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雪松，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卓越教授A岗、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吉林大学协商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吉林大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院副院长、《协商治理研究》副主编。

摘   要：标识性概念作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与前提，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整体样貌及其内在结构的学理化提炼与系统性表达，在整合既有理论资源、扩大学科知识增量、指导政治实践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结合政治科学概念建构的通用规范与中国自主知识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在要求，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注重抽象演绎与本土情境的辩证统一，坚持自主建构与交流互鉴的有机结合，秉持赓续知识传统与锚定时代需求的相济原则。依据典型概念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建构路径及其学术定位，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包括传统而历久弥新的概念、经典而与时俱进的概念、引介而创造转换的概念、初生而深植本土的概念。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建构，不仅需要强化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学科归属与跨学科整合能力，兼顾知识生产的历史传承与迭代创新，还应构建兼具本土解释力与国际对话能力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体系，支撑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稳步发展。

关键词：“5·17”重要讲话；自主知识体系；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概念体系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团队项目“中国式民主：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研究”（2022CXTD07）；吉林大学理论思维专项提升计划项目“制度政治学”（24LLSW0003）。

原载于《学习与探索》2026年第5期，第12-23页。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就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出明确要求，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标识性概念建构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概念作为思维活动的形式、信息处理的产物与意义表达的符号，是建立科学命题、搭建理论体系与促进知识生产的核心要素。标识性概念不仅具有表述并揭示事物特征与本质的学理属性，而且蕴含观照现实与回应时代的价值指向，以及预测规律与引领发展的实践导向。当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涉及基于本土政治实践的认知图式转化和源于本土政治现象的理论范式更新，而标识性概念的有效供给正是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生产的基本单元和逻辑起点。

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学术话语创新，持续深化概念提炼与理论整合，标识性概念成为联结中国实践与学术表达、衔接本土经验与国际共识、丰富文明内涵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应以契合中国政治实践的标识性概念生产与研究为切入点，立足历史语境、功能定位、知识谱系等关键维度，系统梳理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建构的内在逻辑。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在发展创新中赓续历史文脉，呈现出兼容抽象理论论证与具体实践解释、融通既往知识传统与当代价值内核、强调自主理论表达与主动学术对话参与的特质。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体现了本土政治学者自主提炼特色经验、自主阐释政治现象、自主应用方法工具的学术努力，有助于明确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解释框架、语义边界与实践底色。

从标识性概念凝练与知识体系发展的互动关系来看，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在演化发展中持续检验并逐渐修正标识性概念。政治学者不断探索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学理内涵、学术定位、经验依据与知识图谱，系统分析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内在属性、基本类型与发展路径。这一研究进路有助于突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本体论底色，充实本土知识体系的整体研究框架，进而形成以标识性概念为锚点、以命题整合为中介、以理论范式为核心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法论。

一、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内在属性

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建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学术背景与知识结构中开展的综合性知识生产活动。这一概念供给工作既非脱离中国经验情境的抽象建构，也非地方性知识的直接阐述，而是抽象形式与具体情境有机统一的思维产物，不仅需要在持续凝练中国政治现象的基础上突出主体性，还应在与多元知识体系的理论对话中明确自身定位。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生产更注重在既有概念内涵与学术传统的基础上，观照当代中国政治的价值取向与实践形态，推动本土政治理论知识的存量优化与增量发展。将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置于中国政治实践场景、学术体系建构与知识演进历程中加以分析，有助于阐明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抽象性与情境性、自主性与对话性、传承性与现代性等内在属性。

（一）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抽象性与情境性

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是对中国政治现象高度凝练的理论成果，在具象现实与抽象观念之间发挥转译作用。抽象化过程使标识性概念超越地方性实践经验，形成具有跨情境适用性的解释框架。情境性特征则反映了标识性概念与特定历史社会条件的内在关联。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植根于具体社会历史情境，满足抽象理论对复杂政治现象的提炼需求，并彰显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本土性与解释力。

