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从挫折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点。长征之前，受“左”倾关门主义影响，中国共产党将民族资产阶级等力量排斥在统一战线之外，导致中央苏区陷入“政治孤岛”。长征途中，红军在穿越苗、瑶、彝、藏、回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过程中，逐步摒弃“左”倾关门主义，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实践，成功争取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支持、与地方实力派达成共识等。这些实践经验直接催生了瓦窑堡会议的策略转变。长征中的统战实践为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验基础，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确立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实践和认知基础，也为毛泽东将统一战线确立为“三大法宝”之一夯实了历史根基。
关键词：长征 统一战线 “左”倾关门主义 地方实力派
作者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北京 10009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9期P62—P79
长征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绝非只是一次被迫的战略转移，更是在极端困境中锻造党的政治智慧的历史熔炉。从统一战线策略演变的视角审视，长征在党的统一战线发展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枢纽意义。长征伊始，红军面临的并非单纯的军事围追堵截，而是一个由民族隔阂、阶级对立与地方势力盘根错节所编织的复杂社会网络。红军转战湘桂黔滇川康甘诸省，在与苗、瑶、彝、藏、回等少数民族的交往中，在争取龙云、刘湘、杨森等地方实力派的过程中，逐步摒弃了对少数民族的偏见与对地方势力的成见，深刻认识到其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的特殊性。长征途中的统战实践并非单向的“争取”，而是一种双向的认知互动。正是这种双向互动，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认知的理论跃升：统战对象不再以阶级出身划分，而是依具体情境中的实际需要与政治态度而定；瓦窑堡会议的策略转变，可谓这一实践逻辑的自然延伸。在长征史研究领域，学者已对军事决策、行军路线、党内权力更迭以及少数民族政策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但尚未见到对长征途中统战工作的系统考察；在统一战线研究领域，现有成果多聚焦理论文本或政策演变，侧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与瓦窑堡会议的策略转变，而对于长征这一特殊历史情境如何推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认知发生根本性转变，缺乏具体考察。
一、红军何以长征
红军长征的发生并非历史偶然，而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认知局限与实践失误，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重要原因。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的革命策略。《共产党宣言》申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列宁进一步指出，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大革命失败是中国共产党调整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转折点。面对国民党右派的镇压与革命形势的恶化，中国共产党被迫放弃原有的统战路线，重新思考统一战线的内涵与实践路径。然而，由于理论认识与历史条件的局限，这一时期的政策调整在纠正右倾错误的同时，未能有效防止“左”倾错误的滋长，在阶级关系的判断上开始出现绝对化倾向。
统一战线政策调整的首要内容是统战主体，即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转向“工农民主统一战线”。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这在理论上将民族资产阶级乃至上层小资产阶级排斥在统战对象之外，缩小了统一战线的范围。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批评了“无间断革命”理论，但在阶级关系分析上延续并固化了此前的认识偏差，会议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阶级判断偏差与对中间力量的排斥，为“左”倾错误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土壤。九一八事变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无视国内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忽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党派提出的抗日民主要求，断言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一主张的实施，给红军和白区党的工作造成严重损失，“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左”倾关门主义在政策实践上的一个致命缺陷是错失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大好时机。中共临时中央将国民党阵营视为铁板一块，对民族危机和权力争夺产生的剧烈分化视而不见，甚至在关键历史节点放弃了可能会打破第五次“围剿”局面的统战机遇。1933年11月，蒋光鼐、蔡廷锴率第十九路军与李济深、陈铭枢等反蒋力量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其实，事变爆发前，第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已赴瑞金，与红军代表潘汉年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约定停战通商，部分解除了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但是临时中央在共产国际“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对福建事变采取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处置策略。在政治定性上，临时中央发表《福建事变与我们的任务》，指出“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揭破他们的阴谋。在军事决策上，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分兵讨伐第十九路军，为红军创造了打破“围剿”的有利战机。然而，临时中央拒绝利用这一有利契机。聂荣臻回忆，当蒋介石镇压福建人民政府时，“我们正处在敌人的侧面。敌人移动时，我们看得很清楚，一路一路地移，正好打”；“可是上面就是不叫打，说打是等于帮助了小军阀。他们硬是把敌人放过去了”。蒋介石镇压第十九路军后，随即调兵回师，集中兵力对中央苏区完成最后合围。遵义会议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指出，临时中央“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其错误决策最终使红军错失了扭转战局的机会。
