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答案”: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
在历史长河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反复上演。世界上不乏有过不凡历史和政绩的老党大党,然而最终因为没有跳出历史周期率而垮台,在掌控执政资源的光环下,他们忽视了自身问题,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怪圈。
为谁用权、如何用权关乎国家长治久安,这始终是治国理政的一道难题。前者关乎用权的价值导向:是坚守“权为民所用”,还是谋求政党及其成员的一己之私?后者涉及权力制约机制:是将监督权始终赋予人民,还是仅以“竞选”为表象换取暂时的民意监督?不同国家的政党在为谁用权、如何用权上给出不同回答,走出不同道路。其中,中国共产党给出的回答最有分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找到‘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两个答案”为何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其“独特”与“创造”体现在何处?为世界政党治理和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了何种启示?
开辟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新路
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政权稳固与社会长治久安,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必须回答好的根本问题。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回应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一论述将监督与参与并重,既强调“让人民监督”,又倡导“人人起来负责”。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人民监督的实践中从未停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设立控告局、悬挂控告箱,组建突击队、轻骑队、群众法庭等群众监督组织,初步建立起群众监督机制。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赋予人民“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并以政纪总则保障控告“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控告权、程序保障与执行要求环环相扣,使人民监督从一开始就呈现全过程贯通的雏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推动人民民主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发展完善。在人大领域,各级人大经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其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构成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协领域,协商式监督成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重要形态,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在基层实践中,“监督一点通”等平台实现村(社区)权力运行线上公开、实时可查,群众投诉的办结率与满意度成为衡量监督成效的硬指标。在纪检监察方面,群众信访举报是发现线索的重要源头,巡视巡察与群众监督衔接更加紧密,“码上巡”、入户走访、信访信息比对等手段,将监督触角延伸至群众“家门口”。这条监督链条不仅渠道多样,而且深度嵌入权力运行的事前、事中、事后全周期。立法与决策阶段的“开门问策”构成事前监督,政务公开与实时公示落实事中监督,信访举报、巡视巡察、群众评议及问责整改完善事后监督。尤为关键的是,监督与参与深度融合:群众通过举报问题、评议整改,广泛参与基层治理,让民众切身融入治理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这一重要论述以“更要看”层层递进,把民主的评判标准从选举环节延伸到参与、兑现、执行与监督的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了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在西方国家,民主与监督主要发生在选举环节。选举之后,监督往往让位于政党博弈与媒体攻防,民众视野常被资本逻辑层层遮蔽。在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将人民监督延伸至治理全过程,构建起覆盖各领域、各层级的严密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
长期执政如何始终保持生机活力
长期执政条件下,政党如何持续自我净化、永葆生机活力成为重要命题。西方政党理论常基于“寡头统治铁律”或“权力易腐”的预设,将长期执政与腐化衰败、僵化停滞视为必然因果,奉行执政党无法自我监督的信条,因而将纠错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外部制衡与政党轮替。一些西方政党理论,将政党变革视为外部压力下的适应性调整,难以理解中国共产党主动求进的政治境界。
作为致力于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探索总结出一条以自我革命为鲜明品格和最大优势的全面从严治党之路。自我革命,“就是刀刃向内,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防范长期执政下可能出现的腐化僵化、脱离群众等风险。纵观百余年历程,党在各历史时期均通过整党整风、集中教育、纪律整顿等方式,着力解决自身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被正式提出并系统阐释。党在管党治党中推进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并非待问题积重难返时的被动应对,而是基于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与使命自觉,主动调整、完善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
这种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从孔子“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的感叹,到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反省传统,再到“革故鼎新”“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均为自我革命提供丰厚文化滋养。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列宁同志强调,“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自讼”理念融合,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实践注入深层动力,使其区别于西方政党文化。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以中央八项规定破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实现巡视全覆盖并系统构建党内法规体系,将自我革命夯实为一套目标明确、路径清晰、制度完备的长期治理工程。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系统部署,指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中国共产党以管党治党实践的历史性成就,打破了西方政治关于政党更替“铁律”的断言,证明不依赖选举轮替的政党持续自我革命不仅必要,而且可行。通过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中始终保持生机活力,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根本保证。这正是第二个答案作为独创性成果的实质所在。
“两个答案”的辩证关系
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到“自我革命”,“两个答案”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长期执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相互贯通,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解决自身问题、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机理。
“越是长期执政,越是承平日久,越是环境复杂,越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把党建设好、建设强。”长期执政面临脱离群众与自身僵化腐化的双重风险。要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深刻把握“两个答案”之间的辩证关系。
“两个答案”内在统一于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为党推进自我革命确立价值坐标,又为党解决自身问题凝聚深厚力量。第一个答案的力量来自外部,群众的目光、公开的监督,使权力不敢松懈,即“他律”;第二个答案的力量来自内部,刀刃向内的勇气、自我净化的自觉,使政党主动清除病灶,即“自律”。自我革命强调自律自为的重要性,人民监督强调外部约束的重要性。人民监督可以照见权力的滥用,却无法代替权力自身的净化;自我革命可以完成内部的净化,但如果失去人民的监督,就容易变成封闭体系内的自我循环。
“勇于自我革命和接受人民监督是内在一致的,都源于党的初心使命。”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才既敢于接受人民的审视,又敢于刀刃向内,目标指向都是为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检验标准也相同,都由人民来评判。自律与他律内在贯通,有着天然的一致性。人民监督为自我革命提供方向,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自我革命就要防范和纠正什么;群众反映的问题,通过制度化整改得到回应和落实,监督才不至于沦为“走过场”。同时,自我革命以其历史主动不断提高管党治党的标准、拓展自我完善的思路,使人民监督不至于停留在就事论事层面,而能够在更高的参照系上发现问题、检验成效。正是这种自觉和主动,使党能够不断清除侵蚀健康肌体的病毒,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保持长盛不衰的密码,彰显了“两个答案”作为“独特创造”的分量。这种内外贯通,使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使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拥护凝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动。
为世界政党政治和人类政治文明提供另一种可能
“两个答案”的精髓在于人民性。无论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还是自我革命,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同一个:权力来自人民,必须服务于人民。人民监督,让权力始终为民所用;自我革命,让政党始终不脱离人民的立场。二者指向,都是防止权力脱离人民、异化为少数人的私器。
“两个答案”的背后,是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识。“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中国共产党既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又强调权力必须有效发挥作用,以造福人民。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模式。西方政治文明处理权力问题的主要思路是外部制衡,这一思路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土壤,同时面临着在强化约束之外如何保障权力有效运行的治理课题。“两个答案”所提供的,是一条不同的思路:在坚持人民监督的同时,通过制度化的自我革命保持执政党的生机活力,使权力既受到约束,又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制约的目的不是让权力停摆,而是让权力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制约权力的路径具有多样性,外部制衡并非唯一选项,自律与他律的结合可以产生更持久的效果。
“两个答案”回答了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历史之问,也深刻回应了“长期执政如何不走向腐化僵化”这一世界政党普遍面对的难题,为世界政党政治和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选自《人民论坛》2026年第21期
作者:外交学院政党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余科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