首先，抽象性体现为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透过经验表象，揭示事物内在规律，形成具有解释力和规范性的理性认知。建构中国政治学的标识性概念，重点在于围绕人类社会良善秩序这一政治学核心命题，建立回应现代化进程中复杂政治问题的解释框架，推动学术性与政治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是对特定研究对象的抽象化、清晰化与条理化概括，以一般性、凝练性的单词或短语为载体，提炼描述客观现象或阐释因果规律的符号语言。其理想形态应在对象范畴、意义内核、词汇载体、场域定位四个基本维度上，实现对象边界清晰、反映本质属性、词汇选择恰当和谓述关系明确。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等基本命题，摆脱对西方政治学既有理论范式的路径依赖，形成符合中国情境的解释框架。例如，国内政治学者在反思和超越西方传统分权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国家权力配置并不局限于三权分立，而是涉及广义政府体系内部的分工与协作关系，据此提出功能性分权概念并更加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权力制约与监督体制。阐释与运用功能性分权与广义政府概念，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廓清中国政治体制与权力运作逻辑，增进政治权力安排与体制构建的理论创新，为优化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

其次，情境性强调特定历史社会条件对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词汇选择、意涵表述和情境适用的深刻塑造。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建构以立足本土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知识生产为总体目标，寻求地方性知识与抽象化理论的协同统一。一方面，中国政治学者所处的时空方位与政治现象所属的理论方位共同塑造标识性概念的历史方位，政治学界在具体情境中推进标识性概念的生产。研究者基于特定历史经验、制度结构、国民性格与学术传统，在长期的阅读、学习与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相对稳定且具有鲜明情境特征的知识网络，并以此作为提炼现实议题与确立学术问题的基础。在此意义上，地方性情境为政治科学的概念生产设置了不同的理论前提、哲学基础与方法论偏好，使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理论表达呈现出差异化的问题意识、分析范式与价值预设。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抽象程度与经验关联程度呈现反向关系。政治学者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提出概念抽象化阶梯理论，将概念的抽象程度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旨在分析概念在不同抽象层级中的理论和经验属性，并讨论了比较政治学研究如何实现概念的合理运用。其中，过高的概念抽象性虽能增强理论普适性，但会削弱概念的实践指向性，而过低的抽象层级虽能增强情境适配性，却可能面临知识碎片化的局限，弱化概念的普遍解释力和理论迁移价值。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致力于普遍的抽象逻辑与特殊的情境属性相统一，既要扎根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与实践，形成具有学科主体性和情境特质的知识符号，又要穿透经验表象，为政治学学科发展提供具有解释效力的知识增量。

（二）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自主性与对话性

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在学术体系中的定位与功能，既体现为立足中国经验建构自主概念体系与解释框架的自主性，也表现为与既有理论传统及国际学术讨论持续互动并确立自身理论位置的对话性。自主性强调在学理层面形成具有自主问题意识与解释框架的概念表达，凸显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独特性。对话性则要求标识性概念进入国际学术讨论议程，在比较、回应与修正的过程中确立自身的理论位置。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需以中国经验为理论生成出发点，巩固知识生产的主体性，主动拓展国际学术对话空间，强化概念建构的周密性与开放性。

首先，自主性体现为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生产基于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与空间场域差异，围绕本土政治实践和问题意识展开自主建构，形成具有鲜明主体性的理论内涵与概念体系。研究情境的差异限定了不同国家政治学研究者的学术主体性、议题选择偏好以及研究旨趣，赋予标识性概念与特定空间场域相关联的独特表达或特定意涵。一方面，本土政治学研究者立足当代中国的历史脉络、文化氛围和政治实践，自主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论。“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透过历史的长程视域，可以挖掘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演进历程中积淀的政治文明基因。中国政治学者在此基础上提炼贯穿古今意义的标识性概念，将其还原为特定历史经验的集合体，而非检视或拓展西方政治理论适用性的客体材料。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扎根“中华文明基体”，选择性吸纳与创造性重构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学理念，赋予这些理念独特形式和丰富内涵。作为政治学一般性概念的民主术语，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制度结构和治理实践中，经由本土转化与理论重构，衍生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质民主等更具本土特色的理论意涵。运用以中国为方法的认识论，审视国内外政治学共同关注的议题，有助于考察概念的文化适配性并结合本土实际产出原创性概念。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内在蕴含文化与知识的主体性自觉，融通中国的历史文脉、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成为构建本土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根基，推动本土政治学的概念范畴确立、命题形成与关联、理论归纳与演绎。

