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理论思考和路径探索是全人类的共同课题与普遍追求，并在不同时空表现出差异化的实践形态与发展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展现出人类文明发展的光明前景。兼顾历史延续与政治发展的双重逻辑，可以从宏观结构、长期进程、重大事件等角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一般规律和内在机理，探寻现实背景和时代要求的影响因素和深远后果。针对改革与发展、政府与市场、增长与共享、差异与平衡等重要议题，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历史政治逻辑在功能定位上，指向了国家建设的均衡秩序构建。本文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借鉴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现代性与现代化领域的一些理论成果，从历史和政治相结合的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思考和分析。

一 现代化和现代性的主干性意涵

现代化具有主干性的意涵，要避免枝节性、瓢饮性、嫁接性的理解及运用。在对现代化的理解中，要把握根本和整体，而不是把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嫁接在未经思考或是对其他学者相关见解未做检视的基础之上，本部分试图对现代化实质性、本源性的意涵做一个大致的捕捉和梳理。

（一）什么是现代性/现代化

现代化在性质方面的内涵呈现为现代性。在时间分段方面，西方的现代性体现了明显的时间分段特点。从西欧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到工业进步、政治革命以来的整个现代时期，大体上对应勒芬·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ianos）《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一书中1500年以来的世界。中国现代性的发端目前还处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阶段，学术界尚未达成普遍的共识。关于现代性的实质，在现代性研究的早期可能大体上已经达成了一个自知或不自知的共识。综合相关的理论观点，可以把现代性的实质概括为区别于传统性的经济形态、社会生活、政治领域，它是产生重大变革及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与地理范围的展开。

国内学者张凤阳教授从文化和心理取向的角度对现代性做了细致、深入、全面且经典的判断，认为其包括世俗趣味的高涨、工具理性的蔓延、个性表现的放纵。“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需要在世俗趣味、工具理性、个性表现三者之间寻求一种恰当的动态平衡。”

与现代性关系最为紧密的是现代化和国家建设，或者说是现代性的国家治理。从治理的关系属性、层次意涵、互动过程的角度来看，现代性的国家治理涉及现代主权国家的确立以及国家权力运行的过程与效果，在目的取向、内在原则、行为方式上实现合理性。

（二）现代化的历史政治视角

现代化的历史政治视角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现代化的历史政治视角做了有益探索。比如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主张从长时段的视野进行考察。对于15世纪至18世纪这样一个长达4个世纪的漫长历史时期，布罗代尔注意到了经济活动包含的三个层次，即物质生活、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在地理范围上从地中海扩展到整个的西欧。西方的资本主义，经历了从少数的商人到包括资本的持有者、银行家所构成的垄断经济的长时段过程。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在时间上的展开和在地理上的延展做了历史和政治的分析。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从新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进行了相关的历史社会分析。沃勒斯坦最负盛名的观点是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现代世界体系造成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多民族国家体系，导致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中心与边缘的对抗。在沃勒斯坦看来，在这样的一体化的世界或现代世界体系的展开过程中，近代落后地区在历史资本主义进程中低开发，并以强制的方式被拉入，转变了自身的社会初始的发展形势，逐渐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形式。

日本京都学派历史学家内藤湖南从贵族政治衰颓、独裁政治兴起的角度出发，认为唐宋之际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中世”向“近世”的跨越。在日本，中世可以理解为传统，近世可以理解为近代或者是现代。内藤湖南之后的京都历史学派不同时期的领军人物对于“唐宋变革论”或“宋代近世说”的理解有所不同。其中，宫崎市定认为无论是中国史还是日本史，作为东洋史，都可以借鉴或套用西洋史的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他结合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在世界史的意义上重新界定近世，认为宋代以后是中国近世文艺复兴时代。按照这种观点，可以把中国的近世或近代的开端追溯到宋代。

研究者们可以把近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秩序的逐步确立和发展，以及近代民族国家、近代国际世界体系的确立作为背景，理解现代性的理论范式和思考框架。其中，我们主要将吉登斯的研究成果及理论洞见作为批判性的参照系。