“左”倾关门主义不仅体现在对外统战僵化，更渗透至中央苏区内部治理。囿于“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的狭隘认识，临时中央在阶级政策、群众工作及政权建设上推行了一系列“左”倾举措，严重削弱了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基础。其中，查田运动进一步激化了内部矛盾。外部环境急剧恶化，中央苏区陷入“政治孤岛”状态，原本可以成为战略缓冲、情报来源、物资补给与外部牵制的社会与政治力量相继疏离中央苏区甚至走向对立，当时一些从事一线工作的地方领导人批评这一做法“客观上是帮助敌人”。随着中间力量的全面缺位，中央苏区生存环境出现系统性恶化。
一是战略缓冲地带消失。福建事变失败后，地方实力派大多对中国共产党持观望乃至敌视态度，蒋介石得以调集重兵部署围剿防线，中央苏区周边再无可以牵制国民党的力量。《北华捷报》称，中央苏区“现已陷入极度恐慌之中”，红军“外失闽省奥援，内乏军械补给”，赣东红军主力“抵抗之力尽失，不复当年与政府军对峙之势”。红军失去了可资借力的外部矛盾与缓冲地带，只能在国民党军队的步步紧逼下独自苦撑，最终被迫走上战略转移的艰难道路。
二是情报信息渠道严重萎缩。中央苏区早期建立了由白区工作部、秘密交通线以及群众侦察组成的情报体系，通过派遣干部深入白区搜集军情，初步形成了群众侦察与秘密交通相结合的情报网络。然而，随着“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推行，这一情报网络的有效性显著下降，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难以掌握敌军战略意图与行动规律，只能被动应对、处处受限，进一步加剧了军事上的不利局面。
三是舆论与社会动员陷入被动局面。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中国共产党无法借助中间力量在国统区形成同情与声援，只能任由国民党单方面歪曲宣传，中央苏区在政治上愈发孤立。土地革命前期，中国共产党曾通过进步团体、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在国统区维持了一定的舆论空间，使社会各界对中央苏区与红军抱有部分客观认知。例如，丁文江指出，“国民政府所谓匪，就是武装的共产党”，“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对于他们改变了称呼，就丧失了他们政党的资格”。因此，“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然而，“左”倾关门主义将中间人士和党派一概视为敌对力量，放弃文化统战与社会动员，致使中央苏区在政治、社会、舆论等各个层面上陷入深度孤立的困境。
可以说，中间力量的缺位并非简单的政治盟友丧失，而是整个中央苏区外部安全结构的崩塌。“左”倾关门主义从根源上瓦解了中央苏区的外部支撑体系，使其失去了在强敌围困下灵活周旋、持久坚持的重要条件，直接导致后续国民党军队完成全面合围、红军陷入战略困境。因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左”倾关门主义政治路线与教条主义军事指挥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政治上的自我孤立，使红军失去了战略机动空间与同盟力量，进而倒逼军事指挥选择了最不适合红军特质的阵地战路线。政治孤立与军事教条的双重影响，最终酿成了中央苏区失守、红军被迫战略转移的严重后果。及至长征初期，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1954年，毛泽东曾谈到，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的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对统一战线的认知和运用出现偏差，造成中央苏区陷入“最困难”的被动局面，才最终有了“长征”。可以说，长征的起点正是“左”倾关门主义造成的政治绝境，而长征的过程则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重建统一战线认知的历史契机。
不难发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非单纯的军事失利，而是“左”倾关门主义在政治上自我孤立的必然结果。从理论层面审视，“左”倾关门主义的深层症结在于将阶级分析绝对化，忽视了中国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与变动性，即当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仍然固守所谓“纯粹”的阶级立场。实际上，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了其在一定条件下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毛泽东后来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这一判断正是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有力纠正。带着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深刻反思，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开始了统一战线策略从理论到实践的艰难探索。进一步而言，这一判断的理论前提——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动态地界定革命动力与革命对象——正是在长征的严酷实践中被重新发现和确认的。
二、中央红军的统战实践
统一战线本质上是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在共同目标下的联合。长征使红军走出阶级构成相对单一的苏区，进入民族成分复杂、阶级分化程度迥异、宗教影响深远的西南、西北地区，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回答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问题：在阶级分化尚不充分、民族矛盾居于突出地位的社会环境下，同盟者应当如何界定？中央红军的统战实践，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实践求解”过程。
中央红军进入民族地区后，既面临语言不通、风俗差异等问题，也需要解决部队行军、筹粮以及和群众之间的关系等事宜。因此，如何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而语言互不相通是红军开展民族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为打破交流壁垒，红军尝试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与少数民族的沟通交流，以减少误会，进而消解国民党方面的反共谣言。其中，利用通司与当地民众进行沟通，是解决语言障碍最直接的方式。红军积极寻访通晓当地语言的群众、地方上层人士充当临时通司。例如，红军行军至贵州苗山时，便依靠苗族老乡韦大爷与宣传员小金用苗语喊话动员，打消了藏于山林中的苗民的戒备心理；再如，红军动员黑水藏族通司深入山林，向因谣言躲避的藏族群众宣传红军政策，劝说群众返回村寨，协助红军筹措粮草、穿越险地。此外，红军还在岩壁、石板、牌坊、石桥上大范围张贴汉、藏等多种文字对照的标语、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纲领与政治主张。如红军在甘肃次儿那的宣传标语，上方书写汉文“红军公买公卖！”，下方附有藏文。