其次，对话性体现为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基于严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论证逻辑，指涉可通约的研究对象，产出可对话、可证伪的理论成果。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在回应人类政治发展的共同理论关切中，增强自身在当代政治学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的时代价值和跨文化解释力。一方面，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生产在合理参照与批判具有普遍意义的传统政治学理论基础上，通过回应经典命题、修正既有假设或重构分析框架，找寻嵌入政治学国际学术谱系的理论锚点。在此基础上，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生产能够刻画人类社会发展中政治现象的面貌与特征，抽象出研究对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并致力于包容和吸纳政治学界共同遵循的道德原则与学术理想。这使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彰显出“去宣传化”的学术增量和进入国际学术对话的理论潜力。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对话性建立在规范的学术原则之上。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在方法论上展现出可检验性与逻辑上的自洽性，依托规范的研究设计、清晰的问题意识与严密的论证逻辑，提出可分析、可讨论乃至可证伪的理论命题或研究结论；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可通约性，其核心指涉对象须具备一定的可比较性或类型化特征，以此拓展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跨国比较或跨理论范式讨论空间；在理论成果上保持开放性，具有深刻洞察新的经验事实与持续回应理论问题的学术成长空间。例如，政治学者并未将朝贡体系视为无法与其他区域进行对话的东亚例外主义现象，而是将其抽象为可用于跨国比较的类型，使之从区域性的描述性概念转变为具有跨范式能力的通约性概念。

（三）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传承性与现代性

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生成，体现了历史纵深与时代诉求的有机统一。传承性侧重在承袭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以及现代政治学资源的基础上，实现知识积淀的代际递增与理论深化。现代性则强调锚定现代国家建设与政治文明进步的时代方位，在科学化、规范化与体系化的学术产出中，生成契合当代政治实践与核心价值导向的话语表达。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既要在时间序列上因应历史更迭与时代变迁，更需要契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对理论科学性与引领性的深层诉求。

首先，传承性体现为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在多重知识传统的接续、转化与创新中，实现概念的历史连续性与时代发展性的统一。一方面，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知识谱系呈现出多源汇流的历史脉络。从学科建设与知识发展的经验来看，当前本土政治学研究中的诸多核心概念与分析工具，大体脱胎于对国外政治学成果的引介、吸收与转化。当代中国政治学早期受苏联政治体制与学术体系影响，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响应顶层设计对学习国外社会科学先进成果的号召。这种多源汇流的特征使中国政治学延续了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并持续吸纳以行为主义为内核的西方现代化话语。中国政治学通过挖掘本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学理内涵，整合与转化多元知识资源，构筑起具备深厚理论底蕴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继承、转化和再阐释既有学术话语与理论观点，在原有知识传统的基础上实现阶梯式发展。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标识性概念，通过回应社会政治变迁，不断扩大理论内涵与应用场景，推动研究议题、理论观点、分析范式在历时维度上的增量发展。这些概念不仅承载着传统又历久弥新的思想，还呈现出经典又与时俱进的创新特征。例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与理论深化，使民主概念的内涵从侧重选举竞争的西式程序民主，拓展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为特征的实质民主，由此实现兼顾历史连续性与时代创新性的理论发展。

其次，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现代性，表现为将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模式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逻辑融入概念的建构过程，使其契合现代国家治理实践需求与现代文明价值导向。在方法维度上，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依托严谨的论证逻辑与规范化的学术生产程序，具有理性化、祛魅化、体系化、专业化与反思性等特征，成为符合现代政治学学科属性与研究范式的科学概念。在价值维度上，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现代性，蕴含着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本导向。相较于西方国家由市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出一条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独特路径。政治学者由此建构举国体制、规划治国、对口支援等标识性概念。这些标识性概念不仅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特殊发展模式的理论概括与学理升华，而且契合当代中国推进政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诉求。在目标维度上，现代性意味着概念建构内在契合现代政治生活及价值导向，形成与特定历史方位中主体生活体验与社会发展需求相契合的“新”知识。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建构围绕国家治理、社会发展与制度创新等现代政治议题展开，与现代文明所强调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契合，使理论研究顺应现代社会发展趋势。

二、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基本类型

国外现代政治学为中国政治学学科的恢复重建提供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支撑，而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则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精神内核。在此背景下，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建构路径秉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国外政治学有益成果与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协调统一。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包括立足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传统概念、源自国外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经典概念、扎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初创概念，以及吸收他国理论成果并移植转化的引介概念。明晰标识性概念的学理渊源和经验依据，内在契合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概念自主与知识累积方面的客观要求。