（三）现代性的理论范式和思考框架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精神层面、认知层面，即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二是现代性还有其制度层面，特别是与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联系密切的经济制度；三是一系列政治制度，特别是民族国家和政治民族本身。

吉登斯在早年，把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和现代社会理论的提出以及经典或古典社会学的确立联系在一起，并且做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中，针对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eim）、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三位19世纪欧洲社会学奠基人的学说，分别提炼出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理性主义三个关键词。这既是三位学者理论的标签，也是有助于我们理解三位学者的思想以及近代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秩序的重要索引。

在现代社会理论的发展中，很多学者曾对现代性做了剖析。吉登斯认为他们都试图对现代社会做某种单一的制度性阐释，即现代性的制度究竟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工业主义的？他指出这种争论部分地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要么把工业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附属品，要么相反。吉登斯认为，应该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现代性制度的两个彼此不同的“组织类型”或维度。在他看来，现代性有四个基本的制度性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和监控体系，虽然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但绝不能相互化约、替代。资本主义指竞争性劳动、商品市场情境下的资本积累；工业主义涉及自然的改变特别是“人化环境”的发展；军事力量主要指战争工业化情境下对暴力工具的控制；监控体系是指在现代化的多元政治背景之下，国家或者掌握公共权力者对于相关信息和社会督导的控制等。吉登斯的理论提供了重要启发，可以把现代性本身理解为具有制度性的维度，也可以把现代性所产生的后果理解为发挥了制度性或结构性的约束或塑造作用。

1.卡尔·马克思：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维度，现代性的产生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标志。资本主义的起源在于两种商品化，分别是产品的商品化和劳动力的商品化。产品的商品化是把产品转化为商品，这可以把财产转变为资本和货币，在财产和资本的货币使用上进行扩张。产品的商品化也让资本具有了时空的伸展功能。第二个商品化，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即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和土地相关的生产资料分离了，商品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基础，人和人的关系能够转化为商品关系。

现代性的发展动力主要在于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这一点成为资本积累的动力。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获得剩余价值，资本家倾向于不断提高资本的积累率来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张性，可以超越城市、超越国家的边界而扩展到世界。因此，资本主义能够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秩序。

按照吉登斯对马克思观点的提取，现代性问题表现为，资本主义或资本内在矛盾导致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社会人的异化、以阶级对抗为主要形式的政治突出问题，这是其现代性理论受到马克思启发的重要方面。从资本主义或批判资本主义角度来看，针对资本主义的分工、剥削、压迫，现代性社会重建的蓝图方案之一正是中国式现代化。

2.埃米尔·涂尔干：工业主义

另外一种理解现代性的理论范式和思考框架，是吉登斯借鉴了涂尔干的相关思想，概括出的工业主义。在涂尔干看来，工业主义以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法国大革命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唤起了个人的自由主义理想，自由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理想亦是相互交织的。工业革命能够带来高度分工的社会现实。现代社会在本质上是以工业主义和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新型工业社会。现代性的隐含问题，也是我们现代化社会中可能普遍面临的问题，即社会价值的失范。社会转型带来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个人主义的强化。传统上包括宗教、道德、习惯所构成的一个整合文化纽带，会逐渐松弛甚至是丧失，而新的社会整合纽带还在不断形成中。这会导致公众道德的信仰匮乏，行为失去外在的约束，欲望也难以得到有效节制。这需要公共机构在培育道德和信仰方面承担更大的职责。在涂尔干看来，现代性发展的理想蓝图，应该在高度分工的基础之上，重新建立社会的道德纽带，最终形成一个高度分工、有机团结，体现道德个人主义的现代工业社会。

3.马克斯·韦伯：理性主义

还有一个是以韦伯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现代性的根源在韦伯看来就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现代性的本质体现为理性化的发展，具体来说，就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理性可以扩展到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包括日常生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政治组织等，其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形成理性化的氛围。社会的整体理性化，有可能让整个社会锁定在官僚制的“铁笼”（the iron cage）中。这是因为，官僚制是社会生活中，特别是社会组织中理性程度最高的一种，但它也很难受到有效的挑战。