即便在缺少翻译、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仍要求官兵严格遵守纪律，尊重各民族风俗信仰，用实际行动跨越语言障碍，赢得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红军规定不擅入寺庙，公平交易，若损坏群众牲畜、取用粮食，均要主动赔偿或留款说明。中国共产党以秋毫无犯的严明作风消解了国民党制造的丑化谣言。中央纵队进驻黎平侗寨时，朱德与侗族老人石大爷相处交流，二人虽语言不通，但始终遵循当地礼俗。这些举措大大缓解了民族间的猜忌与疏离，密切了红军与各族群众之间的联系。各族群众从躲避到主动支援粮草、充当向导、传递情报，为中央红军北上提供了重要助力。
在长征开始之前，阶级斗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政策的核心依据，土司、高级僧侣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被视为剥削与压迫势力，因而被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1934年11月，红军到达苗、瑶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在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接触中加深了了解。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指示明确指出，“瑶民的土司管事等，在瑶民群众心目中还有极大的权威与威信”，因此“不能不开始同这些代表者发生关系”。稍后，又特别强调，“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中央红军认识到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重要性，逐渐转变了之前仅依靠下层群众的认知，表明中国共产党已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与汉族地主区别对待，不再简单照搬阶级斗争的做法。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一次重要转变。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转兵贵州期间，总政治部发布指示，要求号召“苗、瑶弟兄不替压迫苗、瑶民族的国民党军阀当兵”；在“尽可能的争取俘虏兵当红军”的同时，要“注意到他们的民族意识”。经过黔东南地区时，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布告：主张“民族平等，与汉族工农同等待遇”。随后，中央红军到达冕宁县，布告强调“尊重彝人风俗”。《红星》还刊文纠正了某些标语将彝民称为“蛮”人的不妥做法。这一时期，红军已明确不再将少数民族问题视为一般的阶级问题，而是开始从民族压迫与民族关系的角度重新认识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
1935年春，中央红军在与西南各族群众的持续接触中，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态度呈现出进一步调整的迹象，首先体现在政策上的变化。红军总政治部针对彝族（时称“夷族”）明确提出：“不打夷族的土豪，对于夷民群众所痛恨的夷族土豪，也要发动夷民群众自动手的来打。”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不再以阶级出身为唯一标准，而是尊重当地群众的认知和意愿。同年5月，红军进一步提出“绝对不打夷民的土豪”，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团结争取愈发明确。这些政策探索，为此后党在民族地区开展统一战线与群众工作积累了经验。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北上，红军总政治部提出，应加紧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特别强调“地方工作的中心应以全力放在争取少数民族的上面”。在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群众工作认识逐渐深化，通过提倡和实施民族平等、尊重风俗习惯、建立地方武装和政权等形式争取各族群众对红军的支持。8月5日，中共中央提出，“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这表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上层人士能够与红军合作。从1934年1月对“王公喇嘛土司”的否定，到此时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在因应复杂的地理、民族与军事环境的过程中，逐步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虽然此时尚未形成系统的“上层统战”理论，但在政策层面上已呈现出从打倒到争取，从排斥到联合的关键转变。这一表述已经触及统一战线的核心范畴，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在民族问题上的先声，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把民族问题的特殊性纳入统一战线策略的整体考量之中。
当时，民族地区普遍存在浓厚的宗教信仰，宗教领袖与组织在信教群众中拥有极强的号召力与影响力。长征之前，受“左”倾错误路线与单纯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往往将宗教势力视为封建剥削与统治的工具，缺乏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特殊性的认识。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苗、瑶、藏、回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时，随着与当地群众接触的不断加深，逐步认识到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密切交织。宗教不仅融入当地群众的日常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地方社会的管理和运行，尤其在四川等一些宗教影响极为深厚的地区，宗教组织往往与地方社会结构紧密结合，一旦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群众矛盾，从而影响红军的行军与补给。因此，如果单纯以阶级标准处理宗教问题，极易激化矛盾，不利于争取群众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基于这一新的认知，中国共产党在实际工作中逐步调整对宗教的认识和处理方式，由此前的简单否定，转向承认宗教信仰的客观存在。这一政策调整，既体现在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亦反映了对宗教界力量的积极团结与争取。对于其中所蕴含的基本原则，后来李维汉在总结民族工作经验时曾作出明确阐释：“如果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强迫放弃，不但无益，而且会刺激他们的宗教感情，只能有利于宗教势力。”