（一）传统而历久弥新的概念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具有显著的历史连续性，通过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治理理念与实践形态提炼的标识性概念，成为透视当代中国政府行为与政治现象的关键分析工具。文化传承不仅表现为具体知识和技能的代际积累，也长久影响着认识论、方法论、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抽象维度，承载着社会运行机制和基本结构的延续；社会形态的构建与革新均以历史为基础，在继承中实现创新，而非断裂式重构。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若脱离既有知识传统，便可能削弱创设概念的学理支撑与文化认同。

一方面，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长期积累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传统，涵括治国理政理念、政治制度及治理机制等方面的丰富资源，为分析当代中国政治运行的深层逻辑提供核心概念、逻辑基础与文化情境。古代中国延续的中央集权体制、科举选官制度、乡绅治理模式以及儒法并用的治国方略，深植于农耕文明的社会结构、儒家伦理的规范体系以及对王朝治乱兴衰规律的反思等独特历史脉络之中，逐渐沉淀为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生产的政治思想资源。以民本主义为例，先秦儒家提倡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理念，在传统政治语境中更多表现为一种守成型的民本主义，强调通过保民与养民实现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本质上属于政治精英对社会民众的消极保护。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在深刻洞察国家生存危机与社会动员需求的基础上，推动“守成的民本主义”向“能动的民本主义”的创造性转换。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同传统民本意蕴相结合，使民本主义从维护政权稳定的传统民本思想转向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现代执政理念，民众由此从接受庇佑的消极客体转变为参与政治变革与国家建设的能动主体。另一方面，历史政治学的兴起为传统概念的当代转化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支撑。历史政治学的方法论要义在于历史连续性，即在分析制度、政治概念或社会实践时，重点关注事件与制度在时间进程中的因果联系及其累积效应，通过关键性历史事件、路径依赖与自我强化机制解释制度变迁与政治发展。历史研究方法将案例研究、比较方法与制度分析结合起来，在逻辑化与理论化层面揭示制度、文化与利益交织的因果机制，由此提供可供推广的科学化政治研究方法。在现代政治学的历史分析范式中，以史为鉴、大一统、朝贡体系等概念的研究对象、理论话语和思维方式得以重构，成为极具本土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并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增添有益成分。

（二）经典而与时俱进的概念

国外政治学的经典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概念共同构成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理论基石，二者在与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和学术语境的互动中发展出具有本土标识性的理论意涵。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并非与既有理论传统相割裂，而是在自主性与对话性的辩证统一中实现知识创新。政治学经典概念蕴含跨越具体历史情境、揭示政治运行一般规律的理论潜力，能够为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建构提供必要的理论资源。中国政治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欧美政治学的双重知识传统中继承、延展与再阐释经典概念，既回应了学科知识积累连续性的客观要求，又在既有理论脉络中确立本土标识性概念的独特坐标。

一方面，借由经典概念演进实现标识性概念建构，意味着中国政治学需要延续并发展国外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关键概念、核心议题与重要理论。中国政治学在批判性借鉴国外政治学传统的基础上，对欧美政治学经典概念进行内涵重构和边界延展，将其逐步还原为标识性概念建构的话语基石。诸如民主、政党、共和等概念跨越原初语境，奠定当代中国政治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基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传统而言，阶级、革命、政治党派、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等概念，构成理解社会权力关系与历史发展规律的核心理论工具。中国政治学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践、制度建设和改革经验结合起来，创造出新型政党制度、统一战线、人民民主专政等直接面向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标识性概念。另一方面，经典而与时俱进的概念在当代中国政治学学术语境与应用场景中，持续被赋予新的理论意涵。经典概念被运用于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其原有概念的边界、指涉与规范性意涵在新的经验场域中受到检验、补充与修正。例如，责任政治概念从政治责任视角对民主概念作出深化阐释，明确提出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对人民负责，实行责任政治正是民主的本质规定与核心诉求。当代中国政治学对经典概念的再阐释，既内生于解释本土实践的现实需求，也是在比较政治学视野下寻求跨语境对话的题中应有之义。研究者在观察分析欧美民主政治现象的基础上，发现经典民主概念在解释西方政治实践时仍面临挑战。部分研究者通过分析欧美民主实践中的贫富阶层分化、政治精英对峙、政治观念冲突等国家极化现象，指出在收入与分配失衡的政治环境中，西方民主政治容易造成阶层两极分化，进而引发精英分化、政党分化和意识形态分化。国家极化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变态形式，是在以欧美竞争性选举、代议制和多数原则为核心的民主框架内形成和发展的，为民主政治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议题和素材。