伴随现代性而来的，很可能是自由、创造力一定程度上在官僚制的“铁笼”中遭受泯灭。韦伯提到，现代性的一个超越性的发展，也就是超凡魅力型（charisma）的政治领袖，利用其“凯撒”般的气质、独创性和个人魅力不断引入新政策，以达到最终打破官僚制的目的，这样可能会打碎高度理性化的官僚体制。

二 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演进和政治秩序

在近代世界、近代国际体系、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时代背景中，相关重大事件对于现代化的发生以及现代化的后果产生了影响。若将现代化和现代性视为后果，就需要向前追溯对现代化产生影响的因素。本部分采用历史延续、政治权力的双重逻辑，揭示现代化进程所蕴含的一般规律或内在机理，探寻时代背景、重大事件的影响因素或深远后果，并对因果关系的意义建构的必然性或偶然性做出分析，通过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演进和政治秩序反观中国式现代化。

（一）历史的意义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可以从前人的观点理解历史具有的不同层面的意义。以钱穆的角度进行思考，历史的作用和价值体现为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材料”。钱穆指出，“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辈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历史智识，贵能鉴古而知今。”也就是说，现代化既是过程，也是和我们发生联系的实践；既是时间，更是事件。

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提到，社会科学通常对政治生活进行定景摄影（snapshot view），但他主张应以有力的案例，将其转化为连幅摄影（moving pictures），即系统地把特色时刻（包括当下），定位在长时段所完成的事件和过程的实践秩序之中。把政治放在时间中，可以大大丰富人们对复杂社会动态的理解。皮尔森也是历史制度主义的代表学者，对比较历史分析特别是时间序列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对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做过比较中肯的评述。他认为，亨廷顿做出了有益的理论阐发，对现实经验做出了观察、评价和预测。但不足之处在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将人类历史晚期的政治世界视作理所当然。亨廷顿面对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推动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但他没有解释这些现代化制度在其发源地是如何形成的。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前发生的事，仍对政治的性质有着重大影响。要想把握当代制度的运作，很有必要查看其起源以及促使其成形的意外和偶然事件。这也是福山后来一系列著作的写作缘由。

（二）秩序的意义

关于秩序，在积极意义上主要是指当人们处于秩序之中，秩序能够提供的价值和功能。秩序鼓励信赖和信任，减少合作的成本，当秩序占据主导地位时，人们可以预见未来，从而更好地与他人合作。在消极意义上，是当秩序不复存在，或者说当秩序不能如往常一样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人们会受到的影响。社会生活有某种一致性和稳定性的社会秩序存在，在秩序阙如的状态下，人们无法完成其事务，也无法满足其需求。秩序状态的意义在于，人类社会的组织建构与发展延续，无法在始终动荡不安和争斗不休的环境下进行。

许多学者都对秩序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将社会秩序理解为社会生活中的一贯性（consistency）与恒常性（constancy），人们不仅可以有效地运用其知识，还能信心满满地预见到，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的合作。在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看来，社会秩序跨越国家边界、冲破地域疆界，在世界范围迅速扩展的新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工商体制、金融信用、制度安排、资本流动、商品贸易形式、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手段，也在全球范围内趋于规范化。在经济秩序方面，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认为秩序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合力运行状态。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则将其理解为生产的制度结构，即偏好、技术、资源的文化、心理、政治、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关于政治秩序的理解主要来自马克思的观点，政治秩序可被看作表面上需要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缓和冲突并使其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的源于社会、高于社会、异于社会的力量，即国家。从马克思对秩序的理解中，可以做出一个初步性的判断：政治秩序的核心内容，就是政治统治以及国家的实质功能。换句话说，在理解现代化或者说中国式现代化时，无论作为愿景，还是作为后果，都需要从中理解和思考国家发挥的作用、履行的职能，以及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能确定的秩序，特别是政治秩序。吉登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理论》一书中提出，无论是资本主义、工业主义还是理性主义，可以统一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发展及其确定的政治秩序中，能够看到一以贯之并且非常清晰的资本的逻辑。

（三）近代西方政治秩序的资本逻辑

这里抽取出从西欧的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变的四组关系——商品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变迁，财产权和法律体系，战争机器、财政汲取与责任政府，以及雇佣劳动和社会权力体系。