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界力量相比，地方实力派往往掌握更为直接和庞大的军事力量，但又未必完全听命于国民党中央政府，其政治立场的变化对红军行军路线的选择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割据广东的军阀陈济棠虽在“反共”问题上与蒋介石立场一致，但同时又警惕蒋介石借“围剿”红军削弱自身势力。分析局势后，朱德亲自致信陈济棠，希望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建立合作关系。随后，陈济棠方面表示愿就相关条件进行谈判。1934年10月上旬，双方达成协议，包括就地停战、互通情报、必要时互相借道等。这一协议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产生了重要影响。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等地构筑多道封锁线，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陈济棠执行“送客”式的防守策略，在中央红军突破封锁线时“未作坚决抵抗，即边打边撤”。何长工曾回忆，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够迅速顺利地通过粤北，“不能不说我们与陈济棠的统战工作起到了一定作用”。
遵义会议后，红军逐渐摆脱被动局面，开始在行动中更加主动地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中注意到地方实力派之间、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尝试在各方博弈中寻找行动空间。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前，中国共产党即通过“云南旅沪同乡会”等地下关系向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滇系地方实力派龙云致信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意图，劝其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发生冲突。龙云亦担心蒋介石借中央红军入滇之机插手滇政，多次商讨对策：“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面对封锁严密、敌强我弱的局面，避免与地方武装发生正面冲突，通过谈判与沟通争取有利环境以保证部队顺利转移，成为红军保存力量的重要手段。
进入川康地区后，红军注意到川军与国民党中央政府之间长期存在间隙。朱德以“兔死狗烹”为喻，提醒川军勿为蒋介石利用。1935年5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的四川地方实力派杨森曾密令部队为红军让道，并提供联络信息，协助红军顺利通过所辖区域。在这一过程中，红军的统战工作不再仅仅停留在与地方实力派“互不交战”、保障行军安全，而是开始尝试在更大范围内影响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取向，争取其转向抗日立场。
中国共产党通过同与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有联系的社会人士进行沟通，展开多方面接触，特别是中共特派员张曙时入川开展统战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春，张曙时借助傅春吾、张澜等与刘湘往来密切的知名人士进行联络，利用刘湘与蒋介石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促使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不久，中国共产党派代表李一氓赴成都，与张澜等人进行会谈，达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川康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反蒋的秘密协定，进一步加强了与刘湘方面的联系。在当时形势下，刘湘一方面担心蒋介石借机削弱其在四川的势力，另一方面又对共产党可能带来的社会变动有所顾虑，因此态度较为复杂。随着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刘湘的顾虑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随后其下令解散川内各县的清共会，并给予红军一定的经济援助。此外，朱德还致信川军将领孙震，申明“不愿与先生等以兵戎相见于四川”，双方可“建立爱国友谊关系，相约互不侵犯”。虽然与川军的联合并不都是一帆风顺，但中国共产党在统战工作中表现出的主动和耐心确是一个重大变化。
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的做法由前期单纯避免冲突，逐步发展为利用各方矛盾、争取中立乃至寻求合作。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反思此前统战工作存在的教训，“对下层与上层统一战线相互作用的机械了解（以为只有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好了，才能建立上层统一战线）”，过于强调下层统一战线基础而忽视了对上层力量的争取。此后，红军在处理与地方实力派关系时表现出更为主动的倾向。中共中央在《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中明确提出，统一战线可以采用上层统一、下层统一、上下层统一并用的形式。不难发现，中央红军对统一战线的认知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与少数民族群众及上层人士、地方实力派的不断接触、博弈中逐步调整的。
综观中央红军的统战实践，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认知演变轨迹：从最初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视为阶级敌人，到承认其在民族利益中的代表性地位；从单纯避免与地方实力派冲突，到主动利用各方矛盾争取中立乃至合作。这一演变的深层逻辑在于，长征途中的实践迫使中国共产党跳出“非此即彼”的阶级对立思维，转而从中国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审视统战对象。统一战线的基础并非抽象的阶级认同，而是切实的利益保障与信任建构。在民族矛盾日益凸显的历史条件下，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比恪守教条化的阶级划分更为紧迫。这一认知飞跃为长征后期统一战线策略的进一步升华，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实践基础。从方法论层面看，这一实践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认知转变：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不再由抽象的阶级标签予以界定，而是依据其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政治态度进行辨识。这正是毛泽东后来概括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一统一战线策略原则的经验雏形。
三、长征后期中国共产党统战认知的飞跃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在万里跋涉的斗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前所未有的统战经验，诸如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优待俘虏以瓦解敌军、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等。这些经验很快在新的环境和形势下得到应用。榆林桥战役中，东北军第619团团长高福源被俘。红军对他优待有加，为其治疗枪伤，耐心讲解抗日主张。据杨尚昆回忆：“毛主席给彭德怀打电话，说有那么一个人，我把他送到你们那里，你们好好地优待他，住到一定的时候，他愿意回去，就让他回去。”随后，彭德怀把高福源请到窑洞同住，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出东北军的真正敌人是日本侵略者，而不是红军。“共产党的同志们”也对他说，共产党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高福源深受触动，主动提出返回东北军转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彭德怀同意了其请求，并为他置办新衣，派人护送返回洛川。高福源的回归促成李克农与王以哲、张学良的秘密会谈。