（三）引介而创造转换的概念

引介及创造转换的概念主要涉及发轫于国外政治学知识体系、经本土情境嵌入与理论重构后产出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近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多以西方国家社会现代化经验为参照坐标，在此背景下生成的政治学概念往往植根于欧美制度背景和社会结构。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在阐释本土社会的现代化经验时，一定程度上需要借鉴外来概念工具来搭建分析框架。在此过程中提炼的标识性概念，必须立足中国政治实践对外来概念进行批判性检验与创造性转换，消弭外源概念在解释本土政治现象时的理论脱节。因此，此类概念既承载着现代政治学知识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要素，又在观照本土经验的基础上祛除外源概念所蕴含的偏颇性预设，由此兼顾共识性与自主性。

一方面，引介而创造转换的概念来自国外政治学知识体系，其引介历程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学术体制建设以及中外知识交流格局密切相关。自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以来，大量西方政治学概念进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与现代化转型实践推动移译概念的部分置换与主动创生，这些自西方引介的政治学概念被赋予鲜明的地方性文化意蕴和时代内涵。以权利概念为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权利的理解虽相当接近西方语义，但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权利一词被赋予道义与进步的意志指向，呈现道德化倾向，这与西方个人权利本位的语义逻辑相异。在全球化加速与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日趋完善的背景下，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引介对象逐步从欧美扩展至非洲、拉美等非西方国家的概念资源。乌班图（Ubuntu）概念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宽容、合作、共识以及共同体的和谐秩序”，在非洲国家建构、地区合作、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类非西方经验的引介，有助于打破以西方经验为隐性标准的理论框架，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标识性概念。另一方面，在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外来概念经过概念史爬梳与理论意涵重构，发展成为兼具普遍理论意义与中国实践特质的政治学标识性概念。政治学者置身中国特定的历史进程、制度结构与治理实践之中检视外来概念，为其确立兼具共通性与差异性的理论内涵。协商民主概念与中国政治体制相结合，突出协商民主贯穿党的领导、国家治理、社会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广泛性、多层性和制度性特征，超越了西方对于政治参与结构均质化和单纯随机抽样的预设，形成了既承续协商民主理论共性，又深具中国特色实践特质的概念内涵。在研究方法上，概念史研究为引介概念的创造性转换提供重要工具。研究者通过对概念生成语境、语义演变历程与跨文化流通轨迹的系统考察，厘清外来概念在原初语境与目标语境中的异同，为概念的批判性引介与本土化重构奠定学理基础。例如，治理概念从国外引入中国后，愈益适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语境，其内涵从技术性的多中心协作拓展至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及国际政治等多维领域，形成兼具中国特色与时代价值的概念意涵。

（四）初生而深植本土的概念

初生而深植本土的概念是以中国政治实践中的特殊制度形态、治理机制、行动模式与历史文化为经验基础，经由政治学者的学理化提炼生成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中国政治学的标识性概念建构，旨在为叙述、理解和阐释本土政治实践提供分析性和规范性的理论框架。中国传统政治实践所积累的丰富历史经验，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的独特制度形态与治理机制，共同作用并创设出一批中国政治学原创性概念。初生而深植本土的概念以经验观察兼及理论归纳为主要生成方式，成为标识性概念体系中最具原创性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与情境性。

一方面，中国政治学原创性概念以政治学者深度观察与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为起点。政治学者在制度安排、行动模式、互动关系和价值理念等层面识别出相对稳定的共性要素，并将其提炼为具有解释效度的学术术语。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不仅是对经验事实的命名，还是对政治现象内在因果机制与运行逻辑的理论凝练。民主集中制、政策试点、“一国两制”、规划治国、群众路线等原创性概念，将中国经验转化为可传播、可对话的学术语言，清晰呈现了中国政治实践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例如，基于超大规模国家内生规模结构的非均衡性特征，部分学者深入阐述对口支援这一概念，用以概括中国在区域协调发展、灾后重建和脱贫攻坚等实践中形成的跨区域协作机制，阐明当代中国将规模治理负荷转化为规模治理效应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田野政治学等研究路径注重从基层社会实践中发掘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意涵，为家户主义、祖赋人权等概念的学理化建构奠定经验基础。另一方面，初生而深植本土的概念在学术积累中不断深化。中国政治学原创性概念能否准确把握政治现象的核心结构、揭示制度运作的内在机理，直接影响其在知识体系中的解释广度以及后续的理论延展空间。以集权的简约治理为例，该概念源于对晚清基层治理实践的剖析，揭示了中国古代利用准官员和半正式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地方治理的独特方式。当代简约治理实践虽然在根本性质上区别于古代的治国理政方式，但中国共产党积极有为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模式，以非科层化手段实现低成本、高效率乡村治理与振兴发展，使得简约治理的工具价值得以延续。随着学术探索的不断深入，简约治理概念已拓展至国家治理现代化、乡村有效治理、人民城市建设、高校治理等研究领域，其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指向日趋明晰。