第一，关于商品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变迁。伴随商品经济，特别是商品关系的发展，传统经济剥削的方式包括政治法律的强制关系逐渐解体。封建领主财力的削弱，也让君主拥有了新的权力，资产阶级能够更好地摆脱贵族领主的传统羁绊。从社会体系的角度，君主的权力日益集中，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王权的结盟使资产阶级获得了保护其财产的权力。

第二，关于财产权和法律体系。商品关系在西欧特别是在西欧农村的发展，使城镇经济中的商品交换具有更大的活力。城镇中商业法规受到国家的保护，也使西方早期的绝对主义国家接纳了《罗马法》中绝对财产权的观念。“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今天的西方国家或者西方国家政府与政治的基本原则。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政治秩序的确立过程中，有关财产权的政治原则和法律体系不断被确立。

第三，关于战争机器、财政汲取与责任政府。在西欧的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商品经济所取代，市场经济得以产生和发展，与之相适应，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与法治观念，对公众负责的近代意义上的“责任政府”也随之出现。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利用其掌握的国家权力及其政府形式，剥削、压迫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据此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责任政府和“以真正的责任制代替虚伪的责任制”的命题。

第四，关于雇佣劳动和社会权力体系。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雇佣劳动及其社会权力体系有很大的不同。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私人财产、私人物品和私人服务的市场交换体系，也是工资劳动的体系，在本质上是一个雇佣的体系。雇佣劳动的逻辑与企业和国家的权威主义属性具有同构和同源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式现代化国家建设同西方政治秩序的资本逻辑存在根本区别。

这四组关系既是推动西欧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重要动力，也是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后果。在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同样能够看到其中蕴含资本逻辑，也可以看到这四组关系。但这样的资本逻辑，无法从中国的近代国家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治理中找到。

中国式现代化，如果指向某种目标并发挥预期功能，应该能够汲取先发现代国家的积极经验，同样也能够避免先发现代国家所具有的一些消极的后果。中国式现代化应该在秩序方面发挥一定的均衡功能。

三 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视域下的中国近现代国家建构

学术与权力、学界与政治、思想与国家的关系，是相互塑造的。理解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根本区别，应该将其置于近代以来的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中。进行历史—社会分析、历史—地理—社会处境分析，有益于揭示研究对象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特定局势，地理位置和相应的自然条件，以及经济状况、阶级分化、族群结构等社会结构性特征。由此，可以理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成见，把握现代化的组成内容和不同路径，审视现代化的政治后果。

值得留意的是，近代以来的城市化、工业化、理性化、世俗化、民主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文化范畴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ultural categories）的产物。从中国的传统、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社会中，我们可以找到城市化；从传统中国的贵族政治中，我们能够找到世俗化；从早期的军事贵族的相关运行机制中，也能够找到民主化的端倪和影子。但目前，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工业化、理性化、世俗化、民主化，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域外的文化范畴，而且经过一定的制度化在我们身边生根发芽。

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结构，也是一个社会体系或者是文化类型。既有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作为制度结构和文化类型，会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现代国家的内部变革时机以及权力的分配。在历史—地理—社会处境比较分析中，先行或者先发的现代化国家，既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某种程度上是规则的制定者和行为的评判者，但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会扮演限行者的角色。先行者或限行者的现代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制度结构或文化类型，影响着其他现代化竞争者或追赶者的内部变革时机和权力分配。

第一，建立在西欧近代资本主义政治秩序基础之上的西方式现代化在中国没有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以西方式现代化的眼光来看，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曾提出，封建制度、教会和自治市镇是支撑欧洲近代文明的三大因素，也是西欧近代政治秩序的基石。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包括在中国，这三大因素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作为社会形态，西欧的封建制度与中国从秦汉一直到明清的封建制度有很大的不同。

第二，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视域下理解中国近现代国家建构，西方现代化或西方现代性实际上为中国设置了更高的门槛。从国家的历史发展和政治秩序的确立过程来看，中国没有和西方走过同一条路。因此，如果中国选择走西方现代化的道路，相关的标准设置、评价的主导权，就不再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以西方的眼光来看待现代化，现代化的命名权和裁量权就掌握在西方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对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的理解与西方存在不同，这就导致对中国来说，若选择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则既无法跨越其傲慢的门槛，也随时会被西方的“裁判员”判定在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方面有很大的不足。