事实上，中共中央层面对统一战线的重新宣示与长征的进程几乎同步展开。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方针草拟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呼吁国内所有党派与武装力量搁置内战分歧，凝聚举国力量抵御外敌。此时，中央红军正跋涉于雪山草地之间，二者在时间上的叠合，反映了民族矛盾上升背景下党的策略转型是大势所趋。1935年11月，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人民阵线的决议精神传达到陕北，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提供了直接依据。但仅有外部指示显然是不够的——如果没有长征途中积累的统战实践经验，这一指示可能不会迅速转化为中共中央的共识。事实上，共产国际的指示只是外部契机，真正推动党内迅速达成共识的应是长征途中的统战实践。经验先于指示，实践催生新知，这正是理解瓦窑堡会议的一把“钥匙”。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这是一次关乎中国革命走向的关键会议，会上围绕要不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爆发了激烈争论。毛泽东批评党内过去的“左”倾关门主义，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存在两重性，“对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并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期错失联合第十九路军的良机为例，提出要从“左”倾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博古对此坚决反对，认为中间势力“不可能和无产阶级联合”；张闻天明确表示“和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瓦窑堡会议最终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强调“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并指出“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该决议提出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号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民族危亡关头有参加革命的可能，这一判断筑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理论基石。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一纲领性报告中专门设问：“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这里所谓的“新局面”，正是以建立最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为中心的战略格局。在毛泽东的理论叙事中，长征与统一战线由此构成内在的因果关系：长征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更以“宣言”“宣传”“播种”的方式，把党的政治主张播撒到它所经过的广阔地域和众多民族之中，为统一战线的重建积累起相应的社会心理与政治认同。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任弼时，要求“不管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都应当联合起来”。这一指示的实质是将统一战线范围从军事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从下层群众扩展到上层人士，从汉族地区扩展到民族地区。对红二、红六军团而言，这既是一份行动纲领，更是一张路线图。典型案例是争取开明绅士周素园投身革命。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进入毕节后，在周素园住宅中发现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及批注——一位辛亥革命元老、曾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的士绅，竟在书页间留下了细密的读书札记。红军当即停止原定行动，贺龙登门拜访并邀请其组织抗日救国军，周素园最终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 周素园还曾致信孙渡等滇军上层，点破蒋介石“假道灭虢”的图谋，促使孙渡采取避战自保态度。
周素园投身革命的案例不仅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灵活性，更揭示了一个深层逻辑：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阶级立场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将不同阶级、不同立场的人群凝聚在一起。这种超越阶级界限的政治智慧，正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精髓所在。这些做法与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民族工作一脉相承。二者的区别在于，中央红军的实践是在长征途中“摸着石头过河”中完成的，红二、红六军团则是在中共中央明确指示下的自主行动。事后，毛泽东对红二、红六军团高度评价，“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这“一个大经验”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经验。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红四方面军在藏区筹粮时，因民族情况复杂、数万红军集中当地，极易产生一些本不应该发生的矛盾；加之藏族上层少数分子的煽动与威胁，致使争取群众支持的效果十分有限，很难形成巩固的根据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百丈关战役。1935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一带与川军展开决战，虽毙伤敌军一万五千余人，但自身伤亡亦近万人。此役之后，红四方面军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南下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彻底破产。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在长征过程中的不同境遇，损益鲜明，原因不难体察，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了然于胸。此间，红一方面军新的统战工作则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