三、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建构路径

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生成，涵盖多学科、跨时空、跨地域的协同建构过程，其核心要义在于抽象理论与具体情境、历史传承与现代价值、自主表达与学术对话的统一。建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要在学科归属上坚守政治学学科本位，增强跨学科知识整合与对话能力；在历时维度上立足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从历史传统中汲取思想资源；在空间维度上探寻本土政治学概念的规范基础与经验情境，形成具有国际学术对话潜力的概念体系。这种具有现实指向性与知识传承性、理论自主性与学术对话性的标识性概念体系，将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生产提供概念锚点。

（一）发展兼具学科本位与跨学科内涵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

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作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其生成与建构服务于本土政治学的学科议题革新与理论知识生产。然而，现实政治实践往往具有较强的复杂性与动态性，不仅涉及政治实体的权力配置、职能设置与运行机制，还反映出政治行动者所承载的理性逻辑、意义框架与符号系统。建构中国政治学的标识性概念，既要在坚持政治学学科本位的前提下明确学科边界与问题导向，也要有选择地吸纳相关学科的理论资源与分析工具，推动跨学科理论整合和方法互鉴。

首先，建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应凸显政治学学科问题意识与研究专长。政治学涉及强调规范论证的政治理论研究与擅长实证分析的政治科学研究，其概念建构需要学者在问题意识的启发下从复杂政治现象中提炼政治文化基因、政治运行机制、政治发展规律等学理要素。这一理论化路径有助于推动政治学标识性概念从经验概括到科学概念的跃升，使其成为具有文化底色、区域特色、领域权威，并能彰显中国政治学研究专长的分析工具。一方面，政治学标识性概念产生于旧有概念解释新兴政治现象的乏力之处。国家、权力等基础性概念作为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元概念，促使政治学者围绕国家与社会关系、权力配置及其运作形态、制度设计及其执行逻辑、合法性与政治秩序关系等学科基础问题展开思考。而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广泛应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型、社会观念与利益结构日趋多元等时代变化，不断催生了诸多新问题。政治学者需要在国家治理、制度运行、政治参与和秩序维系等传统研究领域，持续提炼可用于分析新议题的原创性概念。例如，新型现代国家概念在古今视野和比较视角中从领导体制、政治价值、组织原则、组织形式、国家结构等维度，对中国国家形态特征进行操作化界定，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学科问题意识。这一概念在辨识中国经验与西方普适性理论的张力方面，有助于重新认识和界定中国“现代国家”的独特形态。另一方面，标识性概念的学术生命力与学科影响力取决于研究者能否结合自身的科研平台属性与学术领域积淀而成的深耕区域、历史、制度等细分维度，产出既具有现实因果解释力，又能够与政治学概念图谱相嵌合的独特智识成果。要实现这一理论建设目标，科学的方法论是基本前提，知识盲区的定位与对话能力是关键。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生产在方法论上，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政治现象，通过历史分析与科学抽象揭示“社会的本质、历史的规律和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与此同时，政治学者在建构标识性概念时，需要通过知识考古厘清其学术谱系，并阐释原创性概念在追踪前沿动态、填补理论盲区、修正既有谬误等方面的边际贡献。在此基础上，中国政治学者需要梳理概念之间的层级关系和内在逻辑，籍此推进标识性的核心概念群建设，进而在特定的细分研究领域形成累积优势。

