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重要维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呈现为鲜明的阶梯式递进历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条件，新中国成立奠定了社会主义治理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径，新时代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入更加成熟的新阶段。这一历程形成了多条重要经验，包括坚持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注重现代化普遍规律与探索独立自主道路的辩证统一、运用长远战略设计与短期阶段性规划相结合的辩证方法、始终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根本原则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阶梯式递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

作者李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北京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6年第4期

习近平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重要维度，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前沿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带领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的现代化道路，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形成了深刻认识、取得了重要成就，并呈现为鲜明的阶梯式递进的历史过程，这既蕴含着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发展逻辑，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紧密联系实践不断发展的重要体现。立足“十五五”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探析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历程与经验，对于进一步深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和治理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渊源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国家问题“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创立与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党的早期组织在上海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了改造国家治理的相关主张，号召“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在一开始就形成了在国家治理上的系统主张，是因为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作为分析认识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思想理论依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治理的一系列深刻见解，为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理论渊源。

一是揭示国家治理的阶级本质与历史命运。国家治理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野中的重要问题。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将近代欧洲各国的治理状况作为重要的现实批判对象，深入剖析其问题根源；另一方面，将黑格尔法哲学、自由主义政治学说作为批判对象，指出其中存在的理论症结。在现实与理论批判相结合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明了国家治理的本质，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程，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发展在政治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与完善的过程。其国家治理的许多难题如贫富分化、社会对立等，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的体现。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就需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等无产阶级治理实践的经验教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建立新型国家来实施治理，最终实现消灭阶级、国家，形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二是提出对未来社会国家治理的初步设想。首先，新型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在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终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束缚，建立未来新型国家治理的历史使命即在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并具体列举了10条内容，着眼于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国家治理具体措施。其次，新型国家治理应当实现真正的民主。“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对巴黎公社的总结与评价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由人民直接行使政治权利、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等民主行动，将其概括为“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最后，新型国家要有自身新的治理体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由人民群众组成力量实施治理体现在许多具体的政治体制上。比如，充分体现人民主权的议行合一，“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中，实现新型国家治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目标，“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与此同时，他们也表明，这些初步设想尤其是一些具体措施，随时随地都要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三是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发展具有阶段性。在设想未来社会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不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就能够一蹴而就实现的，而是需要经历阶段性的过渡，尤其是政治上的过渡阶段。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政治上的“过渡”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这一“政治过渡”在具体历史中的重要体现就是尚未“消亡”的国家形态。国家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设施”，“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国家治理，作为“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对于这个“过渡时期”的内部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再给出具体的阐述，而是表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对未来新社会形态中国家治理的初步设想，但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具体认识，还需要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中不断回答。

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历史呈现

怎样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应用于中国国情，还需要中国人自身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创造性探索。中国对于现代化任务的知觉出现在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后。面对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和国家内部的复杂矛盾，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具有复杂的历史经纬。在洋务运动、改良变法、资产阶级共和国等现代化方案都失败后，中国最终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经历了多个特征鲜明的不同阶段，呈现为阶梯式递进的历史图景。

（一）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条件

马克思指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生产关系发生重要变革的集中体现，包括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等多重维度，这一变革往往面对着旧社会的种种阻碍，需要以革命的方式为其扫除阻碍、积蓄力量、创造条件。根据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点，以标志性事件和里程碑为分水岭，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探索自主性国家治理时期”的第一个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阐述自身关于国家治理的整体纲领的同时，在革命中也已经开始了局部执政的治理探索，土地革命时期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抗日战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三三制”等治理举措、在陕甘宁边区等“建立起模范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解放战争期间更是开始了建立新中国的直接理论与实践准备。伴随新中国成立而形成的全新国家治理局面，不是出自凭空的理论设计，而是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多方面创造了开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条件，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重要一环。一是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内外部环境。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之后的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作为代表剥削阶级的反动政权，既没能有效抵御外部侵略，也没能建立稳定的国内秩序。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的首要条件，就在于经过多年的革命战争，一方面击退了外部侵略者，另一方面推翻了内部治理能力低下、未能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旧政权，建立了属于人民的新政权。二是确立了新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和架构。基于对中国国情特别是阶级状况和政治力量构成的深入认识，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指出未来的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随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并丰富了对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设想，“以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理念设计新中国的国家政治架构”。这一政治架构不仅是新中国国体与政体的蓝图，也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基石。三是锻造了作为国家治理领导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将自身锻造成为信仰坚定、纪律严明、密切联系群众的坚强组织。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经验，也是面对现代化国家建设任务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治理方向正确，长期形成的组织优势与战略定力能够推动治理体系高效运行、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和组织力，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实践：奠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指出，“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功夫。”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并没有明确提出治理现代化目标，但人民政权的建设特别是一系列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为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等，为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相关法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制度的确立，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国家治理制度的建立在中国的国家治理史、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以上这些制度的建立，一方面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新中国国家制度中的直接体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厚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探索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的凝结。一系列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正式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既影响深远，也有自身阶段性的鲜明特征。这一阶段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尽管有许多结合中国实际的独特创造，但在整体上仍然将苏联这一率先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参照。基于此，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取得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方面成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治理的“苏联模式”开始显示出诸多弊端。这些弊端既有苏联模式不适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因素，也反映于苏联模式本身的深层症结。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已经指出，“我们与苏联不同”，特别是在国家与单位、个人等多方面的治理关系上，“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还尚未得到充分解决，需要立足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继续进行新的探索。