1936年5月至10月，红军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进军陕甘宁边界地区，首次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明确为“是和我们消灭敌人的战斗任务一样的重要”，是“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任务。红军西征中的统战工作突破了此前以军事胜利与政治宣传为主的单一模式，在策略运用与实践推进上更趋细致、全面。针对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地方武装，彭德怀提出“四步工作法”，将军事威慑与政治争取、上层联络与基层动员相结合。此外，规范对白军宣传与俘虏教育方式，要求各军团培养专职统战干部，构建起系统的统战工作体系。在广泛的群众统战工作中，中国共产党依托停战抗日促进会等组织，以停战抗日为旗帜，团结各阶层群众。同时，中国共产党将在西北地区广泛活动的哥老会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联络哥老会上层人士，争取其公开支持，并通过内部改造吸纳进步分子、清除封建落后成分；另一方面设立“哥老会招待所”安置成员，引导其参加革命，借助其人脉网络在白区开展抗日动员，将这一秘密结社转化为抗日反蒋的重要群众力量。
红军西征途经大片回族群众居住地区，民族统战工作成为战役成败的关键因素。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强调，要重视吸收“回民中有信仰的领袖”参与回民自治运动，并明确规定“红军在回民区一般的不打回人的土豪”，避免伤害宗教界上层人士与回族群众的情感。同时，红军还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与宗教界的联系，如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在宁夏同心城清真大寺举行。这类做法借助宗教在信教群众中的影响，扩大了红军相关政策的传播，更有利于争取当地群众的支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抵达甘肃通渭地区后，亲自与伊斯兰教阿訇进行友好交谈。可见，长征后期，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界的统战工作已不再停留在避免发生冲突，而是开始主动借助宗教界上层人士的社会影响推进各项工作。宗教界上层人士逐渐由谨慎对待的对象转变为积极争取和借重的力量。回族群众对红军的态度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不少回族群众主动为红军送粮、送菜、送柴，并帮助看护伤病员，一部分青年还主动加入红军。
在具体工作中，红军先以“打反动、打日奸”名义没收土豪财产，再逐步深入开展斗争；同时通过平等相待、公买公卖、救助群众，“经过群众关系，阿訇、教主的关系”，既争取了回族群众的信任，也获得了宗教界上层人士的支持。1936年10月20日，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选举回族人士马和福为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首个县级回民自治政府。自治政府颁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条例》和《减租减息条例》等，以制度形式保障回民政治权利与经济利益，将尊重宗教信仰与抗日救国相结合，既是长征时期民族统战工作的典型案例，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累了实践经验。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统战成效显著，推动张学良与杨虎城消除隔阂，二人秘密约定采取“暗通明不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策略，最终形成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联合局面。更为关键的变化在于，国民党和蒋介石逐渐意识到彻底“剿灭”红军已无可能。早在1935年底，蒋介石就开始考虑“收抚”红军并谋划与中国共产党“直接交涉”。1936年2月27日，董健吾、张子华抵达瓦窑堡，转达国民政府寻求联合抗日的意愿。对此，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于3月4日联名复电：“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联合抗日的初步条件。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表明，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反蒋”立场是可以调整的。晋西会议上，中共中央明确判断国民党内部正发生分化，“南京政府内部和一些军阀也在与我们接洽谈判”，蒋介石、张学良的政治立场都出现了变化的迹象，党应转向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并与国民党开展谈判。此后，中共中央不再并行提出“抗日”与“反蒋”的口号，而是将工作重心转向国共联合抗日。这一时期，书信往来成为上层统战工作的重要形式。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信张学良，以“寇深祸急”相警醒，指出张学良“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呼吁其“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共商抗日救国大计。由中央领导人联名致信地方实力派，这种做法在长征之前是难以想象的，其背后正是对统一战线认知的根本转变。
1936年7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讨针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相关工作。毛泽东提出，此前党的工作方针不变，“但次序要变更，把建立联合战线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这一时期，毛泽东把“建立联合战线”作为党的首要任务。国内局势的变动直接推动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对蒋介石的策略。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明确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现在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会议正式将国民党、蒋介石确立为统战工作与国共谈判的主要对象。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郑重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并首次公开承诺：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可成为其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苏区将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对象正式扩展至国民党，统一战线从策略层面的分化争取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至此，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这一转变将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通过多渠道统战工作，积极争取国民政府共同抗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迈出了关键一步。