第三，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无论选择怎样的现代化，韦伯的命题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也就是说，中国始终会被西方不公正地看作政治不成熟的落后国家。韦伯提出长期积弱、经济落后、政治分裂的国家，崛起为经济、军事大国后隐含的致命危险：作为落后民族深刻印记的“政治不成熟”（political immatuarity）暴露无遗；他认为经济快速发展、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反差，最终会使民族振兴愿望付诸东流，甚至会造成民族解体的灾难性结果。以西方现代化的有色眼镜来看，政治“早熟”并先于世界实现“近世化”的中国，难以成为“成熟”的“政治民族”（political nation）。在西方的标准下，我们的改革、努力、现代化尝试，很有可能在带有“傲慢与偏见”的裁决之下付诸东流。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式现代化有本质的不同，中国无法复制西方式现代化的道路和经验。现代化如果有中西区别，那么和中国式现代化对立的概念，不是日本式现代化或印度式现代化，而是西方式现代化。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近乎同时推动了市场化建设、民主化建设和法治化建设。尽管对速率快慢的把握各不相同，但在此前的人类历史上，尚没有过一个国家，能够做到近乎同时地推进这三者。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的文明发展中和现代化的探索中，是异乎寻常的。

以五百年以来的近代世界民族国家建设，以及世界政治体系的相关经验作为重要参考，可以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推导出内在逻辑与主要启示。经济快速发展带来过度社会分殊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相对于国家而言，社会不可避免地具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离心力倾向。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的一个功能或基本任务就是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形成容纳全体国民参与其中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社会的离心力和政治的向心力之间的张力是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危机，这为中国式现代化所要确立的均衡秩序目标或原则提供了启示。对中国来说，地方、集团等多元利益主体和民族国家的利益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凝聚性的机制，一种可以更好地维护和容纳全体国民参与其中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也是应致力于探索的重要方面。

四 构建现代国家的均衡秩序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具有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主线和逻辑线索。从1982年的党的十二大到2022年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主题中都涉及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可以有所不同，但可以大体上达成一个基础性或者阶段性的共识，那就是把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实践进程和目标。

从均衡秩序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功能。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当前的经济学者在根本概念上大体有一个共识，即认为均衡是经济学中的概念基石，是不容回避的重要范畴。秩序对于政治学来说，可能同样发挥概念基石作用。

（一）现代国家及其治理

现代国家是由公共的及专业化人员组成的分门别类的政治机构，中央集权通过政治关系，覆盖特定的领土范围，运用强制性的规则对税收和武力实施垄断。支撑现代国家建构的建制性权力不同于传统国家的专制性权力，它在本质上是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和汲取能力，国家的协调能力即驾驭市场的能力对调动和协调社会资源也有重要意义。现代国家建设是现代主权国家确立和巩固的持续性过程，国家权力向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微观领域不断渗透，确立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化互动关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连接古代政治、现代政治及当代政治的枢纽，可以视作中国现代国家转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新时代的具体表现。现代国家治理的内涵和本质，既是对现代国家治理任务的理解，也是对现代国家矛盾和国家治理难题的回应。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涉及国家权力的运行过程及效果，在目的取向、内在原则、行为方式等方面实现其合理性；通过国家基本制度的巩固和完善，实现国家权力体系、社会组织体系、市场经济体系的积极互动和有效运行。现代国家的矛盾、现代国家治理回应的问题，包括人民主权与政府治权一定程度的分离，社会分层、利益分化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主体多元化、权力分散化引发的协同合作困境。经济社会转型包括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要求社会成员从现代国家的发展中获取实际的利益。同样，国家应该确保市场有效运行、社会良性发展，从而形成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来源和支撑性力量。国家无法长期自我支持，需要从经济、社会、市场、大众的支持中获取存在和发展的动力。