（三）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拓展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径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治理变迁的停滞。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上是适应的，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以领导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等多方面改革，进入更加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阶段。邓小平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这一时期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任务的考虑，首先来自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而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持续推进，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形成了更加系统的理论认识。

虽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致力于推进现代化，“但真正一心一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实现了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统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现代化道路的认知更加清晰，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形成了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具体纲领，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系统依托。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重要理论创见，从而廓清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许多模糊认识。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国在追求先进社会制度上已经取得的重要成果，在改革开放中必须明确这一历史先进性，做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上，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国体与政体，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偏离的方向。另一方面，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程度的不足，意味着必须将推进现代化作为中心任务。面对许多方面现代化发展的落后状态，需要以开放态度吸收一切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并根据现代化建设需要，“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这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中，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必须面对的重要任务。随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依法治国、建设和谐社会等一系列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关的重大命题，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径，为在新的阶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作了充分的思想与实践准备。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鲜明自觉与系统推进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中国共产党多年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上的不懈探索，为形成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熟理论提供了历史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置于重要位置，鲜明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重要概念，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重要创新发展。习近平指出：“我们讲过很多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第一次讲。”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后，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场合、不同方面工作中提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并进一步精炼使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这一命题成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概念。

在一系列重要会议上，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进行了系统阐述，指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深深植根于近代以来中国寻求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历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成果，也具有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多方面优势。党的二十大后，习近平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前行提供坚强制度保证。”我们党在新时代面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既具备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具有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步入了具有成熟理论指引的新阶梯。

习近平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国家治理是这一阶梯式递进的重要维度。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其中专门明确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即从2020年到2035年的第一个阶段，“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2年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2035年现代化建设目标，提出“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对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作出更加清晰明确的表述。这一目标体系，描绘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依次递进的清晰阶梯。

在作出长远的战略设计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通过中央全会研究改革议题、领导五年规划等方式，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阶段任务进行具体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大跨度的战略目标和规律性的阶段规划，构成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系统部署，体现出深厚的历史思维、前瞻思维与系统思维，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提供了清晰的科学指引。

三、中国国家治理阶梯式递进历程的重要经验

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理论脉络与实践历程，既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科学性，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鲜明理论品质。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历程中取得了突出的历史成就，也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关于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经验。

一是坚持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从世界现代化历史看，西方社会经历的更多是自由放任的现代化历程，国家主动性作用的发挥相对有限。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质和治理方式，则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国家治理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引领与积极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把握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既注重让政治上层建筑主动适应生产力发展阶段，又善于以国家治理改革牵引和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二者良性互动。这种双向互动，既遵循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客观规律，又彰显了党主动运用规律引领发展的执政能力，为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和强劲发展动力。

二是注重现代化普遍规律与探索独立自主道路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广泛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但从来不是照搬历史上其他国家的现成经验，而是基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围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等现实目标，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身制度。尤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民为邦本”“天下为公”“大一统”“德法相依”等理念，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代治理理念相融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深厚文化根基。依靠“两个结合”，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既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又植根自身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既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又传承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使治理体系既有现代性又有民族性，走出了一条区别于西方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新路。

三是运用战略设计与阶段性规划相结合的科学方法。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中，始终把做好长远战略设计与短期阶段性规划相结合作为重要科学方法，根据远景目标锚定治理方向、依靠阶段性规划细化落实路径，实现顶层谋划与务实推进的有机统一，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稳慎有序、久久为功。长远战略设计是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引领，“两步走”等长远战略布局为治理改革划定了清晰的时间坐标与核心任务，避免了治理现代化方向的短期摇摆。短期阶段性规划则是衔接远景目标的关键抓手，特别是每一轮五年规划，将宏大长远治理目标拆解为具体的阶段性任务，既着眼一以贯之的现代化事业，同时在具体目标上与时俱进、渐进调适。“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要政治优势”，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的科学方法与务实作风，让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同时，步步为营，扎实落地。

四是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根本原则。无产阶级政党是社会先进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领导力量。“党的组织体系和领导能力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制度建设最为倚重的工作方法”，也是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其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团结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关于国家治理的普遍共识，具体领导有关方面将其转化为一系列国家治理制度，并领导、保障制度的有效运行，推动中国国家治理不断走向成熟定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确保治理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发展提升。历史表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统筹改革发展稳定，整合多元利益，破解复杂矛盾，使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而且党对各方面工作领导制度的不断健全、执政能力的不断提升，构成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心内容；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为持续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我们提出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既不能过于理想化、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自满、故步自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梯式递进的重要节点。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大局，中国共产党正在进一步深化对国家治理阶梯式发展规律的系统认识，不断推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继续迈向更高阶段。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丰富了世界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展现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活力，正在不断彰显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