之后，周恩来、潘汉年等人持续与陈果夫、陈立夫等人接触，递交两党合作协定草案，推动谈判走向实质化。此时，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对象扩大到最大范围，为抗击日本侵略真正做到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大会师。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出会师庆祝通电，指明国内革命即将步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全新阶段。通电同时指出，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这一判断将长征胜利与统一战线格局的形成直接关联：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终点，正是全民族抗战的起点。回顾从瓦窑堡会议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历程，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走过了从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回归实践的螺旋上升轨迹：长征中的统一战线经验推动瓦窑堡会议实现统一战线策略的根本性调整，新的统一战线策略指导了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红一方面军西征及对张学良、杨虎城的争取，统战实践的深入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认知飞跃。实践与理论的良性互动，体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统战策略的成熟。
结语
历史的挫折往往孕育着理论的升华。红军长征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从挫折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点。特别重要的是，长征中的统战实践为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经验基础。早在1928年，毛泽东分析了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从而提示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可能性。但在“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下，这一正确判断未能付诸实践。长征途中的一系列鲜活经验，使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能够有力驳斥教条化论断。更为关键的是，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系统论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提出充分利用反动营垒内部矛盾的策略以及坚持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主张。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基本形成。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提升为党的基本政治原则——“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这一论断既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关门主义教训的理论总结，也是对长征以来统战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可以说，没有“左”倾关门主义危害的切肤之痛，没有长征途中“摸着石头过河”的统战实践，就不会有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认知的理论升华。
从实践上看，长征中的统战工作及认知变化，直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将统战对象从工农兵学商扩展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地方实力派，并对他们采取不同的统战策略：对下层群众进行宣传组织，对上层人士采取联络争取，对宗教界则是尊重保护。这种“跨越阶级界限、跨越民族界限”的统战做法，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团结各阶级、各民族、各党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可资借鉴的实践方法。从瓦窑堡会议决议到中共中央发出“五五通电”，以及对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框架在长征结束前后已基本成形。
统一战线的广度与灵活性，决定着革命力量的生存空间与发展前景。如果说长征中的统战实践是一次革命探索，那么其最重要的理论结晶便是确立了统一战线的“法宝”地位。长征中的统战实践及认知变化，为“法宝”论的提出奠定了历史根基。从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到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的统战实践，红军摆脱了片面追求“最纯洁、最清一色”的困境，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广阔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说，没有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就没有长征的胜利。结合长征途中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统一战线不是可有可无的“辅助手段”，而是关乎革命存亡的根本性战略。1939年，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这一论断绝非凭空而来，而是对包括长征经验在内的党的奋斗历程的理论凝结。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摸索出来的一系列统战工作经验，为统一战线“法宝”论提供了最为生动、深刻的历史注脚。从“法宝论”视角回望长征，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结构性作用。它不仅是一种策略工具，更是一种政治哲学：一种在复杂局势中寻找最大支持、在对立中发现统一的辩证思维。进一步说，统一战线之所以成为“法宝”，不仅在于它能团结多数、孤立少数，更在于它能在危急时刻为革命力量赢得转圜的空间与时间。
更为重要的是，长征中的统战经验并非停留在党内的理论总结层面，而是通过多种渠道直接影响了全面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途中，我们党高举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大旗，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吹响了全民族觉醒和奋起的号角，汇聚起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强大力量。”正是依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真正实现了名副其实的全民族抗战，最终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