其次，建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需要强化跨学科整合能力，吸收多学科理论资源并提高自身解释力。当代政治实践呈现日益复杂化的趋势，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技术革新等因素深度嵌入政治系统运行过程，持续塑造其结构形态与治理逻辑。在此背景下，单一学科视角难以充分解释多元因素交织所产生的政治现象，有必要引入跨学科理论资源与分析工具来增强概念解释力。一是借鉴经济学、管理学及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方法，将分散的实践经验提炼为具有学科自主性的标识性概念。作为交叉学科的计算政治学，凭借大数据仿真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优势，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推动政治学知识生产范式的更新，为理解、分析和研判国家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新的分析工具。二是合理吸纳和转化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关于中国政治传统与治理实践的理论成果，拓宽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视野。在不同学科知识范式的互动过程中，中国政治学核心议题得以深化，形成富有解释效力与对话能力的理论表达。部分学者将关系、差序等中国社会学概念应用于现代国家外交实践与国际秩序建构等议题，据此同国际关系领域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经典研究范式进行对话，从而在揭示国际政治因果机制、解释国际政治行为体实践等方面，提供具有鲜明中国自主性的概念资源。

（二）形成兼及历史传承与现代情境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

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建构，应在历时维度上实现历史传承与现代创新的有机统一。中国政治学的标识性概念生产需要把握传统观念与现代实践的关系，既要避免脱离历史脉络开展抽象性建构，也要防止在既有理论框架内进行重复性表达。立足连续性的历史进程审视当代中国政治实践，有助于建构起具有历史深度与时代特色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体系。

首先，建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应在历时性的理论演进过程中，推动传统政治理论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历史作为既往社会生活的沉淀，虽不直接构成现实行动的驱动因素，但通过揭示制度形成、结构演变与行为逻辑的因果链条，构成了理解当下中国政治实践的必要理论框架。一方面，建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需要在对传统概念进行研究和转化时，依据王朝兴衰、制度变迁及思想流变的既有文献注疏，进一步挖掘其中蕴含的制度逻辑与因果机制，借助长时段的历史材料透视当代中国政治运行的结构性特征。另一方面，建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需要在解析当代政治问题时避免“食古不化”。“回归历史”需要秉持当代中国的知识主体性立场，在明确知识生产的现实指向与理论关切的前提下，聚焦具有长久生命力且持续影响当代政治生活运行的制度与文化传统。在此过程中，研究者需结合历史政治学范式，以严谨的语义溯源与因果剖析促进中国传统的政治学概念的现代性转化，将其置于现代国家建设、权利保障以及民主治理等现代政治语境中，通过“旧瓶新酒”式的知识演进，形成能够精准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标识性术语。

其次，建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应在揭示历史演进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基于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自主性表达。标识性概念既依赖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也要求研究者在长时段政治实践中识别基本稳定的制度模式与权力运作逻辑，从深层结构中抽象出原创性专业术语。研究者需要保持敏锐的理论洞察力，运用科学方法系统分析大规模历史数据与政治变迁材料，产出具有学术规范性与本土辨识度的原创性概念。在此过程中，“术语的革命”与研究方法的迭代对分析阐释中国政治的历史脉络同等重要。一方面，应运用扎根理论、文本分析、案例研究等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对大规模历史文献进行系统化挖掘与规律提炼，以此支撑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学术建构。另一方面，学术研究须甄别部分西方研究者基于偏颇假设所构建的中国历史叙事，防止因理论预设偏差而误读中国本土的政治逻辑。以中国古代王朝史研究为例，若机械套用帝国、大帝等术语，不仅容易导致概念使用的语境错位，还可能混淆中西古代国家形态和历史演进的本质差异。简单照搬西方概念往往难以把握中国政治运行的独特逻辑，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生成有必要在比较分析中促进学术话语的自主生成。例如，家户制概念通过比较俄国与印度的村社制，揭示中国古代乡土社会的家户独立性、财产私有属性及人身自由属性，阐明“家国共治基础上的农村治理体系”，解释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历史根基和独特模式。

（三）发展兼顾本土解释力与国际对话能力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

推进中国政治经验向一般化理论的转化，不仅契合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体系生成的现实要求，而且是实现本土治理实践与全球政治知识体系良性互动的必要前提。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生命力，取决于概念本身的历史纵深感及其在不同政治情境中的解释效度。在本土经验的基础上萃取具有规律性的一般化理论，有益于构筑具有本土解释力和国际对话能力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体系。中国政治学应通过比较与审视不同政治场域、制度环境与文化传统，提炼出反映中国政治现实、具有跨文化沟通潜力的标识性概念，在“中国特色”的独特逻辑与“人类文明”的共同关切之间实现均衡。

