内涵。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情境的诊断是为概念价值建构的逻辑起点。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使命。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扶贫事业历经了以保障生存为主的救济式扶贫(1949—1977)、以体制改革推动的政策性减贫(1978—1985)、围绕经济发展的开发式扶贫(1986—2000)、整村推进的综合性扶贫治理(2001—2002)、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精准脱贫(2013—2020)等发展阶段。“精准脱贫”概念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21世纪以来我国减贫工作局势变化和现实需要所进行的调整,体现了党对扶贫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深刻反思和对贫困治理的新认识。“精准扶贫”将“精准”确立为新时代贫困治理的核心维度,一改以往传统大水漫灌的扶贫方式,将贫困治理从“粗放式增长带动”向“精细化靶向干预”的范式转型,有效破解了一般性的经济增长难以有效带动减贫的困局。
同时,中国共产党基于动态情境的观察和思考实现概念的意义再生产。社会情境的复杂性决定了概念价值建构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随着精准脱贫政策的逐步落实,其概念价值愈渐凸显。在国内实践层面,这一政策不仅以“绣花功夫”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与绝对贫困问题,更重塑了贫困治理的底层逻辑。其概念价值已从政策工具升华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法论原则。另外,从国际层面看,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之于全球减贫事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随着各国对中国减贫奇迹的深度关注,“精准脱贫”逐渐从国内政策话语转化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减贫概念。
(四)中国共产党在知识生产下推动概念意涵的内生演化
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概念的产生是典型的学者、官方智库、传播媒介机构与中国实践互动发展的结果,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创新的知识生产路径,暨“创造性的理论化建构、外部概念的本土化建构、政治话语的制度化建构,以及跨领域对话的学科化建构”的内生性演化过程。
“协商民主”作为内生演化政治概念的建构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概念的理论化建构。中国学者在西方“deliberative democracy”理论的引介、比较与重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完成初步知识储备,并在译法探讨、概念追溯、理论基础、特征分析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学者们不仅系统梳理了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脉络,还结合中国政治传统与现实,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当“协商民主”与中国政治实践相遇时,其原本的概念含义便悄然发生变化。特别是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等维度确定中国式“协商民主”概念的本体,与西方“deliberative democracy”进行比较。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照搬西方理论,而是在中国政治生态中逐步调适、发展的结果。比如,通过对比分析,学者们指出中国式协商民主更强调“党的领导”“共识导向”和“制度嵌入”,而非西方理论中的“多元竞争”和“话语博弈”,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概念的制度化建构。概念的制度化建构是指将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通过系统化的规则、组织、程序和政策,转化为具有稳定性和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概念的规范化、合法化、组织化及实践化,使其能够在社会、政治或经济系统中长期稳定运行并产生实际影响。“协商民主”概念随着人民政协制度和基层协商制度的创新(如“社区议事会”“民主听证会”)而不断丰富与完善。作为深嵌于我国政治全过程的协商民主,通过广泛的横向覆盖、多层的纵向互动,在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人民团体、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拓宽协商民主渠道,呈现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的制度形态。
三是概念的学科化建构。协商民主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党史党建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多学科的理论阐释不仅架起了学术话语沟通与对话的桥梁,更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预设中重塑了民主话语的阐释框架。通过设置专题讨论、组织跨界对话、开设理论专栏等方式,构建起跨学科、跨领域的公共讨论空间,这种学科再生产过程既倒逼学术界深化理论阐释的严谨性,又通过吸收社会各界反馈,不断修正理论边界,使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内涵在学科争鸣中趋于完善。
“协商民主”概念在内生演化的过程中超越了“deliberative democracy”,并写入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的官方文件。在这份中央文件中,首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协商民主的定义,即“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七大渠道进行了初步界定。
五、结论
人们不应该用一种观念一刀切地衡量历史文化、文明基因不同的政体。西方流行的对中国政治的认识是以特定的“观念世界”来对照中国,其背后所依靠的就是政治概念塑造思想和行为的力量。回应“失语挨骂”的挑战,就需要通过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重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有组织地推动概念创新,建立与中国实际相符的政治概念体系,生产与本国政治发展要求相一致的政治学知识。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提出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倡议在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和研究中国政治概念的知识积累中,要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政治概念,重视中国共产党历史作为政治史属性的内容研究。
世界政治发展史告诉我们,人类文明形态不仅需要军事、资本、技术、金融等方面的力量,还需要意识形态作为塑造人们观念的力量。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各自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大批基于自身局部地域、历史和文化的概念,来解释人类的发展,政治共同体的构建,并用来指导和评价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近些年,不少政治学者提出要基于中国经验,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来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但鲜有融通学科主体,将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大的中国现实,来进行中国政治概念创新研究的学者。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了大量有待深入阐释的政治概念,对这些政治概念进行梳理与厘清,既能够辨识概念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增强解释中国事实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又能够借助概念的意义呈现,获得中国知识体系的增长。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构建应兼具“历史逻辑”“理论建构”“实践效用”三种特质,才有可能形成科学化、大众化、地域化相互贯通的,具有生命力的,且被广为接受的概念体系。
要回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实践,注重政治概念史的研究。根据概念史范式分析可知,概念的生成隐藏着复杂的历史文化线索,提示我们不能片面、孤立地理解概念,而需要在具体的社会事实中寻找概念的发展规律。历史研究并不是简单地回归历史,因为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无法回归历史,历史科学只能对以往的社会生活做出有效的解释。研究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要从党史中提炼出独特的政治逻辑和治理经验,特别是从历史的文本资料中获取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内涵,梳理其渊源流变,明确概念的逻辑架构及价值属性。
要关注不同概念背后特定的理论结构,展现不同概念间的理论联系,注重概念的基本理论研究。理论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特定历史阶段所接受的关于世界的模式或范式。理论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完善。概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则通过系统化和逻辑化深化概念的内涵,提供相应的解释框架,并指导实践。要在理论再创新的过程中不断深化,避免出现忽视理论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概念博物架”。要通过理论范式形成有关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体系化内容,并进行深入的理论解析和建构。
要注重特殊性与一般性相结合,突出概念的通约性研究。任何概念在言说时就被赋予了一定的意图,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实践创新更是肩负着交锋、说服、协商和战斗的使命。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研究要注重中国丰富的政治实践,通过分析制度运行、政策实施和社会互动等维度,善于发现现实政治场域下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研究也必须注重抽象出能够普遍适用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一般性解释框架和理论,以研究本国以及本国与他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并用这些解释框架和一般理论研究国外或国际社会中的政治现象。
概言之,本文尝试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的内涵、基本要素、类型划分和建构逻辑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为政治学人从不同学科围绕中国共产党政治概念展开讨论,形成概念体系做出边际性知识贡献。诚然,本文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在类型划分上,现有分类是基于政治实践现象的初步归纳,可能存在边界相互重叠的情形,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分析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