（二）现代国家建设的制度视角

当代中国具有双重历史背景，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中阻碍因素和既得利益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历史上官僚主导的政治体制、以小农生产为主的自然经济、缺乏有效政治整合和自我组织的基层社会等的影响。对于当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来说，这些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改革进程可能面临社会利益分化、重组的干扰。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不健全的利益协调能力，会导致改革发展的公正性和均衡性遭受挑战。这些问题关系到在社会建设方面应选取的突破口和抓手。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是理解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制度视角。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制度建设既是国家治理的内容和任务，也发挥着衔接、支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良性运作的功能。对于国家治理体系来说，只有综合不同领域、层面、环节的治理内容和形式，才能通过结构框架、组织体系和制度化运转，起到联络国家治理体系不同部分的作用，从而发挥单个主体或组织无法实现的合意目标和良性效果。对于国家治理能力来说，国家治理体系能否发挥预期功能并不完全取决于治理主体和主观意愿，而是由制度建设的结构性效果决定的。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所要求的国家制度建设，应伴随市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巩固完善，在重构政府职能、协调纵向权力关系的同时，确立公共权力、市场经济、社会领域的治理关系。国家不仅需要通过公共权力引导市场主体规范其活动，而且面对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巩固以及社会力量的蓬勃发展，还需要时刻调整政府自身的行为方式、职责范围。

针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政策，精英的塑造能力和塑造作用值得思考，而制度本身的变迁和维系，作为原因，对政治变迁和现代化产生影响的复杂机制同样值得深入思考。在比较现代化实践和研究中，统治精英是否选择有利于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对于解释不同国家现代化的同与异，以及解释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现代化的差异性具有重要启发。内生变迁分析途径，修正了外部冲击引发重大变迁的观点，强调了主体能动性在制度变迁和现代化中的作用。但在关注社会互动、政治互动如何造成变革的同时，可能较少关注制度、政策本身如何塑造此类互动。剑桥大学政治学系的历史制度主义学者乔万尼·卡波齐亚（Giovanni Capoccia），在整合式的内生渐进变迁理论方面有重要造诣，他认为“我们在强调内生变迁理论行动者可以塑造和影响制度的同时，要思考制度是否具有相关的能力，可以阻碍制度变迁，制度本身是不是通过和行动者或者所发挥出来的文化范畴的相关的制度化的作用，能够影响制度自身”。

（三）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与功能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政治逻辑，揭示了社会动员和政治整合、资源汲取和利益分配，关系协调和国家巩固的均衡秩序的构建关系。这三组关系，可以理解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均衡秩序的构建。这既是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和功能，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自身蕴含的功能。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更好地发挥社会动员和政治整合的功能，这点和我们对现代国家特征的理解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国家权力和中央意志向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包括微观领域渗透。以制度化的途径塑造和社会的互动模式，将社会系统较好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并且让社会系统成为国家权威的基础来源和支撑力量。

第二，关于资源汲取和利益分配功能。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国家职能和统治方式的调整，还是近代战争背景下，国家组织结构和动员能力的塑造，抑或是传统国家面对经济变革和国际环境进行的主动的适应性转变，国家都需要获取充足的资源作为支撑，而且能够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合理的价值性分配。这是维护国家统治，也是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保障性因素。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协调和国家巩固的功能。只有通过经济市场化提供现代国家运行、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通过政治民主化建立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才有助于从根本上实现国家巩固的现代性目标。

五 结论与讨论

现代化的道路有很多条。中国作为后发者，需要思考后发者的优势和劣势。在劣势方面，不仅是道路不同，“前人”也会带来诸多限制因素，我们只能以其他方式来走。而后发优势，则体现在可以在追赶和竞争中，更好地思考先发现代化国家的不足，同时更好地借鉴其益处。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思考，能够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前进目标和本质要求既体现了历史政治发展演进的逻辑，也体现了均衡秩序构建的循序渐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政治逻辑，揭示了社会动员和政治整合、资源汲取和利益分配、关系协调和国家巩固的均衡秩序构建。

社会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对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理论已做出较为系统且充分的理论阐释，政治学在现代化理论的构建上也应持续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在现代化理论的建构和阐释方面，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