首先，研究者应立足本土政治土壤，建构具有鲜明主体性与本土解释力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需要立足阐发者自身的物质和精神实践，以现代中国的知识主体性为轴心进行概念的移植、重构、提炼与创造。建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体系，着重强调现代中国的知识主体性，即在描述层面关注和阐释中国政治实践中的重要现象，在规范层面以现代中国独特的知识视角提供理解和分析政治现象的理论工具。其一，要剔除西方理论中隐含的特定情境预设，避免陷入机械套用西方话语模板来描述中国政治经验的“削足适履”误区。研究者在译介外来概念时，可能忽略与概念相关联的原生历史背景与社会基础。这就要求概念引介与转化需要对概念的生成史、语义演变历程及其实践指向进行条理化爬梳，审慎选择国外政治学概念的中文表达词汇。若习惯于直接以中文固有词汇对译外来术语，则可能遮蔽这些词汇自身的本土语义积淀，甚至将内生于中国经验的概念误置为舶来话语，从而削弱其固有的文化内涵。其二，要利用田野调查、过程追踪、案例深描等研究方法，分析当代中国在国家建构、政党治理、社会整合及经济转型等领域的独特实践样态，探求在传统西方理论视域外具有实际解释力的中国特色理论资源，为概念建构的原创性与解释精准度赋予经验基础。其三，要建立以核心概念为枢纽、以概念群为支撑的标识性概念体系，提升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整体理论结构的自洽性与现实解释力。单一概念难以构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必须将众多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整合成逻辑关联紧密的概念体系，共同勾勒中国政治学解释政治现实与擘画未来发展图景的知识网络。

其次，中国政治学研究应推进本土政治学标识性概念融入全球学术体系，为政治学总体性研究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知识增量。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建构过程，蕴含着中国政治学者对于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精准解释中国现象、赓续传统政治文明、重塑中国发展的全球叙事的理想追求和学术热忱。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既应满足解释中国发展现实的描述性需求，又要回应探索中国及世界未来发展道路的规范性诉求，还需要在比较研究与一般化分析中增强解释效力。其一，推动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建构，要在操作化层面明确概念的内涵边界、外延范围与适用场景，使其能够纳入跨国比较与因果推断的分析框架，而非仅停留于经验叙事或政策话语层面。其二，推动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建构，要以问题为导向，围绕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检验本土政治概念在不同制度环境与发展阶段中的解释力和有效性。其三，推动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建构，要强化方法论的融通创新，灵活运用量化分析与质性研究等科学方法。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建构在引入定量分析、实验方法与大数据研究等现代科学方法的同时，应坚守本土政治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关注研究对象的历史脉络、运作过程与发生情境，增加标识性概念的可对话性与可检验性。其四，推动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建构，要依托国内外学术交流平台与跨国合作研究机制，推动标识性概念进入国际学术议程，逐步形成稳定的学术传播机制。在此意义上，中国经验不再仅作为个案被观察，而是成为能够参与理论建构的重要变量，被系统纳入全球知识生产过程。

四、结   论

标识性概念生产是中国政治学迈向知识自主的理论基石。政治学标识性概念不仅是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多维特征及其内部因果关系的抽象化表达和理论化概括，还持续回应着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对本土知识更新与原创性学术增量的诉求。立足当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立场，政治学者通过对本土政治实践与文化观念的系统阐释，产出具有“文化主体性、理论原创性与现实适用性”的标识性概念。这些概念在方法论、功能定位、知识累积发展等方面，展现出抽象性与情境性、自主性与对话性、传承性与现代性辩证统一的内在属性。依据概念来源、经验依据与生成方式，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包括传统而历久弥新的概念、经典而与时俱进的概念、引介而创造转换的概念、初生而深植本土的概念。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并非脱离既有理论传统的断裂式创新，而是融汇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国外政治学经典概念的产物，在持续的理论对话、语境调适与范式更新中逐渐生成。随着中国政治实践的不断演进和全球政治格局的深刻调整，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建构面临更为复杂的理论任务与现实挑战，需要在强化政治学问题意识的基础上，通过跨学科整合理论资源与分析范式，系统转化历史文化资源，服务当代政治实践与学科发展，由此形成兼具本土解释力与国际对话能力的概念体系，更好支撑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